章开沅 田彤|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

历史如一幕幕前后相连不断上演的戏剧，主角的命运往往就是每一幕的结局。辛亥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角一度就由东南精英扮演，他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与咨议局、领导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参与沪鄂之争、调和南北、扶持袁世凯上台，以至圈定北京民国政府各部人选，规划甚至改写了辛亥前后的中国政局。东南精英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要角，是由其所处的地域、自身的作为和时代的机缘所决定的。

一 实力

东南精英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集团跃上历史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基在区位优势之上的总体实力。

经济实力是首先需要考察的。首先，从金融状况来看。南宋以后，东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超过西北。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与通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汉族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重心愈益向东南倾斜，而以上海为辐射中心的江、浙诸省的地位乃益加重要。早在1883年因丝栈亏折而引发的倒账风潮中，浙江头号绅商胡光墉开设的阜康等银号、钱庄的倒闭，就直接造成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汉口等地的金融恐慌。甚至竟使京师为之震动，亲王和大学士都蒙受巨额损失。如此可见江浙富豪巨商气焰之盛。1910年7月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更使得上海正元、谦余、兆康、源丰几家钱庄相继倒闭，造成市面极大恐慌。而武昌起义前后上海的钱业恐慌，不仅凸显上海金融在全国金融中所具有的支柱性地位，而且表明它也是左右政局的触媒。虽经督抚商借大量新币稍事缓和信用危机，但杯水车薪毕竟无济于事。江浙地区钱庄的歇业和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钱业与其他各业的一片倒闭风联系在一起，迫使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走投无路，终于为形势所迫半推半就地趋向革命，加速了清廷的覆灭。

其次，从经济实体来看。1894年前，民族资本在上海已经开设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马关条约》签订后，一些原有行业如缫丝业、机器工业、面粉、棉纺、火柴、造纸、印刷、碾米等有了显著的发展，包括水电、卷烟、织染、呢绒、织麻、食品、制革、榨油、烛皂在内的一些行业兴起。上海民族资本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历年设立的厂矿共594家，资本额共12028.8万元。其中上海83家，杭州13家，无锡12家，三地共计108家，占此期间全国设立工矿总数1/5弱。如果从资本额加以考察，则上海为2387.9万元，杭州155.2万元，无锡142.2万元，三地共计2685.3万元，占此期间全国设立厂矿资本额的1/4强。(1)而这还不包括南通、苏州等地新设工厂数与资本额。

1895年到1910年，全国华商纺织厂共19家，资本为1045.4万元，其中江浙有16家，资本为841.5万元，占全国华商纺织厂资本总额的80%以上。另有统计表明，1890-1910年创办的26家华商棉纺织业中，外地仅有武昌2家与安阳1家，其余23家均在江浙。1911年，全国华商纱厂纱锭总数为49万7448枚，其中仅上海一地即有16万5696枚，占全国总锭数的33.3%，如果加上南通、无锡纱锭数，则三地共22万2568枚，占全国总锭数的44.8%。

1895年到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计97家，资本总额为1158.4万元，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额为1013.7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近90%。如果从对外贸易看江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则情况更为明显。1901-1903年，仅上海一港即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3.1%。1909至1911年期间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占44.2%。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以及它在全国的龙头地位和支撑作用。

实力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新闻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到20世纪初，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已有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成为这种新兴传播媒介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以全国各种期刊而言，从1900到1918年就有七、八百种之多，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收有210种。仅1911年12月以前出版的157种期刊中，海外(主要为日本、香港)出版者有53种，占总数的34%；上海出版者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主要是东南地区)出版者为44种，占28%。上海出版的报刊不仅种类、数量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而所谓外地出版者，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与上海声息相通的长江流域大中城市居多。甚至绝大多数出版于日本的海外报刊，也以上海作为向内地扩散的枢纽。

此外，上海出版的一些主要报刊还在其他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站，而外地出版的若干报刊为扩大销路与影响，也争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代理点。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便在中国、主要是南方不少城镇，形成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时人曾如此评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商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人之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也。”“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议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

20世纪初年的江浙，曾经是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最为鼓荡发达的地区，是辛亥革命在国内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这是与媒体的蓬勃发展和鼓动、宣传密切相关的。当年江浙的爱国人士曾自豪地把桑梓地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之中心点”。

由于上层绅商有钱有势，媒体主管不能不仰其鼻息，而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立宪派对媒体的重视甚至更早于革命派。早在维新变法之初，他们就积极参与创立学会，兴办报刊，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到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上海几家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成为立宪运动的鼓吹者。一些主流媒体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东南上层绅商的喉舌。

这些主流媒体又影响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报刊，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导向。而当时的邸报与各省官报发行量与读者面都有很大的局限，并且也非一般市民所喜爱。预备立宪公会还更注意立宪知识的普及，努力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向全国发行。如孟昭常撰写的《公民必读》初编，再版至27次，河南一次就订购1万册；其二编广西一次订购10万册，各地商会订购者亦多。孟森、杨廷栋等撰写的普及立宪知识读物，在全国各地也很流行。东南精英已经控制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主流媒体。大众传媒为东南精英的社会动员增添了助力。

《预备立宪公报》、各地商人及其从属团体创办的各种报刊、各地教育会与地方自治团体的机关刊物也都为张謇、汤寿潜等东南精英大造声势。张謇与汤寿潜在这些报刊的热心炒作下，借助东南互保、主持苏浙铁路自办，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和领袖群伦的“东南人望”。

二 集团

与实业发展相伴随，江浙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工商业巨头，其中如张謇、严信厚、沈云沛、许鼎霖、庞元济、周廷弼、曾铸、祝大椿、朱志尧、叶澄衷等一批人的经济实力更为时人所瞩目，实际占据着经济上的优势。江浙资本家不仅在上海控制了五金、生丝、砂糖、海产、铜锡、铁业、航运、绸缎、药材、银楼等行业，而且对全国许多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这些江浙资本家构成了东南精英的主体。东南精英作为一个集团，是以私谊、经济利益、政治主张等因素所组成的联盟。

相似的出身和私谊能产生莫名的亲近感，这种外显的心理因素是维系这一集团的基本纽带。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或企业家，通常被称为绅商或自称为职商，这意味着他们大多已经具备过渡性的双重属性:既不是传统的绅士，也不是纯粹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是绅士，却从事工商实业；他们是资本家却有功名、职衔和特权。近代由绅而商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

据李文治先生的统计表明，从1901到1907年各省创办农牧垦植公司共计22家，能明确创办人身份的有21家，其中，官僚、绅士和商人分别创办5家、8家、8家。官、绅合计占公司总数61.9%。绅商也是中国早期棉纺织业的主体，在1890-1910年间创办的厂家有26家，不计张謇两家纱厂外，官、绅合计共有14家，占公司总数的58.3%。他们都与清廷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相同的功名背景也是东南绅商政治集团得以形成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从全国21个咨议局共计选出的1643名议员来看，89.13%具有传统功名，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其中进士4.35%，举人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在21省63位正副议长中，进士32人，占总数的50.79%，举人19人，30.16%；贡生3人，4.76%；生员4人，6.35%；不具功名者占5人，7.94%。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副议长蒋炳章、仇继恒均为进士，浙江议长陈黻宸、副议长陈明夏、沈钧儒为进士。

建立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友谊，则使集团内部人员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比如，许鼎霖曾先后与张謇在徐州开办耀徐玻璃公司、镇江笔铅公司、窑弯赣丰饼油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和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同时他也是大生纱厂股东。刘锦藻在沪曾与张謇设立大达轮埠公司。王清穆也曾投资张謇的大生一、二厂。预备立宪公会的列名会董基本都与张謇有过直接的商业交往。就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前的几个月，张謇还与周廷弼、狄葆贤等人发起过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由于经济利益的勾连，他们在政治活动中能荣辱与共。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张謇、汤寿潜终生不渝的交谊为例加以补述。

张謇与汤寿潜结识于科场蹉跌、贫病交加而子女夭折的光绪十五年(1889)，当时都是风华正茂且多经历练的英才，他们的结交显然理性更多于感性。他们之间有太多相近的因素。

从出身来看，他们都是出身于较贫穷家庭的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过农业劳动，并非不识稼穑的书呆子，而他们的家庭又或多或少与商业有某些联系。从求学动机来看，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下，他们都从早年的以应试为目的的制艺教育转向经世致用，把读书与匡时救世结合起来。可能正是由于他们的治学并非专注于应试，更不屑于揣摩时文风尚，所以都曾在科举路上多遭蹉跌。他们都非少年得志，平地青云，而是步履艰难，大器晚成。他们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游幕生涯。张謇以协助庆军统帅吴长庆参与朝鲜“壬午之役”并起草《善后六策》而暴得大名。汤寿潜则以辅佐山东巡抚张曜而知名于世。

作为高中的举人，他们都具有士林推重的乡绅荣誉。张謇在税制改革与农业改良方面曾小试身手，汤寿潜则以《危言》的撰写、刊行名噪一时，在思想界的影响较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甲午战前，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水利、盐务、赋税、吏治、邦交等局部的改进，而是整个中国的革新，并且都认定实业与教育乃是重中之重。

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相知师友，如翁同龢、沈曾植、郑孝胥、何嗣焜、赵凤昌等。也许可以说他们都曾先后厕身于清流与帝党的行列，尽管这是一个成份复杂、意见分歧而且并不稳定的政治结集。特别是在这些友人中，有些是经过张、汤相互引见而彼此结交，并且成为亲密共事的伙伴。如出身于湖州巨商家庭、光绪甲午科进士刘锦藻，就是经由张謇介绍与汤寿潜结识，以后与汤共同领导全浙铁路自办，并任上海大达轮埠股份有限公司总办。而列名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的蒋汝藻，其父蒋锡绅则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早期功臣。

当然，这个密友圈由于存在政治见解的差异，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幻，也会产生疏离乃至分化。如在预备立宪公会期间和若干兴办实业活动中，曾任中国驻神户领事，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的郑孝胥，堪称张、汤最亲密的商务和政治伙伴，是大生纱厂股东与官股代表，与张謇等人开办通海垦牧公司，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人与该会章程的制定者。然而由于对辛亥革命与共和政治态度的差异遂分道扬镳，他以遗老自居，积极为清室复辟出谋划策。

东南绅商是实业、教育救国的热诚信奉者，也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这无疑是东南集团得以形成与维系的又一重要因素。张謇、汤寿潜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可谓开风气之先，宣称“惟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不仅以文字与思想启迪民智，而且更主要的是以行动为表率；不仅顺应潮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地促进潮流。

张謇堪称近代私营企业的早期教父，汤寿潜也曾在浙江倡导建立浙江兴业银行，都对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表露出浓厚的兴趣。也正因为如此，张謇、汤寿潜才成为东南趋新绅商公认的领袖人物，并且先后在抵制美货与铁路风潮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謇、汤寿潜又是民间发展新式教育的先驱，不仅有新派教育理念，而且有实际办学经验。张謇还曾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请拟订初、高等两级小学、中学课程，后又出任江苏教育会会长，1911年曾在北京主持中央教育会。清廷也曾先后命汤寿潜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学部咨议官、江西提学使。1911年，汤寿潜亦为学部接纳为中央教育会会员，并参加首届会议。他们显然已经站在教育革新潮头。

张謇、汤寿潜提倡实业、教育救国，并非不过问政治。张謇、汤寿潜都曾支持过戊戌维新，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变法推动者的某些激进举措。东南一带的督抚对他们更为器重，把他们视为可以信赖的智囊人物。庚子以后，他们参与过东南互保、策划新政、抵制美货、收回路权、地方自治等一系列重大事项的计议。他们实际上是无时无刻不过问政治，扮演着“通官商之邮”的中介角色。他们的业绩、声望和人格魅力，在民间与官方两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尊敬。

20世纪初，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张謇伤感地说过:“亟立宪非救亡，或者立宪国之亡，人民受祸，轻于专制国之亡耳!”仅靠实业、教育救不了国，不打破腐败透顶的传统政治体制的桎梏，即便是温驯平和的实业救国论者和教育救国论者，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在陈旧的传统体制内寻求对于这种体制的根本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张謇所说的“立宪非救亡”，意为即使以立宪代替革命，也难以救大清帝国之亡，至多是可能减少若干新旧更替的社会剧烈动荡。汤寿潜早在1890年出版的《危言》一书，即已主张仿行“泰西设议院”。由于张謇、汤寿潜等恪守纲常名教，仍然未能逾越根深蒂固的忠君情结，所以他们倡导立宪与国会请愿运动，便或多或少带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

张謇倡议和支持国会请愿运动的主要思想根源，是他在经济实践中，已经粗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张謇在欢迎美国商团的致词中指出:“名为实业改良，而从旁牵制如财政、法律、官厅制度，无事不与相涉，非在同时改良不能大有功效”，“今日之略可指为功效者，謇能举一例以告贵国，即吾人欢聚所托之咨议中也。”如果仅有对国会本身的认识，而没有对政治与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认识，张謇可能就不会有倡议和支持国会请愿运动的举动，即使倡议至少也不会那样坚决。对政治与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是日后张謇转向革命的思想基础。

其实，几年前张謇已经意识到经济体制必须与政治体制相适应。比如，他在驳斥清廷反对开办民营银行时指出:“顾我中国政体，尚未入立宪时代，而独银行一端，偏效法共和政体之美国。不知惟美政体共和，其中央政府有代表全国之资格”。这一理论后来成为他宣讲自己主张的有力工具。民国元年，他便以此再次催促政府着手解决积弊重重的盐法:“今既革新政体为共和，则民为主体，断无独于盐务仍袭专制旧习，视沟瘠之沦胥，助素封之延世。”

凭藉东南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的思想进化，张謇、汤寿潜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领先者。这一案例也可以表明，东南精英的政治行动中或多或少有着较为明确的思想基础。

三 动力

东南精英既然拥有不容忽视的物质力量，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并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这种内在的诉求是东南精英投身社会实践的动力所在。

东南精英从20世纪初年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粉墨登场。商会是江浙新式绅商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表征，也是清末各种新式社团中较具活力与影响的组织。1904年，上海首先在公所基础上创设商会，随后苏州、杭州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它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乃至县、镇，分别建立了总会与各级分支机构。到1911年，江浙地区商会已达130余所。商会的成立，明显增强了新式绅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国商会中，江浙商会得到国内外商会的广泛拥戴，具有领导地位。同时，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东南精英，逐步控制了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的工程局、自治公所等市政机构。在此前后，江浙新式绅商势力还迅速伸入医学会、教育会、书画会、救火联合会、体育会、商品协会等各种社会团体，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东南绅商还组织商团，逐步掌握了一支准武装或正式武装，并执掌全国商团联合会。辛亥革命前夕，苏州还出现了由绅商掌握的“市民公社”这种社会基层组织。苏州商会以此将势力和影响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东南精英公开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和对立态度，明确指出清廷难脱洋人奴隶的嫌疑，提出:“鼓我之民气”，“结我之民心”，“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这些都表明此次反帝运动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已经提出争取政治权利的要求了。而在江浙地区，收回沪宁铁路与沪杭甬铁路权利的斗争，不仅显示东南精英有了更为明确的民族新觉醒，而且表现出对清廷专制的愤懑。随着收回路权斗争的日趋激烈，东南精英引导并借助东南民气与舆论的力量，其社会声望更为迅速提升，成为社会良知与正义的符号，形成极大的社会影响力。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支持浙路斗争，并且企图利用风潮推动革命斗争。《云南》杂志与《民呼报》都是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报刊，它们高度赞扬汤寿潜、张謇的主张与行动。但是，革命派却未能看到，正是护路矿权利风潮，迅速提升了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的社会声望，以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他们难以应付的竞争对手。

东南精英的种种努力与社会活动，使得江浙无论在经济、文化、社会控制等各方面均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庚子年张謇、汤寿潜等东南上层绅商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商东南互保时，一致以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清王朝，所能独具的无非是虚名，而支撑清廷的梁柱只能是东南。东南的实力和东南人心的趋向，将可决定中国的政局。这一事例也足说明张謇、汤寿潜等上层绅商具有较强烈的东南意识。1910年，汤寿潜还力主把苏、浙、闽、粤诸省原来分散经营、东鳞西爪、不成片断的已设铁路，协力建“成一大干线”，借以联结贯通，以期形成繁荣殷实的东南经济共同体。

《辛丑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彻底暴露了清廷的衰败无能。从士大夫中脱颖而出的新式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政治和各类学说的影响，主张以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共和。绅商上层、开明督抚和驻各国使臣则赞成君主立宪，企盼光绪帝早日复辟，接续未竟的维新变法。东南互保后，清廷时时担忧在南方出现一个新的并得到中外认同的政治中心取而代之。因此，清廷在坚决反对革命的同时，加紧对由少数官僚和大资本家组成的东南绅商上层的拉笼和软化。但这并未缓减张謇等人主张君主立宪的决心。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则与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加强联系，为他们反复起草与修改请求清廷实行立宪的奏稿。张謇又与业已绝交20年的袁世凯恢复联系，极力争取这个清末最大实力派的支持。同时，张謇、汤寿潜等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托人秘密送入宫中12本，希望能够对慈禧与光绪有所影响。随后，当奉旨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端方、载鸿慈回到上海时，张謇等又代为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当时风气大开，“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清廷因此不得不于1906年夏宣布预备立宪。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立即跟进，于同年12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又在福建、北京等地设立分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当选董事主要都是江浙地区颇为活跃的上层绅商，此外则是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名流文士，如张元济、高梦旦、孟昭常、孟森、杨廷栋等。江浙工商业者以及与工商界关系较深的知识界头面人物，如叶惠钧、王同愈、刘垣、刘树声、沈同芳、狄葆贤等，都是会中的活跃分子。郑孝胥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辞，批驳了中国数千年来家天下的弊政，申述该会宗旨为教育国民，从思想上做好立宪准备。其报告集中反映了东南绅商积极要求参与政治的强烈的民主意识。

预备立宪公会不仅是东南地区立宪运动的中心，而且对全国的立宪运动发挥着主导作用。张謇等人与政闻社总务员马良、交际科职员雷奋、狄葆贤私交甚笃，通过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闻社取得联系，并与湖北宪政预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和广东自治会等关系更为密切。立宪公会俨然成为全国立宪运动的神经中枢。

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以此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随后再次谕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并预筹设立州县议事会。张謇与汤寿潜、蒯光典等人于是开始筹设国会和立宪事宜。

次年五月，郑孝胥领衔以江浙绅商名义电请召开国会。七月，清廷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届时颁行宪法，召开国会。十月，张謇奉旨筹办江苏省咨议局。具体参与筹办江苏省咨议局的是地道的官绅集团。

张謇凭藉身份和社会影响，在许鼎霖、熊希龄等人的帮助下，仍能履行总理职责。张謇除主持筹办处外，还成立咨议局调查会与咨议局研究会，促进筹办工作的切实深入地开展。咨议局研究会的参与者多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地方绅士，人数有230之众。宣统元年八月，咨议局正式开会，张謇当选为会长。

与江苏咨议局成立时间相仿，各省也先后设立咨议局。为了加强各省咨议局的联系，各省决定合组咨议局联合会。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謇和江苏咨议局凭藉其强大实力，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性的龙头。预备立宪公会虽然活动能量很大，但毕竟是民间社团，而咨议局则是奉旨正式成立的民意机关，两者结合起来自然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这一时期，东南精英最大功绩便是倡导了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是预备立宪公会、各省咨议局和部分开明地方官员共同发起的。经过各省间的协商，1909年底，江浙等16省50名咨议局代表荟集上海，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此次赴京请愿未能取得任何效果。宣统二年二月，江苏咨议局作为国会请愿组织者，在张謇的主持下，再次作出速开国会的决议。1910年6月，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10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入京请愿代表有15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则号称有30余万人。清廷再次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并严辞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情”。但立宪派仍未退缩，他们公开宣称“誓死不懈”，并预定在1911年初举行第三次请愿，决心以更大的声势迫使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对请愿运动日益扩大的趋势深感恐慌，谕令民政部与各省督抚立即把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

国会请愿运动表面上好象徒劳无功，但它显示出立宪派不仅代表一种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较大的政治实力。他们企图在反动与革命之间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道路。这股政治势力原本指望清廷能顺应世情民心，认真执行政体变革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与法治，从而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是顽固而愚昧的皇室集团，却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冷酷排拒，把这个温和的派别逐步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东南精英走的是一条依靠王公、朝臣、督抚、上层绅商的“上层路线”，他们在君主立宪的总体方面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和使命感，他们试图依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开辟一条动荡最小、恪守君臣之义的新路。但所剩不多的对清廷的幻想终于因为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而完全破灭。

四 合力

历史的结局往往是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初中国存在着三股政治力量。一是以清廷为核心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及其可能导致的权利再分配。二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兴绅商阶层，他们虽已获得部分既得利益，但却希望通过温和的政治体制变革获取更多的权利，因为旧体制已经严重妨碍他所从事的各种近代企业、事业的发展。三是以革命派为代表的社会中等以下阶层，或可称之为非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括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与广大自发反抗的劳苦群众两个部分。

革命党人最早接受、服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并且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期最终摧毁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们人数很少，为了向强大的反动政府挑战，必须向社会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力量。因此，革命派支持并参与立宪派主导的某些大规模群众斗争，甚至期望通过这些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并扩张自己的力量。立宪派虽然害怕和反对革命，但并未将羽翼尚未丰满的革命党视为对手。他们渲染革命暴烈的恐怖，拟借此威胁清廷让出若干权力。他们抗争的主要对手是清廷中的顽固派。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进步思潮，一为民主革命思潮，一为君主立宪思潮。后者之所以堪称进步，不仅是与君主专制相较而言，而且是由于其政治主要也包含民主与法制的内容。这两种思潮都是经由上海而辐射到东南，乃至全国多数省区，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动员力量。平心而论，革命派对于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重视并不亚于立宪派，但是从革命党的总体战略部署而言，其对上海与东南的重视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直到1911年7月，一部分两湖、江浙籍的同盟会员才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因而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便不如立宪派，甚至还要借助他们的势力。

革命的胜利理应看作是革命派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党本身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为了对抗北洋军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不得不与立宪派以及某些旧官僚携手合作，并在夺取局部政权后借重他们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这固然壮大了革命声势，加快了革命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合作者的负面影响乃至权利争夺。这样，起初似乎符合革命预期目的的结果便逐渐异化，以至于“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革命派在政治角逐中无可避免地败落。

革命与废除君主也不是立宪派的预期结果。企图保持君主而又推行宪政的立宪派，没有想到自己的宣传与实践不仅未能消解革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与革命的步伐。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不仅使立宪派对于清王朝的幻想陷于破灭，而且也进一步表明体制内的改革之路不通。立宪派害怕革命，可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偏偏已成燎原之势，而自己却成为革命盛情邀约的嘉宾。包括张、汤在内的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新政府，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革命派需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经验，而他们未尝没有施加影响以制约乃至消弭革命的企图。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立宪派眼见清廷武力扑灭革命无望，便转而赞同民主共和，并且逐步争取主动权。1911年6月，沈缦云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成为同盟会外围组织。起义爆发后，他把李平书、王一亭、叶绍钧、沈恩孚、莫锡纶等工商界的实力人物都拉到革命一方。上海立宪派在实际上控制了新建的军政府的全部民政事务。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开支也仰给于江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继创办的中华银行和中华实业银行，也是以沈缦云等上海资本家为主要依靠。

上海资本家是东南精英当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他们较清醒地看到革命浪潮的无可阻止，因而确定了“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方针，积极促成江浙两省的独立。张謇出于速筹和平之计，维持经济发展的目的，(1)分别致电、致函袁世凯、张人骏、铁良，劝他们铸剑为犁，同襄共和，免遭生灵涂炭。

江苏政局的真正稳定又必须以全国政局的稳定为前提。在中央政权瘫痪后，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极易招致外来干涉、藩镇割据的内讧的出现。因此，在攻下江宁的20多天后，张謇与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陈其美、钮永建、胡瑛、汪兆铭、赵凤昌、马君武等人，针对这一严峻局势，发起并组织共和统一会，力主实现22省的军政、民政、外交与舆论的统一。

南京光复使全国政治态势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以革命中枢自居的武昌，由于汉口、汉阳相继失守而逐渐失去首义的优势，南京则成为可能取而代之的首都。这是除了湖北集团以外的大多数革命党人与东南绅商的共同愿望。在突如其来的局势之下，革命派、立宪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政治分歧逐渐泯灭，形成以地域为纽带上海与武昌两个集团。东南精英在各省代表会议与南北和谈地点之争中，显示出潜在势力与活动能量。这场争夺表面上是上海与武昌两个政治集团间进行的，但背后却隐藏着江浙与湖北两个地区工商业者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张謇一伙通过陈其美、陈陶遗等老同盟会员的关系，把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元勋逐步争取到自己一边，以抑制武昌集团居功自傲的气焰。同时，由于他们早已与袁世凯声气相通，所以能及时利用汉阳失守和攻克南京以后的局势变化，轻而易举把各省代表会议和南北和谈的地点转移到上海。此时，袁世凯在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并且成为革命派在战场上和谈判中的主要对手。革命派当然希望通过北伐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袁世凯也未尝不想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消灭革命武装及其影响，但当时的具体情势却是难分高下。南北对峙已成定局，就为处于中间地位且一向主张调和的立宪派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正因为如此，张謇朋友赵凤昌的寓所惜阴堂，狄葆贤的时报馆息楼，都成为南北政治势力讨价还价的交易所。中华国民联合会最初草拟的发起人中，包括江浙、湘、赣，却偏偏没有首义之区的湖北。到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势力表面上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实际上惜阴堂内南北妥协的方案也初步拟定。即只要袁世凯敦促宣统皇帝退位，南方就一定让袁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东南上层人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控制了拍卖革命的主导权。

立宪派与东南上层绅商自认缺乏政治中心的传统，因此，在清王朝覆灭后，他们便很自然地期望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并且实现他们在稳定中求得革新与发展的梦想。他们在孙、袁之间弃孙而拥袁，除了政治理念的悬隔外，还因为孙为新交而袁毕竟是早年旧友，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利害权衡。张謇与赵凤昌、马相伯、黄炎培等人，一致认为袁氏有实力迫使清廷让位，并可统一全国以建立巩固的民国政府。

相反，觉得孙中山没有统一中国的谋略与实力。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虽然对张謇相当尊重、愿意真诚合作，但张謇对革命派却始终缺乏信心。对于东南绅商上层人物来说，无论是建立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进行南北和谈，目的都是让袁世凯来结束革命，并且在共和的形式下统一中国。

其实，不仅是张謇，而且各派人物都能认同袁世凯为领袖。袁世凯除有军队外，与他身处的旧官僚、旧军队的中坚人物相比，他的知识结构比较近代化，直隶新政的不凡成绩也为他赢得很高的声望。孙中山在党内曾公开称:“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并不谬误。”

袁世凯表面上承诺拥护共和，实际上却是醉心于以武力统一实现个人的高度集权与独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用忠诚的姿态欺骗了皇室，用信守共和欺骗了革命党人，又用统一和秩序欺骗了整个资产阶级。这与张謇的在稳定中求革新与发展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当时形势不仅不利于革命派，而且内部分化和妥协倾向普遍有所增长。张謇等人已经完成了对革命派的软化。老同盟会领导人中，汪精卫早已为袁世凯收买，名为南方谈判代表，实为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的入幕之宾。张謇、赵凤昌还通过陈陶遗影响黄兴，使之在同盟会上层转达他们的意图，影响孙中山等人的对政局的决断。革命派在各方面压力下，只能顺从袁世凯意愿，让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南方许多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持怀疑态度，不愿交出军政权力，甚至继续鼓吹北伐。南方试图以定都南京与尊重临时约法，捆绑袁世凯的政治野心。此时，沪鄂两地政治集团迅速分化重组。两地立宪派、上层绅商、部分旧官僚并不计较曾有过的地域之争，联合起来反对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的主张。张謇坚决站在反迁都一方，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一时间反迁都论甚嚣尘上。

迁都之争始定，内阁人选又起微澜。南北代表再一次坐进惜阴堂，协商内阁成员名单。提议国务总理一职由唐绍仪出任的人，却是并非代表的赵凤昌。至于内阁各部人选，也是以张謇、赵凤昌等人事先的拟议名单为主。袁世凯通过控制内阁选派，加强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其后，张謇又鞍前马后地为袁世凯效命，协助解散南方剩余的革命武装和力劝黄兴北上，为袁氏统治消除隐患。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为了对抗宋教仁等扩充同盟会，张謇等人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成立以立宪派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高唱“国权主义”、“全国统一”，极力巩固袁世凯的政权。

袁世凯在种种纵容之下，独裁野心急剧膨胀，进而向革命派举起屠刀。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爆发后，江浙工商业中除沈缦云等少数急进分子积极支持和参加武力讨袁外，绝大多数都害怕革命将会葬送平稳的时局，毫不犹豫地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反对“二次革命”，(5)但是他们很快就自食其果。袁世凯平息革命派后，下令解散上海商团，撤销上海和其它各地一切自治机构和民意机构，解散国会。资产阶级在清末争得的一点权利丧失殆尽。

辛亥革命首先爆发于武昌，但决定全国局势则为上海与江、浙的相继独立和东南精英的政治活动。这说明江浙地区和东南精英，不仅在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而且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推动立宪与转向共和，虽然没有实现自己原来预期的结果，但并不等于他们的劳绩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痕。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社会集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既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动力之源，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从总体来说，东南精英敏于时势，顺应历史潮流而又引领历史潮流，但最终却遏制了这股潮流。当然，他们的历史影响力也不容过分夸大。

注释从略 来源 章开沅 田彤：《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史林》，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