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国|张謇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謇从1895年回籍至1926年去世，主要精力放在办实业、办教育上，他所创办的工业、农业、交通业再加上他所举办的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事业，对南通乃至江苏和整个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时间江海之滨的工业飞速崛起，教育蔚然成风，改变了南通物质生产和文化事业的落后面貌，并对近代江苏乃至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张謇教育思想的时代特点

张謇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救亡图存基于教育

近代的中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门户以后，开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直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领土、主权一步步沦丧，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为许多有识人士、爱国仁人的强烈呼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系乎学校。“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但是他们在变法失败之后也无法在国内完全付诸实践，而张謇则不仅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倡导者，也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认真实行者。

张謇在甲午战争之后提出：“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不可以己”，他还说：“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侵马侵马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张謇在“中国今日国势哀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深深感到“惨莫大于亡国，然非人所能亡也，必先自亡而后人亡之。”“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他把这些归咎于教育不力。因此，张謇指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张謇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办教育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从而发展了工业的缘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的实业、教育事业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因此，要想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就必须大兴实业、大办教育。

张謇正是抱着“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的宗旨来办教育的，他把兴学育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看成是图国家之强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救国”是张謇等人的一种有着历史进步意义的探索。

第二，振兴实业必先兴办教育

振兴实业，必先兴办教育是张謇的教育思想的第二个时代特点。

“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而要救活中国，“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可见张謇把实业与教育作为救国的两方面，两者相得益彰。

张謇所说的实业，包括农工商。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处在艰难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张謇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盐业公司、渔业公司、榨油厂、电厂、酿造公司、食品厂、油厂、淮海实业银行等，门类极广，涉及社会上相当多的实业和部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曲折向前发展。张謇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同样遇到这样的情况。此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垄断阶段，他们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把中国作为他们输出资本，倾销商品的市场。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为了打开并扩大商品的销路，提高商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必须改进管理，改良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拥有各种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熟练的工人。张謇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而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为张謇提供这些人才，所以张謇不得不用重金聘请外国人才，而对此他又有苦衷。大生创办之初，多依赖外国技术人员。当时聘请了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和技工忒纳，特地为他们造了一座洋楼，请了西餐厨师，百般伺奉。这些洋技术人员领取高薪，汤姆斯个人的月薪就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二百倍，但一个月只到工厂几天。特别是企业的技术管理权操纵在洋人手里，企业处处受到他们钳制和摆布。张謇对此深为苦恼，“夫如是则安足以自立之一日哉!”于是，他痛下决心开始创办学校，“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即必须通过办教育培养发展实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张謇因业而立教，因工而办校。“南通有纱厂，暖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暖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张謇创办的教育适应了实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实业的发展又为创办教育提供了更多的经费，从而更加提高了他的办学信心和积极性。

第三，开启民智必由教育

张謇认为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落后是由于民智未开而造成的，因此，要救国必须从开发民智，提高国民教育程度入手。

日俄战争爆发后张謇就指出：“国势艰危，比去年更甚。日俄之战，无论孰胜孰负，祸终萃于我国，盖战地在我，本无苟安中立之理。……而知此痛者，以全国人比较，分数不过千万中之一二，处堂燕雀，姑以为安，岂非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这些足以证明张謇办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开启民智，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程度，改变当时的愚昧状态。

张謇的教育思想有其明显的时代特点，他强调大力兴办教育，无论是出自开启民智，还是振兴实业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救国是他教育思想中最明显的本质特点，但他毕竟是生在国势危弱、门户洞开、虎狼擅入、民穷国危的清朝末年，他一心救国却不为当道者所容，所以不得不“遁居江海”，开始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实践，他要用自己的脚步踩出一条封建士大夫所从未走过的道路。

二、张謇在江苏南通的教育实践及其特色

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起至1920年止，据粗略统计，张謇在通州地区(今南通地区)亲手创办与筹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有：初等小学三百多所、中学若干所、师范二所(通州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十多所、高校三所(农、纺、医三专科学校)。在南通形成了以师范教育为主，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以及幼稚园、教育馆等教育机构，可以说张謇的办学成绩是引人注目的，无怪乎他在1924年自豪地回顾道：“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纺纱厂。二十八年，创立师范学校，以为普及教育之基础。纺织需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此校亦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须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所仅有。又设商业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更进而有图书馆，有博物苑，有气象台。此南通已成立之文化事业也。”在张謇的教育事业中，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张謇的教育实践，颇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他特别重视教育中的教育———师范。他说：“师范乃教育之母。”

张謇认为，要增强人民的爱国思想，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就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开民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他预计“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距校最远之学童为二里半，每日上学散学，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学童练习勤劳也。”后来，他亲身体察到，乡间小路刮风下雨，道路泥泞，对于十岁以内的儿童来说，每天十里路程的行走，势有不便，又改为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这样，全通州初等小学则须六百所。

要办这么多学校，就必须有众多的合格小学师资，教师成为办学的先决条件。“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无师则无学”，“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因此，张謇力排万难，首倡师范教育。

1902年(光绪28年)，张謇出资二万余元，加上其兄张詧、好友沈燮均等人的赞助，共9.3万元筹建私立通州师范(当时叫“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择校址于城南千佛寺旧址。张謇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私立的师范学校的起点。他自己也称：“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为同类知识之谋而仅此乎?”

张謇对通州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亲自担任学校“总理”(即校长)，经常身体力行，甚至写校训，订名牌，查厨房、厕所等工作，都亲自过问。他对通州师范的办学宗旨、学制年限、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师资配套、教学管理、设备经费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意见和主张。

1、张謇在解释“师范”字意时说：“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所以他的办学宗旨是要把师范生培养成不仅仅是文化知识而且还是思想品格与身体素质各方面都合格的人才，用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的话来讲就是“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全面发展。

2、在招生对象方面，张謇认为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师水平，所以主张挑选“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入学。入学后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培养为民办事的精神，因而他为通州师范学校制订的校训就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

通师当时只招收男生，张謇考虑到幼稚园教师应以女子为宜，1905年又增办女子师范。

通师从开办至1926年张謇去世止，20多年间共培养正科师范毕业生997人，其中：男843人，女154人，讲习所411个，简易科27人，附设其他各科共95人，毕业生散布于省内20个县市和其他7省14县市。(《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校友录》，南通图书馆馆藏)这些师资力量为南通和江苏地区的普及教育事业乃至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学制年限上，他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通州师范分本科(三至四年)、速成科(二年)、讲习科(一年)三种，并附设农科、蚕科、测绘科、土木工科及甲种师范传习所等，学成后回各县司教或做其他工作。

4、课程设置方面，他结合其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学校和其他各国学校的课程设置，主张授课要中西兼备，古今结合，既设文化课，又设专业课，在文化课中重视科学知识教学，尤其重视工具科，在强调国文基础工具科时，他说：“为通各学科之精神，算术与之并重”，对语文则要求“国文必期适用”，作文训练要求“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在题内说出，不在题外敷衍”。为扩大师范生知识面，规定设选修科，如：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语等科目。

5、在师范学校的师资配置方面，张謇认为“无良师则无知识”、“师不能教则学校败，”于是，他聘请了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任教或讲学，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其中王国维曾来通州师范学校讲授过哲学、心理学。与此同时，他还倡导从国外聘请教师，初期即聘致日本学者木村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七人，以及德国医学博士等来通州任教。张謇明确指出：“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水平。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从事教师工作，张謇提出要对优秀教师进行名、利两方面的奖励，如采用擢优、励恒、彰廉等方法加以奖励，以此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鼓励从事教育事业，“使有乐从教育之途”。同时，制定了有关聘任规定，如：给俸法、就聘法、义务界限、任职资格等，对于不胜任、不守规则的教师则制定了有关解约规则、处分规则等加以约束。

6、建立严格的教学秩序。1903年张謇在揭示“教育”的含义时说：“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所以，通州师范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校章者，管理之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保证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学秩序。

7、提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新思路。他主张“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辅助之。”他还提出征收教育税，按财产多少捐助教育，并征收教育专款，预筹教育基金，作为教育经费保证。

谭玉苗先生曾亲自调查过通州师范经费来源。据云有这样几种，第一是张謇从大生等厂的利润的分红中拨入;第二是张謇将垦牧公司的土地大约9880亩划给通州作校产;第三是向社会集资;第四张謇设法开源，如宣统二年四月，张謇亲自带通师学生到军山、剑山植树造林，名为“学校林”。以后此两山的森林树木的收益归通师，作为通师校产。他在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8、重视教育实习。这在当时是办学的新事。他强调认为“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之地。”从而特设师范附小，他要求“凡毕业我师范学校者，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而教授之实习，必备方案于未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

其次，张謇教育实践的另一大特色是注意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实业教育。

张謇办的实业教育，不仅有南通农科大学、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三所高等专业学校，而且有商业学校和工商补习学校、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传习所、发网传习班、镀镍传习所等一批中等实业学校、实业训练机构。

张謇对实业教育的重视‚源于他对教育促进实业和教育改良实业的巨大作用的清醒认识,他希望学生通过专业训练、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

1、联系地方实际，培养实用人才

张謇认为“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教育尤其有变动，不过必当顾及本地的需要。例如在南通讲教，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南通盛产棉花，张謇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办了大生纱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需要纺织专门才，民国初年首创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为了改良棉种种法，农业学校应时而生，张謇先生在通海垦区办起学堂，1906年在通师附设农科，继而建立独立的高等业学校，1920年又进一步建立了南通农科大学。南通业逐年发展，各省游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增多，乃重卫生、医院的建立和卫生设施的改进，需要医学专人才不断增多，1912年他兴建南通医学专门学校。20代，又以上述三所学校为基础，筹建了南通大学。

由上可见，张謇办的实业教育固然有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他紧密结合地方情况和实业的需要创办教育，的确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

2、实业与教育相迭为用

1903年张謇在考察日本的《东游日记》中说：“执笔论事而读书之少，临事需人而悔储才之迟，举事所同，余尤引疚。”他一方面对日本重视教育、人才济济而羡慕不已，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缺乏各类专业人才而深感不安。于是他响亮地提出了“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的口号。张謇办教育是以实业为基础的，而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又为实业服务，实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张謇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大力倡办教育，以实业支持了教育，而教育又推动了实业的发展。

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为例，从1912年开办到1920年，这所学校共计培养纺织技术人员800多人。1918年纺校毕业生受聘于上海厚生纱厂，安装纺机可以不再依赖外国人，1921年毕业生又为大生三厂完成了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和安装工程，试车效果良好。张謇兄弟俩看到自己学生能为祖国争气，非常高兴地说：纺织学堂居然为我省了钱，争了气。1924年大生纱厂纱支趋细，而通棉纤粗短，不宜改纺。南通大学农科学生带图片、良种标本到各地展出宣传，推广良种，使参观的农民有了兴趣，第一年贷良种的只有300人，第二年增加了十倍，达到三千人，提高了通棉的产量和质量。

南通实业的迅速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提供办学资金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仅张謇本人从1900—1925年，从实业中所得的薪俸257万多元，都用于教育、慈善事业及地方公益事业。

3、实业教育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张謇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大力倡办实业教育，而在其大力倡办实业教育的过程中，他又注重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首创了女子实业教育。张謇在1905年举办女子师范后，1908年开始设立女子传习所，由张謇夫人主持，1913年扩分刺绣、编物、手织、图画、裁缝、育蚕等六个学科。1914年绣编两种，由张謇从苏州请来刺绣专家沈寿任主任。

另外，如“发网传习班”是短期的职业训练班，入学者不受年龄和文化水平限制，学员只要每天织十网即可结业，大约半月一期，学完可受雇于大生资本集团。还有1920年开办的“女子蚕桑传习所”是结合农村季节进行教学，半农半读，只需初识文字即可入学，农闲学习一些浅显的养蚕、制丝、种桑知识，农忙则养蚕。

张謇还注意结合各种实业教育的特点，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地进行。以商业方面的实业教育为例，张謇办商校分三种形式：

(1) 商业学校，开始叫商业初等学校后改为甲等商业学校。学制四年，毕业后到商业部门工作。

(2)工商补习学校是业余的，主要招收徒工，设中小两班，分日夜授课。

(3)商业传习科，学制一年，是短期商业技能训练。

张謇所办的实业教育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办法之精良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张謇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评价

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代表了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创新和开拓意义。

张謇从在南通筹建通海农学堂到首创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他用集资方法解决了办学资金，他亲自拟订学校章程，并对有关招集学生、教习考核、课程设置、教务管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完成了学校招生，聘请教员等一系列工作，在此基础上，他先后筹建了南通城乡初级小学、盲哑学校、初、高等农校、南通医专校纺织专科学校、女红传习所、工商补习学校、交通警察养成所、蚕桑讲习所、垦牧初等小学以及幼稚园、伶工学社等，并将农、医、纺织三校合并为南通大学。此外，还举办了政治讲习所、巡警教练所、监狱讲习所，开办了发网、保姆、镀镍讲习所等，倡建两江师范学堂、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帮助创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堂，在其教育实践中构建了一个完整教育体系。张謇曾亲自考察日本的学校和日本的教育，倡导了教育的对外开放，亲自选聘外国专家、学者来南通任教，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等，是近代中国倡导教育对外开放的实践者。

张謇在教育实践中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必须优先发展的教育救国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宝库，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他明确地提出：“教育者万事之母”，强调“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教育”，“广设学堂，普及教育”，“教育为实业之父，实业为教育之母”以及“师范为教育之母”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至今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张謇在教育的实践中还创造了“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成功模式，他强调教育为经济服务和教育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教育从边缘走向经济中心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强调学以致用，因地制宜大力倡导实业教育。他因南通产棉而建纱厂，因纱厂而建纺校，因垦荒植棉而设农校，因商业而设商校和银行学校，因医院、卫生而设医校和护士培训所，以及因妇女而设女红传习所、发网传习所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队伍，这对于将教育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樊篱中脱离出来，开拓近代中国教育新途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开展近代实业和职业技术教育起了示范和典型作用，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謇在教育实践中不但开创了以实业辅助教育的先河，而且在实践中还总结出一系列有关多种形式办学和多渠道筹措资金解决教育经费的途径。张謇主张“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财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他还明确提出：征收教育税和教育专款的主张，实行分级负责，加大教育投资，并在办学实践中将其本人从1900年至1925年在实业里所得薪俸257万两银全部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事业，其叔兄张退庵也将其工资50—60万两捐助给学校和社会事业，各工厂及其股东也出了大量资财，支持其在南通所办的21所中等学校、335所小学和20多所职校，并对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博物苑、图书馆以及沪、浙、赣等地教育事业进行赞助，这不但为其所办的教育事业和其他社会事业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且在一定程度实践并开创了企业投资教育的先河，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途径和新鲜经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謇教育思想和实践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它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仍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当然如同历史上的其他伟人一样，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有着明显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这应当从历史和时代的角度加以说明，不可苛求于前人。

注释从略。资料来源 周新国：张謇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