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心峥嵘路：张謇精神对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启示（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就是根植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情境、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被企业领导、员工所接受并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深受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认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作为士大夫的最高代表——状元，他坚持读书人应有报国之志，承担建设家乡和造福桑梓的重任。纵观历史，张謇实业报国，那句“时时存必成之心，处处作可败之计”的动人话语，既流露“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创业维艰，也蕴含“民胞物与、己溺己饥”的惠民情怀。张謇精神是中华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家国情怀与经济理性的有效结合，是在义与利、公与私、家与国之间重塑的商业伦理。因此，张謇实业之举对于当下如何将企业管理实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1894年高中状元，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的开拓者，主张“实业救国”，在南通兴办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开创唐闸镇工业区，使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张謇一生创办20多家企业和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教育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甲午战争战败后，张謇放弃状元身份，投身实业，提出“实业救国”主张。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张謇陆续兴办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他提出发展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重点在于以新技术发展重工业以及采用“棉铁主义”的工业路线。他鼓励发展民间资本，重视发展商业，并将“办学堂育人才”作为发展工商业的支撑。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建立大生纱厂赚得第一桶金后，不断拓展商业版图，围绕纺织业兴办一系列上下游企业，形成庞大的“大生系”资本集团，南通地区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

张謇提倡“父教育”，他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是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1905年，张謇与其合作者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江苏省南通中学），并创办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称为“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前身）。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1915年，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1917年，在张謇的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1920年，张謇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国立东南大学成立。此外，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值得一提的是，张謇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在兴办教育中提出“道德优美、学术纯粹”，认为“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首重道德，次则学术”。道德是做人的准则，学术是成才的关键。同时秉承“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教育理念，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融合，教育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社会经济建设促进教育事业繁荣，二者相辅相成。

张謇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1903年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当地书画界的交流。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促进了近代书法的交流与传承。1905年，张謇以个人力量兴建南通博物苑，开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为扩充馆藏量，张謇广泛征集文物，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1905年，张謇成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未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思维来经营发展，而是以“巩护我国教育权、驱策文明之进步、杜绝外人之觊觎、消弭后来之祸患”为宗旨，兼顾社会责任和文化信仰。

大生纱厂是张謇于清末创办的一所私营棉纺织企业。1895年，张謇以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名义，筹划在南通创设纱厂，面临最大困难就是集股筹资。1898年，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动工兴建，1899年建成投产，即大生一厂。

大生纱厂名称取自《周易·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之所以取名“大生”是因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大生”二字表明了张謇的实业理想，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大生纱厂的惨淡经营离不开张謇追求实业的百折不挠，在市场混乱、融资困难和环境恶劣的近代中国，张謇充分利用状元身份，创新地将“官督商办”改制为“绅领商办”，一手将大生纱厂发展为中国纺织业的标杆，在巅峰时期曾占全国纱锭总数的11.9%。因此，大生纱厂对于解读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起源和生成都有着极强的实践启示。

首先，大生纱厂是典型的“绅领商办”的经营模式。为解决大生纱厂筹办过程中集股不顺的困难，张謇独创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运营模式，与合伙人商议以机器为资本作价25万两官股，约定官股不涉及盈利亏损只收取利息。值得一提的是，“官董”并未参与企业日常经营，偶在股东大会等正式场合进行象征性活动。表1为大生纱厂原始资本来源。

其次，大生纱厂体现张謇威权型领导特点。大生纱厂成立初期，张謇在公司所占股份未超过千分之五，从现代治理视角来看，张謇未能取得对大生纱厂的控制权。但是在建厂初期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张謇在大生纱厂的话语权无人可匹及，原因在于张謇具有独特的威权型领导风格。这一威权既是建立在其官绅双重身份和地位上，也是建立在张謇的德行、经验和口碑等个人特征上。威权领导风格为起步阶段的大生纱厂带来了治理“红利”。例如，融资举债是大生纱厂早期发展的困境难关，正是依赖张謇的个人威权和社会声望，大生纱厂能够便利地吸收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入股公司。此外，税务负担同样是大生纱厂面临的难关，张謇运用其状元身份，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利用官方力量减免税厘。

最后，大生纱厂是典型家族式运营模式。家族式企业运营模式帮助大生纱厂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取得竞争优势。张謇将与自己沾亲带故且商业经验丰富的本土商人安排至大生纱厂的重要岗位，由此成为大生纱厂创建初期的核心团队。这些被张謇委以重任的管理人员既熟稔市场行情，又在生产管理方面“督工甚勤，竟日无懈”，帮助大生纱厂顺利站稳脚跟。此外，大生纱厂选用的工人普遍来自南通地区，本地用工模式的优点是用工成本较低，当时每日男工工资均价为0.55元，每日女工工资均价为0.45元，而大生纱厂日均工资在1角左右，远低于当地工资水平。

“义”与“利”是阐发道德理念和财富物质、个体私利和群体价值的重要内容。“义”即“人之正路也”，指正义、道义和公正，是利于集体、群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属于精神思想范畴。“义”通常与“利”并举，“利”是能满足个人生存需求的利益和功利，属于物质利益范畴。

张謇的“义”是救亡图存、救民于水火的“民族大义”。营商获利并非贪图钱财富贵，而是实现大义的手段和工具。张謇躬身入局的核心动机绝非是出于利润和财富，而是“言商仍向儒”“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为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由此可见，张謇筹资办厂属“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张謇的“利”是“公共之利”，而非个人私心私利。他认为“利”兼具企业、个人的小利以及国家、民众的大利。其中，充分体现张謇“公利”特质的是“众仆”与“公仆”之分。张謇在大生纱厂占有经营话语权，但是所占有股份比例较低，类似于现代企业具有为股东服务性质的职业经理人，是为股东服务的“众仆”，承担基本经营职责。同时他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谋利的“公仆”。“公仆”造福大众，彰显世界“大义”。正如他所说，“鄙人志愿并不在专为股东营余利，实欲股东斥其余利之所积若干成，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因此，张謇将“义利”融合于大众和国家之中，是公利和私利的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通过书法特长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经费。作为状元和书法家，张謇曾试图通过“卖字”为育婴堂筹款，计划每季度凑足500元，一年筹资2000元以供100名幼童生活之用。晚年张謇不顾年事已高，每日持续写字两个小时。他曾在报纸上登过不止20次广告筹资，两年时间共收入2万余元，全部投入慈善事业中。

张謇“兼济天下苍生”的义利观对中国式管理现代化具有启迪之效。实践表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意蕴深厚的“义利观”作为商业道德准则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具体体现。“义”表征企业活动需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利”体现企业基本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中国式管理现代化要求企业避免狭隘的利益价值观，即避免一味追逐经济价值。正确做法是遵守符合公利要求的伦理规范，尊重、爱护和珍视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多元价值追求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致力造福桑梓和服务社会。

诚然，“守义”存在成本，充满风险，企业要生存自然需要追求利益，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企业的本质绝不是哈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下的“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组织”。西方企业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功利性，认为资本世界运行是“工具理性”的功效结果，其理性取向主要关注经济主体行为“目的”有效性以及“手段”效率性。所谓的 “科学理性”“工具理性”边界的无远弗届不可避免导致了以道德伦理为特征的“价值理性”被掩蔽和落寞，造成企业伦理的缺位。

当代中国企业家要向张謇等实业家前辈学习，认识到新时代的“义”绝不是停留在“九经三史”的僵化思想，需要躬行社会关怀。当前我国平台型企业持续出现数据滥用、信息泄露和垄断经营等社会责任异化现象，暴露出的就是物质主义观念“利”的僭越所导致的伦理危机。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企业家力行新时期的“义利观”，就是儒家思想通过“君子”人格创造价值的应有之义，是传统之道在变局下的复兴体现，是伦理之训在新形势下的实践体认。企业家应努力成为拥有法治宗旨、契约意识和守约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义贾”。

作者张志鑫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博士后；郑晓明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长聘教授。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2022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