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日本之五 辛亥革命后的“防日派”（1911-1926）

五、辛亥革命后的“防日派”（1911-1926）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使中国历史发生了颠覆性的根本改变。两千多年的封建专治体制解体，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灭亡，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于是，中国人在以全新的视野看待自己的同时，也以与世界趋同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而世界各国，也重新打量这个貌似新生的国家，并急忙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和外交政策。这时，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外交策略以及中方相应的对策回应，是构成中国在国际政治处境中的重要一环，并深度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走向。

张謇“知日”较深，既看到了日本的扩张本性和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又看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长足进步，以及难以回避的影响。因此，既主张“制日”，又主张“仿日”。辛亥革命后，张謇看到了日本更为强大，而且其操控中国、逼迫中国、觊觎中国的企图越发强烈，因而他认为，中国对日应以警惕、戒备、防范为主，也就是侧重于“防日”。实际上，“仿日”和“防日”并不矛盾。张謇越是了解日本，越是觉得应该学习日本，而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一边知晓了日本的长处和强盛，一边更感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和危险越发严重和迫在眉睫。惕日、防日，显然是张謇在辛亥以后对日本态度和主张的主基调。而且，由于“防日”需采取抵制和反抗日本的实际措施，从这种意义上说，那时的张謇也是“反日派”。

如前所述，深怀爱国报国情怀，高度关注日本、潜心研究日本、并既竭力应对日本又认真学习日本的张謇，从甲午战争的“战日派”及战后的“制日派”，到晚清末年的“仿日派”，其对日态度和主张，随着形势和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而且，这些变化和调整，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针对日本的所作所为。现在，中国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中日关系也面临着全新的情况，张謇也在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务实应对。

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日本在辛亥革命后对中国的策略主张和所作所为。

突然爆发的武昌起义，使各国列强非常震惊。震惊之余，英法等国一面增派军舰至武汉江面以防不测，一面布告中立，静观待变。而日本却想乘乱行事，谋取在华的更大利益和霸权。1910年10月13日，即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三天，日本陆军省和海军当局交换的《关于中国用兵问题》文件，明确宣称：“以往在成都、庄河附近发生的骚扰事件和现今在武昌附近发生的暴动，将益加频繁。而中国的如此动摇，终将给各国以干涉的良机，并将不得已而用兵。”“在对中国用兵之际，第一步要重重打击军事战略上的首脑部门，同时鉴于战后的形势，要对政治、经济上最有利的要地，进行担保性的占领。”第二天，日本陆军次长冈市之助又强调，“当事变波及中国北部时，我国一方面要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单独加强该方的守备，同时也要采取向中国北部联合出兵的觉悟。……必须估计事态的变化，将海军力量布置在主要地点，使之应急率先从事，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侧面》东京原书房，1966）随后，日本马上调兵遣将，增加在华兵力，甚至组建“北清派遣队”奔赴汉口。政坛和军队元老山县有朋则要求出兵两个师团，全面霸占南满。

日本的阴谋和企图，因其他列强的反对而暂时未能得逞，但仍在相机扩大在华权势。英国政府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抗议日本的出兵举动，美国坚持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也反对日本单独出兵。于是，日本便不顾列强的“中立”立场，转而支持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军。10月23日，日本政府授意太平组合在北京的代理店大仓组，与清政府陆军部签订购买近300万日元武器的合同，并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日本军舰“对岛”号驶赴汉口，并另派军舰驶进长江，监视革命军行动，重点防止其占领大冶铁矿。

不久，摄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日本担心若仍坚持支持清政府，中国一旦建立新政权便会对自己不利，便采取了投机取巧的新对策。11月初，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给伊集院的指令中要求：一面“尽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一面默许日本商人向革命军供应武器，并通知驻汉口领事”，今后在必要时可与革命军进行适当交涉。1912年上半年，日本政府眼见清王朝大势已去，便策划了趁乱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运动，并与沙俄缔结了旨在分割满洲和蒙古的第三次《日俄秘密协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2月21日，日本政府拟定了关于承认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一方面要求中国新政府保证“各国外国人仍继续保持其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豁免权”；一方面建议各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以及在正式承认以前所应采取之步骤上，各国政府应完全保持统一步调。”日本实际上企图逼迫中国新政府承认列强的既往利益，并以各国“统一步调”为名，拖延对新政府的外交承认。1913年4月，美国政府不顾日本政府的不赞成，率先单独承认了中国新政府（已由袁世凯掌权）。后来，日本政府在逼迫袁世凯签订了有利于日本在满蒙进一步扩张的《满蒙五路换文》后，于1913年10月，连同英、法、俄等13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中国的重点侵略扩张地区是东北和蒙古。它所谓的“满蒙政策”，由武力占领、勾结沙俄瓜分、策动满蒙独立三部分组成。在施行的过程中，日本的图谋部分得逞，但由于孙中山政府和袁世凯政府的抵制，以及英美等列强的干预，日本的“满蒙政策”未能完全实现。于是，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继续经营满蒙的同时，进兵山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在欧洲爆发。由于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深陷其中，无暇顾及中国，从而使日本成了在中国及远东的最强大势力，也进一步刺激了它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当年9月，日本以履行《英日同盟》助英攻德为借口，向德国军队占领的山东地区进攻。不久，日军就占据了山东济南、青岛两座大城市和胶济铁路。1915年1月，北京政府向日英两国提出照会，要求日军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退出德国胶澳租借地以外范围，但日本却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基本内容为：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泰西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合办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第五号七条，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铁路建筑权给给予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二十一条》的实质，是日本欲趁欧洲强列强因相互战争而在中国势力减退时，独家称霸中国，使中国逐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考虑到中国国内及国际上的反应，《二十一条》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受其政府指派，单独面见袁世凯提出，并希望秘密鉴署。老道圆滑的袁世凯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但又明知中国的国力太弱，自己又有求于日本，也不敢与日本硬顶。于是，他采取拖延策略，坚持要从容逐条讨论，同时有意无意地通过新闻渠道向外界透露条款内容，以引起国内舆论同情和国际势力干预。果然，这一招首先在国内激起巨大反响。国内各报刊纷纷发文严厉谴责日本，爱国反日运动迅速掀起。

至于国际形势，则较为复杂，并未达到袁世凯的预想效果。英、法两国需要日本为反德同盟出力，不愿得罪日本。俄国因日本承诺了尽量保他们的在华权利，也不愿多加干预。美国则认为根据同享“最惠国待遇”，也可享受日本在中国的特权，因而也对日本听之任之。于是，日本便无所顾忌地对中国政府催逼订约，甚至扬言要以兵戎相见。袁世凯被被逼无奈，只得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

经过反反复复的几个月谈判，日本最终以增兵东三省和天津等地相威胁，并发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于1915年5月9日接受其要求。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山东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所附中日两国的换文13件，总称为《民四条约》（意为民国四年所定条约）或《中日新约》。该条约除了原《二十一条》第五号的部分内容（聘任日人为中国顾问、中国合办警政等）暂未列入外，几乎包含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这就使得日本对山东、南满、东蒙、福建和长江流域的侵占和势力扩大有了正式的条约依据，中国面临被日本独霸的危险。

但是，尽管中国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了条约，但中国人民却坚决不答应、不承认。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昂，奔走呼号，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清王朝覆亡后，张謇重新登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担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工商实业总长。他在内政外交上，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且有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尽相同，他甚至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政策有点空泛，不着边际，“未知涯畔”。特别是在对日关系上，他始终坚持“防日”的立场，并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也与孙中山等人不相和谐。

为缓解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拟将轮船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以借款，因遭到股东反对而作罢。临时政府转而向日本提出将汉冶萍公司抵押以借款，但日本图谋吞并汉冶萍公司，表示愿意中日合办，而不同意抵押借款。临时政府被迫无奈，最终只得同意中日合办。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及合同规定：“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公司现存由日本借入日金一千万元外，公司尚须续借日金五百万元，以上借款一千五百万元，应作为日人投入公司股本”；“在本合同第三款借款内，由公司借政府五百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借款合同要点》说明：“中华民国若对外国出让中国矿山、铁路、电力等利权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予三井。”

中日合办汉冶萍的消息披露后，各方纷纷表示反对。汉冶萍所在地的湘、鄂两省官绅还致电时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恳请阻止中日合办。张謇站在维护国家权益、防范日本侵占中国资产的角度，于1912年2月7日致函孙中山和黄兴，明确表示：“倾鄂人来书，诘问汉冶萍与日人合办事。鄙人前闻盛宣怀有以该公司抵借款项、转借与政府之说，谓是仿苏路办法，亦不介意。乃今日忽闻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与政府等语。此事详情，两公必预知之。顷有急电，请出以慎重，想蒙察览。”张謇进而强调：“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万不可。”他认为，“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则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常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人降服于我国之日，确有所见，非过论也。”现在为解决政府经费应急之需而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必将“贻他日无穷之累”。

在这里，张謇看得很透彻，他认为中国将来的强弱胜负取决于钢铁业的发展。日本最缺乏的就是铁矿资源，这是制约日本钢铁业乃至重工业、军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若将丰富的铁矿资源让与日本，无疑于养虎贻患，自伤其本。但孙中山虽然认为张謇的看法有道理，但中日合办汉冶萍也只是“急不能择之举”，何况“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与日人，未见大害；否则以一资本家如盛氏者专之，其为弊亦大。”面对孙中山的坚持，张謇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以“汉冶萍事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为由，自劾辞去实业部长之职，并于“本日即归乡里”。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张謇再次上书袁世凯，明确表示，汉冶萍“关系之巨，事机之迫，动关国家前途”，只有“先定对内之方针，乃足以坚付对外之后盾”，因此应以内部的“官商合办”，来抵制外来的日本侵略。后来，张謇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事隔不久，张謇便辞去农商总长职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袁世凯在汉冶平等问题上对日本过于软弱迁就。从张謇对汉冶萍的处置主张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和积极防范的态度。

张謇除了在汉冶萍问题上与日方斗智斗勇、据理力争，在东三省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立场和周全的对日谋略。

张謇在辛亥革命后，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更为警惕。他认为日本通过经济渗透和军事手段侵犯东北的态势日益严重，反复强调东北的主权不容侵犯，必须通过开发东北资源和增强国防能力来抵御日本的扩张。1914年，张謇专门致函东北三省民政长，强调：“森林为东三省天然之物产，荒地为东三省未辟之富源，兹事体大，非有统系之计划，一贯之主义，无从措手。”他还就“林政统一之办法”、“垦务进行之计划”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还致函黑龙江护军使兼民政长的朱庆澜表示，“吉黑两省，非励行实边主义，土地将不复为我有。执事方在盛年，愿努力勉为赵充国，使汉人略有生气。”

“二十一条”问题发生后，张謇明确表示：“日人之于台湾尤苛，以日人之心理手段绳之，其必出于此无疑。”他非常担心东北重蹈台湾被日本殖民的覆辙，因而强烈呼吁，“北满受逼之日，尚不在近，然亦须有扎硬寨打死仗之决心，且非用社会名义不可，而又非得政府毅力主持一切，为之后盾不可，非仅部掣肘所能济事也。”

后来，围绕日本侵占山东问题，中日两国在巴黎和会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张謇亦对此表明了鲜明的反日爱国立场。

一战爆发后，日本以“履行英日同盟义务”为幌子以军事手段击败德国军队，占领了原为德国侵占的青岛地区。随后，日本对青岛实行军管，设立民政署，由东京直接派遣官员管理，将青岛视为“直属殖民地”。日本为使其占领合法化，于1915年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要求继承德国权益，并将山东划为“势力范围”。后来段祺瑞政府后续签署的《中日山东问题换文》，进一步认可和扩充了“二十一条”的内容。

1918年10月，张謇致函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并请转告总统徐世昌及实权人物段祺瑞，表示：关于山东铁路路权问题，“解决方法，最好与日交涉，将济顺、高密预备借款合同及胶济合办之附带条件，同时取消。如办不到，则向统一铁路、共同投资方面，尽力进行。铁路而统一，则破除列强特殊之势力，不至陷国命于巴尔干，中国之利也。”

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对德国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山东，但遭到了日本的百般阻挠，并将英法美等列强牵涉其中，造成了严重的国际争端。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理善后事宜、重塑国际秩序的关键会议。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共有27个国家（战胜国）的代表参加，美、英、法“三巨头”起主导作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处理德国等战败国的领土、军事、赔款等问题，并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护持久和平。

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正式对德国及其盟友奥匈帝国宣战，加入协约国（英、法、俄等）一方。宣战后，中国提供了十多万劳工（“华工军团”）到欧洲战场，承担后勤、运输、军事工程修建等工作，有数千人牺牲。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派出代表陆徽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等参加会议。中国在和会上的主要诉求是，收回山东权益，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奥在华政治经各种权益，废除列强各国在华特权。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包括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沿线矿产开采权。日方的依据主要是1915年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及1918年与段祺瑞政府签署的《中日山东问题换文》等密约。中国代表团则认为，中国是参战的战胜国，有权收回过去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所有权益，从法理上说，日本无权继承德国权益。而且，以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等条约，是中国被日本胁迫的产物，不能以此为据。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的发言和提交大会的《山东问题说帖》，驳斥日本的无理主张，从历史和法律角度论证山东主权的归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英法因战时与日本订有密约（如1917年英国以支持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换取日本海军的支持），因而倾向支持日本的主张。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甚至扬言：“中国若反对日本要求，可能导致和会破裂。”美国总统威尔逊起初根据自己提出的《和平宣言》，支持中国的索权主张，但后来为换取日本不要退出和会并加入拟建中的国际联盟，妥协支持日本接管山东，仅要求其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交还。几经曲折后，中国代表团最终明确表态不接受美国等国提出的方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的拒签，从法律上否认了日本对山东的占有权，但也因不能参加国际联盟和享受对德战胜国的其他待遇，而蒙受了一定的损失。所幸的是，由于美国有关人士包括刚卸任的驻华大使芮思恩和一批国会人士，均同情中国，以致美国政府改变了态度。国务卿兰章提出调停山东问题八条措施，其中包括：“山东省内日本无主权。”“日本归还胶澳租权，并除铁路外，凡租界地内日本获得之权利、物权及特权，均向中国放弃之。”1920年3月，美国参议院就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举行表决，因赞成票未过法定的三分之二，而未能通过。随后，各国又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以迁就美国重新调整凡尔赛和约内容（包括关于山东问题处理）的要求。于是，中日两国重开谈判，最终以日本获取中方的赔偿、放弃在山东的德国继承权为结果，解决了山东问题。自1921年12月1日迄1922年1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经过数十次会谈协商，终于在1922年2月4日达成协议，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日本军队分段从山东各铁路沿线撤退，胶济铁路则由中国“赎回”，淄川等地各矿山移归中国组织的公司接办，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后开辟为商埠、开放胶济铁路中的济南顺德线、高密徐州线“让与国际银团”，等等。

中日围绕山东问题的斗争，日本凭借军事胁迫与外交讹诈占据了上风，但中国亦通过法律抗争与民众动员守住了底线。这一斗争激发了民族觉醒，成为五四运动及后续反帝浪潮的导火线。张謇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也颇为引人注目。

早在《二十一条》签订前后，张謇就对其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二十一条》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要求，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他虽曾因促使政局稳定而支持袁世凯，并担任了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但根本不赞成袁世凯签约，并拒绝参与后续中日有关问题的交涉。在多次对袁世凯劝阻无效后，张謇愤然辞去农商总长职务，与袁世凯公开决裂。他通过政治切割表明立场，避免成为妥协政策的“共谋者”。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的抗议活动，尽管未能阻止条约签署，但产生了广泛影响。1915年后，上海、南通等地工商界纷纷响应抵制日货运动，并与后续五四运动“外争主权”宗旨形成历史呼应，推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从精英层面向全民参与扩展。

张謇在巴黎和会期间，秉持一贯的抵制和防范日本侵略的立场，表明了坚定的态度，并积极采取了相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试图发挥国民外交力量，推动国际舆论支持。为了凝聚国内力量声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他联合熊希龄、林长民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进会。他亲自致电正在巴黎的梁启超，建议其以该会代表身份向和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合法诉求。他还通过国民外交协会致电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若政府必欲签字，请严拒勿署，以平众怒。”他还和熊希龄等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名义通电各省议会及相关团体，义正词严提出七项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其二，力主政府强硬应对，坚决反对妥协签字。张謇本着“主权不容妥协”的一贯理念，多次向北洋政府高层徐世昌、段祺瑞等发电报，明确要求政府应着重“解决外交失败，而非对付学生”，强调外交问题应优先于国内矛盾处理。面对因签约问题而引发的“五四”学生运动，他在5月10日致电政府总统徐世昌及总理钱能训，明确表示，“学生因外交问题激成愤慨，政府宜先解决外交失败，不应专事抑民。”他认为，即使外交谈判受挫，也应以拒签合约表明主权立场。他在南通师范学校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日人谋我，非止山东，自甲午、日俄战以来，步步为营，今欲断我血脉。青岛者，华北之门户，门户失则堂奥危矣！”

其三，主张以法律原理和历史事实为依据维护主权。张謇既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又是理性务实的策略家，他主张合理合法、有根有据地表达主权诉求，争取在与日本的斗争中取得主动。他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说帖，强调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的权益不具备合法性。他认同顾维钧的论点，即《二十一条》是日本战时胁迫的产物，且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已失效，德国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日本。他认为日本以武力胁迫中国签署密约的行径违背了国际公约中“契约自由”的基本精神，他追溯山东自古为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揭露日本攫取山东权益是“断我血脉”的侵略行为。他呼吁各国列强按照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尊重中国对山东的合法管辖，反对日本以“托管”之名进行殖民统治。他虽未亲临巴黎和会，但积极与顾维钧等外交官共鸣共振，竭力通过国际法效力性批判、历史主权追溯、国内立法完善三维论证，构建起维护国家主权的法理逻辑，以与日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同时，他的一系列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主权维护言论还为激发动员民众抗争提供了理论支持。他强烈呼吁公布中日密约，揭露日本通过经济渗透和军事威胁控制中国的行径，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其四，支持学生运动，助推民间抗争。张謇深知，在巴黎和会期间勃然兴起的学生和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抗争运动，对于施压日本、坚定中国政府立场、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而全力予以支持。当中日双方在巴黎和会上斗争处于关键时刻，1919年2月2日，张謇致电总统徐世昌表示：“倾见报载日人制我专使巴黎会议发言权，又威胁我外部不宣布种种诡诈取得之密约，令人愤悒。悬‘亡国奴隶’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不肖皆耻之，行举国腃沸也。……非我国人能容我政府之晏然乎？”1919年2月8日，由张謇任会长的江苏教育会通过《民国日报》发表声明，强调“国家利益不容妥协”，明确反对日本对中国主权的干涉，要求北洋政府响应民意，拒绝日方无理要求。

1919年5月6日，“五四”运动刚爆发，张謇领导的江苏教育会即联合上海30余所大中学校，通电声援被捕学生，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学生，并坚决反对段祺瑞政府“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的主张。通电明确指出，学生的行动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反映了“民意”，因而不能采取压制的态度。同时，以张謇为核心骨干的“世界和平共进会”迅速召集28个团体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国民大会，表达爱国主张。张謇通过江苏教育会推动学生参加此次大会，并倡导“学生行动应与国民大会相结合，形成举国一致的声援力量。”1919年5月21日，张謇致电徐世昌，明确表示：“乞公迅电巴黎专使，严令决勿签字。敌无论若何狡，若何横，夺我土地可也，僇辱我人民可也，慑其狡，慑起横，一二人画诺犹不可也，全国人拱手而默许之，尤万万不可也。此举国人之真意也。”

张謇支持“五四”爱国运动的关键主张，一为肯定爱国运动的正当性，认为学生抗议是“外争主权”的正义行为；二为强调政府的责任导向，要求政府在外交和内政上都要切实负起责任，应尽力挽回外交失败，妥善处理国内抗议活动；三为坚持法律和舆论并重策略，既主张依据国际法则解决中日争端，又积极凝聚民心共识，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

巴黎和会以后，张謇仍然始终坚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积极防范、抵制日本侵权的立场。

1920年3月，日本军舰“宇治号”在未获中国政府批准且未通知南通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擅自闯入南通天生港码头。舰上数十名日本官兵，未经许可登岸，分赴南通县城、港口、乡间狩猎，并进入南通博物苑等场所游览。日军持猎枪登岸活动，引起南通居民恐慌和地方当局关注。在南通主导地方自治的张謇，一方面迅速派人与日方交涉，制止其非法行为，一方面直接致函日本外务大臣，严正抗议日本无视中国主权的行径。

张謇在《致日本政府书》中，明确指出：“查军队无故闯入与国内地，则非地而非法；方春狩猎，违我内政，则非时而非法。该兵舰及军官士兵等，专辄行动，是否贵国政府于此项约章向未宣布？抑平时贵国兵士未受何等文明之教育，抑蔑视南通县不足以享得此世界法律上应有之权利？”接着，张謇举一反三，对日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连年贵国之挑动双方恶感者，无不发生于军队。山东之事、福建之事，举世彰彰，无可讳饰，此外尤不可胜数。我中国人不尽愚，举世人不尽愚。哀哉！贵国人以为一手可以障天下之目乎？”“起视贵国暴冒之后，趾高气昂，侵略之策巧取豪夺，方日出而不穷。鄙人方以是为贵国之不祥。……乃益信山东、福建之事，贵国之无礼不虚，而吾人之恶感未忘。岂贵国之人以是为文明，贵国政府以视为得策乎？”最后，张謇正告日方，不要以为中国贫弱便可欺凌，中国终归要强盛，而一旦强盛，不友好的日本就不会有好结果。“夏一旅而覆羿，楚三户而亡秦，中国之故事，中国之特性。”也就是说，中国必然会由弱变强，反败为胜，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终归要昂首挺胸站起来！

张謇的这篇文告，借日舰擅闯南通事件，淋漓至尽地揭露了日本的一贯丑恶行径，宣泄了由来已久的悲愤之情，表达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之权的严正立场，俨然一篇讨日檄文，亦可看作是一篇表白对日关系的“白皮书”。

张謇晚年对日本的防范抵制态度是多方面、持续性的。1923年，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张謇虽年迈，仍通过南通商会和媒体表态支持。他在《申报》发表文章，强调“日货之来，非独夺我利权，实欲困我生机。抵制非排外，乃自存之道。”“国人当以抵制日货为自卫之始，以振兴实业为自卫之终。”（《张季直九录、实业录》）他还在南通商会会议上呼吁抵制日货，鲜明指出，“日货倾销如慢性亡国”。他还要求大生纱厂联合江浙纱厂降低棉纱售价，与日货竞争。为此，他联合江浙棉商成立华棉运销合作社，绕过日商中间环节，直接向纱厂供应国产棉花。与此同时，他将大生纱厂早期使用的日本纺织机械，逐步改用英美或国产设备。他还要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加快培养本土技术人才，减少对日本技师的依赖。他在南通师范演讲时告诫学生：“购一物，当思是否助敌；习一技，当问是否利国。”当日本有关方面提出在南通设立日语学校时，张謇以“教育主权不可失”为由明确表态拒绝。当大生集团陷入困境，日本财团多次试图以贷款或合资方式控制大生纱厂，张謇在《申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宁使华商失利，不令日人得寸。”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因工资低、工时长、工人受虐待等问题举行罢工。5月15日，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中共党员），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强烈愤慨。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两千多人在南京路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暴行，要求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巡捕房（工部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百余人，史称“五卅惨案”。6月1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的“三罢”斗争迅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北京、广州、武汉、天津等地爆发抗议活动，形成全国性反帝浪潮。香港、广州工人罢工抗议英国殖民统治，“省港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之久。

由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引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及随后波及全国的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发生后，张謇即在《通海新报》上发表公开信，坚定表示：“日人枪杀我工人，复以贱价纱倾我市场，是欲绝我生机。凡我同胞，应誓不购其一丝一布。”他通过南通总商会要求会员商户清点日货库存，限期停售，违者除名。他在南通商会演讲时，将日本比作是“东方之德意志”，预言其扩张政策必然失败。他对亲友表示：“日人谋我，非止经济，实欲裂我国土。”

张謇尽管对学生持续罢课有不同看法，但坚决抵制、防范日本的态度却始终没有变。1926年张謇病重时（当年去世），还在家书中对儿子张孝若说到，“东邻之患，恐不在远。汝辈他日若见江海有警，当以吾言为验。”一生忧国忧民的张謇，临终前最为担忧的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二十一条”等问题，特别是日本侵略山东和巴黎和会的中日斗争，张謇看到了日本侵略伤害中国的贼心不已，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因而始终对日本保持高度警惕，处处防范日本的图谋，坚决抵制日本的侵害，全力抗衡日本的扩张。但是，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上，务实理性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的张謇，晚年也非常希望中日关系正常化乃至“中日亲善”。

张謇认为，中日“一衣带水，一苇可渡”，是永远搬不走的近邻，只有和睦相处，才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只有中日两个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友好合作，才能造福于亚洲，促使亚洲整体强盛，从而抗衡外在势力的侵蚀。因此，他非常希望中日两国和睦相处，携手共进。当然，他同时认为，“中日友善”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必须是平等的，而不是强制的。

张謇在《告日本政府书》中，一面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一面表示：“中日之必应亲善，地势为之也。果亲果善，中之利，尤日之利。贵国人以此口头语，示好于中国者，不啻百口一声。”同时，他希望日本表里如一，而不能口是心非。“贵国军政犹吾大夫，而中日亲善之假面具，一若犹恐吾之信，而当场揭之以为警。”他在对南通师范学生演讲时尖锐指出：“日人所谓亲善，实为饵诱。诸生求学，当以救国为先，勿为敌用。”

当然，尽管张謇始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和图谋抱以愤恨和戒备的态度，但在晚年还是羡慕日本的长处，并希望中日真正亲善友好。他在欢迎日本青年会来南通访问时说道：“亚东最密切之国家，非中与日乎？诸君幸生为日本国民，居良政策庇荫之下，尽其才能，效力于国家，是可贺已，是诚幸已。”对比之下，日本国民的幸和中国国民的不幸，是因为两国同样搞“维新”，但由于路径不同而造成“收效迥异”。“日本人能窥知西洋富强之由来，竭全力以整兴工业。中国但知西洋之有坚甲利兵，而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困境也。”张謇认为，自己东游归来后，借鉴日本的经验，在教育、实业等方面有所成就，“上年日本参观团来通考察，著为调查录，余观其书，尚称核实，批评亦甚确当。”但是，由于“中国之政府，殆远逊于日本，南通各项事业现正在停顿时期……愧未能如日人之能得政府援助耳。”“此鄙人所以对诸君而生羡者也。”

张謇还在欢迎词中回顾了自己二十年前考察日本的经历和感悟，并说：“东游时曾为师范校聘教习数名，鄙人与日人为友自此始。”据说，张謇对当时从日本聘请的教职员非常尊重和友善，他把他们安排在学校办公楼二楼最好的房间与自己一道办公，在用膳时席用方桌、坐北朝南的首席六人除学校总理（张謇）、监理之外，就是四名日籍教习。张謇还聘请日本教习木造的妻子为自己的儿子张孝若的启蒙老师。

其实，张謇晚年既谴责日本、防范日本，又希望中日友好合作，从而共同领跑亚洲，这与当时孙中山主张的“大亚洲主义”，颇有吻合之处。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28日，在日本神户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著名演讲。孙中山在演讲中强调，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如儒学、佛学等），也有着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共同经历，应该以共同的文化纽带和国家利益联合起来，以强大自己，抵御外侮。特别应以亚洲传统价值观“王道”反对西方列强以“强权压迫”为特征的“霸道”。“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他还呼吁日本放弃追随西方殖民政策，停止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回归亚洲道义立场：“日本民族既吸收了欧美霸道的文化，又保有亚洲王道的本质，究竟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要看日本国民的取向了。”他认为，亚洲国家需要团结联合，但一定要平等相待，而不能由强国称霸，更不能以“亚洲解放”为名，行侵略扩张之实。

张謇在1924年4月“欢迎日本青年来通参观演说”中，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对国民之政策，诚为尽善，惜其对华之侵略政策，则未免太拙耳。鄙人尝谓：中日亲善则两利，否则两不利。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强为之，转足以自毙。曷若同舟共济，合力以捍御欧美耶？果亲善也，则两国前途，必灿烂光明；如其否也，前途殆不可思议。”张謇在1925年致一友人的信中曾说道：“日人若幡然改图，与我共谋实业之兴，则东亚之福也。”（《张謇未刊信札》）

晚年的张謇，对日本的态度表现相当复杂，它一方面时时处处警惕、防范日本，甚至预言日本还将发动侵华战争，但另一方面，他始终抱有中日亲善的期待，广泛结交日本朋友，并希望日本人看到南通和中国的进步成就，从而尊重中国、友善中国。于是，他竭尽所能，做了许多促进中日两国互相了解的民间交流工作。

综上所述，“知日”、“战日”、“制日”、“仿日”、“防日”，是张謇一生对日本态度变化演进的基本脉络。正是因为他较早、较多地知晓日本的国情和野心，才会在甲午年坚决主战，并奉行“以战定和”的方针；正是因为甲午战败，中国暂时已无法在军事上与日本抗衡，他才主张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抵制日本、制衡日本；正是在“制日”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日本在各个方面的优势和长处，才主张认真仿效日本、虚心学习日本，以便最终反超日本；正是在“仿日”的同时，他觉察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贼心不死，因而他在晚年特别强调要对日本高度警惕，处处防范。

张謇是一位身处新旧时代转换、中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艰难时期的杰出历史人物，纵观他关于对日本的态度主张及其演变，可以深层次地了解到他的爱国情怀和报国追求以及外交谋略，也可以从中探究中日近代关系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对当下的启迪。通过全面梳理和深入探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张謇对日本的态度及其演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其一，多维而多变。张謇对日本的观察研判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既从历史上看，又从现实中看，既从经济政治上看，又从文化社会上看。基于对日本国情及中日关系的多方面了解，张謇对日本的态度和情感，也十分多元而复杂。当看到中国昔日的“小跟班”、“小学生”自明治维新后强势崛起，反超中国，张謇对日本充满好奇和羡慕，并主张重新审视日本。可是，当看到日本恃强凌弱，不断欺侮侵略中国，直至甲午一战致中国于从未有过的惨败，张謇对日本又充满了愤恨和戒惧，并主张以日本为主要敌手，举全国之力、设长远之计应对之。可以说，张謇对日本的“爱恨情仇”十分多维而矛盾，甚至可以用当下的一句流行语“羡慕嫉妒恨”来形容。

与“多维”相关联的是“多变”，张謇对日本态度的多维性，往往通过多变性反应出来。他年轻时对日本既关注又警觉，尤其对日本伴随其自身的悄然崛起而对琉球、台湾、朝鲜的侵犯企图最早警醒，察别人所未察，言别人所不言。甲午战争即将开始时，张謇的惕日、仇日、抗日的情绪上升到顶点，声嘶力竭呼吁，全力以赴“战日”，是清廷铁杆主战派。但在战争中后期，眼看战局不利，他又本着“以战定和”的方针，审时度势，试图运作英、美等列强出面斡旋讲和停战。甲午战后，张謇意识到中国在军事上已无法与日本较量，但又不甘心长期受日本欺侮侵蚀，便主张和策划从各个方面抵制日本、抗衡日本。后来，在不忘对日本的抵制抗衡的同时，张謇又主张全面学习日本、仿效日本，并在学习仿效的基础上赶超日本。最后，对于始终不愿放弃侵略中国企图的日本，张謇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主张时时、处处防范日本，甚至于在他临终时，还告诫儿子，日本必将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与此同时，张謇从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希望和盼望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并共同带领亚洲走向繁荣富强，在力主“防日”的同时，流露出“友日”的意愿。总之，“多维”和“多变”，构成了张謇对日态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由当时的中日关系形势和张謇个人的认知所决定的。

其二，反映了爱国主义的底色。张謇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优秀爱国主义者，他对日本的态度主张，尽管看起来复杂多变，但一切从爱国主义出发，时时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却是其无法更改的本质特征和靓丽底色。他为了爱国，力主与日本不惜一战；为了利国，竭尽所能与日本斗智斗勇，并身体力行各种“制日”、“防日”主张，甚至于为了反对日本吞并汉冶萍公司，两次辞去“总长”职务（一次在孙中山政府任上，一次在袁世凯政府任上）；为了强国，他不断切换对日本的态度主张，实事求是地正视日本的进步和富强，并结合中国国情，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学习借鉴日本的艰难而有益的探索。

其三，对日策略服从现代化发展需要。对标世界先进“文明国”，早日实现中国现代化，是张謇终身矢志不移全力追求的奋斗目标。与爱国主义立场相对应，他做任何事，首先考虑的是能否有利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在中日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他同样持这样的态度。他所提出的对日主张和方针策略，基本上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为准绳。当中国刚刚起步的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面临被日本入侵打断危险时，张謇毅然决然地主张坚决抗战。当中国在甲午战败后，他主张在外交内政上采取各种措施制衡日本，为身处逆境险地的中国创造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条件。当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先行国家的引领示范时，他把目光聚焦于曾严重伤害过中国，但又与中国地理相连、人文相近的日本，主张从各个方面学习仿效日本，包括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企业管理、办学方式等。他主张大大扩展对日本的开放合作，一方面要政府派遣大量留学生和考察团去日本，并增加与日本的贸易量，一方面从日本更多的引进资金设备和人才科技。平心而论，在晚清“新政”时期，从现代化的推进来看，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张謇所主导的南通，都从对日开放交流中获益匪浅。也可能这并不是日本方面的初衷，但客观效果便是如此，这正是中日关系的复杂特别之处。

其四，时代烙印明显。张謇是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时代先驱者，但如同任何一位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他的思想理念无不受着时代的影响和驱动，也无不受着时代的限制和约束。他关于对日本的态度和主张，也是如此。张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时代的巨变催生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包括国际关系方面的思想观念的巨变。深受列强欺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促使中国人救亡图存，激发出空前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反对卖国、损国，坚持爱国、利国，是朝野上下的主旋律、主基调。与此同时，伴随着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国门，中国人开始用较为客观的眼光看待“洋人”，并力求用“洋人”主导制定的国际准则及“民族国家”等现代意识处理外交问题。以往，要么将洋人看作是野蛮落后的“洋鬼子”，要么将其看作是不可一世的“洋大人”，要么以万方来朝的天朝上国自居，要么以被打败后弱国姿态完全听命于列强，这种情形正在悄然改变。晚清外交是中国传统朝贡体系向近代国际关系转型的过渡阶段，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被动适应与主动调整并存的复杂形态。当时，外交体制正由“宗藩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型，外交观念也从“夷务”转向“洋务”，对西方认知逐步理性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时代特征也表现的很明显。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又有理性的国家意识和通达的世界眼光，因而能务实适宜的对待日本，并因时制宜地对日采取“战日”、“制日”、“仿日”、“防日”等不同的方针政策。

当然，时代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张謇的对日态度和主张。比如，他在甲午年间坚决主张与日本开战，固然主要是基于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清朝对朝鲜的宗藩关系，这就在民族国家观念日趋强烈的新的时代背景下，给日本以寻机挑衅的借口，使世界各国难以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在战后的“制日”过程中，由于张謇等人对于列强各国抱有幻想，简单的奉行以往的“以夷制夷”策略，也难以从根本上见效。这些都与当时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所形成的主流思想倾向有关。

其五，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张謇虽然不是职业外交家，而且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主张至今已逾百年，但由于他的超前和睿智，其理性务实外交思想主导下的处理中日关系中的种种策略主张，至今仍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

首先，应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謇一生对日本的态度始终处于变化中，甚至呈现出“多变”的特点。但这种“变”不是盲目落后的，而是随着时间、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朝着正确的方向、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变化。当中日两国利害关系及国力国势发生变化时，张謇对日本的态度和主张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既有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尊严的考量，又有审时度势进行国际博弈的外交谋略。当下，面对依然重要而复杂的中日关系，依然需要我们以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态度妥善对待。对于国情已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日本，我们不能抱着一成不变的老眼光看待，对于时刻处于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以及背后的世界形势格局，我们不能始终固守某一特定时期所奉行的方针策略。

其次，切实把握现代外交本质，善于运用多种外交策略。作为率先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先进人物，张謇的外交思想理念和策略运用，已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现代外交的本质，是主权国家通过非战争手段，在国际关系中维护、拓展国家利益，同时促进人类价值共同实现，它具有鲜明的利益导向性、规则依存性、价值双重性等特征。张謇深谙此道，他在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一方面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力求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冲突。另外，他主张外交既要服务于国家现实利益，又要承载道义责任，遵守人类共同文明价值。在此基础上，张謇颇善于综合性运用各种外交策略。比如，运用原则性策略，既坚持主权原则，争取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在核心利益上不予让步，又遵循互利原则，着力扩大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运用协调互动性策略，就两国关注或有分歧的问题，即直接协调斡旋，又争取其他有影响的国家参与协调促和；运用应对性策略，针对双方关系的变动，特别是对方的不轨行为，及时采取对应性的规则博弈和危机管理。张謇当年对现代外交的认知和策略运用，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日关系仍有启发。目前，中日两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和认知，又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两国关系既有友好合作的一面，又有对立冲突的一面，某种意义上，仍处于亦敌亦友的状态。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先贤的外交智慧，运用正确的外交策略，处理好现实中的中日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

最后，以中日友好合作共进为最终目的。张謇通过长期对日本的观察研究，以及亲身与日本交往应对的经历，深刻认识到，中日本可以像历史上曾长时期存在的状况一样，和睦相处、合作共进，但由于日本自进入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借“西化”而强盛，同时也用“西化”了的国际观点，冲击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并像西方列强那样，以武力侵略侵占他国领土，开拓自身的“生存空间”，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中日关系格局，造成了两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和纷争。面对如此强悍霸道的“新日本”，中国只得全力抗争，以图自身的救亡图存，而日本绝不会善罢甘休，这就演绎出了晚清以来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种种故事。然而，在竭力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与日本坚决斗争的同时，张謇也深知，中日相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固然从眼前来看，对中国伤害更大，但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对日本也极为不利，甚至会使其自食其果，陷入灭顶之灾，正如他在晚年语言，“中日亲善则两利，否则两不利。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强为之，转足以自毙”。显然中日友好或“中日亲善”，对中日两国都极为有利，甚至于会造福亚洲和世界。张謇强调，“果亲善也，则两国前途，必灿烂光明；如其否也，前途殆不可思议”。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中日友好呢？张謇认为，除了中日双方都要认清利害得失外，还应用现代的外交理念和国际准则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中国不必对以往的华夏中心理念和朝贡体系念念不忘，日本也不必重蹈西方列强覆辙，对中国侵略强占，两国只有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互利共进，才是既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康庄大道。当然，务实而理智的张謇也深知，光有良好的愿望还不行，必须通过现实的斗争博弈争取长久的和平。正如他在甲午战争时主张“以战定和”，他在后来的对日态度上，既坚持对日本抵制抗衡，又希望并努力促成中日最终友好。

今天，借鉴张謇当年的对日方针思路，参照曾为天敌世仇的德、法两国由斗向和的历史经验，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经历多年的磕磕碰碰、风风雨雨，最终也会因利害相关、命运与共，以及对亚洲和世界的责任担当，摒弃历史前嫌，妥处现实纷争，实现“中日世代友好”。正当本文初稿搁笔时（2025年6月3日），中国高层领导表达了最新的对日态度。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石破茂首相在利马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为双方共同努力指明了大方向。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既然搬不走，就要做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愿同日方各界一道积极行动，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落到实处，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筑牢两国政治互信和民间友好基础。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建设性管控分歧，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系根据2025年7月5日，由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张謇企业家学院主办的“张謇‘癸卯东游’研学活动暨学术沙龙”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张謇与日本》的主旨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