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日本之三 甲午战后的“制日派”（1895-1900）

三、甲午战后的“制日派”（1895-1900s初）

甲午战争葬送了清王朝原本引以为傲的亚洲最强海军和洋务运动成果，粉碎了天朝上国自我陶醉的美妙迷梦，也造成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朝鲜弃离，宗藩解体，清帝国遭受从来没有过的灭顶之灾和奇耻大辱。对中国更为深层次的冲击和侵害是，各列强援引《马关条约》自由在中国口岸和内地经商办厂的条例，以侵犯中国主权的方式完全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国际资本可以在中国自由进出、自由流动，比鸦片战争更彻底颠覆了中国的传统经济和社会模式。所谓“列强瓜分中国”，主要指甲午战争后，各国根据各自在中国投资重点，将中国分割成分别由不同国家主导的经济区域和势力范围。比如，中国的东北和北部边境以俄国为主，山东以德国为主，长江流域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以英国为主，两广和云南以法国为主。在这种“瓜分”格局中，有两个国家比较特别，一是美国，由于强调贸易绝对自由和门户开放，其投资和掌控并不偏重某一个特定地区，而是遍地开花，随机布局。另一个就是日本，除了通过战争占据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外，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重点把控区，而是准备以经济和军事并用的手段，逐步蚕食和吞并整个中国。

甲午战败后，张謇痛惜自己的“战日”主张未能成功，更为国家惨遭损失和耻辱而异常痛心悲愤。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也没有对日本认输服软、卑躬屈膝，而是积极探寻反制日本、反超日本的救亡图存、自主自强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从各方面“制日”的对策和计划。

甲午战败，中国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及留下的巨大后患，主要体现在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之中。一是割地：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这是清朝对外战争中，从未蒙受的领土丧失之痛，不仅相关领土及其资源全归日本侵占，而且使日本占据进一步入侵之便，使中国的国防更为被动。同时，也刺激了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二是赔款：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全数清还。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拖累了国家建设，却使日本借此加速发展本国的国力、军力。三是开放通商口岸：除原来的沿海城市以外，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使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四是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建厂。这一方面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打开方便之门，一方面促使列强争先恐后在中国开设工厂，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列强首先在经济上瓜分中国创造了条件。

《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正如张謇所言，“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这对中国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致命之伤。对此，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心和报国志的张謇，不能不痛心疾首，悲愤不已。他当时正在家乡南通丁忧守制，愤然在日记中一字一句抄录“和约十款”，悲痛欲绝地哀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甚至在祭奠亡父时，还严厉责备自己无力挽回败局：“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面对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甲午败局，面对如“猛虎在门”的嚣张之日本，清廷有人提出以外交手段，借用列强力量“制日”的主张。这是一种狭隘但有一定效果的“制日”主张。例如，清朝一再对外表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不利远东和平，并利用俄国不愿让日本损害其在东北利益的心理，特别是抵制日本影响自己在东北修西伯利亚铁路和建军港及商港的企图，促使俄国牵头，联络德国、法国，迫使日本以再得中国三千两白银为条件，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事后，李鸿章还与俄国签订了秘密条约，中国承诺支持俄国建设中东铁路，俄国承诺援助中国抵抗日本。当然，“联俄制日”的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还可能会拒虎迎狼，引发俄国等列强对中国的侵害。

张謇的“制日”策略，却并不仅限于外交手段，更不仅限于依赖几个列强，而是主张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抗衡日本、反制日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全面对付日本。

张謇认识到，战争是军事力量的博弈交锋，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军事不行。因而，今后要“制日”，首先要壮大军事力量，加强国防建设。对此，他主张从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加强正规军硬件和软件建设，提升军队战斗力。张謇认为，“自环海交通，五洲万国，非海陆军相辅而强不能立国。而海军与敌相见尤先，其关系视陆军为尤重。”这是从纵观国际贸易和航运发展“环海交通”大势中，所得出的战略判断，也是从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显然，在“海陆军相辅”的战略格局中，海军尤为重要，“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因此，“宜亟治海军也”。“治海军”的当务之急，是增强硬件装备，比如：“筹巨款、购多船”，“分向英、德各大厂订造，则一年内外，海军数支之船皆可齐备应用，庶免悠忽延误。”“至于福州船政局，亦宜速筹整顿展拓，令其每年可成两三船。”同时，还应“多筹船坞”，因为“船坞若不设多处，设一坞为敌所踞，或海道为敌所截，我船不能归坞修理，数战之后，多船均废矣。”另外，还应建好铁路，以便海、陆军协同作战，特别是将江宁、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联为一气，外远内近，可以随方策应，省兵省饷，是于兵亦有大益”。还有就是“沿海沿江数局，亦宜造船台大快炮”，淘汰“旧日之后膛炮”，改用德国造的“身轻而及远”的快炮。

而在软件建设方面，首先要改进海军体制，除了各海洋防区分别建立多支舰队相呼应以外，舰队配备要从实战出发，“必以一二大舰为老营，而以穹甲快船为战兵，以鱼雷炮船为奇兵”，“约附穹甲快船四五艘，鱼雷炮船七八艘”。其次是用“洋将”统兵，仿西式治军，去除积弊，操练精兵，促使海军正规化、现代化。张謇非常希望以往曾在北洋海军领兵的英国将领朗威理重返中国海军，重操旧业。“请旨敕朗威理迅速来华，并带精熟水师将弁数人同来，以便统筹全局”，“俟洋将于各船弁勇中考有出色可信者，再以派充各船管带。”

至于陆军建设，张謇总的指导思想是除旧创新、变革图强。他认为，“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否则，“中国永无战胜之一日矣”。他从甲午战争中，看到了中日两国军队的差别，也看到了今后除旧革新的方向。“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而又不惜重利，广购间谍”，而“我军则仓猝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又不足，技又不习，动辄挫溃。且十年以来，宿将上选，所存无几。其次者，暮气已极，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酬应为能事，其自爱者，亦仅能约束不忧而已。至于忠勇奋发、训练精强、锐意灭贼者，则罕见其人。”

针对中国陆军存在的问题，张謇明确提出了三条整军方略：“一则募洋将管带操练”，“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二则员弁遗出外洋学习”，“无论文武官阶大小，遴选年力强壮、精明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入学堂营内，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肆业”，“学成回华，视其阶资才艺，分别充补营官、哨官等职”；“三则各直省各设陆军学堂”，“延西人为师，择强壮朴实之少年子弟入学，学成亦发各营量加委用”。张謇还对这三条方略的功效做了分析评判，“三途之中，以用洋将管带教练，见效为最速；以出洋学习，工夫为最捷，益处为最广。而中国自设学堂，亦可相辅而行，以扩各营之耳目心思。数年之后，则三途所出人才，又可辗转教练各防营，训至中国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也就是说，抵制日本、反制日本，也就有办法了。

其二，全民动员，创办地方武装。张謇一贯认为，“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而如何利用“民心”固兵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建设正规军，二是积极创办地方武装——团练。

所谓团练，是指中国地方民兵制度下的乡间民兵，亦称乡兵，其主要功用是外御侵扰，内保安宁。清后期的团练特别兴盛，主要是因为白莲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及许多地方匪患严重，各级政府鼓励地方绅士创办团练，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地方自保。曾国藩经营的团练最为著名，后发展为能攻善战的湘军。

张謇接受了承办通海团练的任务后，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为了筹措经费，他不惜以自己的二十四书柜书籍做抵押，“抵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为乡人倡。”随后，他借鉴曾国藩的治军方法，制定了严格周全的营制、训规、练规等规章制度。他对于营队的编制，以及每一伍、每团绅帮管教习所需器具数量和人工费用，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他在营规风纪方面，特别强调，“各丁均系乡里，今又同营，有同生共死之义，无论本伍、别伍，遇事总宜诚实相待，不得偷乖取巧，强懦相欺。其有因此致詈骂忿争者，各予棍责；伍长不能教训，罚二日口粮。”在练规中，张謇参照了戚继光的练兵法，要求“练目以旗帜，目不可眩也。……呼喊以齐声奋进、呐以禁声以优以劫。练胆以知敌人之犹是人；练心以图胜敌之必是我。”“进宜练也，退亦宜练。进不可慌，退尤不可慌。进退练腰足之横勍。坐宜练也，作亦宜练，坐不可慌，作尤不可慌。”为了能训练出一支高素质、能打仗的地方武装，张謇在《训规》中提出了高标准的六大训练目标：“一曰不怕死；二曰不忘危；三曰不爱力；四曰不异心；五曰不惑谣言；六曰不违军令。”至于具体的管理规定，包括不许赌钱酗酒、滋事扰民等，共有十七款之多。这些看上去浅显易懂实际上严格管用的军规军纪，很像曾国藩在治湘军时所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也像曾国藩那样奉行思想建军、精神建军、政治建军，力图从明确爱民卫国宗旨、塑造不朽军魂、军心民心合为一体等方面打造精神上的无敌之师。

当年，曾国藩为湘军编了一首《爱民歌》（有人将之看作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始版”），歌词为：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瓦，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张謇后来编的《通海劝防歌》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曾歌从军纪的角度重“爱民”，张歌从政治的角度重“爱国”。请看歌词：

我乡义勇好儿郎，各来听说中日事。不听人人都睡着，听来个个应发指。本朝藩属有朝鲜，三百年来是固然。日在海中国千里，藐小三岛而已矣。自从吞得琉球国，渐将中国看不起。去年朝鲜有乱党，本朝出兵为扫荡。日人背约开兵端，攻我列将占平壤。平壤以后扰奉天，岫岩盖平各州县。又夺旅顺及山东，荣城宁海劫杀空。杀我男女十几万，滛虏抢烧事事惨。从来人生乱离世，富贵贫贱同一死。自是还做无用鬼，不如生做有用士。有人怕死降了日，面涂黑油发剪矬。被日逼去挡头阵，进前退后都送命。复有缩手不敢当，被捆多人穿一枪。枪珠珍贵人命贱，不费药弹尸相望。呜呼！本朝一民不白死，日寇若来命都已；本朝一物不妄取，日寇若来家尽毁。方今受害在北洋，北洋害过迁南洋。南洋江北一隅地，南靠崇明作屏蔽。崇明吃紧通海慌，须识唇亡寒到齿。通海挨户算人丁，计数百万尚有零。若是百分抽二分，也有二万精壮人。日人上海有模样，不是天神与天将。只是胆大吓胆小，我人自将志气倒。日人来个二三千，十人拼一无不了。莫道通海苦地方，莫谓常住无事乡。自古有备了无患，团防事事要习惯。富者出钱贫出力，大家齐心事已毕。不要练丁调远方，只要就地善优藏；不要冲锋毒打仗，大家齐心事已毕。第一是要膂力好，第二不要弄乖巧。百人合力敌千人，一人偷乖十人恼。沿江沿海有沙滩，滩多洪曲碍轮船。日便分兵犯我境，大炮小船不能运。若论内地尽是沟，天然地营不要谋。撤桥断坝设阱陷，各地各圩容易办。道路原是本地熟，层层深入他不敢。前人有言定不差：恶龙难斗地头蛇。人人想透胆便壮，切勿惊疑听谣谎。

张謇的这首《通海劝防歌》，看似通俗直白，实质深含义理。它非常清晰简要地概述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残暴罪行，号召通海民众见义勇为，保家卫国，并且具体分析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团练乡勇的作用，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恪尽职守，奋勇迎敌。

从张謇和曾国藩所撰团练歌词来看，两者都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但内容上，曾国藩的《爱民歌》，着重阐明爱民众和守军纪的道理，张謇的《通海劝防歌》，则更像参军备战动员，其中既饱含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又体现了深邃的惕日、制日思想战略。

在经济方面如何“制日”，张謇也是主张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直接针对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侵蚀和盘剥采取措施；二是把中国的经济做大做强，积蓄抗衡日本的实力。

说起张謇1895年辞官回乡办厂，一般都是泛泛地从实业报国角度理解他的办厂动机，他自己也说，他办大生纱厂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南通民众的生计。这些说法都对，都符合真实情况，但张謇办纱厂最直接的激励动机、最主要的动力源，是针对日本在甲午战后对中国经济特别是纺织业给中国带来的侵害。

《马关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可以在中国内地设厂（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中外条约并无此规定），这标志着外国对中国的侵略重心，由军事转为经济，经济侵略则由沿海贸易转为内地办厂，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张謇深切地认识到，“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霑”，特别是日本“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对此，中国的对策只能以办好自己的工厂与之相抗衡。“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在张謇看来，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是强国御敌的当务之急和根本大计。

至于工业门类中的纺织业，既与国计民生最为关切，又受外国资本侵害最甚，因而应予以高度重视。正如张謇所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对于如何抵制日本对中国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侵蚀，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与张謇英雄所见略同，他既大声疾呼要尽快发展中国现代工业，又直接在武汉办纱厂和钢铁厂。同时，他在江苏奏派张謇和苏州在籍前国子监祭洒（状元）陆润庠、镇江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筹资办厂。

张謇怀揣强国梦想和“制日”战略，成就了许多非凡事业，不仅在国内影响卓著，在国外特别是日本也引起了密切关注。日本学人驹井德三在考察南通后，由衷感叹，“今日于中华国家，不问朝野，为开发中华抱一志愿不改者，殆无一人。惟公独居南通之地，拥江北之区域，献身于实业之振兴，尽心于教育之改革，卓举效果，此世人之所以称伟也。”而日本知名学者鹤见佑辅则在其著作《偶像破坏期的中国》中，既赞佩又警觉地惊叹，“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

除了自己直接办厂以“制日”以外，张謇还提出了种种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实力，以抗衡日本（包括各国列强）的主张。

一是力主实业强国，全面提振经济。张謇通过甲午惨败的教训，深刻认识到，经济实力强才能国强，而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实业，才能增强经济实力。因此，他在代张之洞所拟的《条陈自强立国疏》中，首先指出，日本人通过签订《马关条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而且，随时准备与各国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其封豕长蛇之谋，令人发指！”对此，中国除了强军练兵，做好军事准备以外，最为重要的，就是“速讲商务”，也就是办实业，搞经济。他认为，“日本与西人通商，专讲精造土货、自运外洋两端”，即在本国产品精良的基础上，与外国通商搞贸易。因此，中国的实业应着重抓工业，“宜讲求工政也”。他强烈呼吁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因为只有工业才能“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增强国力。针对中国积贫积弱、忧穷忧侮的状况，张謇鲜明指出，“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若干年后，张謇在总结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成败得失时，还论述到，“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方日本之始维新也，中国前清亦尝言维新，而收效迥异者，则以日本能窥知西洋富强之由来，竭全力以整兴工业。中国但知西洋有坚甲利兵而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于困境也。”

张謇的实业和经济发展观是完整全面的，本着现代化的“大工、大农、大商”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理念，他固然认为“工固农商之枢纽矣”，但并没有忽视农业和商业（服务业）的重要作用。张謇认为，经济现代化必须发展现代农业，“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亦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同时，“凡觇国之贫富，皆视商力之所至以为衡”。因此，“天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在他看来，只有搞好现代经济，才能强国御侮，而现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棉纺业和钢铁业为重点的现代工业为主导，以现代农业为基础，辅之以发达的商业和各类服务业。

二是力主改善营商环境，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张謇在对比了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后，深刻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并不是中国人不行，地不行，也不是中国人不善于经商、不善于从事“工艺”，而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社会条件即营商环境，大大不如日本及其他国家，若“商务胜利，交涉得手，国势自振”。因此，中国若要真正把经济搞上去，以至于赶超日本，成为别人不敢欺侮的强国，必须首先改善营商环境，而所谓的营商环境，实质上就是政务或政治环境。他在《条陈自强立国疏》中，特别强调，“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素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从而导致经商者的正当利益不仅受到政府及有关方面的侵害，而且也使经商者相互之间进行不正当竞争，使经济无法正常、充分的发展。他悲戚地感叹道，“西人常论中国商人最工贸易，惜国不为保护，任其群起逐利，私作奸伪，不顾全局，以致百业皆衰。”

那么，究竟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呢？张謇认为，从总体上说，即“护商之要，不如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就是要凝聚企业家的潜能，增强其实力，调动整个国家和民众的力量图强致富。具体来说，就是“于各省设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其轻重，而官为疏通之。”而且，官府要赏罚分明，“凡能集巨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奏请朝廷奖之；借招股骗财，重治其罪，勿以瞻徇而宽之。”同时，对于政府设立的招商局，要选好董事，“速加整顿，总以公正均平为主。为总董者，不可稍存自私自利之心，而后商务可兴矣。”另外，要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各国公使皆以觇国为密谋，护商为专责”，“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相机消息筹划。”张謇着眼于改善营商环境，对政府、对官员、对企业家、对招商局乃至对外交使臣的作用和职责，都说到了，可谓关于经济发展的妙言要道！

三是力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张謇那个年代，所谓的民营经济，主要指由民间投资、民间经营的“民办”经济，与由官方投资、官方经营的“官办”经济相对应。中国近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早期工业特别是军工业的现代化，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了，它不仅只是一味追求船坚利炮，而忽视了系统性进步，而且只是以官办经济为主，而忽视了民营经济，从而抑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张謇对此深有体会，“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在于实业。”而只有发展民营经济，“使商民之经营”“放手进行”，才能“振兴中国实业”。他希望“排除工商业之阻碍”，放手让民营企业家创业经商，促进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形成“贫富相资、治安相共”的良好局面。

张謇深刻认识到，在传统旧经济向市场新经济转换的初期，民营经济稚嫩而脆弱，民营企业家“非得在上之保护提倡”，而不能成功创业。对于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即民间实业的发展，张謇在1898年所写的《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提出了比1895年所写的《条陈自自强立国疏》更为系统而具体的建议。他首先主张“商务亟宜实办”，而实办商务，要抓好关键三条：一是“定法”：在充分听取“商民”申说利弊，条陈办法的基础上，“酌其可兴、可除、可行者”，由政府各方施行落实；二是“筹款”：针对“中国此时风气未开，各府厅州县即有可兴之利，往往以集款之难屡议辄止”的状况，可利用招商局的一些专款，“选派明白之员，会同各该地方廉正绅士，招商举办”；三是“定捐税”：“凡属土法创办及机器制造之货，初办五年，只征半捐半税，若系改造土货，就地收买零销，估值不满万者，免捐免税；过万者按应税应捐之数，只征七成。”

由此可见，从1895年到1898年甲午战败后的三年，随着中国救亡图存、自强御侮的探索路径初显端倪，张謇创办纱厂、实业报国的实践已有亲身体会，他关于发展民营经济、振兴实业的思想观点日臻完善。他关于从经济上“制日”的主张，也更为系统全面。

在政治方面如何“制日”，张謇亦有深刻而又全面的考虑。他主张从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着手，对外主要指外交方针政策，对内主要指治国举措方略。

甲午战争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日本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外交中，费尽心机，步步为营，其势力和影响不断上升，对中国的逼迫和侵蚀，则变本加利，日甚一日，成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敌手。如何应对如此局面，遏制日本的虎狼之心，成了清朝朝野上下，包括张謇在内的志士仁人的棘手课题。

《马关条约》的签订，震惊了整个世界，各列强一方面认为清朝战败及如此丧权辱国，不可思议；一方面感到日本已经并将进一步侵占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震惊之余，他们从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迅速采取了行动。首先是俄国，它联合法国和德国向日本发出通牒，要求日本必须将辽东归还给清朝。当时，日本的实力还无法与三国抗衡，便请对其较为友善的英国出面调停，但英国不愿看到日本的势力膨胀太过，便不帮日本说话。于是，日本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清朝追加三千万元赔偿费为条件，忍痛将辽东归还。不久，沙俄派舰队强驻旅顺，并在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割占了旅顺港及周围地区，强化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存在空间。

1890年，由义和团运动和清廷盲目宣战引发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俄都派出重兵参与其中。日本出兵三万，是八国中派兵最多的，获利也最多。沙俄则趁机抢占了东北，日本对此强烈不满，很不甘心，决心不惜与俄一战见分晓。日本巧妙的利用了英美和沙俄的矛盾，于1902年1月与英国缔结了《英日同盟》，规定如果日俄开战，有第三国参战帮助俄国，英国就将加入日本一边作战。这个条约，在国际上孤立了俄国，增强了日本与俄国开战的能量，日本国内为之一片狂欢，据说当时市场上用于庆贺的香槟酒几乎告罄。此时，沙俄深感大事不妙，不得不在1902年4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制定了从东北分期撤兵的计划。但沙俄内心不愿放弃在东北的利益，并没有按计划撤兵。在日俄就东北撤兵谈判不果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04年1月制定了《关于日俄谈判满韩问题的帝国最后提案》。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10日，日本正式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全面爆发。

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在中国和远东势力范围的掠夺性战争。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却不敢抵制日俄两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赤裸裸的侵犯行径，竟然宣布“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这就是中外历史亘古未见的荒唐“中立”政策。日本战胜后，与俄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旅顺、关东省、库页岛南部及中东路南段都转让给日本。”接着，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及附约一款，迫使清政府不仅承认了日俄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私相授受的东三省各项权益，还同意对日本开放东三省内16处为商埠，日本继续经营在战争期间未经清廷许可擅自铺设的自安东至奉天的行军铁路，允许设立中日木植公司，采伐东北森林资源。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获胜，大大助长了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实力。1904年8月，日本组建“辽东守备军”，统管辽东地区兵站、守备及有关军政事宜。1905年9月，日本决定在东北辽东半岛地区设“关东总督府”，统一管辖军政、民政殖民事宜。同时，又以保护满铁路线为名，组建了近一万五千人的铁道守备队，又称“日本护路兵”。1931年，日本就是利用由这支“护路兵”演变成的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中国。

在日本对中国侵蚀步步紧逼和在国际争夺中屡屡得手的情况下，主张在政治外交上“制日”的张謇，其主要对策考虑是：

视日本为主要敌手，采取多种外交手段应对。张謇在全面分析国际局势、深入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俄仇也，日灾也。”他认为，尽管俄国和日本都是给中国带来严重灾难的敌国，俄国历来也不断对中国巧取豪夺，但相比较而言，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更大，时刻会对中国带来灾祸，因而对日本更需戒备和抵制。在他看来，中国外交的重点，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对付日本，而且，态度要强硬、明确，不能懦弱、含糊，他极为反对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所持的“中立”立场。“日俄之战，无论孰胜孰负，祸终萃于我国。盖战地在我，本无苟安于中立之理，既不能有完全其中立之势，而知此痛者，以全国人比较分数不过千万之一、二。”遗憾的是，能认清“中立”给中国带来巨大危害的，只有极少数人，“”千万之一、二”。

张謇同时也认识到，面对日本这样气势汹汹、刚刚大胜俄国的强敌，仅靠硬碰硬的外交对抗还不行，必须运用综合性的外交多种策略、施以务实管用的外交“组合拳”。他认为，首先应该利用列强与日本的矛盾“以夷制夷”。比如，针对日本在辽东半岛的侵略扩张，他主张依据国际条约，联俄制日，但同时强调“不可专持一国之助”。在清王朝即将因辛亥革命而覆灭的前夕，张謇还向摄政王文载沣建议，要注意中日外交有“三大危险时间节点”即，马上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两年后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张謇认为，把握好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特别是要下功夫增进两国间的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促使“中美人民联合”。随后，张謇便将“中美联合”事宜付诸行动，与美国商团和银行代表达成了抵制日本、共同开发东北的意向方案。张謇在与庆亲王晤谈时，还特别强调，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吞并韩国、日俄争斗激烈，中国对东三省的建设和布防刻不容缓。

所谓的《中俄伊犁条约》，是指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于1882年2月在彼得堡与俄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俄国归还新疆伊犁的条约。该条约虽然使中国放弃了近7万平方公里的索回权，并以巨款赔偿俄国，但毕竟收回了已被沙俄占据了多年的伊犁。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严重，国力贫弱，刚平定了太平天国等内乱，面临西方列强和东亚日本的进一步侵略瓜分，沙俄又在新疆周边大兵压境，能以非军事手段收回伊犁，实属不易，国际上普遍予以好评和祝贺。中国尽管割地赔款，但也是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无奈之举。早在甲午战争前，清廷就有偏重西面的“塞防”与偏重东面的“海防”之争。实际上也就是防范俄国与防范日本孰为先之争。张謇虽然主张两者都要防，但认为应侧重于防日本。现在《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十年到期，面临续签调整等问题，必然关系到中国如何对待俄国以及如何利用俄国制衡日本的问题。因此，他呼吁清廷高度关注并妥善处理此事。

所谓的《英日同盟》，是指英日两国政府于1902年在伦敦签订（1905年第二次签订）的关于英日互助合作条约，旨在反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规定某一方在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本质上，这个条约是英日两国军事上的攻守同盟。1911年，该条约也将重签调整，张謇特别提请清廷要高度关注并设法应对。因为这里也涉及到如何利用国际形势应对日本的问题。果然，事隔不久，英日双方便重签了两国同盟条约。新条约最大的改动调整是规定条约的效力不涉及日美两国的战争。也就是说，一旦日本与美国开战，英国不提供军事援助。这就使得日本不敢增强与美国的对抗，也不能太多依靠英国，而要考虑与俄国和好。这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地位更重要了，可以“以美制日”，并促使英日合作弱化。

所谓的巴拿马运河问题，是指美国在接收法国留下的修建巴拿马运河“烂尾工程”后，花费大量钱财，艰辛修筑了近十年，运河工程基本“完工”（1914年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全长约81公里，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被誉为“世界桥梁”，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航运水道。这条水道的开通，极大便利了全球贸易航运，也大大加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张謇要清廷注意此事，实际上是希望加强与日益强大的美国友好合作，以便既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又增强对日本的制衡。张謇在晋见载沣时，明确表示，“国际现势非联与国不足以图存，列强之中惟美之扪罗主义至今未变，对于我国无侵略土地之心。而其富雄足为我国之援助。巴拿马运河将次开通，又与我交通渐进。我国今日欲与联络，宜从商务入手。”他在晋见当天所拟的“召见拟对”，更详细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国家海陆军一时不能完备，全持外交应付得宜。所谓得宜者，在知事会之缓急轻重。今外交危险时期，约有三节，请摄政王注意。第一期：今年夏秋改订《伊犁条约》，恐俄人尚有想出不利于中国之条件，于西北一带借启衅端。必令外交官预先详慎研究，以便临时应对。第二期：宣统五年为英日同盟满约之期。日之连英计画全注射于中国，倘仍接续同盟，于中国非常危险。然以世界大势论，英日之交必不坚。……第三期：宣统七年为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之期。日本为争太平洋权利起见，必设法在宣统七年以前，竭力扩张在中国之势力，或有意外举动，亟宜预筹防范。”

张謇向摄政王所提出的三个危险期，即三件大事，体现了他的世界眼光和外交谋略，也包含了关于利用国际形势制衡日本的策略思想。

张謇还针对日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建议总理衙门修改《马关条约》中关于内河航运权的条款，主张“华商自办轮船公司以分洋商之利”。他还坚持“土地永禁买卖与外国人”的原则，并在自己创办的纺织、农垦等实业项目中，通过公司章程明确排除包括日资在内的各种外资的控制。他试图打破日本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控制，遏制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对中国矿权的攫取，设想“自建铁厂以塞漏危”。实际上，他是希望发展钢铁业、棉纺织业等民族工业，构建产业链外交壁垒，既能直接抵制《马关条约》允许的日资设厂特权，又能积累经济资本增强国际谈判筹码。与此同时，他主张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商贸，包括引进多国外资，既增长自身实力，又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并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这种将经济自主与外交主动权捆绑在一起的策略，突显了张謇的宏阔视野和深邃眼光。

在国内政治方面，如何采取“制日”措施，张謇的基本主张是：

1、不忘国耻，立足“自强之本”，上下同心，朝野协力，奋发有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张謇就在《条陈自强立国疏》中明确指出，“自强之本，实在朝廷圣心时时以大局为可危，则天下之人心警动，而偷惰之习变；圣心时时以此约为可耻，则天下士气奋发，而智者之才生。伏望我皇上存圣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将向来因循废弛，罔利营私，漠视君国之习，严惩切戒；先令天下现有之人才，激励奋发，洗心涤虑。庶己所欲之要务，可以实力奉行；所欲造就之人才，可以接踵而起，亦有成效可睹矣。”

2、变革政治，变法维新以图强。张謇深知，“实业之命运无不系于政治”，政治优劣决定经济强弱，经济强弱决定军事胜负。甲午战败，表面上是军事上的失败，实质上是经济背后的政治上的失败。因此，要真正实现富国强兵，必须变革政治，以政通人和促百业兴旺。“謇窃以为非改革政体，不足以系人心而回天命。”他除了积极建言献策，倡导革新政治以外，还积极投身于实际的政治变革活动。正如他的儿子张孝若为他所写的传记所说：他“尽忠竭节希望改进政治，人民得到幸福的热忱，或者比别的人还要加上几倍。”

3、制定具体政策，从各方面实施富国强兵的有效举措。张謇深知，对付日益强大且野心勃勃的日本，光靠空喊口号不行，必须针对各行各业的现实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因此，他在甲午战败不久所撰写的《条陈自强立国疏》中，从军队建设、人才培养、保护商业、工业制造、对外交流、设立陪都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而周详的政策建议，可行性很强。随后，他又陆续在《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论中，分门别类地提出了发展各类产业的具体对策。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在早期现代化思想引领下的所形成的各方面的政策举措主张，若真能得以施行落实，中国赶超日本、抵御日本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予这样的机会。

（本文系根据2025年7月5日，由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张謇企业家学院主办的“张謇‘癸卯东游’研学活动暨学术沙龙”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张謇与日本》的主旨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