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日本之一 早年的“知日派”（1870-1894）

张謇的一生，时时以爱国为先，处处以现代化为重，他在对待国家相互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面对各种外交问题，张謇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着眼于是否以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与中国利害关系密切且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近邻日本，张謇对其态度和应对主张，更是充分表现出了坚定的爱国立场和追求现代化的志向。

从表面上看，张謇对于日本的态度和主张复杂多变，但就实质而论，怎么对中国有利，怎么能在中日的博弈中取胜，怎么有利于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张謇就采取什么样的对日主张和策略。因此，他能自然而然地根据中日两国国情的具体变化及中日关系的演变，不断转换自己对日态度的主导倾向，试图从早年的“知日派”、甲午战争时期的“战日派”、甲午战后的“制日派”、晚清末年的“仿日派”、辛亥革命后的“防日派”等五个方面，阐述张謇一生与日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纠葛，以及看似变化多端、实质万变不离其宗的对日态度。

一 、早年的“知日派”（1870-1894）

张謇最早论及日本的文字，见诸于1874年的一组律诗和1875年的一则日记。这时的张謇，二十一、二岁，经历了折磨其五年之久的考秀才“冒籍风波”，刚入幕江宁发审局主事孙云锦，从偏僻闭塞的通州农村来到省城江宁。他在诗文中所谈到的日本话题，均与当时中日双方处理台湾“牡丹社事件”有关。

所谓的“牡丹社事件”，是指1871年12月，琉球一船只在台湾南部触礁遇难，船上69名乘客溺死了3人，66人几经漂流后登岸上岛，其中55人被台湾牡丹社原住民杀害，12人在当地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后转送福州经福建地方官奏准送返琉球。

“牡丹社事件”以及中日双方对其的处置经过，使年轻的张謇在深深担忧中国的“国运”不济的同时，对日本的不良行径和不轨图谋，有了深切的认识。他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874年8月22日）所作四首七律诗《读史四首》，借史抒怀，以古喻今，表达了他爱国、忧国情怀，以及对日本的愤懑和警惕。

张謇写这组律诗时注明：“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海师返，知宰臣有议和之举，天下事去，夫复何言？有《读史四首》。”此时，中日为“牡丹亭事件”交涉谈判已近尾声，《北京专约》即将签订，张謇眼看大势将去，感慨万千，满腔悲愤。当年，张謇刚入幕孙云锦，并随孙云锦勘淮安渔滨河积讼案，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的贫穷和困苦，开阔了政治眼界。张謇在当幕僚时，常与孙云锦纵谈国事，“为之悲愤交集，几欲排阊阖而叩之。”当他在孙云锦（“海师”）处听到了朝廷对日本交涉的有关情况，“知宰臣有议和之举”，便将自己的感想见解凝练于咏史怀古、镜鉴古今的《读史四首》中。

1874年10月，中日《北京专约》正式签订后，日本宣称清政府已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琉球属于日本，并千方百计切断琉球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以彻底吞并琉球。面对如此危局，张謇在1875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叠有国丧，且闻台湾复有兵警，以去年受庇之人，一旦反戈相向，既失体制，亦贻后患。圣母升遐之说，而机折朱笔已交恭邸者，恐天下自此多故矣。杞人之忧，未有已时，不知当道诸公亦曾一动念否。吁！”这一年年初，同治帝去世，光绪帝即位，慈禧垂帘听政，俄国侵略新疆，左宗棠奉命准备收复新疆，日本则在进一步吞并琉球的同时，觊觎台湾，时时挑衅。因此，张謇认为，在“叠有国丧”，“台湾复有兵警”时，一旦日本再以兵戈相向，而清朝却不予遏制，必然“既失体制，亦贻后患”。面对种种内忧外患，他非常担忧，若日本再次逞强，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大体”和“大局”，并留下长远的祸害（“恐天下自此多故矣”）。这充分体现了他浓烈的忧国情怀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被张謇不幸而言中。

日本在琉球、台湾问题上有所斩获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朝鲜。1875年9月，日本军舰闯入了朝鲜江华海峡，与朝鲜军队交战，史称“江华岛事件”。事件发生后，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江华条约》），不仅使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使权、领事裁判权，损害了朝鲜的内政自主权和领海权，而且严重冲击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江华条约》开宗明义写道：“朝鲜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了朝鲜脱离中国藩属地位的法理依据和起始开端。

1875年，张謇因孙云锦的携访和介绍，认识了在浦口驻军的庆军首领吴长庆。几经接触后，吴对张很赏识，并请张代拟书信。不久（1876年四月），吴长庆便正式延请张謇入幕。张謇相随镇守一方的名将吴长庆，自己的阅历和见识大长，包括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认知也大大提升。

1880年，日本在吞并琉球后，染指朝鲜，威胁中国东北。当年冬季，吴长庆调补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庆军派六营兵力驻山东登州、黄县。随军而行的张謇，面对海涛汹涌、风云变幻的渤海湾，心事洁茫，感慨不已。“微闻玉帛方修好，却倚危阑日听涛”。他希望朝廷能积极备战，主动应对，反对当权者在领土主权上节节退让，以换取虚假的和局。当年三月，张謇在为吴长庆代写的书文中指出，对日方针“不过战和两策，和取自目前之无事，而战为全局之通筹”，必须“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

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中国再次与日本发生剧烈冲突，清廷委曲求全维护的短暂和局终被打破。

所谓的“壬午兵变”，表面上看是朝鲜旧军士兵对军饷等待遇不满而引发的动乱，实质反映了朝鲜朝野上下对日本态度的剧变和矛盾。

“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以保护使臣和侨民为名，迅速派兵赴朝，并欲逼迫朝鲜超额赔偿，割让土地，开放港口，再签订一个比《江华岛条约》更有利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对此，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时任署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向总理衙门建议，“惟高丽为中国属邦，日人既经来告，中国既知此事，宜不可若罔闻知。”同时，他要求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预备快船两艘、兵船一艘在大沽口待命。8月10日，丁汝昌根据清廷“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示与议，本应派兵保护”的上谕，率军抵达仁川。此时，“仁川已驻日本兵船七艘，陆兵一营。”张树声随即命令吴长庆率陆兵六营（四千多人）速奔朝鲜增援。庆军在汉城郊外驻扎后，吴长庆设计将大院君骗至城外，予以逮捕，并送至天津囚禁。之后，闵妃重新执政，“壬午兵变”告一段落。面对清朝的迅速处置，日本未敢轻举妄动。

“壬午兵变”折射出的中、日、朝三方关系十分复杂，形势极为吊诡。如何看待和应对如此局面，特别是日本的险恶用心和逼人态势，是考验涉事的清朝军政大员智慧和胆略的巨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在一线处事的吴长庆及其核心幕僚张謇经受住了考验，显示出了不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吴长庆因平乱有功，受到朝廷表彰，他却没有忘记张謇等人的作用，致信张树声说，“前事则赖薛书耘、何梅生之规划周详。临时则赖张季直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

张謇在壬午赴朝的日记中，较为详实地记录了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六月三十日，“写各讯，作奏章，陈援护朝鲜事宜。”七月八日，“晚，驶进内港马山津。登瀛州继至。为延陵（吴长庆）定堪战策。”七月十日，“随军宿鱼鳞川，行五十里。”七月二十二日，“至屯子山驻军，去王京七里。请延陵速入城，觇是应动静，乘机执送。”七月十五日，“乱军有思逞之意，夜得国王讯，固定攻剿枉寻里、利泰院之计。”

张謇在平定“壬午兵变”过程中劳苦功高，在事后的战略谋划，也非常卓越。

1882年8月30日，朝日通过谈判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朝日关系表面归于平静，但由于朝鲜内政不修，日本侵朝贼心不死，从而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张謇对此深怀忧虑，他在《条约》签订的前十天（1882年8月19日），精心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的策论，供中朝相关官员参考，连朝鲜国王也看到了，并多加赞赏。

张謇为朝鲜兵乱善后所提六条策略是：

1、“通人心，以固国脉”；2、“破资格以用人才”；3、“严澄叙以课吏治”；4、“谋生聚以足财用”；5、“改行陈以练兵卒”；6、“谨防圉以故边陲”。

全文两千多字，文字洗练精道，见解深刻独到，不仅是对平乱后的善后之策，也是日常治理良善方略。不仅是对朝鲜朝政的谏言，也是对清廷施政的建议。如果说，赴朝辅助吴长庆平定壬午兵变，使张謇功成名就，《朝鲜善后六策》的提出，则使他的文采和韬略名满天下。后来，不仅垂青他的张树声和张之洞等，就连政见不同、斥他“多事”的李鸿章也都想将他延入幕中，以致留下了“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佳话。

张謇认为，朝鲜善后的核心问题，是“求诸本源”，通过自身强盛，不给日本入侵欺负的可乘之机。因此，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条分缕析，次第标本，从长计议，贡献良策。

据说，《朝鲜善后六策》上奏后，朝鲜国王颇为赞赏，慈禧太后也曾关注垂询，并得到了潘祖荫、翁同龢、左宗棠等京朝枢臣和封疆大吏的认可。张謇还撰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谕朝鲜檄》、《定勘乱策》、《陈朝鲜事》等策论。其中，针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朝鲜的离心倾向，提出了根除后患的大胆建议：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这一石被惊天的宏论，尽管未被朝廷采纳，甚至被李鸿章斥之为“多事”，但从中不难看出张謇对朝鲜和日本国情认知的犀利，以及从根本上应对危机四伏的险局的过人胆略。

若干年后（1911年4月），张謇在致韩国钧的信中曾回顾到：“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有援汉元莬、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兵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为练新军，联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流虬。”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謇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处心积虑地为清廷出谋划策，不仅要“规复流虬”，而且要将朝鲜“废为郡县”，尽管未能实施，但不啻是一种大胆而深邃的战略设想。

俗话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果然，在张謇发表种种进言和策论且不被采纳不久，日本对朝、对华掀起了更大的风浪，使中日关系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这就是两年后朝鲜发生的亲日甲申政变及其所引发的各种变局、乱局。

其实，张謇对这种形势的变化早有预感。当朝鲜有两位官员称赞善后六策“切近”、“可行”时，张謇深知无胆无识的清廷当权者不会采纳，因而论道：“余窃料鬼蜮太多，二君之言未可㤉也。”六策如不实行，“远而五六年，近而三四年，祸且踵至，何治之可图”！后来的时局发展，果然被张謇不幸而言中！

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人金玉均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的授意下，引日军攻入王宫，挟持国王，企图设立以开化党主导的亲日政权，开始了“甲申政变”。政变发生后，袁世凯在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指示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快速出兵，对政变者和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有效平息了政变。李鸿章事后大赞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

政变虽然被平定了，但日本政府却强迫朝鲜在1885年1月9日与之签订了《汉城条约》，使日本获得了在汉城的永久驻军权，变相地否认了清朝宗主国地位。同时，日本国内的好战和激进分子，狂热主张趁清廷陷于中法战争之际，将驻扎在汉城的清军驱逐出境，以独霸朝鲜。日本政府考虑到与中国开战的条件还暂未成熟，便一面积极备战，一面装模作样的与清廷谈判。

1885年4月18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又称《朝鲜撤兵条约》。条约共三款：（一）中日两国军队在四个月内撤出朝鲜；（二）中日两国不能派员在朝鲜练兵；（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该条约从表面上看，中日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实质上掩盖了一个要害问题：日本要与中国对朝鲜共同做主，中国已不是朝鲜真正的宗主国，朝鲜已不是中国的藩属国。这实际上为日本后来控制、侵略、吞并朝鲜铺平了道路。这也为日后中日更大的矛盾冲突埋下了巨大隐患。难怪后来就有人惊呼，“甲午战争的情况已在这时约定了。”

甲申政变发生后，张謇在当年十月致吴兆有的函中说道，“东事之不可为而祸悬眉睫，謇在壬午八月即历历言之。今其国中尚有謇所作《朝鲜善后六策》可证（记得京师尚有数本）。然亦初不意所谓近而三四年祸且踵至者，今不幸而吾言之偶中也。”“就时势情事而论，日与法通，日之构衅，必有为法牵制吾军之谋，心更有藉端干预要索兵费之事……然却不可再赔兵费于日，更蹈从前覆辙。此事似不必待日本向我说，我即先须向日本理论曲直。”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謇的先见之明和善后良策。这也是在“知日”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对日良谋。

此时，身在故里心忧国事的张謇，还在代拟“条陈朝鲜事宜”中精辟论述，“中国以朝鲜为门户，朝鲜亦倚中国为长城”，“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因此，朝廷一定要“时时有必战之心，事事图能战之实”。他最担心朝廷无“必战之心”，又无“能战之实”。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

总之，从1874年到1884年这十年间，张謇围绕台湾牡丹社事件及其演变、日本侵台和吞并琉球、朝鲜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等涉及日本的重大事件，发表了诸多评议和建言。这构成了张謇早年对日本的主体认知和基本态度。这些认知和态度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张謇早年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风貌，很值得深度研究。概括起来说，张謇早年对日本的认知和态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崛起的日本对华图谋觉察较早。日本因开启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染指周边、称霸东亚的野心。当时，中国朝野囿于对日传统看法，且对外部世界缺乏关注，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看到这一点。而二十岁出头的张謇，却以“举世皆浊我独醒”的独到眼光，敏锐地洞察到了日本的潜能和危害，清晰地揭示了诸多事件的实质和日本的图谋。他的许多独到而又精到的见解，往往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对变化中的日本认识较明。日本与中国在汉朝时就形成了朝贡关系，唐朝时连年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日本在文字上借用汉字创造了日本文字，教育制度也仿照唐朝。日本的文学、绘画、书法、工艺以及服饰等诸多方面都仿效中国，表现出鲜明的唐朝文化风格。明清时，日本逐渐摆脱了对中国的依恋，且显示出与中国相抗衡的趋势。但在一般中国人眼里，日本依然是无足轻重的“蕞尔小国”，是服从于中国的小学生。日本明治维新后，奉行“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路线，社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国力大增，雄心勃发。然而，这时的中国人，包括朝野诸多精英，依然不以为然，依然以老眼光看待日本。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崛起和巨大变化，在早期阶段，并不被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所觉察，更谈不上有所警惕和应对。这时，名不见经传的有志青年张謇，却满怀忧国忧民情愫，以敏锐且担忧的眼光，默默注视着日本的嬗变和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一句“未觉长城坚故碣，只闻沧海是明珠”，足可看出张謇对日本的“先知先觉”，以及对中国国土安全的担忧。

第三，对中日冲突及日本企图预判较准。如前所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早期，尽管日本伴随着快速崛起，野心也急剧膨胀，并酝酿着对外扩张，但一般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年轻的张謇却早在1874年就在一首咏史的古诗中，含蓄而又尖锐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三年牛马向西谣，万里蜻蜓岛外潮”。见微知著的张謇，已从琉球的离心和无奈，看到了万里之外的“蜻蜓岛”（日本）将掀起风浪。

实际上，明治维新不久，侵占朝鲜的“征韩论”就成了上层统治者的主导政策趋向（尽管分为“急征”和“缓征”两派）。对于孤悬海外的贫瘠岛国，占有大陆土地，一直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利益国界”的着力点。日本认为，只有占有了周边的大陆国家，日本民族才可能获得长期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此，日本早在甲午战争前就谋划了对外扩张以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五部曲：第一步是侵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占领蒙古以及中国的东北三省，第四部是征服中国并称雄亚洲，第五步是以亚洲首领地位争霸于世界。

日本实施“征韩”策略的第一步，是逼迫朝鲜臣服日本。1869年，日本在递交朝鲜的书契中，将日本天皇称作皇上，将天皇的谕令称为“敕”，并代朝鲜擅自使用自己新铸的图章。当朝鲜拒收日本文书后，日本一面使用威胁、恐吓手段迫使朝鲜屈从，一面与清政府建交，取得与清朝同等的“上国”地位。之后，日本利用“江华岛事件”，打开了朝鲜国门，在朝鲜获取了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特权，而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却摇摇欲坠。后来，便发生了表面是朝鲜国内问题，实质是中日博弈和冲突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等一系列危及中国利益的严重事件。

对朝鲜问题给中国带来的隐患，以及中日冲突的潜在危机，张謇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清醒认识。他认为，朝鲜为中国“必争之要地”，“东事之不可为而祸悬眉睫”，“近而三四年祸且踵至者”。

第四，对日本的对策谋划较全。由于张謇对日本知之较深，对中日局势研判较准，因而所提对日策略和谋划也较为周全。张謇的忧患意识强，眼光敏锐，心思缜密，因而往往能在对日本动态做出预判的基础上提出严谨的预防建议。张謇认为，对于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进犯中国的日本，“寇未至当作有寇想，寇已至当作无寇观。寇未至作有寇想者，警戒不虞，慎固防守是也；寇已至作无寇观者，盛气以吞之，毕力以歼之，虽千万人，我往而之。”

（本文系根据2025年7月5日，由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张謇企业家学院主办的“张謇‘癸卯东游’研学活动暨学术沙龙”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张謇与日本》的主旨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