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日本之二 甲午战争期间的“战日派”（1894-1895）

二、甲午战争期间的“战日派”（1894-1895）

1894年（甲午年），正如张謇以及与之相同的有识之士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又借朝鲜问题挑起事端，发动了几乎致中国于灭顶之灾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对中日双方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张謇在这一期间的表现，更为鲜明的表达了他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对日本的态度和应对策略。

1894年初，朝鲜东学党人聚众作乱，中国派兵协助朝鲜政府平乱。但是，日本也以《天津条约》为据，借口保护侨民及使馆，与中国同时出兵朝鲜。其实，当时闹事的朝鲜南部并无日本侨民，且离日本使馆驻地汉城甚远，日本出兵显然另有所图。而且，在平乱后，日本仍不撤兵，并企图与中国共管朝鲜，特别是要主导朝鲜的内政改革。为促使日本撤兵，清朝本希望俄国逼迫日本，但俄国言而无信，并没有兑现诺言、发挥作用。英美等列强也只是对日本口头表示谴责，行动上只是观望，并不参与调停。这时，对朝鲜问题各不相让的中日两国，只有以兵戎相见取代外交斡旋，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

1894年6月初，当清廷受朝鲜政府求援，派兵赴朝平定东学党人起义时，日本认为机会到了，伊藤内阁随即决定出兵朝鲜，并设立了有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海军司令部长等组成的“大本营”，作为战争指挥最高领导机关。

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先行进入汉城，6月12日又派兵800人进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其挑起衅端，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6月16日、6月28日，日军分两批从仁川登陆，总人数达8000多人，大大超过清军数量。

在中日谈判期间，日本于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并逼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属国，以及接受日本提出的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不仅拒不撤兵，而且反诬中国“有意滋事”，宣称“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于是，中日谈判破裂，至7月17日，日朝谈判也宣告破裂。同日，日本大本营做出开战决定，并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王宫，解散亲华政府，重建亲日政府，并嗾使朝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济远”、“广乙”两舰，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自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日两军既在海面上，又在朝鲜境内陆地上开战。

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后，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主和派以慈禧太后为首，又称“后党”，主战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又称“帝党”。主和派主张对日本和谈避战，也可称作是“和日派”，主战派主张对日本回击开战，也可称作是“战日派”。张謇是“战日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主战主张和行为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张謇“战日”的战略指导思想明确而又理性。当时，同是主战派的一些人士十分情绪化，既态度激昂，又盲目自大，对日本及战争问题毫无正确认知和理性考虑，他们盲目断言：“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而张謇则不然，他对中日两国的军力及战争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评判，对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有着全面深远的谋划。

首先，张謇认为，必须清醒认识到，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及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今非昔比，中国绝不能抱有轻敌侥幸心理。他在中日开战前夕就指出，1882年“壬午七月，我兵驰入汉城而日兵即退者，当时我兵迅速，日本未测我之虚实也。”而现在日本知中国之“虚实”，特别是“中国持重无远略，而北洋敷衍，及其未死而无事之意，各国皆知之，且日本恐俄人铁路成而朝鲜先为所据，故先发制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他认为，日本日益强盛，军力大增，随时可以进击清军，而“中国之所以见侮与外夷，上下相顾愕眙无策，葸葸而却缩者，海军之弱也。”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日本的挑战和自身的弱点，积极整军备战，以防不测。张謇的“主战”，是建立在不得不战和有备而战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认为日本不堪一击。

其次，张謇在战云密布、中日两军剑拔弩张时，既不轻敌、畏敌，又提出了务实防范、大胆出击的战略主张。他在1894年7月15日上书翁同龢提出，“今为可进可退、亦战亦守之活着计，中国可战铁船约二十艘，约四分队，每队五六船，各以经事提镇统之，密授方略，时时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被牵掣顾忌，不敢分兵扰我边海，则我之南北洋海防，但就本有营垒，严饬将士，谨候望、备战守而已。”在这里，张謇提出了海上机动游击牵掣敌军的积极防守策略。

接着，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择机主动进击日军（包括其海军船厂）的大胆计划，“我之兵船规利图便，遇有可乘之机，飙驰前进，或毁其船厂（皆在海滨），或沉其战船，此则声势相援、虚实选用之道，而亦海军练胆、海防固圉之要施。”他还建议，派良将重兵驻扎台湾，“名为防台，相机东渡。”也就是说，以台湾作为攻击日本的战略要地。

另外，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应注重“陆防”的三道防线：一是首防在朝鲜，“大军根本在平壤”；二是固守东三省屏障，“专责之吉林、黑龙江、盛京将军都统切实训练，分扎要地”；三是守卫根本之地——京师，“可抽选神机营万人，一用勇营练法，归京营统帅代练，练成以备宿卫。”与此同时，还要重视“江防”。江防扼要，以吴淞为第一，宝山、崇明、白茆、通州芦泾港、如皋周圩港、泰兴天兴港依次次之，责成地方官“率公正耐劳绅士，按地抽丁”，修筑“宜宽而不必甚为高”的沿江大堤，“无事以之捍潮防灾，有事以之藏兵御敌。”由此可见，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张謇关于能攻能守、以攻固守，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军事谋略，当时若能被执政当局所采纳并付诸施行，恐怕甲午战争结局会是另一种样子！

最后，张謇战和相济、以战定和的战略思想非常务实妥当。在他看来，“西人之法，不轻用战”，我们也应如此，不能轻易言战，更不能以战争为目的，为战而战，而应以保和平、卫主权为目的，最终是为“和”而战。仅此一点，就使他与一般的盲目好战的“主战派”区别开来。而在以战保和、以战定和的问题上，他更是有着深刻而辩证的认知，绝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他是不负责任、不顾后果的一味主战，或者是因为明知最终打不过日本，只是以先战后和或以战定和为借口，随时准备“和”、甚至“降”。

其实，张謇以战定和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蕴意。一是直接以战争的胜利迫使日本讲和；二是在不弃战言和的情况下，促使国际力量压日本讲和。他认为，在一时难以决出胜负的形势下，应着重以坚持战斗来促使国际列强出面协调中日和谈。以往日本之所以蛮横无理，既是因为“中国惧战”，而使日本屡屡得逞，又是因为“中国无战之势”，“无所为争”，他国也就“不引公法以讲者”，没有“借口”出面调停定和。因此，只有打破惯例，积极迎战，“则各国必有出而讲和，日人且必易于就范”。于是不损害中国利益的“和局”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谓必能战而后能和之说”。

主和派首领李鸿章关于战与和的战略思想与张謇截然不同，他即使力主加大投入，加强海军建设，也“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他认为，“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一应之耳。”平心而论，李鸿章一味求和避战，有着多种原因，并不能简单以胆小自私或投降卖国论之。一味主和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企图“以夷制夷”，寄希望于列强各国调停中日冲突，制约日本的过分举动。靠外交手段和国际力量的平衡，使自己既保存实力，又不撕破“和局”，是李鸿章主和的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主和与主战，无关乎爱国动机和道德追求，不能说“主战”就是道德高尚的爱国者，“主和”就是道德卑下的卖国者。在这里，只有策略和效果的高下优劣之分。

当然，仅就此而论，张謇的主战主张，也要比李鸿章的主和主张胜出一筹。因为为和而和，并寄希望于外力保和，远不如以我为主、以战定和，来得主动和有效。正如张謇所言，即使要靠国际调停促和，也不能自己不争气，“无战之势”，“无所为争”，只有立足于战，才能促使列强调和，才能赢得有利于己的和。当然，甲午战争中方还是战败了，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绝不能简单说成是主战路线的失败。实际上，如果中日开打之后，中方的决策和执行都很果断，不受制于“战”“和”之争，且战术得当，将士用命，以战定和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其二，开战前力主有效备战，积极迎战。本着战和相济、以战定和的指导思想，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张謇洞察风起于清萍之末，未雨绸缪，积极建议摆兵设防，随时准备迎战。当时，他的主张和行为主要为：一是有针对性整军备战。张謇深知，尽管对日可战、必战，但要战而能胜，必须针对中日双方军队的实际情况做好各种准备，特别是要从实战出发，克服我方弱点，加强训练，强军固阵。除了加强和改进日常的军事训练、完善战时体制外，他主张对海军在增添战舰的同时，撤换无海军经验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选任有海军专业知识和指挥才能的林泰、刘步蟾等为海军主将，以避免“兵法所谓，将不得人，以兵御敌，兵不夙习，以国予敌之戒也”。对陆军，则宜湘淮并重提升军力。他称赞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步队之勇不可无湘人，湘人坚朴而治，营垒整洁。”他认为淮军虽略逊之，但仍可“鞭策而用之”，特别是淮军统领的“江苏淮海之人，山东兖曹之人，直隶宜大之人”，经过整训，均可作战迎敌。至于部队将领，可不分湘淮，启用刘铭传、刘锦棠、章高元、蔡金章、杨歧珍、李先义、章光直、聂士成等能征善战之才。对于拱卫京师的京营，应分马队和步队而治，每日练习“马步行阵进退整散离合之法，枪炮刀矛长短选用起伏相乘之法”。

张謇强调，要着眼战局设防布阵。考虑到中日开战后的全局和重点，张謇在统筹谋划“三防”（海防、陆防、江防）时，更为重视海防。而海防又分北洋、南洋，应以北洋为主，南洋为辅。南北洋水师应以战舰游弋于中国、日本之间，形成“可进可退、亦战亦守”之势。至于“游弋战舰”的根据地即“后路”，“南洋则台湾最为便，厦门为辅，而舟山次之。北洋则威海最便，烟台为辅，而旅顺次之。”南北海防必须双向联动，相互配合，并由湘军刘锦堂和淮军刘铭传分别帮办南北洋，“统帅游弋之师”。北洋大臣则应移驻威海，扼守北洋重镇，拱卫京师。他还提醒翁同龢，“台湾事至要，亟应改弦更张”，并建议大胆启用战功赫赫的“黑旗兵”首领刘永福。“可将所部先驻台湾，名为防台，相机东渡”。所谓“相机东渡”，实际上就是相机东袭日本。之所以作如此考虑，就是因为刘永福曾上书李鸿章“愿率旧部径攻日本”。

对于海军的游弋战备训练，张謇强调三个重点：一是“练炮准”，以便实战提高命中率，有效打击敌军；二是“测沙礁”，以便提前熟悉航道，实战时避免触礁和迷航；三是“狎风涛”，以便将士适应海上军事生活，锻炼在险恶的风浪中勇往直前的胆气和能力。他还制定了赏罚条例，对“能中炮准而过半”、“能得沙线礁于洋图之外”、“能经大风涛而不损舰一器”者，给予重奖，“否则罚之”。

1884年7月中旬，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破裂，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事到临头，仍既不愿出兵朝鲜，又不认真备战，只是一味消极避战，幻想能免于一战。这时的张謇却忧心如焚，坚决主张奋勇迎战。他接连不断致函翁同龢，表示只有决一死战，才可力挽狂澜，“振作一年，或可冀十年安静”。7月21日，就在日本决定开战的当天，在风雨大作的夜晚，张謇夜不能寐，反复思虑，再次致函翁同龢，除了坚决主战外，补充完善了三点战策：

1、用好防御战中的“游弋之师”；2、注重战略要地平壤；3、选贤任能，重用良将。

7月24日，他将所知日本军情函告翁同龢，并在具体分析中日两军海军资料后，得出结论：中国占有优势，可以一战。7月28日，他再次上书翁师强调，若再不应战，“一误再误，再来劫局益幻，下子益难，直至割肉喂虎”。

翁同龢基本采纳了张謇的主战意见和军机谋划，并据此上奏光绪帝。于是，光绪于7月16日给消极退缩的李鸿章下了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肩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面对如此严厉的谕旨，李鸿章不得不摆兵布阵，准备开战。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北洋海军，打响了丰岛海战，拉开了中日甲午大战的序幕。7月28日，张謇即上书翁同龢，提出全面对策：“即日声明：倭人不守约章知照派兵，不遵公法，遂先开衅，布告各国绝其交，撤回中使，谢绝倭使，中国各口通商，倭人一律禁止出入”；针对日本裹挟朝鲜国王对抗中国，可谋拥立亲华的大院君及其子李载冕，“以十数营进薄韩京，约叶军会攻”；增派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守；督令丁汝昌迅速开拨，仍令效力前线，戴罪自赎”，并鞭策李鸿章改过奋勇，必要时“应照东捻北窜故事，拔翎褫褂”，调动湘军北上，加强津防，明谕“重赏严罚，方可激励将士”。同时“预筹续饷”，“拨用庆典款”，以便劳军，并“足感动人心，亦可阴折虏计。”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正式宣战。清朝在宣战诏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应面对即将来犯的日本，张謇主张属国朝鲜之请出兵，而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清朝忍无可忍，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其三，开战后竭尽全力出谋划策。中日开战时，张謇尽管仅仅只是刚中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充其量还是翁同龢的非正式幕僚，但他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本着坚定的主战主张和既战必胜的信念，夜以继日苦思冥想，殚精竭虑谋划献策，竭尽所能助战强军。

在甲午战争的各个阶段，张謇始终密切关注战事动态，尽最大努力为使战争有利于中国而贡献才智，发挥作用。

战争初期，张謇既上书建言朝廷坚定迎战决心，又献计献策谋划战时方略。1894年7月下旬发生的丰岛海战，清军运兵所借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军击沉，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并以出兵占领仁川相威胁。这时，主和派又幻想借用英国的施压，不战而解决问题。李鸿章训令中国军队“静守勿动”，“我不先于开仗，彼谅亦不动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也认为“事有转机”，挽请英国调停。对此，张謇连续上书翁同龢，批评李鸿章等人主和避战，贻误战机，建议朝廷一定要坚持抗战，主动作为。翁同龢回函表示，“坚持二字，敬铭之”。

最终，清廷终于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对日本宣战。8月2日，张謇再次致函翁氏，表示“闻陆战一负一胜，负不必惧，胜不必喜也。此时似宜电购穿板铁甲二艘……为将来游弋之姿，于虚声则示日本以不轻于和之势。及此借用庆典款为较易成，用亦归实，能行似好。”同时表示，有系统的军事筹划“治兵私议”随后呈上，供酌情采纳。这时，张謇既坚决主战，又积极谋划应战。中日一宣战，他即提出派舰船进援叶志超军、加强渤海防务、预防日军偷袭京津等建议。8月12日，他上书翁同龢，认为日本“能布远势而我无近防”，非常不可思议，“须时时提醒梦中诸人，尤宜戒津（李鸿章）严防坚持”。他主张既要积极固守，又要主动出击，在8月13日致翁同龢信中甚至谈到，“安得战舰三五艘，以重兵径薄倭东京湾也？”他还努力搜集有关战事信息供翁氏参考，呈奏饬令沿海沿江应实行海上“米石禁运”。同时，他还将珍藏多年的两张朝鲜地图呈送翁氏，以作军事用途。

当战争处于激烈争夺、苦苦相持阶段时，张謇根据战场变化和将领表现，主张及时任用善战良将，以定战局。10月初，清廷虽从各地调往关外的军队已达80余营，但相互间互不统属，互不配合，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以致辽东半岛即将不守。张謇在“声泪俱下”叹危局的同时，向翁同龢提出了设粮台、调湘军、起用吴长庆旧部、调袁世凯、陈宝箴、李正荣等入京参与军机大事（备询）的建议。不久，朝廷便起用湘军，调袁世凯等来京。张謇深知，“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若要取胜，必须罢黜叶志超、卫汝贵等败兵之将，起用宿将。10月13日，他同文廷式等一起看望病中的翁同龢，建议起用刘坤一、吴大澂督办军务。后来，刘、吴两人先后奉旨到京，分别被授为钦差督办山海关前敌军务大臣和帮办军务大臣，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当战局不利、清军败退时，张謇力主调整中枢，重定大计。他首先针对能战而不战、不该败而败的状况，呈疏以劾庸臣。在鸭绿江陆战和黄海海战败北之际，10月初，丁立均领衔翰林院三十五上《请罪李鸿章公折》，张謇则单独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在张謇看来，清军败北的“原祸”就是李鸿章主和误国。他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分析抨击李鸿章处置不当导致败局。至于如何“防患未来”，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罢免李鸿章，“请去北洋”，“另简重臣，以战定和”。清廷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只得给予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在包括张謇在内的主战派的强烈建议下，清廷不得不同意重新起用已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䜣，令其在内庭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

当战争接近尾声，清军败象已显时，张謇不得不另辟蹊径，谋划利用列强助中抗日止战，力求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根据张謇1894年10月（农历九月）日记记载，“五日，与子陪、仲弢、叔衡申议联络英、德。六日，定联络英、德议。七日，由芸谷领衔合翰林院四十二人上奏”。张謇参与其中的联名上奏折为《翰林院文廷式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该奏折建议拿出二千万两经费，敦请英、德出兵帮助中国抗击日本，并认为这样很合算，因为，“且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以犒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奏折很难被采纳、被施行，但足可以看出张謇们的力挽败局的良苦用心。

（本文系根据2025年7月5日，由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张謇企业家学院主办的“张謇‘癸卯东游’研学活动暨学术沙龙”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张謇与日本》的主旨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