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张謇三十讲》序

《张謇三十讲》付梓在即，可喜可贺。

我与罗一民先生相识很早。我进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留校工作了。后来，他调离学校，先在政府机关工作，后又赴南通主政十年有余。这期间，听闻他在南通的诸多开拓与建树，我也曾带领学校中层干部去南通考察交流，目睹耳闻，感受尤深。

特别是在他主政南通期间，重新发掘和擦亮了张謇这张文化名片，经过科学论证赋予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历史定位，提炼概括了新时代“南通精神”，构建起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以“大桥、大学、大港、”为标志的新的发展格局，使得南通这个在上世纪初名闻遐迩、一度又湮没无闻的江海边陲城市，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南通现象”引发各方普遍关注。

近几年，在从省政协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他潜心张謇研究，在张謇研究方面做了数十场演讲、报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影响遍及江苏乃至全国。我听说，这些演讲、报告、论文，都是作者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至为感佩。很多领导干部退下来之后转型搞研究，但像这样一往情深、乐此不疲，而且成果迭出、引发关注的，着实不多。后来我了解到，其实早在南通工作期间，他就开始关注张謇、研究张謇了。这种井喷式的研究成果，谓之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是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张謇研究始于张謇在世之时，已有百余年历史，历经建国前、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等阶段，取得了以两版《张謇全集》、数十部传记、专著以及数千篇论文为主要标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张謇研究的诸多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但总体而言，原创性、标志性、可以传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加全面、辩证地认识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如何更加深入地走进张謇的精神世界，准确把握张謇及其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如何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赋予张謇研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意蕴；如何在张謇研究领域，推出更多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等等，都还有待广大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

陆陆续续读了一些由张謇研究会公众号“张謇与现代化”刊发的文章，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些成果与以往张謇研究有着诸多不同。细读书稿之后，更感到这些成果带有鲜明的“罗氏”风格，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

从研究内容看，主要突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张謇主体身份定位的研究。关于张謇，人们讲得较多的是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专家论及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在现实语境中，更多的是从“企业家”的角度和层面来定位和认识张謇的。本书以《政治家张謇与南通精神》作为开篇之作，作者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主体身份”这一概念，在其众多的身份中给定了一个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的身份——政治家身份，指出张謇首先、或者说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家”，并从状元身份就是一个政治身份、考中状元之前的参政实践、考中状元之后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南通模式”是张謇地方政治治理的结晶等四个方面，做出了系统全面又耳目一新的阐述，指出“综观张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中国近代史如果没有张謇，很多重大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不同的结局”；强调“张謇在中国近代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从而为重新认识和定义张謇并由此展开一系列崇论闳议，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第二，关于张謇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研究。在《张謇如何开创南通现代化》《张謇打造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时代意义》等文中，作者集中论述了张謇在南通所推行的早期现代化探索。

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一是更加自觉地把对张謇推行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联系起来、贯通起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多重维度，对张謇的早期现代化实践进行再认识、再梳理、再审视，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现张謇推进早期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实践，并寻觅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启示和有益借鉴。

二是突出了对作为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精神遗产——“南通精神”的集中性阐述。应该说，这是以往张謇研究重视不够的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张謇的早期现代化探索与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南通实践，其理论与实践的关联，物质层面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从精神传承的意义上说，张謇当年所倡导的“除旧布新、变法图强，文明和谐、尊法守信，坚苦自立、奋发进取”的精神，赋予南通“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等精神基因，最终凝聚成当代“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新时代南通精神，使得张謇不仅成为南通的“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更成为南通的“精神之父”。这些论述，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对南通精神的认识，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引领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在上述两点基础上，对学术界长期以来广为推崇的胡适关于张謇“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的著名论断进行了理性反思，鲜明地指出：“在我看来，张謇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开拓者。他在历史给定的条件、时代给定的环境下，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他就是成功者。”从而得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不仅反映出不为世俗所左右的理论勇气，而且流露出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学术清醒与理论自信。

第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通商精神、苏商精神研究。张謇的救国、兴国、强国梦想，首先是从实业救国开始的。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尔不群的企业家，张謇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正是爱国主义，奠定了张謇精神世界的价值基石。在《张謇的爱国心与强国梦》一文中，作者以“为强国，‘舍身饲虎’”“为强国，百折不挠”“为强国，至死不渝”为醒目标题，从“亦政亦商为中华”“政商互动创大业”“只手打造‘第一城’”等维度，为读者展示了作为爱国企业家典范的张謇，其坚贞不渝、越措越勇、不懈奋斗的艰辛备尝与心路历程。张謇不仅自觉践行爱国爱乡爱民情怀，而且大力倡导和塑造近代通商精神与苏商精神。在《张謇与强毅力行的通商精神》一文中，作者综观张謇一生，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张謇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历经“苦”（勤苦一生）、“韧”（坚韧不拔）最终走向“大”（大胸怀、大格局、大事业），成就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一番伟业，成为通商精神的光辉典范。在《张謇与苏商精神》一文中，作者原创性地概括了以“爱国爱乡情怀”为核心要义，以“开拓创新意识”“务实低调作风”“精良细致品质”“崇文重德禀赋”为主要内容的苏商精神，指出张謇“身上体现的苏商精神，不仅在家乡南通熠熠生辉，也在江苏各地不断弘扬传播”，“代表、引领了江苏乃至全国的企业家精神”，其对建设高素质企业家队伍、塑造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

第四，关于张謇与若干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这部分，以张謇与翁同龢、张謇与盛宣怀、张謇与荣氏兄弟、张謇与沙元炳、张謇与韩紫石、张謇与沈寿的研究为其代表。作者的用意，显然是在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比较中，进一步深化对更为立体和丰富的张謇的认识。如：《张謇与翁同龢情深义重》一文，凸显了张謇与恩师披肝沥胆、荣辱与共的深重情谊和感恩图报、法其遗志的真挚情怀。《同为江苏人的盛宣怀与张謇》一文，不仅分析了学界一般重视的“两者之异”，更特别强调了“两者之同”，在分析了两者的公交私谊与纷争纠葛之后，第一次鲜明地指出：两者同为中国近代商界的巨子、同为救亡图存走上实业报国之路、同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同是中国慈善事业转型发展的奠基人、同样注重发展家乡文化事业，这种“异中之同”的精辟分析，反映出学术眼光的独到之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沙元炳》中盛赞沙元炳与张謇“在现代化事业的开拓中，相互支持配合，相互影响借鉴，共同谱写了江海大地创业奇迹和时代嬗变辉煌”；《一代明贤韩国钧》中赞誉韩国钧与张謇“同是中国近代史上高悬江海平原的上空的耀眼明星”，“作为济世救民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同样谱写了报效祖国、造福桑梓的华丽篇章”。上述两篇文字涉及的内容，在张謇研究中都是鲜有论及。而《张謇沈寿共谱苏绣华章》，则具有“破题”的意味，此前对张謇与沈寿关系的研究，或讳莫如深，或语焉不详，或作八卦文章，作者本着客观严谨的态度，指出：“在共同推动南通现代文教事业和苏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张謇与沈寿结下了深厚友谊，十分感人。”“在张謇眼中，沈寿是才女加同道，灵魂伴侣加弟子。”“沈寿对张謇十分敬佩、感恩。”“张謇与沈寿由衷地相互欣赏爱慕，但两人都没有跨过儿女私情的红线。”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既是符合实际、也是令人信服的。

第五，关于张謇思想体系的研究。作者认为，张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先行者、探路人，而且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和理论遗产。张謇在南通推行的早期现代化是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诸方面，在实践推进的同时，也凝聚了张謇思考和智慧的结晶。因此，作者对张謇现代化思想的研究始终是伴随着对其现代化实践的研究同步展开的。此外，作者还通过《张謇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张謇与书院文化》、《张謇与上海工商界》、《张謇导淮的开创性意义》、《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相辅相成》等文，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张謇思想的研究视阈，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进一步看，作者的张謇研究，体现了五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关于研究的视野。把张謇研究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定位，这是作者张謇研究最大的特色之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张謇为代表的无数志士仁，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奋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篇章，为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历史借鉴和历史启示。但这种“历史联系”，在过去的研究中体现得还不够充分，甚至由于种种原因，有时被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作者的张謇研究，打开了张謇研究新的历史视野，使得张謇研究不再是一种看似与今无关的“历史研究”，而是围绕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主题，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现实联系”，从而赋予张謇研究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第二，关于研究的理念。作者的研究，带有较强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色彩。一方面，这固然与作者的经历、与其研究所关注的着眼点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张謇研究的实际状况相关。张謇是一位实干家，经世济民、实干报国，是他一生所抱持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所以，真正理解张謇、走进张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其“强毅力行”的精神特质。而这一点，又恰恰是贯穿全书的又一个亮点。在作者笔下，无论是对张謇开创南通现代化、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描述，还是对其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的阐发，抑或是历史人物的风云际会、共图伟业，都能给以深入浅出、具体平实的叙述，不激不厉、娓娓道来，于平正处见不凡，于寻常处显卓见。

第三，关于研究的材料。作者对张謇研究的现有资料非常熟悉，同时，通过阅读文献、个别走访、田野调查等方法和途径，努力掌握更多最新的一手研究资料，从而为研究提供更加扎实的实证基础。在诸如《张謇与上海工商界》《张謇与书院文化》《张謇导淮的开创性贡献》等文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对新材料的撷取与运用。特别是有关张謇与翁同龢、张謇与盛宣怀、张謇与荣氏兄弟、张謇与沙元炳、张謇与韩紫石、张謇与沈寿等历史人物研究，为了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深入张家港、无锡、常州、如皋、海安等地，查阅地方与人物档案，与当地文史专家座谈交流，充分汲取各方面的意见，每次演讲也因此得到当地专家学者和参会人员的共鸣和好评，实属难能可贵。

第四，关于研究的方法。作者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历史与未来相贯通，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呈现出研究方法的多样统一。在张謇与南通早期现代化研究部分，主要采取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以宏阔的理论视野，把张謇在内忧外患、变动不居的近代中国恶劣境遇中，上下求索、舍身饲虎，竭力推进南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全力建设心向往之的“一新新世界”的艰辛实践诉诸笔端，条理性极强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在人物研究部分，主要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写出同中之异，也写出异中之同，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张謇的形象和对张謇的认识，也使得一批历史先贤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达到了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效果。《一个日商农民对张謇的刺激》以小见大，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个案，折射出张謇对发展中国近代农业启迪与思考的大文章，可谓以一斑而窥全豹。而《家风家教对张謇品格的塑造》，则运用文本细读法，通过对张謇两篇回忆父母文章的解读，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父母对张謇自幼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以及对他人生成长的长远影响。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得全书呈现出活泼灵动的文风和引人入胜的功效。

第五，关于研究的话语。通读《张謇全集》，我们不难发现，这并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张謇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他更是务实的，既有庙堂之上的慷慨陈词，也有谋划发展的眼光胸襟，更有日常琐碎的点点滴滴。张謇的话语体系是丰富多彩的。研究张謇，话语体系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作者依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受众对象，灵活运用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大众话语，并在其间做到有机切换，在严谨规范、通俗易懂的基础上，把道理、哲理、学理讲通透、讲通畅、讲通俗，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读懂张謇——我与张謇文化研究》一文。一定意义上，这是进入或打开本书的一把钥匙。读了这篇文章，你会发现，作者与张謇在精神上是遥相呼应的。章开沅先生曾经动情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南通过去曾经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前列，现在也依然奋进在全国各县市的先进行列之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者主政南通十年有余，从“试打‘张謇牌’”到“力推‘第一城’”、“真心学‘先贤’”，从挖掘弘扬“近代南通城市精神”到概括凝炼新时期“南通精神”、推动形成新时期“南通现象”，从中我们不是可以窥见到跨越百年的回眸一笑与心有灵犀吗？老领导孙家正先生这样评价该文：“此篇很有特色。叙事与论述融汇，认知与行动统一，写出了对一个先贤的理解和认识过程，也写出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渊源和当代变革。经历奇崛而叙事平实，可谓怀文抱质也。”堪称的评。

南京大学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历史。百年文脉，薪火相继。作为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罗一民先生秉持“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弘扬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焚膏继晷、笔耕不辍、成果斐然，我们为此感到由衷的骄傲。衷心祝愿罗一民先生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2024年6月16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