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通官绅之邮：江苏地方精英的角色（1905-1914）》

杨东平序

李天纲序

法文版序

几点说明

导论 扩大社会参与和现代国家建设

第一章 清末教育改革与江苏地方精英的参与

一 江苏行政地理

二 江苏地理与文化背景

三 教育制度的演变

四 1890年代的革新

五 新政和地方精英

第二章 创立江苏教育总会

一 教育改革带来的问题

二 江苏教育总会的创始人

三 江苏教育总会的组织形式

四 建立地方分会网络

第三章 地方精英与教育改革

一 为选举地方教育行政主管而努力

二 教育改革的困难与纠纷

三 江苏教育总会与教师

四 江苏教育总会与学生

五 新学制在地方层面的进展

六 改革初等教育

七 教育改革的财政问题

八 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

第四章 从教育改革到政治改革

一 地方精英的政治动员

二 规划省立法权

三 继续立宪步伐

四 构建教育一体化

第五章 从立宪到革命

一 归顺革命

二 地方精英执政

结语

附录一 从黄炎培与江苏省教育会看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1905—1927)

附录二 黄炎培与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政治——兼论民间精英的社会动员方式(1927—1937)

参考文献

索引

中文版后记

导论：扩大社会参与和现代国家建设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中，为了抵御外来入侵和缓解国内危机，清廷宣布进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姗姗来迟的新政及其局限未能挽救清政权，然而，它开启了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漫长进程，留下的痕迹在当代中国依然可见。新政吸引了大批城市新式精英的积极参与，爱国热情、对中国与列强之间因巨大的技术差距而造成的统治关系的担忧，是他们行动的主要动力。作为非官方的精英分子，他们赋予自身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官方的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扮演驱动者的角色，通过直接干预，敦促权力当局加快改革步伐。

本书通过追溯江苏教育总会的历史，考察新式精英的演变过程。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选择面过分狭窄，然而我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江苏省：该省地处沿海，在受西方的影响方面首当其冲；几个世纪以来，它还是经济和文化领域内重大进步的受益者。此外，选择江苏教育总会，是因为这个团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它的历史非常充分地显示了清朝末期开明士绅的演变。它还表明，改变中国国力和技术落后所必需的教育改革，与整体的政治改革密不可分。旧教育体系的变动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存秩序，它意味着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重新定义。

江苏教育总会创建于1905年，是全国第一个拥有坚固的省级结构和稳定的地方网络的教育团体；也是一个不断主动采取行动的策源地，直至1927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解散。学会最初的十年（1905—1914）意义尤其重大。清朝末期，教育总会开始发展团体组织，推动新教育，促使政权向社会开放，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国家政体的变革。这一时期地方精英行动方式的重大变化，体现为社会团体的合法化与制度化。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速了这一转变，江苏教育总会的积极分子们大批进入地方和省政权。但是，随着袁世凯废除宪制与地方自治（1913—1914），地方精英失去了他们所掌握的权力以及得以行动的制度框架。随后而来的国家分裂、新思潮和新社会力量的出现，使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本书研究的历史时期内，教育总会的积极分子们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社会动员能力的团体。这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他们的影响，将他们推向建构省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战略。

……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和学术观点，以及一批专著和学术大家。作为后继的学者，萧小红博士2001年在法国出版的这部专著《通官绅之邮：江苏地方精英的角色（1905—1914）》，源自她的博士论文，虽然并非理论潮头的“弄潮儿”，但作为专门研究，仍然极具价值。她研究的是巨变之中的地方社团——江苏教育总会。在这个领域，教育会和它的创办者名声卓著，无出其右。萧小红自述：“我的研究属于社会史范围，着重从权力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教育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审视立宪与地方自治使精英权力正规化、制度化的过程。”在大潮落后，细品这一专著，更能辨识其学术成就，感悟其特定的价值和深远的共鸣。

中国江南的沪、苏地区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先锋地区，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堪为翘楚。《通官绅之邮》以江苏教育总会为中心，详述清末废科举、更新教育、启迪民智的教育改革——它被视为清末新政成效最大，也是硕果仅存的改革，并导致了始料未及的连锁的深刻社会变革。它也被视为是对一场严重的普遍性危机做出的“迟到而仓促的回应”。对这一历史，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是，即便在一些洋务发达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比例也不过十之一二。其实，真正走上舞台中心的是市民阶级，是具有变革动机和参与能力的绅商。从普及教育、兴学办学进而成立组织，从教育变革进而推进宪制，江苏教育总会成为当时中国声音最大、行动力最强的组织，它的遗留至今仍在发挥影响。江苏教育总会创建于1905年，至1927年遭国民党当局解散。学会最初的十年意义尤为重大，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稳定的地方网络的教育团体，一个不断采取主动行动的策源地。今天，对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和当年的功过得失，多数人或许已不再那么关注，连教育总会的旧址也已湮没无闻。人们熟悉的是重弹的旧调：改良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时过境迁，对这段历史，重要的首先是“看见”，看见投入其中的活生生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回应这段光荣而艰巨的历史，向先人的筚路蓝缕致敬。清末积极投入革新的有两类地方文人：“一类是倾向改革并在地方社会有声望的士绅，另一类是渴望行动的年轻士子，两者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帝制末期，通过建立分权制的行政体制，实行地方自治，整合社会主体的活力。江苏教育总会的建立，包括它不顾省政府当局的反对，将总部设在上海，都是不同凡响的。我们看到开放口岸和商业精英的作用、文人官吏与买办商人的合作、上海都市与内地互相提携的协同互补关系，总之，看到社会系统变革的一个全新侧面。洋务运动期间，地方的教育面貌已经大变，学人举办的各类学堂、学校如雨后春笋，出现了众多农业和工业专科学校。报刊、图书出版业快速发展，各类中小学教材风行全国，各种非官立的学校也快速增长，出现了官立、公立、私立三类学堂的区分。到了1909年，除了湖北、新疆、甘肃和贵州，由士绅主持创办的公立学堂在全国各地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社会层面，商界开办的学堂大多面向职业和商业培训。本书披露的这些事实着实令人惊讶：上海商人的行业公所（五金、麻布袋、金银器、丝织、铜器、当铺、钱庄等）和团体举办的学校显著增长。它们起初多是满足行业内子弟教育和职工补习的需要，后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需求：各种成人补习班成为上海及周边地区活跃的培训机制。风气所及，备受轻贱的娼、优、隶、卒行业，例如绍兴一带的“堕民”也趁势而上，上海的理发匠也要求开办自己行业公所的学堂，苏州伶人效法他们的上海同行创办梨园学堂，扬州的屠户为参加城市“教育普及”运动募捐，无锡的铁匠、苏州和上海的泥瓦匠也都开办了各自行业公所的学堂。表现突出的是中医群体，他们与文人士绅的关系紧密，携手创办现代医学院，组织医学研究会，提倡中西医结合。基督教社团办学蓬勃发展，教会学校遍布全省。少数民族也表现出对新教育的热忱，尤其是满族、蒙古族等。但未曾闻知的是僧道界却成为阻力之一，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更由于利益所致，因为新学堂的建立大量占用其活动场所。

本书揭示了在国家教育行政网络尚未组织之前，已经有不少县主动设立学务公所。张謇和士绅领袖所鼓吹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并行的救国理念影响了很多人。随着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的成立，教育改革与地方自治的概念紧密相连。老一辈士绅与年轻一代新式精英的结盟，是新教育推进的关键。高功名文士的加入为地方精英增加了潜在的影响力，加快了官僚体系与地方土绅之间的互相渗透。1905年成立的江苏教育总会，领导层主要是相对年轻的改革派人士：1906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5岁，在曾经担任总会领导人的8人中，有5个进士、2个举人。两任会长张謇和唐文治都是进士出身，并有丰富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这部分也是制度设计的初衷。黄炎培则是教育会后期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领导人。1912年时他34岁，却已经有十年从事新教育的经验。另一个成功的策略，是通过发展地方分会扩大影响。1908年，江苏教育总会只有562名注册会员，但各地方分会的会员人数则达到5124人。1902年到1903年，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学校从2806所增加到4914所，学生从115596名增加到224520名。新教育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女性教育和妇女解放。“家长们现在开始偏好学校胜过私塾了，并且比以往能够接受男女混合小学。教育被看成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手段，传统儒家的伦理教育被传授农业、工业、商业的技术知识取代。”工商业精英的教育参与不限于捐钱和办学，还深入参与各类教育变革和社会变革，致力于改革旧教育、克服新学制弊端。有些弊端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例如政府决策常常缺少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而新教育是没有预算经费的。就读的学生年龄从15岁到30岁不等，程度参差不齐，常常和教员们一样不遵守纪律，酿成各种冲突或者引发罢课。更不用说教育行政与教学设施脱节，学校制度、教学方法缺少规范，学校管理松散、各自为政，部门主义、腐化、派别冲突等种种乱象。这使我们深切认识到前辈学人鼎新革故之艰辛备至。1905年12月成立的江苏教育总会，将社会人士参与体制的实践制度化，出现了教育专业化、职业化的趋势。总会的目标是“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其要旨是注重师范；考求实业：提倡尚武精神；预备地方自治；联合本省学界；加强与他省教育界的联系和交流。可见在这里“学务”一词被赋予了比较宽泛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学校教学，而包括国民精神的改造，参与经济进步、政治改革等，涵盖了新教育的不同层面。他们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推广平民教育，重视实业，重视职业教育等主张，体现了绅商的价值，被视为“教育世俗化”的努力，“动摇了以往皇朝天下一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

作为理论概念，萧小红博士将地方精英的社会参与视为一种“行动主义”，以区别于流行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具有深意的。她超越理论演绎，从现实政治出发，认为这是在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士绅领袖们有意识地作为社会代表，在权力系统之外表达立场，同时也积极运用现存的政府机制”的行动，意义重大。从这一视角出发，不难看到在危机四伏的现实政治中，教育会的行动既有温和沉潜，也有积极果敢，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奋不顾身”。例如，江苏教育会的领导人参加发起1909—1911年间的国会请愿运动，再三强调教育与政治紧密相关的重要性。1910年，江苏教育总会邀请各省教育总会派遣教育界代表赴京，支持各省谘议局的请愿代表，等等。在随后清朝崩解的过程中，1911年爆发的革命可以视为一次检验。江苏教育总会的积极分子们一马当先，“绅士和官员们携手重组了省政权，并积极支持革命军事行动，从而为他们的新权力打下基础”。革命派未经大的流血便占据了上海县城。长江下游的其他几个府，包括松江、苏州、常州、太仓、通州，也都采取了归顺革命的主动性举措。

对这段历史，需要的首先是看见，继而是理解。在多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前人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包括上海和江南地区成为现代教育和工商业的重镇，以及民间社会、工商业界对发展教育不屈不挠的热情和努力。张謇、黄炎培们的许多经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深切感受到的，他们的许多思考则提供给我们继续前行的方向；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变革中，我们的确也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精神遗产。我想，这正是萧小红博士这本专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