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凯 史晋川|企业家精神与苏南模式演进与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在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通过乡村集体力量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苏南农村地区的率先发展，形成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示范效应，成就了对中国农村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在浦东开放开发的影响下，苏南模式走上了乡镇企业转制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做大股份合作制经济和大力引进外资兴办工业园区，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形成新苏南模式的超越。当今的苏南模式，是国资、外资、民资和股份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壮大发展的一个典型，实现了区域市场更加开放、城乡发展更加协调，更注重共同富裕，更好践行“创新、绿色、开放、包容、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长三角地区率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区。

一、 苏南农村乡镇经济蓬勃发展与苏南模式的诞生

苏南是指江苏南部包括苏州、无锡和常州在内的苏锡常经济区，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历时300余年的江南早期工业化就发生在苏南地区，现代苏南是长三角的经济核心，也是上海的重要经济腹地。苏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农工商兼顾，有着崇学崇商的文化基因、企业家实业报国和乡村能人带领村民集体富裕的传统。

(一) 苏南经济的发展与“苏南模式”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南农村迅猛崛起的乡镇集体企业，在当时经济计划外“异军突起”,率先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苏南模式集体经济的性质特征，指向了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决定了苏南模式发生、发展和演进总是有着比较明确的政府规划和发展战略,地方政府组织投资(初期发展阶段)、引导海外投资者进入(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首次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即“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苏南模式之所以很快能够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具典型的道路，是因为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苏南农村背靠大中城市，得益于城市大工业的辐射，加以地方基层政府强势主导和推动，催生了苏南乡镇企业的迅速成长，使得苏南文化中深植于苏南人心中的企业家精神和集体情结得以释放，再加上苏南农村发展工业的内在需要和中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亟须转移，这些多重因素成就了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进行转制，乡镇、乡村政府产权主动退出或折股，部分企业转为类似过去温州模式的私人企业，多数企业是转为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制企业。结合浦东开发开放，苏南本土的乡镇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与其他法人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和资本市场上市等途径，明晰产权并走外向型、市场化竞争之路。

自此，乡镇企业由分散布局开始集中进入园区，或者融入开放包容的块状产业集群发展之路，在开放发展中极大地支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模式和新发展观指导下，乡镇企业参与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苏南模式成为总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新模式。

(二) 与温州模式相对应的苏南模式特点

苏南模式坚持乡镇集体经济，产权理论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动因，尽管后来乡镇集体产权在乡镇企业改制中退出或折股，让乡镇企业产权清晰，是苏南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南的崇商重工文化基因，厚重的企业家精神，浓郁的集体情怀，注定苏南人敢于为人先，敢于创新创业。苏南乡村带领村民致富的能人(企业家)有市场意识、营销思维，善于抓住各种稍纵即逝的商机，这一点与史晋川等研究温州模式指出的浙江人与生俱来做市场的营销思维和赚钱模式,其实高度相通。

苏南模式作为一个更大地域范围的发展道路创新，是由华西村模式、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苏州模式等多个鲜活的改革开放实践，共同织就的苏南农村工业化、区域城市化、市场开放化的创新发展画卷。虽然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产生发展的理论解释上存在差异，但与温州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后力量——制度变迁相同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革也是苏南模式乡镇经济异军突起的机制动力。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触发中国区域制度秩序性的市场化变迁，推动中国城乡经济的开放融合。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发展阶段特征与差异。

发端地

浙江省的东南一隅，温州为代表，扩展包括台州、金华

江苏南部，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主，扩展包括镇江、扬州的一部分

地方资源

禀赋

传统上是落后闭塞的区域，多山地少农田，农业的原始积累很少，工商业更无基础

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地肥水美、商贾云集，农业的原始积累好，工商业有一定基础

政治环境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发展受到诸多的政治约束；但进入21世纪，其发展受到保护和广泛的鼓励

自发展的初期，就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鼓励和保护；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和发展

区位条件

处于浙江省的边缘地带，过去交通条件很差，与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相距甚远；且闭塞孤立于浙江的其它地区之外，缺乏大城市对其的辐射和带动

区位条件优越，介于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和区域副中心城市南京之间；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纵贯苏、锡、常，受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强烈

历史上的积淀

历史上得到国家和浙江省的投资很少，相应受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也少一些，故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受的制约相对较少

历史上就受到上海工业的辐射，计划经济时代来自国家和省的投资及项目都比较多，计划经济的国家集体所有制经济结构色彩浓厚，私有经济较弱

发展特征

建立在家庭工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私有制经济结构，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包括传统第三产业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业等

建立在社队集体企业之上，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结构，集体经济产权不很明晰。发展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建材、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等

(三) 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代表——华西村的发展变迁

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是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的代表。华西村一直是发展乡镇集体企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模范生。江阴华士镇的华西于1961年建村，当时与中国广大农村一样贫穷。为了村民致富，吴仁宝带领村民很早就发展多种经营，早在1969年华西村就偷偷摸摸地办起小五金厂，10年下来，小五金厂初具规模、获利颇丰，为后来华西村发展工业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华西村有集体经济的基础，社队企业发展得早，所以，改革开放让中国农村经济放手发展时，华西村自然沿着集体兴办工业企业的路径走下去，而不会退回去像温州那样去做家庭作坊。这其实也是历史积累和现实条件决定了华西村或整个苏南在改革开放初的道路与温州之差异。20世纪80—90年代，华西村民大规模兴办乡镇集体工业，做大村集体经济，凝聚发展华西村的集体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对纺织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压缩，棉纱一下失去了市场而大量积压滞销。这个时候，华西村反其道而行，大量购进棉纱并着手上马纺织业生产线，结果成就了华西资本和纺织产业最早的规模积累。在此基础上，纺织、服装、钢铁、机械加工、家电设备制造等配套产业链，也在华西村陆续上马并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吴仁宝邀请专家帮助规划华西、发展华西，走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并举之路，华西很快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典范。制定规划，其实是苏南乡村干部发展乡村经济的目标和决心，是苏南模式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征。诺斯说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吴仁宝领导下的华西村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华西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辉煌了几十年，发展开始逐步回归平常。现在的华西村发展是不比从前，故而有人主观武断地将华西村今日的负债与经济发展的平常“萧条”,归因于华西村坚守过时的集体产权；也有人将华西村今日的平淡经营归因于吴仁宝在华西村搞家族制，认为这给华西的今日发展埋下了隐患。

诚然，20世纪改革开放农村土地“大包干”之时，华西村并非不想分地，但华西村的情况是地少人多，每户人家分不到3分地，吴仁宝当时经与村民们商量决定不分地，这是华西现实决定了其要利用村集体力量才能够解决农民生存问题。

20世纪90年代华西村企业集团也进行了股份制公司化改造，只是村集体产权没有退出而是折成股份，决策上股份说话，用人上华西村的原则是“能者上、庸者下”。应该说华西村今日的负债和经营困境并不奇怪，这与华西村颇有争议的转型可能有很大关系。华西村从传统制造向金融业转型的大动作，现在看来并不成功，这极可能是华西今日困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尽管华西天下第一村的名头很响，但一个村庄转型发展金融业，其对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对资本的集聚，与大城市相比确实不在一个层次。华西村发展势头受阻，但它引领的苏南乡镇经济崛起在竞争中促进了苏南县域经济的大发展。2022年中国百强县榜单中江苏就占25席，稳居各省份第一，全国百强县前5名中苏南就占据4席。

(四) 乡镇集体产权模糊与技术约束下的苏南模式困局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优势，通过原料和市场的两头在外，轻松获取了计划经济时代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的市场。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也进入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终究还是享有很多国家指令性生产资料、资金的支持，产品市场也有稳定的国家采购(即使是在2022、2023年)。相反，这个时期乡镇企业虽然是地方基层政府主导支持，以乡镇集体产权为依托，但其经营却是必须完全依赖市场的路径。

乡镇集体产权的模糊性在市场经济中有其弊端，会牵制企业的市场经营，这是苏南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不及温州模式个私企业灵活高效的一个原因，但苏南乡镇企业的厚实基础也为日后的经济变革和融合打下了基础。

除了资源与市场约束之外，乡镇企业发展还面临技术约束。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多数使用的是城市工业中过时或陈旧的技术和设备，这影响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进一步壮大。乡镇企业的基层政府主导模式，在乡镇企业发展初中期有利于企业在不完全市场中的竞争。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改革日益成熟，乡镇企业这种集体产权和经营上对乡村政府的过多依赖，反而不利其参与市场竞争了。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由20世纪80年代的巅峰，滑入90年代的严重增长低谷。如何突破困境？苏南模式也在盘整中不断适应形势作出积极变革。

(五) 苏南模式不断适应新形势作出新探索新变革

随后，苏南迅速开启了产权清晰的股份合作制现代公司治理改革。同时，依托集体经济力量主动对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兴办开发区、工业园区，走城乡经济一体化之路。乡镇企业改制，涌现了一些新的领头羊，譬如亨通集团，就是从苏州吴江七都乡的一个村通信电缆厂，改制为法人治理的现代股份制公司，改革很成功并成就了亨通今天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集团。但也有一些村集体力量强势、惯性过大的乡镇企业，其改制后的企业管理运营几无实质变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不适应而落伍。纵使是实力雄厚如华西村，因应改制的乡村集体产权没有退出而是折成股份，自然村集体产权一股独大，企业的决策还是村集体说了算，以致华西村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渐处下风。当然，不屈的华西人仍在探索新的模式，寻求新的突破。

20世纪90年代乡企改制，苏南模式突破了影响发展的集体产权制度障碍，结合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设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资，苏南形成了乡镇企业、个私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资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苏南模式在乡企改制和城乡经济走向开放的转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新苏南模式应运而生。与乡镇政府脱钩的乡镇企业不再固守乡村故土，苏南拉开了城乡要素市场对接和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的大幕，推动苏南向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迈进。

二、 苏南模式的演进创新与苏州的发展超越

作为中国城乡区域经济最成功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苏南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自我演进、自我革新，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苏州的发展与超越。

(一) 走在“苏南模式”前列的苏州蜕变发展之路

在苏南模式的发展演进和创新超越中，苏州始终是走在前列的。如今苏南模式，已经从乡镇集体经济发展，蜕变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相结合、区域创新充满活力的新苏南模式，或者也叫苏州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原来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分散布局于乡村故土，而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带来企业集中搬迁入园，农村居住也逐步实现社区化、街道化。

苏州抓住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围绕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目标，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为龙头，迅速形成苏州引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态势，促成苏州开放制度新“势能”,推动苏州开放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这种开放制度新“势能”在苏州全域不断扩散放大，有效加大了既有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力度。而苏州新区和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的打造建设，则是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标杆。

1992年11月18日，苏州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以建设，新区坚持科技主导、开放带动的发展战略，加快了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短短几年时间，区内高新技术项目就形成了可观的数量规模，至1997年底经省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57家，占苏州市区总量65%。苏州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让一大批乡镇企业通过与海外高科技企业产品的配套，逐步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提升了苏州的乡镇企业水准，增强了苏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1994年国务院批准建设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效仿新加坡裕廊工业镇模式，按“园区即城市、城市即园区”的建设理念，融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设与城市化同步推进，苏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入新阶段。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是第一个具有行政区域概念的工业园区，是集产业和人口集聚、金融及科教文卫服务配套、研发中心落地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空间。经过20多年的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终成为新苏南模式开放经济与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闪亮名片。

(二) 苏南县域“经济五虎”共同成就了新苏南模式

在改革开放中苏南出现的“经济五虎”——常熟、昆山、张家港、吴江和江阴，这五个最强县域经济中的四个都在苏州，共同成就了新苏南模式。而苏州新区和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的成长，使苏州形成以姑苏区为核心的一体两翼发展架构，更是新苏南模式外向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代表——苏州模式的最强内核。特别是新区和工业园区合署以后，整体综合营商效应突出，高科技产业向园区加速集聚，已经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集聚创新产业区、新能源产业集聚创新区、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创新区、高教园区等多个区域开放创新综合体。正是这种集聚效应，使苏州的创新发展势头越发澎湃，这也完全契合藤田昌久等(M. Fujita, et al.)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所阐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别是向城市的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与创新效应，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再就是乡镇建制与园区的一体化整合管理，使得苏南农村经济与社区也深刻地融入国内、国际市场之中，成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这极大带动了苏州农村以至苏南经济社会的开放发展，促进了城乡基础设施共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新苏南模式的代表——苏州模式愈发成熟。

新苏南模式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苏南城乡差距缩小和收入可持续增加。正是因为外向型经济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强大，苏州在统筹城乡就业、统筹城乡规划，建立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接轨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苏南乡镇企业是一种不完全契约模式下的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企业经理人(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可以妥协，政府以不损害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前提，支持企业家和经理人创新创业。而进入乡镇企业改制和政府主导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苏南模式以后，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经理人的价值目标追求更多地趋于一致，但在具体的区域中长期发展目标和企业短期利益上，有时会有偏差。这时，不完全契约模式和企业家经理人之间的妥协依然是协调企业家与政府关系的制度框架基础。这种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取向利于发展的妥协，正是后来新苏南模式政府主导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保证苏南企业家没有受到政府经济和外资产业链的挤压，反而让其在参与外资产业链的扩展和国际合作中赢得了自我发展空间，壮大了苏南本土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自身。

(三) 外向型经济的拓展让新苏南模式如虎添翼

得益于新苏南模式的代表——苏州模式启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开放时代机遇，一批乡镇企业也通过合资合作、对接配套跨国公司的生产而参与全球化竞争，提升自身的企业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涌现出以亨通、恒力、康博、吴中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型企业集团。这些高科技企业集团的发展业绩，既得益于苏州模式经济的外向型拓展，也为苏州经济的开放发展贡献了企业集团的力量。可以说，在新苏南模式的代表——苏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集团企业的创新发展与苏州开放型经济社会的城乡一体化是相互成就的。

亨通集团是崔根良一手创办、不断壮大的行业翘楚。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通信领域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当过4年通信兵的崔根良建议七都乡政府发展通信电缆生产，他看准了这个极具市场前景的通信基础设施高科技领域。1991年4月2日，七都乡政府决定乳胶厂转产成立吴江光电通信电缆总厂，崔根良代表乡镇出任法人代表，其时苏州正值启动接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契机，这给崔根良通过合资合作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并再创新，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起步环境。崔根良用5年时间做到全国同行产销量第一，1996年他的公司开创乡镇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先河，1997年亨通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借助香港将业务向海外发展。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剧了中国国内市场从短缺转向过剩，这一意外让苏南加快了乡镇企业转制，亨通也在此时成功转制为股份制法人公司。此后亨通的市场占有率、品牌、信誉日益上升，亨通一路开挂。亨通连续入选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国家重大基础性战略产业的脊梁。亨通建立了11家海外产业基地，业务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行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是乡镇政府、企业经理人和村民集体共同选择经济发展取向的平稳改革。亨通是一个成功的乡镇集体企业转制典型。1999年5月，亨通集团正式改制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高管和中层管理者持股，其时改制后的亨通有多达50多个持股股东，基本相当于全员持股，激励效应自是很大。亨通的领军人物崔根良是行伍出身，他建立了一整套亨通的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在集团形成了讲党性、讲道德、讲企业诚信的亨通精神，这是亨通能够不断创新、实现营收目标由10年前的百亿元(2008年营收118亿元)到10年后的千亿元(2018年营收1 019亿元)巨大跨越的保证。亨通是中国本土乡镇企业家带领企业自主创新、解决网络强国技术卡脖子问题，进而实现全球布局、国际竞争，在光电通信、新材料、新化工、金融租赁等领域多元化拓展的大型国际化综合企业集团。

(四) 苏州以科教之城引领新发展，焕发苏南模式恒久魅力

科教是创新研发的基础和动力源泉，苏州外向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成绩，这与苏州注重科教引领密切相关。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知识分享型的经济，需要在协作中创新并在创新中协作，更需要知识创造的不断支持。苏州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引进国内外名校资源来苏州共建校区或研究院、科创中心，极大地提高了苏州的科教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也因此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苏州并带来大量人才。目前苏州已有省内的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东南大学苏州校区等，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苏州研究院、清华大学苏州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等，不下近百所机构。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进驻，带来人才、技术、知识向苏州的流动集聚，其力度不输深圳。

创新推动发展，人才是关键。2020年苏州成为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之后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城市。“十四五”期间，在新的起步点上，苏州更聚焦科技创新，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力和区域内生增长动能，打造世界级人才高地和科创高地，助推苏州模式再上新台阶。为此，苏州出台了人才新政——《苏州市人才制度改革十五条》,从加快人才集聚培养、强化人才要素保障、打造优越的人才综合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措施激励并建立招才引智的专项基金。持续的制度化的人才激励和科创投入，是苏州能够与创新名城深圳、北京中关村和杭州相媲美的实力之所在。

三、 不等不靠的苏南模式代表——昆山之路

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潮中，昆山走出了一条不等、不靠、不要，自费建开发区，自主招商引资的道路，成为苏南模式发展的又一代表——昆山之路。昆山是中国开发区建设第一县，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第一县，IT产业为主的加工制造出口是昆山外向型经济的特征。高度外向型经济依赖的昆山，从发展表征上看是外生型增长模式，但促成昆山由藉藉无名的苏州下辖穷县一跃成为外商投资高地第一县，则是与昆山自身努力分不开的，是昆山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而创新进取的结果。

昆山地方政府是企业家型的政府，昆山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招商引资优越制度环境和优越的硬件环境，这是典型的自主创造内生增长机制撬动外向型经济势能的发展路径。昆山之路无疑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创造，与早期乡镇企业发展、苏南外向型经济转型一样，是政府、百姓共同推动的发展。这与海外学者克里斯汀·帕里斯(Kristen Parris)所说的温州模式无处不在的百姓、政府几方经常博弈而后决定发展取向，是不同的。

(一) 穷则思变的昆山工业自费开发起步之路

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时的昆山却是苏州最穷的县。1984年国务院批准沿海开放城市设立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昆山。“无工不富”,要甩掉苏州最穷县的帽子，昆山的主政者明白必须要发展工业。于是，在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开放鼓励政策的情况下，昆山人在城东一块3.75 平方千米的农地上自费开发搞起了工业园区，这就是昆山国家级开发区的前身。那时的昆山常常以14+1的“非合法”身份参加全国开发区的会议或活动，当地政府俯下身子搞服务，用心听取企业意见，喊出“昆山就是开发区”和“开发区就是昆山”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可不是一般的招商广告词，其意指昆山人人都为客商服务，昆山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为着招商引资来的。该口号比之现在个别地方喊出的所谓“项目为王、全员招商”责任制下的所谓“担当”,要更富有内在的激励。历经8年自费建开发区的努力，1992年国家批准昆山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自此，昆山的外向型经济开始了爆炸式增长，此后昆山连续16年蝉联中国百强县“榜首”。

昆山现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强县(市)。但是，昆山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昆山1984年自费建工业园区，是当年到任的昆山县(市)经委副主任宣炳龙提出的，但几年下来，除有零星项目进驻，整个昆山的外资经济并无甚起色。当然，这也是全国许多地方开发区建设之初所遇到的通病。昆山真正腾飞是在1989年，因为一碗奥灶面从亲情上打动了台商。1989年的一天，宣炳龙的司机请假，要去上海虹桥机场接一名远房亲戚，得知亲戚是来大陆投资考察的台商时，宣炳龙叮嘱司机：“把他们接来昆山，我请奥灶面。”就这样昆山与几位台商初遇，当时几位台商并不看好昆山，但昆山人用诚意打动了他们。1990年这位亲戚带着第一家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落户昆山，随后，昆山“以商招商”,让昆山服务外商的高效优质口碑在海峡彼岸相传，外商以老带新，投资昆山呈葡萄串一样持续增加。

(二) 亲商服务带动昆山崛起为台资制造新高地

而真正拉开台企大规模投资昆山大幕，特别是电子行业、IT产业全产业链进驻，当回溯到1992年台商吴礼淦率沪士电子投资昆山。沪士电子初落户时吴礼淦还没有办公室，昆山时任县长直接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给他。昆山政府社会上下的“亲商”,由此可见一斑。台商吴礼淦因之大受感动，日后频繁奔走昆台，为昆山和更多台商牵线搭桥。1993年一年，就有近100家台企落户昆山，随后平均每年新增90余家台企。进入21世纪，台企赴昆山投资更掀起高潮。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首批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昆山是名列其中的唯一县级市。2000—2007年落户昆山台企超过2 000家，台资投资昆山真的形成了薪火相传，昆山迅速崛起为台资制造高地。

20世纪90年代台企扎堆来大陆投资得益于改革开放，其时苏州最穷县昆山很受台资青睐，当然与昆山政府社会共同努力创造优越的招商引资环境密不可分。正是这样，昆山调动了台商来昆山投资、置业和生活的热情，让台商的社会网络与文化在昆山形成扎堆、集聚、扩张的能量。这与王春光研究温州人的社会网络及其集聚对外扩张的结论是有相通之处的：温州人或温商是以温州村、温州城的形态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依赖亲朋好友的“传、帮、带”来扩大发展，构建温州人自己的商业社会网络，为温州人进一步扩大其发展和保护其生存提供支撑，减少新环境可能带给他们的不确定风险。而台商通过“以商带商”的社会网络扎堆投资昆山，不是台商要抱团抗风险，而是昆山的亲商环境让他们有了投资的稳定预期和安全，于是台商与昆山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三) 营商福地的昆山成为吸引外资产业集聚的高山

在大力吸引台资投资昆山的同时，昆山从政府到民间社会全心全意长效服务台商，优越的服务使得昆山成了“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营商福地。除却台资集中大量进驻外，昆山很快也成为德资、韩资在中国大陆集中进驻高地，来自欧美其他国家投资商也纷至沓来，汽车、电子、通信网络、制冷设备、生物医药、装备工程等产业迅速集聚，形成规模化生产集群和产业基地。昆山这种外资集群高山的成长，正是应验了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集群规模化自增长路径理论。因为昆山注重全产业链招商引资，每一个生产企业落户都能很快找到配套生产能力，世界500强企业也受昆山营商环境所吸引，纷纷落户昆山。

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区域发展的灵魂动力”论断的深入人心，昆山在先前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开始重点打造“科创中心”,于是“昆山就是科创中心，科创中心就是昆山”的口号又横空出世。围绕打造科创中心，昆山把原来的招商引资思路转到了招才引智上来，引进科研院所共建昆山的创新综合体，为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落户昆山提供全方位服务，极大地提升昆山科研创新实力和产业化水平。昆山的发展，正是在没有路径的情况下，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自己去寻找资源；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最终闯出了开发区建设全国第一、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在全国名列前茅这样一条苏南模式的新路——昆山之路。

四、 苏南模式的耀眼明珠——张家港精神

毋庸置疑，苏南模式是一种包容和创新的区域发展道路。苏南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这里孕育出的苏南模式不是一个模子打造的陈规固守，而是苏南大地活跃的持续创新和自我超越。在这些创新超越的模式和道路之中，张家港模式或张家港精神也是最为耀眼的存在。

张家港模式展示的是苏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和谐美景，张家港模式是城市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典范——实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成就了苏南模式的文明高地——张家港精神。

(一) 投资硬环境、服务软环境两手抓成就营商环境新标杆

张家港原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县，是由常熟、江阴之间的贫瘠之地圈出的沙洲县，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在江苏全省都是穷得叮当响，在国内更无啥知名度可言，曾经被称作苏南的西伯利亚。但就是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张家港，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城乡社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张家港也一跃成为苏南的明珠。

回顾张家港的发展历程，张家港其实开始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条件，其一没有江阴的发达乡镇企业，其二没有常熟的成熟工业，其三没有昆山紧邻上海的优越区位，但张家港要招商引资、要留住自己寥寥无几不成规模的乡镇企业，还要实现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市建设超昆山的追赶目标。张家港在苏南这些优秀生面前该如何出招？时任张家港市委书记的秦振华，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张家港的环境搞上去。这个环境从大处看就是张家港的村容市貌，包括交通设施、水电气、通信、污水废气处理、科教文卫等投资硬环境，也包括金融服务、工商服务、政务服务、人民素质、百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社会营商软环境。这些环境搞好了，张家港的城市建设就会更上一个台阶，城市自然就会成为经济集聚、人口集中的最好载体。

无疑，张家港的这种做法很成功。优越营商环境的打造，使得来苏州的海外客商恋上了张家港，张家港自己的乡镇集体企业和周边县市的企业也为张家港的优越营商环境、优美城市面貌和乡村文明所吸引，扎根落户张家港，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这是环境建设带来的精神文明风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好故事。张家港当时的这些做法，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地方建设美丽县域、综合立体打造优越营商环境的最早探索。

此外，与昆山的不等、不靠、不要，自己辟出一幅地来自费建开发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样，张家港抢抓机遇、奋勇争先发展经济。为了在出口加工经济上跑出张家港加速度，抢先投资建设张家港保税区，1992年4月份确定建立保税区，5月份就拿出方案，一个半月完成农房拆迁，20个昼夜完成8公里的铁丝网隔离带，90天建成8 000平方米的港务局大楼，160天建成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级码头。正是由于张家港市委、市政府对“两个文明”建设采取两手抓的战略，张家港成为全国两个文明建设示范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业绩。

(二) 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光大张家港精神

张家港在主抓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当地党政班子和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基层各单位意识到要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作为张家港的名片打响，他们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到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从这一高度来塑造张家港精神，并突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抓手迅速提高张家港城乡发展的质量水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告诉我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大系统，必须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张家港五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其实就是在打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精神风貌与生态文明一体的大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都在不惜代价牺牲环境而大力招商引资发展工业之时，张家港反其道而行，加大市容村貌建设、改造城乡环境，真的实现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美丽张家港建设带来招商引资奇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

2017年张家港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中宣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张家港联合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深层挖掘和广泛传播张家港精神和张家港成功经验。2020年11月10日，中央文明办公布了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名单和复查确认保留荣誉称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张家港再次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张家港最硬的品牌，是张家港软实力的最好体现。

张家港辉煌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优势有机结合的产物。张家港主政者当时的做法其出发点很朴素：改善张家港的市容村貌，提升张家港人民的乡风文明，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集体和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或组织制度安排，产生了很好的个人与集体激励兼容效应，比之纯清晰的私有产权制度效应要更包容、更和谐和更有效，且更能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这种组织安排的效果与管理学理论中的组织变革创新是有相同功效的。张家港在不断发展乡镇集体经济、建设城市农村的同时，大力引进国内外资金与项目，运用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保证效率优先；并发挥既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作用而兼顾公平。这是张家港由俗称的苏南“西伯利亚”,一跃而成为江南水乡富庶之地的内在动因。

五、 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吴文化的区域发展典范

地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很深的文化烙印。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外，他们还吸收了当地传统文化的营养，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则是吴文化。

(一) 吴文化的开拓进取造就重视实业和创业的苏南企业家精神

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开放特性、水乡文化气息、士农工商同道和经济文化同步发展，造就了该地区的地域经济内涵与表征。吴文化具有重商崇学观念、开放包容气势，能够与各方文明多元并存、交融创新；吴文化还吸收西洋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包容西方民主内含的积极性一面。凡此种种，造就了吴文化的开拓精神，这对苏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南社会深植吴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而创新正是熊彼得所论述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明清时期，中国江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前后贯穿300年的江南早期工业化(公元1550—1850),是苏南日后工业发展的深层基因。在江南早期工业化阶段，已经有了棉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有了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等轻工业，当然，明清时期的江南早期工业化也发展了造船业及与其相关的重工业。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开始就集中于小五金、纺织、服装、日用百货、船舶修造等产业领域，与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分工与专业生产结构有着比较高的趋同。而1843年上海的开埠，更是直接促成了苏南企业家群体的成长。随着苏南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民族工业在苏南地区各县和乡镇开始发展，利用苏南地理、人文和社会条件实行灵活的经营方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垄断和本国大企业资本排挤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彼时，荣氏家族除在上海经营钱庄、商号和工厂外，也在家乡无锡经商办业；荣氏家族的兴乡情节，也带动了在上海经商办实业的其他苏南人回乡置业兴工。可以说，江南早期的工业化和工业文明埋下了苏南在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发展的种子。

事实上，苏南人与生俱来的优秀企业家品格和精神的养成，与苏南地区素有的精耕细作农业传统密切相关。江南水田农事工作量大且任务季节性扎堆，需要农户之间的协作方可顺利推进，故而苏南农民早就养成了互助协作的传统；而正是这种互助协作的传统，又成就了苏南社会影响至今的诚信文化。苏南社会的诚信文化，保证了苏南商业活动的秩序，稳定了人们投资预期，降低了交易成本，支持了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的腾飞和后来新苏南模式的不断创新超越。诚信为商，加上乡镇企业先天具备的集体秩序制度安排，这应该是苏南企业比之温州专业市场、产业协作支持的自发秩序家庭作坊，要更具规模和更有现代企业特征的一个原因。

正是苏南区域性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培育了苏南企业家群体，造就了苏南企业家精神和协作诚信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打破了那些阻碍发展的制度桎梏，苏南地区开始采取乡镇政府主导来组织资源，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开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的村中能人(企业家)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乡村能人(企业家)和村集体资本、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符合组织绩效管理模式，在特定的时期解放了苏南地区的生产力，释放出苏南地区的企业家精神，于是很快出现了苏南模式的繁荣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遭遇激励约束机制矛盾而发展受阻时，反思并武断宣称苏南模式完结的社会舆论一度很盛行。但正如钟永一先生所言，苏南模式有其内在的制度性发展规律，具有对激励约束机制进行深层次改造的内外动力，有组织绩效与集体秩序的抗风险力量和变革超越的发展精神。顺应这一规律，苏南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困境中成功突围，以产权主体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活跃了苏南外向型经济强大发展动能，并进而实现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与超越。

发生于20世纪的乡镇企业转制，可以说是苏南模式最早自觉实践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苏南地方自主改革。乡镇企业模糊产权在一定时期是具有其特定作用和能力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束缚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乡镇企业转制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苏南模式改革创新最直接的效应，就体现于实践上的探索和体制上的突破。

(二) 产权制度变革及文化熏陶持续激发出苏南模式新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五大明确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这为苏南乡企改制扫清了道路障碍。自此，苏南人民努力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把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拿过来、用起来，乡镇企业全方位转制。各种蕴藏在民间的生产要素能量及致富的积极性，一下子都调动起来，形成了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规模经济和新兴产业集群等竞相发展的大好局面。苏南彻底走出了乡镇企业衰退的阴影，GDP增长、工业生产和投资异常活跃，经济活力十足。吴文化熏陶下的苏南模式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苏南在秉持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基础上紧紧抓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核心，冲破原来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的乡镇集体经济形态，代之以产权清晰、经营自主、效益提升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或多元所有制结构。确实，苏南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吸收了温州模式产权清晰的制度优势，得以继续引领性地走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快速健康成长的征途上。

园区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是新苏南模式的最大亮点，二者将苏南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向新高度。如今的苏南，一是城乡二元格局被外向型经济繁荣下的各类开发区、园区经济所打破，苏南向着城乡一体化稳步迈进；二是开发区和园区的产业、技术、人才集聚，推动工业转型、激发高技术创新型产业成长，形成苏南区域核心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苏南模式在经过改制之后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融渗透、促进互动，是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重大支撑。

(三) 苏南模式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仍将不断创新和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苏南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筹协调的发展道路。苏南模式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是高度一致的。苏南模式或新苏南模式的创新超越，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动实践。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转制和产业结构变革后，集中涌现出一批走上国际舞台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企业集团。苏南模式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如今，苏南人正抓住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推动苏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结 语

苏南模式的演进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初、中期发展阶段追求效率的区域探索和发展突围。苏南模式是江苏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代表，为长三角以至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发展经验、成长智慧和竞争力量。

苏南模式的最新发展，是在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创造性运用。新苏南模式或苏州模式，一是积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三是以科教引领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建立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四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共同富裕。苏南模式的最新发展，创造性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苏南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指导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作为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重要内容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就不是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上，发挥更好更大的指导作用。苏南模式的最新发展，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以至再行国际化，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案例，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

注释从略， 来源 王志凯 史晋川，《苏南模式演进与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