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柳 钟小梅|张謇为何把田畴当作心灵上的知音、精神上的导师、事业上的榜样

田畴（公元169—214年），字子泰，汉末右北平郡无终县（今河北省玉田县）人，年少喜读书，善击剑，初为幽州牧刘虞从事，在刘虞遇害后率宗族入徐无山（今河北省遵化市东）垦荒开田，很有成效，并拒绝了袁绍的征辟。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丸（即乌桓），田畴随军在平定乌丸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田畴还随曹操大军攻打荆州，颇有功勋。张謇《至垦牧乡周视海上示与事诸子》诗云：“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井田学校粗从试，天假无终与华阴。”张謇之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写道：

张謇与田畴相隔一千多年，却大有渊源，可以说是相隔千年的知音。田畴对张謇一生作为的影响非常深远，研究田畴及二人的渊源于张謇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张謇和田畴都是忠于国家的爱国者

三国时期，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张謇独崇拜师法田畴，是因为乱世之中田畴忠于国家、有功于国家。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权臣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幽州牧刘虞要派使者向汉帝效忠臣节，众人推举田畴担当重任。因为烽烟四起，田畴一路备尝艰辛，“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对此雪中送炭之举，汉帝十分高兴，“诏拜（田畴）骑都尉”，然而田畴“以为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朝廷高其义”。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丸，还未到达，就派遣使者征召田畴，田畴之前就“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立即应命。田畴跟随使者至曹操军前，随军到达无终（今天津蓟县一带）。当时正是夏季，雨水泛滥，道路泥泞不通，大军难以前进，曹操对此十分担忧，问计于田畴。田畴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指出大军可以绕过无终，从卢龙口小道进军，“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乌丸首领）之首可不战而禽也”。曹操欣然接受田畴的建议，佯装退军，故意在路旁宣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乌丸的侦察骑兵查探到了，以为曹操大军真的退兵了。曹操却以田畴及其部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一直到离柳城（乌丸的政治、军事中心，今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柳城街道境内）二百多里时，乌丸才发现曹操大军，大为震惊。乌丸首领蹋顿率军迎战，两军对垒，曹操军大破乌丸，乘胜追击到柳城。大军胜利归来后，曹操论功行赏，因田畴有大功于国家，欲封其亭侯爵位，邑五百户。《先贤行状》载曹操表论田畴功劳说，“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说，“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给予了田畴很高的评价。田畴对曹军击败乌丸、平定北方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田畴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

田畴忠于国家的思想、有大功于国家的事迹对张謇影响深远。张謇一生爱国情怀浓厚，不论何时都教人爱国，平日演说亦屡屡提及，教育家人也非常注意这点。当张謇看到自己的孙子抓周时别的东西不拿，只拿了一面国旗时，非常高兴，赋诗一首：“睨戈不曾提，从容舞国旗。他年能爱国，是我好孙儿。”张孝若说：“父亲爱国爱民的真诚，绝不以在野而放弃国民应负的责任。民国以来，巴黎和会之拒绝和约，华盛顿会议之外交公开，不赞成对日双方的直接交涉，尤其反对各项铁路林矿主权无形订约的断送。”

张謇认为，要救国家、御外侮，非培养“深沉固厚的民气”和创办实实在在的事业不可。而这种责任，必须让青年明白并担负起来。每有机会，张謇总是很痛切地告诉南通、甚至全国的学生：爱国要专静地求学识，救国要有真实的事业，要雪国耻，更应该有卧薪尝胆长时期的准备。

张謇明确说过自己投身实业界的目的是“借立中国真实自强之基础”。换言之，即以经济手段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他创办纱厂为堵塞漏卮，“有国民思想者，当同此忧”。出于“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的目的，张謇集股创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1904年（光绪三十年），上海黄浦江一带，北自外虹口起，南抵十六铺止，“除招商局各码头外，其余尽为东西洋商捷足先得，华商识见短浅，势力薄弱，不早自占地步，迄今虽欲插脚而无从”。张謇“每见汽船帆舶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用为愤叹”。因此，他在十六铺以南，购地建筑船步，并造栈房，以此为大本营，并拟在“沿江沿海及内河地方，相定码头，以便添设。务冀华商多占一分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商战方殷，未容多让”。尔后，张謇又开设南通大达轮步公司和大达内河小轮公司。前者与上海轮步公司同外商角逐于长江，后者则与外商争夺通扬内河权益。

张謇办实业、兴教育、举公益，都有进步思想的深厚底蕴，即热烈而赤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勇于、善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比如，张謇试图通过教育，培植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教育使“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他的最终目标是殷切希望“先知”“先觉”者“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觉后知”和“觉后觉”之责任，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使国家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张謇还十分注重军国民教育，把兵操列为他在南通创办的各类学校的正规课目，其目的就是“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具备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

张謇的爱国爱乡精神，与其所处时代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进步潮流一致，集中体现在救国救民、强国利民的观念和行为上，这是张謇从事各项事业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出发点。不管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如何，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如何，这种爱国爱乡的精神始终贯穿他的事业和社会活动。比如，张謇立志不做官，回乡办实业，是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办纱厂是抱持外交失败、自求富强的观念；办师范学校是为给国家培植元气，灌输知识；办轮船公司是受外国列强不平等待遇的刺激；办盲哑学校、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是为国为民办事，真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兄长张詧说：“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

张謇高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旗帜，肩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奔走于政府、社会、乡里之间，不辞辛苦地操劳国事，经营实业、教育和慈善。他的一生，反映了一名爱国志士为谋求国家兴盛所经历的艰苦曲折的历程；他的思想追求和实践活动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开拓进取精神。这是张謇遗留给后世的一笔最珍贵的财富。

2 张謇和田畴都是轻视官位的高洁者

天下之人，熙熙皆为利来；天下之人，攘攘皆为利往。多少人为功名利禄耗尽心力，田畴却视功名利禄为浮云，这是张謇十分赞赏的。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幽州牧刘虞派田畴朝见汉献帝，汉帝“诏拜（田畴）骑都尉”，然而田畴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三府并辟”，田畴也全推辞了。

田畴率众在徐无山（今河北遵化市东）垦荒开田很有成效，此时，河北地区最强的势力是袁绍。对于田畴这一股势力，袁绍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虽然袁绍四世三公，家世显赫，又击败了公孙瓒，据有冀、青、并、幽四州之地，拥兵数十万，但田畴对袁绍的招抚“皆拒不受”。袁绍死后，其子袁尚又招揽田畴，也被拒绝。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丸，举荐田畴为茂才，“拜为蓚令”，但田畴并没有去上任，而是随军到达无终（今天津蓟县一带）。曹操大破乌丸胜利归来后，论功行赏，封田畴亭侯爵位，邑五百户。然而田畴坚决推辞不接受，曹操“许而不夺”。

后曹操念田畴的功劳，后悔当初听由他推让，仍欲加封。田畴奏疏表明自己的本心，“以死自誓”，曹操不听从，仍要封赏，“至于数四”，田畴最终仍不肯接收。“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要将田畴免官并加以刑罚。曹操很重视此事，让世子曹丕和大臣们商议如何处理。众人认为应该尊重田畴的志节而不要勉强，然而曹操感念田畴的功劳，不肯罢休，就让夏侯惇以朋友之情打动他。田畴得知夏侯惇的来意，“不复发言”，夏侯惇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田畴说：“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话没说完，“涕泣横流”。夏侯惇将情况如实告诉曹操，曹操慨然长叹，知道田畴的志节不可改变。

张謇十分欣赏田畴不受爵赏的言行，把自己“不做官”与之并论。张謇曾给自己创办的师范学校的学生出题：田子泰不受爵赏，与余之不官同异论。不做官是张謇一生的处世原则。张謇之子张孝若说：“我父平日第一劝人不要做官。”

早在吴长庆幕中时，吴长庆先是要代张謇出钱捐部郎，后来又要专折特保张謇做官，都被张謇谢绝。1884年（光绪十年）春，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延请张謇入幕，张謇婉言谢绝。以后张之洞又致电李鸿章，请其聘用张謇，李鸿章专派袁世凯“并述北洋意”，张謇更辞而不受。以致当时有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之说。张謇在给何嗣焜的信中说：“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令海内知吾两人者，引阎彭近事，笑张季直不若枚生贤哉，幸为清河，说此至悃。”

1892年（光绪十八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翁同龢想挽留他担任国子监学正，张謇坚辞不受，在给李洛才的信中说：“以君子之爱人，容匹夫之立志，设使强而为之，将来下走除官不拜，成何事体耶？”

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已经42岁的张謇中状元，授从六品翰林修撰，官位虽不太高，却是皇帝身边近臣，清代由此而平步青云，升至尚书、侍郎等朝廷重臣者不乏其人。然而张謇出身农家，早年备尝艰幸，深知稼穑艰难和世态炎凉。他曾有过十年游幕生涯，对官场的种种黑暗了然于心。加之年过不惑才得中状元，所以老成踏实，并且有着谦谦君子风范。他淡泊名利，厌倦仕途，在“大魁天下”后即辞官而去。张謇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

辛亥革命后不久，张謇先后辞去咨议局议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国会议员等职务，甚至也辞去两淮盐政总理职务，一门心思投入地方自治和“棉铁主义”实践。1914年5月，袁世凯撤销国务院，设置政事堂。张謇不愿再与袁世凯“绑在同一辆战车上”，10月以“勘视”淮灾为名请假南归。11月，呈请辞去农商总长一职，专任水利局总裁，但未得到袁世凯批准。1915年4月，张謇再次辞职，始得批准。袁世凯称帝后，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为大总统，他通过复任国务卿的徐世昌邀张謇北上。张謇则明确劝告袁世凯，“急流勇退”。

张謇不但自己不愿做官，并且劝人不要做官，他有四首逢官便劝休诗：“逢官便劝休，言下一刀断。若还须转语，溺鬼不上岸。”“说着官已怕，逢官便劝休。但愁休了后，学得老农不。”“若逢禹稷契，薰沐进之位。逢官便劝休，正为悠悠辈。”“前车覆不已，后轸来方遒。安得恒沙舌，逢官便劝休。”

3 张謇和田畴都是开荒垦牧的利民者

在开荒垦牧上，田畴是先行者。张謇深受田畴影响，一生在农垦事业上花费大量心血，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张謇曾经出过作文题目来考所办农校的学生，其中有题：田子泰施行条教，兴垦牧公司行治地治人法，难易论。

田畴的故主幽州牧刘虞被公孙瓒所杀后，田畴率领宗族及随从数百人盟誓：“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一起进入徐无山开荒垦牧，很有成效，“百姓归之”，没有几年，人口增加到五千余家。人多了，如果没有好的组织领导必然要出现很多问题，田畴对大家说：“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大家都推荐田畴为首。

田畴的措施非常见效，“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田畴垦荒开田既重视法制的作用，也重视教育的作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北边翕然服其（田畴）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田畴并不因自身实力增强而称王称霸，他对乌丸、鲜卑等都加以安抚，“令不为寇”。

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恶劣大环境下，田畴通过开荒垦牧，在乱世中打造出一方乐土，庇佑一方百姓。不能不说，这对后来张謇开荒垦牧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张謇办团练的时候在海边看到大片的荒滩，认为荒弃可惜，就想加以利用，开展农垦事业。清朝从雍正初年到光绪年间，常常有上谕让人民去开荒垦地，大生纱厂根基也渐渐稳固，张謇认为这是着手农垦事业的极好机会。于是，张謇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多次接洽商量，替他拟好《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上奏清政府获批。张謇主张开垦荒地，是为改善农民的生活，尽自己“儒者”本分，体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秋，张謇着手兴办“通海垦牧公司”，派江导岷、章亮元、洪杰等人携带仪器测量绘图。江导岷等人测量完成后，张謇几经修改又制订了公司各项章程及招佃章程。本来荒滩无人管理，待张謇着手开垦时，就有人觊觎，因而产生一些纠纷。张謇历经十年克服了一系列困难，终于取得成效。

张謇在公司股东会追述公司开办经历时说：“通海垦牧公司自光绪二十七年冬开办至今，足十年矣。以地之僻而工程中阻而未完，迟至十年，始开股东会……历八年之久，官民之纷，始能理尽，其难盖可知矣。”张謇又作《垦牧乡歌》：“海之门兮芒洋，受有百兮谷王。辅南通兮江沄沄而淮汤汤，崒郁起兮垦牧之乡。我田我稼，我牛我羊。我有子弟，亦耒亦耜,而冠而裳。亿万兮井里，百年兮洪荒，谁其辟者南通张！”

张謇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荒凉的盐碱地上，谱写出人类垦荒史上雄浑、悲壮的乐章。如果说张謇开创的盐垦事业还只是序曲，那么由他所引发的淮南以至全国性的垦荒事业，则是高亢的交响乐。张保丰在《淮南垦殖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说：“大生纱厂举其历年的积累之款，悉以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几以全部资本，经营垦殖，而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垦业的态度，更是热烈异常。股东之广，几遍全国，可见当时垦业之盛极一时了。”到1924年，南自南通的吕四场、北至海州的陈家港，出现了46家较大规模的盐垦股份公司，投资2 000万元以上，经营土地面积达1 300万亩，垦熟地达200万亩，大生集团的熟地占其中的3/10。感人的是，即使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张謇仍然亲临垦牧公司股东会。张謇的盐垦事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