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安正|张謇的文化观

一

清末民初，张謇立于“救国”的视角，对该时期文化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认真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较为系统的文化观。其内容包含时代主题、品位价值、中西会通、知行结合以及地方资源等五个方面:

(一)与时代主题密切联系的“救国”文化

一般而论，一定时期的文化所具有的教育感化等社会功能，总与当时的时代主题有着某种或彰或隐的联系。处于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深重，志士仁人纷纷倡言救国的历史时期，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救国这一时代主题之间应保持怎样的联系呢？在张謇诸多的论述中，1919年张謇与欧阳予倩谈及戏剧时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当时与欧阳氏说道:“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能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

众所周知，张謇是鼓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赋予实业、教育“振兴经济”与“启发民智”两大擎天重任，以为非如此不能救国。但是，张謇上述一段话，其实对他本人自甲午以后就形成的救国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按照张謇独特的视角，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即能对实业、教育产生拾遗补缺的重大作用，故认为戏剧应凸现救国的时代主题当属张謇的本意。

笔者以为，张謇此处的“戏剧”，只是“文化”的一种代称罢了，论及“戏剧”，实际涵盖了文化的各种形式。此种观点，张謇在其它场合多有论述。

例如，张謇在建立南通通俗教育社时规定了该社的任务，是运用“说部、剧本、山歌”等民间文化形式对南通民众进行通俗讲演与商业讲演。通俗讲演“主旨以旧道德新学术参用，且启迪国民以应有之常识;商业讲演之主旨为输入世界商业知识，并期就本县商业现况予以改良之法”，十分注重文化对实业的促进作用与教育的补充作用。

尽管张謇认为各种文化形式社会功能的大小不可能等量齐观，他甚至说过:“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剧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剧之便，又可断言者”，可见看好戏剧的社会功能。但张謇这一论述丝毫不带有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社会功能应与“社会改良”主题，即救国主题密切联系之含意，相反，从张謇上述对通俗教育社等文化形式社会功能的论述中，人们只能得出张謇主张各种文化形式都应与救国时代主题密切结合的观点。

张謇将文化视为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使命文化”，这就与认为文化与时代主题可若即若离的观点区别开来，更与视文化为清闲文人消遣娱乐用的所谓“纯文化”划清了界限。1918年，张謇在致梅兰芳信中论述戏剧改良时说道:“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这既充分体现了张謇欲以南通为文化改良“嚆矢”，借助文化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也成为贯穿张謇文化观中的一根主线与最重要的内容，对文化的其它见解都与之相关，并由此引发。

(二)重视文化品位价值与时代主题的统一

在清末民初萧杀、灰暗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对待文化本身的品位价值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化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张謇曾以戏剧为例表明自己的态度:“戏剧本身固然要注意社会教育，然而提倡美的艺术，尤为最高最后的目的”。在张謇心目中，各种文化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美的艺术”价值，劣质或平庸的文化不可能唤醒国人，鼓舞他们为救国而奋起，凸现文化的时代主题也决不意味着往文化作品简单地贴上“救国”的标签即可完事，时代主题与品位价值的完美结合乃是文化的至臻境界。

故张謇对文化的追求，往往成为对文化精品的追求，他甚至以为这“美的艺术”是文化“最高最后的目的”。综观张謇的文化事业或文化活动，无不体现了时代主题与品位价值统一的主张。博物苑与伶工学社不仅在时间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博物馆与第一所新式戏剧学校，而且，博物苑在馆苑结合的建筑风格以及对馆藏陈列品分类与保管一系列制度的创新上开了近代博物馆之先河，伶工学社则以拥有欧阳予倩、薛瑶卿等国内一流戏剧专家任教以及钢琴、风琴、留声机等先进教学设备而蜚声国内。

更俗剧场拥有的舞台设施“在全国可算首屈一指了”，“比上海的大舞台、第一台、天蟾之类的舞台都适用”，剧场建成后又因连续邀请当时崭露头角的北派梅兰芳与南派欧阳予倩等著名戏剧演员同场演出而轰动一时。

女红传习所的绣品“颇播声誉于欧美”，尤其是绣品《全世界救世主耶稣受难像》等，代表中国参展1915年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一等奖牌，另一幅绣品《齐老太太像》获青铜奖。

张謇与沈寿合撰的《雪宦绣谱》更成为国内有史以来第一部刺绣专著。

位于南通城内的五公园即“东西南北及中央公园之谓也”，各公园各具特色，斗奇争艳，“弹丸之地竟有公园五，亦为内地绝有之处也”。

南通近代文化精品迭出，是与张謇多方罗致或培养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人才，邀他(她)们到南通传授技艺或知识，甚至让其执掌某一文化部门业务主管密切相关的。

这些文化人才包括梅兰芳、欧阳予倩、沈寿、孙支夏、王国维、梁启超、马相伯以及杜威、金泽荣等，各种文化人才荟萃南通，大大提升了南通的文化品位，强化了南通文化的社会功能，也扩大了南通在国内“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热潮中的影响。

(三)广泛引进与中西化合的会通主张

面对清末民初以如潮之势涌入又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张謇主张“祈通中西”，“提倡国粹，不废欧化”以应对。这一主张在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士中虽不在少数，但如将其细加审视，发现仍有独特之处。

首先是张謇总体上反对“扬西抑中”、“弃本逐末”，坚持中学为立身之本的原则，却也对中国二千余年来，“一切法度政治教化风俗，其支离堕坏于世主庸臣沟犹瞀儒，而大失本意者，不知凡几”的现状忧心忡忡，在对作为“国粹”的传统文化的“提倡”中，流露出实行改革的要求，其认识已稍稍超溢了“中体西用”的框架。

如张謇认为京、昆剧许多剧本缺乏时代精神，对社会改良作用甚微，故在更俗剧场上演的“旧剧则选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如淫滥无稽之作俱在作摈，与津、沪诸地迥然不同”。

同时，“新剧间有之”，张謇还通过欧阳予倩、吴我尊等春柳社的重要成员，把被称之为“文明新戏”的西方话剧剧目如《玉润珠圆》等搬上了舞台。京、昆、话三种中西戏剧在更俗剧场同台争艳，“在我国众多剧场中独树一帜”。

张謇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其它形式，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电影、报纸以及西式建筑等等及其社会功能亦大胆认同，广泛引进。

当时在上海等城市租界流行的西方文化形式在南通几乎都可见到，其认同的力度与引进的广度远非“不废”两字所能容纳，实际上出现了以“用”压“体”的局面，这反映了张謇在文化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脱节，实践已在某种程度上先于认识前行。

其次是张謇以为“祈通中西”文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过程，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中西文化结合的形式。“夫一国各有特别之历史、政治、风化，即各有其肆应之能力，不能强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以扬人”，各国自有“各国相沿之历史，特殊之灵魂，又非可削趾以适屦也”。

中西文化之“通”的细致与引进之大胆、广泛形成鲜明的观照。公园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张謇所创办的南通五公园内，随处可见传统的充满灵秀的江南园林式的楼台亭阁，小桥流水景点，宛然中国的古典园林。游客移步之间，又见西方的“弹子房”、“汽枪室”、“乐旋车”等洋玩意儿点缀其中。更见公园夜间“五色电光，灿烂异常”，“常以为新式结婚之所，真不啻欧美各国公共结婚之场也”。如此中西合璧、亦中亦西的园林风格得到南通民众的认同与欢迎。

此外，印书局冠以“翰墨林”之称，却印刷出版反映西方科学成果的数理化教科书，又印刷出版中国伦理道德观的书籍;沈寿在女红传习所创造性地将西洋美术技法运用于中国传统的剌绣艺术，又在张謇支持下，把展示“沈绣”风格的绣品推向欧美市场。

综上可知，张謇常精心构思，努力在外来文化形式中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或在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吸收外来文化，使两者比较自然地化为一体，张謇“祈通中西”的细腻即体现于此。张謇之所以对西方文化形式采取“拿来主义”的务实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他感到这些文化形式能为我所用，对救国有利。张謇对“祈通中西”的细致入微，也基于同样的道理。

(四)反对“清议兴国”，提倡知行结合

张謇早在壬午、癸未年的读书笔记中说过:“清议兴国，未有不败者”，晚年又对士林重清谈、轻实践之风气有所针砭:“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

张謇创办实业、教育事业，就是反对那种高言放谈、不重实践的“清议兴国”论的实际行动。文化既然应凸现救国的时代主题，张謇又反对“清议兴国”，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只有躬行实践，才能发挥文化的实际作用，知行结合遂成为张謇文化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也充分证明，张謇不仅是近代对文化有透彻理解力的思想者，而且可称是在文化上有重大建树的实践者。

南通近代文化事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过程中，张謇一直扮演了编剧、导演、演员以及摄影等集于一身的角色。感悟文化重要性的“知”不易，推广、普及文化事业的“行”也难。难首先难在张謇在南通开办的许多文化事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

为了取得创办与管理的有关经验，张謇一边实践，一边学习，由于计划创办的文化事业在南通甚至国内极少寻踪，这种学习常常变成了向洋人的学习。规划设计伶工学社建筑与江苏咨议局大厦过程中，张謇就派欧阳予倩、薛秉初与孙支夏去日本东京等地考察，孙支夏在考察中遭到日方刁难，不给图纸，更不给指导，只好“脱下长袍爬上(日本帝国议院大厦)天花板实测”，用这种原始的方式完成了测绘任务，然后将测绘资料带回南通消化再予以借鉴。

其次是开办文化事业，张謇除孙支夏以外，身边并无多少可依赖的助手，往往得事无巨细，亲自过问。1914年，张謇在给孙支夏的信中就嘱孙:“(木材)若红板料为艰，则就近设法，尚较易于着手，柏树若存过一年以上者，即不汽蒸，亦可用矣”，显然关心建筑木料的选购问题。此类张謇过问文化“小事”的事例，不胜枚举。

再次是文化事业的经费筹措。由于张謇所创办的文化事业，除少数为股份制公司经费来自社会集资、创办后可以自立外，多数如博物苑、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图书馆、五公园等等均为公益性事业，绝少可能盈利，社会筹措颇为不易，故最后往往由张謇及其三兄张祭言等自己掏腰包，化私为公，或间接转化为大生企业的负担，以缓解其一时的经费困难。而随着南通文化事业日益扩大，张謇在文化上的个人负担也日益沉重(详情下述)。克服上述三难已非易事，实际上，推广、普及文化事业的“行”所遭遇的远非三难。

(五)立足地域资源，凸现江海风韵的文化意识

南通位于长江与黄海“弓箭型”的交汇点，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涵丰富的江海文化传统。体会张謇的文化事业或文化活动，感受到其中蕴涵着厚重的南通历史文化的积淀与浓郁的江海风韵，这是张謇立足地域资源的主观意图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究其提倡江海文化的缘由，一是江海文化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反抗异族入侵、艰苦创业、奋发有为以及热爱家乡山水草木或人文景观等内容，与张謇文化观中关于救国的时代主题的内容相契合;

二是江海文化植根于南通世代民众的土壤中，具有很大的亲和力。张謇自幼耳濡目染，与之有很大的亲近感，以为如将其移植与改造，南通民众乐于接受，文化的时代主题易于体现。这是张謇发掘本地文化资源，融会贯通，化作他本人文化观的根本原因。

南通因地处长江、黄海交汇的海防前沿，历史上屡遭异族入侵，近代以来，也受到西方国家侵略的严重威胁。故凸现南通传统文化中反抗异族入侵的精神，成为张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方面。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途经南通渡海南下，于南通短暂逗留期间所作的“江波无奈暮云阴，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头觅船去，始知百炼是真金”等诗句，因反映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与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南通历代民众中长久传诵。张謇特在文天祥当年渡海处通州五总乡重筑“渡海亭”，亭中竖石碑，碑阴亲撰并手书《重建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记》以志宏扬。

明代中期，南通倭患严重，布衣曹顶应征抗倭，战功卓著，后不幸以身殉国，张謇在曹公祠内书挽联两幅:“匹夫犹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可公”;“北郭留名单家店，南山增气曹公坟”，对曹顶捍卫乡梓的英勇业绩给予极高评价。

南通所属的江海平原是大江南北各地移民迁徙于此、与黄海争田、披荆斩棘开发出来的。出身“灶民”的诗人吴陋轩在诗作中真实反映江海先人在黄海滩围海垦田、艰苦创业的情景，张謇高度评价吴陋轩此类诗作，“要之，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若(吴)陋轩述煎丁苦状，乃无一字不有泪痕者，可云诗不徒作矣”。反映热爱家乡山水或人文景观的情愫更是每每反映在张謇为之吟咏的大量诗作或题联、题跋中，如所咏《沈堤》云:“沈公堤接范公堤，说范人人说沈迷，堤下潮痕堤上草，未妨早晚有高低”。《野行》云:“豌豆蚕豆花错交，水墨分明朱碧桥，村娃插髻采不到，何况城中珠翠翘”，展现了江海平原特有的自然风光与乡村野趣，读后颇感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对家乡爱的热流。

上述种种，反映出张謇在清末民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分注重运用南通世代民众熟悉的地方文化内容与形式，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由爱家乡、反侵略扩大延伸至爱国、救国的文化氛围，其宗旨是不言而喻的。

二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张謇文化观中的积极意义及其不足，不仅关系到对张謇整个救国事业的评价，而且对继承发扬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极大的价值。在今天继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势下，这种继承发扬显得尤为必要。

(一)

张謇的文化观，产生形成于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它是国势衰微、时局动荡、亡国灭种的阴影驱使张謇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去探索文化与救国这一时代主题关系的过程中思考的产物，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之途的思想成果。

张謇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一在于他比其他许多人士更清醒地看出了文化教育感化的价值之巨大，将其纳入了实业、教育救国的理论体系;二是张謇实际上是将文化与实业、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加以思考的，这表明张謇认识到救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比较清醒地感受到完成这一系统工程的复杂性、艰巨性，与其他单一的“文化救国论”者区别开来。就张謇文化观包含的内容而言，强调文化的时代主题，将其与救国密切联系，是作为主线贯穿其中的，其它方面的内容尽管都很重要，并缺一不可，但都处于从属的地位。

如张謇虽以为文化的时代主题应与品位价值相结合，后者乃是文化“最高最后之目的”，但综观张謇的文化观，后者在清末民初时期仍只是强化前者的重要手段。张謇主张的文化中西会通、知行结合、地域资源三点是体现其文化观交融性、实践性与地域性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是实现文化时代主题的重要手段，共同构成了张謇的文化观。

由于“救国”当时成了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张謇的文化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文化”的色彩，但因对所欲拯救的“国”究系国家、民族还是朝廷或政府有所混淆，以及政治上对清末民初现存政治体制一直持温和的改良态度，因而其文化观弱化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传统文化体系的突破，所提倡的“祈通中西”尽管在实践上似乎大刀阔斧，理论上大体仅停留在对以往旧体制、旧文化的怀疑与责难上。自然，这种状况，反过来也对张謇文化事业的实践产生某种影响，例如，由于其文化观在理论上的相对滞后，没有对“中西体用”有进一步的突破，受其指导的文化事业的实践成果亦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形式的引进与推广的较为浅表的层面上，不可能远离理论前行。南通清末民初在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民权等等西方文化观念的嬗递更新上，并没有出现西方文化形式引进与推广过程中那种大刀阔斧地宣传、普及的场面便可佐证。

故对张謇文化观除时代主题以外的几方面内容加以分析，其实践性与地域性内容色彩浓郁，交融性的深层次内容实际上稍嫌逊色。以往对张謇的研究，侧重于实业、教育方面，对文化方面尚缺乏整体的系统研究。

其实，与实业、教育相比，文化观是前者的内在根系，实业、教育是后者的外在枝干。加强对张謇文化观的研究，既是全面研究张謇业绩的需要，也是对张謇实业、教育研究深入的需要。

(二)

从张謇文化观指导下产生的实践效果看，其文化事业的成就在国内极为罕见。它促进了南通近代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国民素质教育前所未有地开展起来，城市知名度也得到空前的提高。

清末民初，南通的文化事业在国内文化萧杀、灰暗的大背景下凸现出一片难得的亮色。经过张謇的筹划，短短二十来年时间内，南通的文化事业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起步，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建起了几乎所有的近代文化形式，其中有:博物苑(博物馆)、南通图书馆(图书馆)、《通海新报》馆与《公园日报》馆(报社)、东南西北中五公园(公园)、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出版社)、更俗剧场(戏院)、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电影公司)、南通县立女红传习所(刺绣研究所)、南通俱乐部(俱乐部)以及包括濠南别业、通崇海泰总商会等各具特色的近代建筑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通拥有的文化事业数量之多，门类之全，已经构成一个实业、教育体系以外的比较完整的地方文化体系，不少形式不仅在南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而且在国内也属首创，这在国内同类城市中极为罕见。

在人文景观的布局规划上，张謇又巧妙地将图书馆、博物馆、五公园、俱乐部、濠南别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等一大批文化事业建于濠东南两岸，使之成为集中展示南通城近代文化的濠河文化风景区。进入这一区域，但见濠水清清，垂柳依依，上述文化景观错落有致，临水而建，宛如一幅极精致的水墨长卷，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回忆儿时南通城，“说到濠河河堤的垂柳(当时是西湖西冷桥的树种)，以为设计上好象是仿了西湖的”。还有人回忆:“濠河东南的文化区，学校间一路种上乌桕，秋天连片红叶”，“南通有着很好的学习环境”。

由此可见，称南通是国内一个“模范城”或“理想的文化城市”，此言不虚。上述南通文化体系的构建，大量西方近代文化形式的引进，无疑对南通民众陶冶性情、涵养情操、移风易俗、更新观念、凝聚人心发挥了重大的教化作用，为南通成为救国的“嚆矢”加上了重重的砝码。受张謇文化观的熏陶，南通近代文风大炽，各类文化人才层出不穷。伶工学社创办过程中，先后培养出学员90多人。沈寿主持女红传习所8年，培养出中、高级刺绣人才150多人。

自然，从张謇文化观与事业中受益最多的是南通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受益则集中体现在群体素质的提高上。翰墨林编译印书局自创办至1913年，编印出版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音乐、美术等教科书，还出版了大量的南通籍文人与学者的著作，如《个道人遗墨》、《范伯子诗文》、《兴学要言》等。博物馆1914年在编成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收录的四类文物就达2973件。图书馆至1924年，各类馆藏图书达15万多卷。

南通普通民众受上述文物、书籍以及其它文化形式薰陶，因而提高了自身素质、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的数量是无法用计量办法进行统计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实质上是一种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产，而高素质劳动力的出现，无疑与南通实业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作用与功能的强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故南通近代社会表现出一种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素质提高的良性互动。自然，由于张謇文化观中对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民权等等西方文化观念的淡漠乃至一定程度的排拒，决定了南通在文化上由中世纪向近代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遭遇封建思想与传统势力的阻遏相对比较小，社会各界接受程度比较高，整个过程比较平和而赢得广泛的赞誉(这可能是一种南通文化近代化的模式吧!)。但另一方面便是南通在获得“模范城”或“理想的文化城市”称号之际，却不可能同时成为国内各种文化观念交流碰撞的中心，站在清末民初文化思潮的前沿而导其前行。

(三)

文化事业过快发展、筹款困难以及自我生存水平总体不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张謇与大生企业的财政负担。实践上的偏差来自认识上的误区，张謇对文化的社会功能期望殷殷，但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应受经济基础与物质水平的制约未有充分的认识。

清末民初，南通在短短的二十来年中，建起了国内同类城市仅见的地方文化体系，其发展速度可谓惊人。据时人与后人对张謇投入文化事业的创办费用进行估算，现可约略知道数量的有:博物苑建馆前后费银约49000元;“伶工学社六年间约花了八万元，更俗剧场的建筑费为七万元，如再加上其他接待著名艺术家的费用，总在二十万元左右”;南通“图书馆先后用银26243元”;为修筑南吊桥路，即濠东南文化区路面工程，花银约9200元，南通县立女红传习所共用银约5000元。

据此，仅上述六项文化事业的创办经费(不包括开办后每年的日常经费开支与其它事业项目创办费与日常经费开支)，已约在28万-29万元。文献资料的残缺，造成现已无法对张謇所创办的所有文化事业所需经费，包括创办费与日常经费，进行较全面而精确的统计。若有此可能，统计出来的经费投入总数一定为数甚巨，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

需探讨的问题在于，张謇在财政上是如何支撑如此规模的文化体系正常运作的？如本文上述，这里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属少数，如翰墨林编译印书局、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等为股份制公司。印书局创办经费银24000余两来自社会集资，创办十余年间有银1500两的盈利，略可自立，电影公司经营情况不详;另一种是多数，如博物馆、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图书馆、五公园等等均为公益性事业，收入经费不足开支(更俗剧场门票售价洋1角，剧场仅上演期间能自立)，社会筹款比较困难，往往由张謇兄弟承担。有学者认为:“这笔经费不管是张謇个人负担，还是由他负责筹措，……说明了他对智力投资和艺术事业的重视”，话虽不错，但给张謇与大生企业造成财政上的沉重负担也是事实。

由于经费不足，1923年张謇曾以鬻字资助伶工学社便是一例。如果明白南通教育体系的经费也得由张謇与大生企业负担，而且主要由张謇与大生一、二厂负担的事实，可知清末民初，南通教育、文化两大体系的财政收支实际上呈现出“多流同出一源”的倒金字塔局面，这种局面的维持必须以大生企业尤其是大生一、二厂每年稳定而丰厚的财政来源为前提，抗风险的能力很低。尽管大生企业一度财源滚滚，张謇个人收入颇丰，且可以随意支配企业的资金流向，但是，事实证明，大生企业以及大生一、二厂不可能永远财源滚滚，一旦风险发生，四面八方嗷嗷待哺又持续加大的经费需求就会使大生企业在财政上雪上加霜，更遑论这一负担本身也是造成大生企业财政危机的一方面原因。大生企业后来衰败自有其复杂的因素，需另文专题研究，不能简单化地下一结论。文化事业固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但文化事业又必须量力而行，适度发展，受经济基础与物质水平的制约，张謇对后一点显然未给予充分的认识。

注释从略 来源 庄安正：《张謇的文化观研究》，《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