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

涩泽荣一代替福泽谕吉成为新版一万日元头像人物

（一）

张謇出生于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卒于民国15年（1926年），享年73岁；涩泽荣一生于日本天保11年（1840年），卒于昭和6年（1931年），享年91岁。尽管涩泽长张謇13岁，但两人大致生活于同一时代。这期间，日本经历了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1868年），从而将日本的历史由中世纪导入近代。中国也先后经历了戊戌变法（1898年）和辛亥革命（1911年）等大的政治变革，从而由中世纪传统社会迈入近代社会。因此，对中日两国而言，张謇和涩泽荣一所生活的时代，均是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而他们俩人则注定了要充当该时代的弄潮儿。

不无巧合的是，张謇和涩泽荣一具有十分相似的家庭背景，这对于他们早年的气质和思想不无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成年后对人生道路的抉择。

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祖上系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原来是较为富有的地主家庭。到祖父辈因“不治生计”和赌博，方把家产败尽。张謇的祖父名朝彦，于穷困潦倒之余入赘于通州吴圣撰家。吴家原在通州金沙开一间小瓷货店，后迁至海门常乐镇。朝彦入赘吴家后，除租种几亩田以外，也兼营瓷器贩运张謇的父亲名彭年，成人后奉父命兼祧吴氏，先后娶万氏、金氏。张謇系金氏所生之第三子，排行四。

涩泽生于日本国武藏国楝泽郡血洗岛（今玉崎县大里郡丰村里大字血洗岛）一个武士归农的豪农家庭。家中世代从事农业、养蚕，并兼营蓝靛染料（时称蓝玉商），经济上颇为优裕。至涩泽父亲市郎右卫门一代，更经营杂货及金融业，成为当地的新兴资本家。

当时中国的富裕农家和商人家庭，多半希望自己的子弟走科举入仕这条道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其经济能力，又尚可承受教育子弟的费用。因此张謇自幼便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起初是入邻塾由邱畏之先生发蒙，到10岁已经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午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国风》等书。自15岁起，张謇即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科举生涯。在历经26度寒暑的曲折坎坷、大小近30余次场屋搏杀之后，张謇终于在已逾不惑之年达到了士人生涯的最高目标一一状元及第。他不无感慨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时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看来，旷日持久的追求，反倒使张謇多少看淡了功名利禄、宦海沉浮。但不管个人志趣如何，在这崎岖而漫长的场屋生涯中，儒家伦理道德已然深深印刻在张謇的脑海之中，其士人心态和人生观早已定型。

涩泽荣一虽生活在一衣带水的东派日本，但通关之前的日本却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度，因此，同张謇一样，涩泽幼年即以汉籍发蒙，陆续诵读过《孝经》、《小学》、《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自12岁起，涩泽又开始学习日本本土神道无念流，受到了当时中产阶级家庭所要求实施的“素养注入教育”。成年后，在讨幕运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涩泽曾一度参加过尊王攘夷活动，追随诸侯一桥庆喜左右，并因此而提升为武士阶级。庆应2年，庆喜担任幕府将军后，他在极其矛盾的心情中作了幕臣。1867年庆喜命他随其弟昭武赴欧洲考察。等他于1868年12月回国时，日本已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巨大变革。涩泽于1869年被明治政府启用，入大藏省供职，初任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后官至大藏少辅事务次官。

对张謇和涩泽荣一而言，真正构成其一生转折点的，并非他们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春风得意，而是他们毅然决然以官吏、士人身份投身实业界，由此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明治6年（1873年）5月，涩泽荣一等与大久保利通因军费和各省预算增额而发生政见分歧，藏相井上馨乃辞去职位，涩泽荣一随之辞官下野，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实业界。

涩泽荣一之舍“官场”而奔“商场”，固然是出于宦海生涯的偶然失意，但却又以明治维新前后对官商关系的深刻反省为其思想转变的基础。在对西方社会的深入观察中，他已领悟到一国的繁荣富强必须依赖于市民社会的繁荣和商业社会的成长这一道理，认识到培养工商业者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品格是当务之急。

“欧美各国能有当时的昌盛，全是因为工商业发达的缘故。……因此，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国家，得图谋工商业的发达，于是始决心要成为实业界的一分子。”因此，当一些朋友对涩泽荣一弃官经商的决断提出忠告时，他坦然地答道：君之忠告不无道理，而我之信念亦不可变更。我仍将走自己的路。承蒙君言我有才干，不胜感激；果真如此，更应退出官场。若人材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

恕我直言，平庸之辈能担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从事工商业界。现在的工商业界正缺少这些人材；多数人都受士农工商等级思怒的影响，认为政府职员高人一等，而工商业者自觉低贱。这种错误的怒法必须扫清。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涩泽荣一以“论语加算盘”的口号相标榜，纵横商场，先后创办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王子制纸会社”（1873年）、“大阪纺织公司”（1883年）、“东洋汽船会社”（1896年），以及日本第一家私营铁路公司“日本铁道会社”（1881年）。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涩泽荣一因创下无数个第一，而无可争议地成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为日本近代企业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日本著名经济史学者土屋乔雄博士的研究，与涩泽荣一有关的经济事业，包括以下各个部门和行业：银行、造纸、海运、保险、啤酒、化肥、制丝、制绒、织物、制麻、制帽、制革、制糖、玻璃制造、点心、酱油、清酒、制蓝、制冰、印刷、陶瓷器制造、砖瓦、水泥、冶铁、造船、船坞、火车、汽车、自行车、煤气、电力、土木建筑、港口建设、土地经营、交易所、仓库、旅馆、采矿业（铜、铁、硫磺、硝石、煤炭、石油）、制药、化学工业、农业、畜牧、养蚕、林业、水产亚、信托、电话万铁路运输、航空，以及进出口贸易和实业学校等。与他有关的会社（公司）多达500余家。

张謇之投身实业，始于他文章“大魁天下”，获得状元称号的第二年，即1896年。是年，刚在甲午战争中痛败于日本的中国，涌动着一股由民间创办实业，抵制外来经济侵略的热潮。而张謇等具有爱国思想、又比较务实的士大夫则已然成为民间创办企业的中坚力量。张謇后来曾回忆，正是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使他意识到救国须从振兴实业入手，他说：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管实业。然謇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林最王之区也，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张之洞奏派张謇和苏州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痒、镇江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流，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并推动当地实业的兴办。三人中，除丁立稼在镇江无所作为外，两位长江南北的“文章魁首”则各有佳绩，张謇在通州发起创立大生纱厂，陆润痒在苏州发起创设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自此，张謇以“状元”身份办实业，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办了各类企业约30家，所涉及的行业包括纺纱、面粉、榨油、轮船、肥皂、瓷业、电灯、垦牧、盐业、渔业、水利、地产等。张謇亦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涩泽荣一，荣膺“中国实业之父”的称号。《关册》中推崇他：起家寒素，以第一人大魁天下，授职修撰，笃念桑梓，自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于是制造各事次第兴办，无不赖其维持，人皆称道不置。推张殿撰意，凡由外洋运来各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惟一己之办有限，须集众力以图之。在张殿撰声望夙著，人皆钦仰，一时富户，成愿出资，推为领袖，与其遇事决断，不致有掣肘。

张謇以状元身份办实业，实现了士人与商人的结合，遂成为亦士亦商的中国“士商”。所谓士商，实系既有以科举功名所体现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同时又经商营工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起源于明清，成熟于近代，系一典型的过渡性社会群体。该群体集绅士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的中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涩泽荣一以下级武士改革派身份入实业界，成为亦武士亦商人、“士魂商才”的日本“士商”，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也同样起着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由于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士商与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日本士商各自构成两国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型和本态，因此，对之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把握东亚社会近代演化的一般规律及特殊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

如果将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士商”与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日本“士商”作一细致的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处于近代化初期阶段的重要社会群体在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上是非常接近的，存在着若干相似之点。

其一，以儒家伦理为内核，辅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

张謇一类士商的最基本的思想和性格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言商仍向儒”（张謇语）。他们虽横跨于士人和商人两大社会群体之间，但基本认同点仍在绅和士，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才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之基，经商逐利不过是借以实现人生抱负的方式和手段，并非人生的目的。他们往往是“商名儒行”，融儒家伦理于经商活动之中，视孔孟之道为最高的“贾道”，身在沽肆中，志在阿堵（钱财）外，并不过份计较钱财，倒更看重自身的名节与修养。“有大志，不局局锥利间，治贾不暇给，而恂恂如儒生”，这就是中国士商的自画像，也是“言商仍向儒”的基本内涵。正因为忠实于儒家的信条和规范构成士商的本质特征，因此，当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厕身历来被士大夫视为末业的商界时，身为士大夫的张春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曾自述初创大生纱厂时的黯然心境：“驵侩黯吏阻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然而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闭目塞耳，趱程盲进。”在《为纱厂致南洋刘督部书》中，他曾抱怨道：“抑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垢，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恝而夜腆者，不知凡几。”其实，由“蒙世疑谤，不可穷诘”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倒在其次，真正使张謇心态严重失衡的，是来自于他长期奉若神明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作为一介寒士张謇曾说过他“自少不喜见富贵”，仅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而投身实业则势必与富人为缘，“适违素守”，因此，他将自己以状元身份办实业视作“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謇含垢忍尤，遭阂受侮，千磨百折，以成此区区工商之事者，其危苦独心喻之，固不能尽其百一也”。被守旧士大夫所目为叛逆的张謇，骨子里却依然是一介儒生。张謇曾将他创办企业的动机，归结为力矫宋儒只说而不做的积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墉，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可见张謇始终将自己视作“商人中的书生”，不逾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

涩泽荣一则以“士魂商才”来概括日本士商的基本理念。所谓“士魂”，他解释为“卓立人世间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他又进一步阐释，“如何涵养士魂？典籍所授固然很多，但仍以《论语》一书所言为涵养士魂的根本。”至于商才的培养，“亦全在《论语》之中”。这样，涩泽荣一就使儒家伦理同样成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指导理念。“士魂商才”，也就是要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来经营近代企业，“所谓商才，原以道德为本，舍道德之无德、欺瞒、诈骗、浮华、轻桃之商才，亦即卖弄小聪明、小利口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故商才不能背禹道德而存在，则论道德之《论语》自当成为培养商才之所依。”据此，涩泽提出了明治时代日本士商的一句著名口号，即“以论语为商业上的圣经”。这句口号又被化约为“论语再加算盘”风行一时。

其二，道德与经济合一的“义利两全”说。

中国士商与日本士商均突破传统儒家思想耻于言利的观念，对义与利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诊释。涩泽荣一提出，实际仁孔子并不轻视利和富贵，只是强调不能见利忘义，“淫于富贵”，而要按“正道”取得富贵，“精神的向上和财富的追求必须齐头并进”，这就是“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涩泽认为，世上的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图利，“如果工商业没有增加利润的效能，工商业就毫无意义也没有什么公益可言。”但如果全为一己之利，根本不顾他人，则失去了图利的根本意义。义利两全，应是在“义”的指导下求利。这里，一是指从事企业经营等经济活动要以协助国家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根本目的，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兼顾国家的利益。二是指要以“仁义道德、公正之理为本”，统驭追逐利润的活动，“极力将恪遵仁义道德以进而利用厚生之道做为行事的方针，并努力确立义理合一的信念”，做到“富且能行仁义”。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要寻求精神上的发展，不做金钱的奴隶，“精神的向上和财富的追求必须齐头并进，而人应该秉持的坚强信仰也必须由此出发。”涩泽主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要讲仁义道德，如果把竞争强调过了头，就成了“为富不仁”了。他说：“任何行业都有竞争，……如果对增加自己的财富一事，也起了激烈竞争的念头，一心想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则发展至极，就会完全背弃道义的理念，也就是说，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张謇也赞成义利统一说，主张“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不市侩而知市侩之情伪，不工党而知工党之趋向”，为地方公益和国家强盛而不惜贬低士人身份，孜孜牟利。他曾说过：“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张謇还主张以是否具有道德心，作为判断“义”的标准之一，他说：“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作为“商人中的书生”，张謇个人的商业道德是无可非议的，称得上清正廉洁四字。据大生公司的董事言，“张謇个人对于大生公司之款项往来，界限极清，他从开办公司之时起，直到逝世时为止，无论个人之生活如何困难，从未在大生帐上挂欠一文，对于其他公司亦然。若张謇以个人名义办理之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养老堂等机关，除大生公司额定捐款之外，有时亦向大生通融，等到年底结帐时，积欠若干，张謇即在上海登报卖字，以偿还大生。”这种道德至上的伦理主义倾向，正是中国士商的突出思想和行为特征之一。

其三，热心公益与教育，具有较为深广的社会关怀度。

中国士商和日本士商均不单纯将兴办企业视作一种纯粹营利的经济活动，而是将此视之为社会责任的一环，作为实现其人生抱负的手段。例如张謇兴办实业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振兴教育，推动地方自治，而不单纯是追求更多的利润。张謇素来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人才出于教育，但兴办教育需要经费，于是又不得不仰仗于实业。这就是张謇曾说过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由士林出发，经过商贾又回归士林。这是“言商仍向儒”的另一层涵义。张謇也素来以热心公益，推行地方自治为职志。按他的想法，应从实业入手，而后教育，而后慈善，而后公益，而后整个地方自治。他曾说过：“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有关实业、教育、慈善和公益之间的关系，张謇说：“以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有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即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教育也好，实业也好，公益也好，在张謇这样的士商看来，最终目的都是要为社会和民众谋福利，使黎民百姓过上稍好的日子。用张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名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性，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份。

涩泽荣一也很注重教育和社会公益，主张学习欧美国民务实的作法，以增进知识，尤其是关于国计民生的理财之学（经济学）。他认为“一人得利不如社会大众蒙惠”，实业家对“举凡社会救济、公共事业等等，要经常率先参与尽力，则社会才能日趋健全，同时，自己的资产运用也能渐次稳健踏实。”在谋取财富之时，当常常思及社会的恩谊，“无忘对社会尽到道德上的义务”。据统计，涩泽荣一一生曾参与了600多件非营利事业，如国际交流、社会事业、福利设施、宗教、文化教育、劳资协调等。明治42年（1909年），年近古稀的涩泽荣一辞退了在公司担任的大半职务，专心于民间经济外交、国际交流、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活动。涩泽荣一的传记作者曾反复强调涩泽这样的明治时代企业家与封建时代旧式商人在志向上的区别，写道：商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然而那不过是沟通有无、埋头于金银之问的人，是唯有生财置产之念的人；而像荣一这样为增进国家和民众的福利而从事商业的人物，这以前几乎没有过。……同样地，从事各种实业，建功立业的人自古以来也有人，那也多半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经营，像荣一这样以全社会实业的普及及其广收效益为目的的人则少而又少。

说涩泽完全不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经营，显然系溢美之词，但他比旧时代的商人的确有一种更为宽广深厚的国家观、社会观和公益观倒也的确不假。当然，中国士商与日本士商的思想理念在相似的大前提下，也存在若干明显的差别，这与中、日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如涩泽荣一从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文化体系出发，即大力提倡日本商人应以贯彻大和魂化身的武士道立于世，“不管于商业、工业，都要本此心灵”。他认为武士道的真髓近乎正义、廉直、侠义、礼让、敢作敢为等美俗。过去仅施行于士人社会，现在则应该行于商业上，成为经商营工的道德指导原则，并据此提出“武士道即实业之道”的命题。然而，在负面意义上，武士道中所包含的盲目效忠、牺牲自我等理念，又易将此“实业之道”导向极端民族主义，成为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坑靡一气的思想理论依据。涩泽荣一即曾主张，“如在战争中日本经常占据世界的优越社会地位一般，在工商业方面也能与世界各国较长短”。这里似乎已有某种与儒商伦理不协合的弦外之音。相比较而言，中国士商则更执著于传统儒家“仁”的观念，有时甚至以“不争”和“让利”去实现“仁”的理想人格。中国晚清另一位著名士商经元善曾明确提出要“不背儒宗非他教”，以儒律己，融儒于商，“终身立志行事，原学圣贤，不敢背儒门宗旨”。为了达于圣贤境界，逐利应适可而止，不为金钱所累，“锱铢必较，实非本性所近，且所觅蝇头，皆是末中之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但这种为过分追求人格完善而漠视经济利益的倾向，有时其实又是有碍于商业竞争的，从现代商战的眼光来看，并不完全可取。

以上各点相互联系和组合，即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商人精神的近代东亚士商经济伦理观。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以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ing）观念为核心，形成了特殊的近代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该伦理使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简言之，将利欲的冲动和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披上来自上帝的“合法性”的外衣。相反，由中国和日本士商所体现的近代东亚士商伦理并不强调金钱利益至上和个人主义的原则，而是基于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哲理，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其内核，将经商营工视同治家、治国的大事，讲究宽容大度、至诚待人、信用第一，义在利先等经商原则，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作法。同时强调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体意识、家族观念，以服务社会，有利于公益为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主义工商经营实践的深入，这种带有深刻传统烙印的近代东亚士商伦理逐步与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管理方式相融合，从而化生出融儒家文化色彩与西方资本主义于一体的现代东亚企业精神，风行于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等地，推动了所谓“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

（三）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在思想理念和行为准则上颇为接近的中国与日本的士商，却有着极不相同的历史命运。一般而一言，这两个社会群体各自构成本国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介桥梁，但日本士商伴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较为顺畅地实现了自身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社会转型，成为在民间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促进了至令仍在左右日本社会的“公司文化”和相应的企业精神的形成。唯中国士商自身转化过程步履蹒跚，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分离过程迟迟难以完成。张謇曾谓：“中国近日官皆商也，商可官也。弊在不当通而通。”他并自嘲自己系“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且“通官商之邮”。民国以后可以没有士商、绅商等的名目，但官、商之间互为利用、权钱交换却始终没有中断，较纯粹的企业家阶层的诞生陷于难产。以张謇和涩泽荣一个人论，两人在个人的气质、思想主张和兴办实业的成就上虽可大相媲美，各领风骚，但个人际遇和最终命运却又是如此截然不同。与涩泽荣一得到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终于成为实力雄厚的大财阀相比照，张謇以绅商身份办实业，尽管也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处境却不知要艰难多少。在1903年东游参观日本殖产兴业的成就之后，他曾为之感叹不已，认为提侣实业“在吾国如张单弦适旷黔，因未有屑听而悯我一日之劳也。”尤其到晚年回想在中国办实业的种种艰辛，眼看自己手创的大生企业系统每况愈下，张謇这位“商人中的书生”心里更有说不完的辛酸，道不尽的愁苦，如其《释愁》诗所沉痛表述的：“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这既是个人沉浮际遇之愁，也是有感于生不逢时之愁呵！

1922年，由于外部条件的日趋恶劣及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张謇大生企业系统陷入了捉襟见肘的财务困境。该年大生一厂结亏为39万多两，二厂结亏为31万多两；一厂负债总额达1242872两，二厂负债总额为3520004两。也是在这一年，大生资本集团向银钱业抵押借款已达397万两之多。在如此困窘不堪的境况下，张謇只得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举借外债。无独有偶，中国“实业之父”首先求助的，却是东流“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财团。大约在1922年8月间，张謇委托裕华盐垦公司经理陈仪、大有晋盐垦公司经理章亮元、大生纱厂高级职员张同寿前往日本，正式向日本大资本家涩泽荣一等提出大借款的请求。日方曾派驹井德三到南通来调查并与张謇接触。但由于在纺织业上张謇长期以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日方对于贷款问题态度相当持重，拖延两年之久仍未成立。大生资本集团的经营情况愈益恶化。到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经高达9069000两以上，为其资本总额的258.89%。该年7月，由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部接办了大生各厂。

张謇大生企业集团的失败具有某种提示性意义。它至少表明，相同的思想理念也会导出不同的经营效果，关键似乎还在子理念之外的“经济因素”，即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之“总和”，在这方面，中、日两国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首先，通过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殖产兴业”和20世纪初年的产业革命高潮，日本已一跃而变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全面的发展。1886年，日本全国仅有各类公司（会社）1794个，1899年则达7631个，1909年更高达11549个。1556年，日本全国工厂数为574家，1900年已增至6992家。1869-1901年，全日本业已开办银行2400家。从可比的农业与工业比例关系演变看，在“殖产兴业”和产业革命初期，农业一直占有绝对大的比重，随着工业的发展，其比重逐渐下降。大体到1910年，工业和农业拉平，以后双方的位置便颠倒过来。到1930年，农业的比重降至四分之一强，工业则占绝大的比重，约为工农业总产值的71.7%。在贸易结构上，到1900年前后，日本逐步摆脱了半殖民地的贸易结构，开始形成既依附欧美列强，又对亚洲实行掠夺扩张的新的贸易结构。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和经济的成长，为日本士商向近代工商资本家转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相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如涩泽荣一的传记作者.所言：下野到民问的荣一优如骏马飞胎在平坦的大道上，一日千里，势不可当。……以其脱颖的天资、丰富的阅历豪迈的精神，一句话，以已经完成人生修养的伟丈夫的气概去从辜自己早就盼望的事业。除此而外，他还具备已纹得到的社会地位、权威、信用；有旺盛的精力；有合适的时代环境，万事俱备，只需要他站出来汇集百溪，滚滚流入汪洋大海。

反观中国，经济近代化步履瞒珊，所谓“洋务运动”和兴办实业，多系雷声大，雨点小，实质性的经济变化甚微，产业革命陷入难产。尽管自洋务运动以降，中国便缓慢地开始了工业化过程，然而，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还未实现向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过渡，仍是一个极端贫弱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中国近代生产设备（包括工厂、铁路、矿井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到90%左右。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还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工业化的流产，导致民族私人资本始终难以摆脱资金少、规模小、设备不全和技术落后的弱者地位。据统计，1895-1913年间开设的549家中国民族资本厂矿里，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者有33家，占总数的55.3%；而同时期创设的在华外国资本厂矿里，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者仅7家，占总数的5.1%。外国资本企业的平均规模为民族工矿企业的2.8倍。规模相对狭小和设备极端落后，使民族私人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难以进行资金积累和技术改造。此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充分，又使民族私人资本面临极其不利的市场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内市场，具有长期不统一、狭小和不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国内运输不便、度量衡和货币不统一、物价差别极大、市场需求难以预测等各个方面。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条件，纵使是最上乘的经营理念，也难免回天乏术。这就不难理解“状元资本家”张謇为何要一再感慨：“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吐气之志愿，致以嚼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

其次，从表面现象看，中国和日本的士商均是介于官商之间，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张謇与涩泽荣一二人的经营无不具有官方背景。但只要将晚清政府与日本吸治政府稍作比较，就会看到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存在着根本差异。经明治维新而产生的明治政权是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相反，统治中国的晚清政府基本上是古老封建王朝的延续。正因为清政府和明书政府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代表着不同的狡会利益，因此它们在本国现代化过程中听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明治政府具有“坚决汲取西洋文明”的勇气和开放心态，“施政方针专在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上，大奖励之”。对本国资产阶级大加扶植，一旦遇到挫折，又能以灵活的态度进行调整，所以能够领导本国现代化成功，为涩泽荣一类实业家创造施展才华的空间。而专制、腐朽的清政府在推行现代化改革时，往往是墨守成规，缺乏得力的措施，对新兴资产阶级又处处存以戒心，结果往往白白浪费了历史提供的宝贵机缘和时间，无法将中国社会发展导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对于日本资产阶级和新兴社会势力而言，明治政权是一个靠得住的政府，它竭尽全力发展资本主义、扶植资产阶级的做法，使政府与民间形成二股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如日本政府正是在以涩泽荣一为首的日本绵丝纺织同业联合会的要求下，废止了绵丝的出口税和棉花的进口税，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纺织大国。反之，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和其他新兴社会势力而言，清政府却是一个难以信赖和无法依靠的政府，彼此间的合作与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与冲突却是根本和长久的。正如有的商人所抱怨：“吾国无商部而商人尚得自生自息于交通贸易之场，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皮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副之事，乃至如此。”张謇访日时，非常羡慕“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反观中国，国家课税之重，无以复加。厘税一项，就税率而论，“随卡随货而异其税率，可谓全出于税吏之私意”，就苛罚而言，“商民虽已完税，每经一卡，仍复多方挑剔，或指为售票不合，或指为斤两不符，或指为石斗不实，吹毛求疵，留难百出。黯者重贿以大出脱，懦者饮泣以听苛罚。张謇们在当时办实业的艰难程度，完全可想而知。

当然，除客观环境条件而外，大生资本集团后期之经营不善，主要还在于自身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凉因。第一，不顾经营规律，使股东在入压“言利”之外，尚享有超出企业负担的高额股息。欧战期间某年付给股东之息金，竟有50%之多，骇人听闻。不合理的利润分配，使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和更新设备。第二，集团各子公司之间界线不清，权责不明，经常无偿调拨，互挪资金，使亏空企业拖垮了赢利企业。根据1924年的一清帐结果，各盐垦公司挪用大生公司之款，约在500万元以上。如曾任大生二厂经理的刘厚生所指出：“所有张謇经办之各实业，组织皆不健全，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皆须向首领请示。其实首领对于各盐垦之实情，并不彻底明了，而任用匪人，弊端甚多。”应当说刘厚生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张謇并没有象涩泽荣一那样彻底辞官为商，下野民间，以全副精力投入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活动，而是不断出入于官场与商场之间，民国初年又担任农商部总长一职，加之社会活动太多，终日穷于应付，在具体的企业经营实践上主要由其兄张詧操作，因此，张謇本人反倒相对缺乏企业管理实际经验，很难将其经营哲学转化为具体的企业行为。

由此可见，实业家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时代与环境条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企业精神的形成，根本上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总和“的产物，归根到底是由强烈的经济冲动和市场法则所造成，文化因素在其中仅仅起着次要和辅助作用。被人们所推崇的现代东亚企业精神，首先是一种经济主张，其次才是一种文化理念。其核心内容如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竞争观念、赢利意识、创新意识、管理意识等，与西方企业精神并无二致。儒家伦理中的某些观念只有与市场法则和相应的现代经济观念相结合，方能发挥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推动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具有如此不同的历史命运，关键还在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导向，而不单纯在于文化的异同。由张謇等中国士商和涩泽荣一等日本士商所倡导的近代企业精神转化的一种“过渡物”，它尚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理论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工商实践相结合，经过内在的整合过程，方能渐次转型为现代企业精神。这一过程在日本进行较为顺畅，形成了以对公司的绝对忠诚和家族集团主义为标识的现代日本企业精神；在中国则困难重重，长期难以完成其整合过程，除个别企业集团而外，一直难以形成特点鲜明的现代中国企业精神。有关这一点，由于涉及到中、日近代社会演化过程以及西方思想与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复杂的整合过程，似须另作专文申论。

简言之，我们既要看到东亚儒家资本主义所蕴含的儒家文化特色，但又不能夸大这种特色，以至反而忽略了内中所含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真髓。东亚资本主义发展和它所创下的“经济奇迹”是诸多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儒家文化中的某些伦理思想因素在其中仅发挥着“助力”和“规范”的作用，而不能单独起到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如同在西方不能仅仅依靠新教伦理而发展出资本主义一样，在东方也不可能指望仅仅依靠儒家伦理而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新文明召唤着新的价值观念；新时代需要有新的道德系统相配套。它们的产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但其发展却一定可超越传统，正因为如此，在东亚早期现代化阶段，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以基本相同的经济伦理观为起点，却导引出如此不同的历史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料来源 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