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张謇

张謇通过与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由“睁眼看世界”走向“放眼学世界”。他的国外朋友圈包括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教育家、科学家、旅行者、新闻记者、专家技师等。这些海外人士撰写的调研考察报告、出版的游记和回忆录、创办的刊物中，留下了大量与张謇有关的文献资料，勾勒出近代外国人心目中的张謇形象，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细致文雅”的农商总长

与张謇交往十年之久、被他称为“最敬慕之良友”的芮恩施，在担任美国驻中国公使之初，为中美合办银行等事项，与时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多次商谈。芮恩施对张謇评价甚高，形容其“细致文雅、着落不凡，没有比这态度更加细致，更加高贵的了”，并由此感喟，“中国人态度的圆滑温和但也不是一味卑屈顺从，以及在讨论时总是保持着自己完全独立的见解……这是几千年来社会训练出来的。”学者和书法家，是芮恩施为张謇贴上的标签，他称张謇“是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有许多人在学他的字，北方有一位出身行伍的都督每天总要花许多功夫，辛苦地把他临摹的几个字写上巨幅卷轴，以此来博取朋友们的欢心”，“他的书法非常有名，能以卖字所得维持一所专科学校，”芮恩施所举的这两个例子，明显有夸大的成份。不过，他显然是事先做过功课的，对张謇相当了解和欣赏。

“以一人之力”办企业

由美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3月17日在介绍南通时，详细介绍了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情形，“南通毗邻境地为有名之产棉区域，故张君手创之第一工厂为棉织厂，即大生第一纱织厂是也，该厂创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另一纱厂设于毗邻之海门镇。复一厂设于近扬子江口之崇明岛，岛中所产之棉，质良物美有名于时。尚有一厂设于南通，该厂尚在建造中，不日可完成。至于织布事业，则有动力织机数具已装配而在运用中，其多用于手摇织机，故南通所出之布匹，多为织户之手摇织机所织成者，此纱织业大概也。除纱厂外，有面粉厂、菜油厂、铁厂、机械厂、电灯厂，尚有在建筑中之中央电力厂建于扬子江岸，专供各新造纱厂发动电流之用。”《密勒氏评论报》把张謇创办的企业与上海相比，“南通实业工厂其数尚不及上海之多，然以一人之力，于乡村区域其所造就者已非易得也。”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所写的报道，则涉及南通纺织工业的规模、报酬、发展趋向和张謇计划设想等。“制造业中纺织厂最令人感兴趣。总共拥有6万纺锤，500台织布机以及4000名操作工。成人平均日工资40分，儿童学徒20分。纺机和榨油机都由英国制造。新机器的订单将使油厂产能翻倍。张謇如今在该地区计划新建七家纱厂，这一工厂的数量被视作在棉纱方面将不依赖于外国产品，或者说，日本产品。”

创办的教育如“在山之泉”

1920年6月，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邀到南通考察、讲学。他在第一场演讲中，就以“教育者责任”为主题，强调“今日所西哥、中国与土耳其之革命世界的印象》一书，再次谈及南通之行，对张謇赞誉有加，“为了改革而曾从满族王朝内部未能成功地但英雄般地与这一王朝作过斗争……他隐退到他的家乡而几乎是孤身徒手地开启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据记载，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座最为严谨的棉纺厂以及最早的师范学校……而现在，这一地区是广为著欲与诸君研究者，即教育者之责任，是向在宁、沪尝言之，今复欲于此问题，再加研究者，盖南通为中国建设师范最早之地，故言之弥觉亲切有味也”，他对南通教育寄予厚望，希望能发展成为吸引世人目光的“教育中心”，他说“今兹一度游通，觉此邦文物，吾后来殆眷恋不忘。而其最足印吾心目中者，厥惟师范教育。譬之在山之泉，不过涓滴，及其奔腾于山下也，流而为瀑布，汇而为江河，浩浩荡荡，灌溉千里。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很多年后，杜威仍对南通之行记忆犹新，他1929年出版的《苏维埃俄国和墨名的中国的模范城。它拥有优良的道路，汽车连接各处的农村，拥有多所技术学校，怀有对盲哑人的关怀，甚至乞丐也在这个城市绝迹了。”事实也正如此，到张謇去世前一年，南通已建成初等小学329所、完全小学12所、中学5所、师范学校2所、职业学校4所、大学1所，建构起包括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乃至继续教育的完整的现代教育系统。

张謇家族与南通

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张謇及其家族及与这个城市关系，是一个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1920年5月22日，鲍威尔主编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的《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一文，叙述了张謇家族与南通之间的故事。“张謇与胞兄张督及儿子张孝若，确切地说，是这个很可能只有童话中才能找到的王国的君主，在那里，仁慈的统治者对待他的臣民如同亲子，事实上，这正是现在南通发生的一切。”鲍威尔把“这一地区的现代发展归功于张謇以及他的哥哥张詧，两位多年苦心经营，推动了这一长三角重点地区的进步”。鲍威尔非常看好张謇，“一些开明人士盼望张謇能够在这一中国的黑暗时期在政治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许多领袖认为，在徐世昌卸任总统之职后，他具有出任中国最高职位的资格。”鲍威尔对张詧的评价是，“作为兄长的张詧，从未担任公职，却将其八十多年的大部分岁月奉献给了这一地区。”显然，这一说法不准确，张詧当过江西县官，只不过为了支持其弟而辞官回到家乡南通。

《世界召唤》月刊登载的文章《中国的模范城市》，对张謇兄弟对南通影响充分肯定，“南通就离不开张謇、张詧两兄弟，他们控制着当地大部分的财富，地位举足轻重”，还说“正是由于这两兄弟的能耐与影响力，南通成为了中国最出色的城市之一，1911年以来该地区也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陷入无序”。

1921年3月《密勒氏评论报》的另一位主编裴德生写有《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一文，这样介绍作为“城市建造师的张謇”及其治理团队，“张謇除了缔造城市以外，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实业领袖来承续他与胞兄张詧所做的事业。最为著名的是张孝若，并称张孝若“毕业于美国的商学院，他承担了父亲肩上的大部分行政职责，被视为其父能干的继任者。”还说，“该地区已经实现自我管理，在发言人张孝若的指导下，一个区域自治组织已经成立，其办公场所正在建设。”俨然把张孝若看成是张謇代言人和接班人。

张謇的个性魅力

“中国最急需的是那些有崇高品质和领导力的人”，这是美籍传教士华莱士·C·培根《聚光灯下的南通》记录下的张謇原话，这篇载于1921年6月《世界召唤》上的文章，引用张謇的话强调，“生活在南通的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对城市的管理，负有一份责任”，张謇自身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晒得黝黑的脸、俊秀的鼻子、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下巴大，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鹤见佑辅素描里的张謇，轮廓分明，很接地气，再现其干练、沉稳、坚强的神韵。当然，给鹤见祐辅印象深刻的不仅于此，“他的每一条意见都非常具体全面，特别是利用数据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我遇到的很多的中国人中唯一的一位，我的感觉是张謇先生对我的提问先进行周密的思考，然后将自己确定的答案简洁地说给我听。”鹤见祐辅笔下，一个睿哲缜密的智者形象跃然纸上。

在英国人格雷琴·梅·菲特金眼里，张謇具有强大的气场，只有真正触及到他的思想时，才会改变原先对他留下的传统保守的第一印象。“当他站在你面前时，他似乎是旧中国不变习俗和传统的完美代表。人们感觉到诸多细微礼貌习俗的压力;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坐错椅子，不要在未约定的时间喝茶，不要忽视客人客气的询问。所有这一切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以至于当最后开始严肃谈到他真正的计划和项目时，人们还是会吃惊地意识到，这个人的思想并没有那么陈旧。”

张謇的“所长”和“所短”

与鹤见佑辅、菲特金对张謇由外及内的描述不同，赛茨在1921年纽约《亚洲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则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下，对张謇进行了多角度、立体式的审视，他先抑后扬地说，“对中国和中国的实业家，有一些批评之声。这些实业家，因为与惯于欺诈的古董商打交道的经历，或者跟不择手段、类似美国北部伪劣商品制造商的那些商人做生意，而逐渐变质。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张謇却是例外。他不仅是杰出的实业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文人。然而，他却是直接生长于旧式学校的。他并非一名基督徒。一些其他与他有同样勇气与正义感，与他共同推动中国工业发展，改善人民福祉的中国商人也同样值得称道。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柱，他们的影响力将在国家事务中不断得以显现。他们的真诚与利他主义最终会冲抵那批上演闹剧的政客和军事领袖的自私自利。”

驹井德三将张謇“所长”概括为“才”、“气”、“勇”、“严”、“雅”五个方面：“一为头脑明晰知识丰富、眼光宏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用之才;二为意志坚固，有所决非达其目的不止之气;三为勇，在中国人中，实所罕见，有虽千我往之风;四为人格高洁，奉己甚薄，粗衣粗食，而待己甚严;五为有雅之风，对于学问、书画及演戏各种文艺，极有趣味为之，虽掷巨万之财，亦不惜。”同时，驹井德三也不回避他眼中张謇的两个方面“所短”，“一为主张己之所信过坚，在富有妥协性之中社会，不免为所敬远;二为智者共有之常疾，欲以己律人，以自奉之过亦欲求之于人，以至部下人才难集等是也。”本来，“主张”坚定和“以己律人”是优点，但是，“主张己之所信”如“过坚”，丝毫没有妥协余地，在传统世俗社会，却反而被人“敬而远之”。同样，“律人”过苛，就会造成人才难求的现象。作为“中国通”的驹井德三，经过对南通的深度调研和与张謇的近距离接触，想来这些都是他的切身感受吧！

与外国友人关系密切

张謇与美国公使芮恩施结下了深厚友谊。1923年1月，芮恩施病逝于上海，张謇在给芮恩施夫人唁函中说，“忆在北京与先生相识，至今已十年”，称其为“最敬慕之良友。”1923年9月，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专使，赴欧美日十国考察。张謇嘱咐张孝若，在英去看望当年为大生纱厂安装纺织机群的“洋工程师汤姆斯”，在荷慰问病逝于南通的“保坍工程师特莱克”的母亲，在日“访候内藤虎次郎、西村时彦”等诸多友人。

张謇与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虽终生无缘谋面，但书信往来不断，神交已久，传为佳话。1923年3月，涩泽荣一在给张謇的信中，提及自已“自少年起，对汉学兴趣颇深，尤其爱读《论语》，以此为处世信条。（张謇）委托惠赠的亲笔题字的老子画幅，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再一次表示深深的谢意。”张謇通过受涩泽荣一等日本财团委托来通考察的驹井德三，向涩泽荣一赠送了由他亲笔题字的画幅等纪念品。1926年8月24日，张謇去世，涩泽荣一第一时间发去唁电，还多次公开向媒体谈及对张謇的怀念。

1926年11月1日，张謇出殡仪式在南通举行。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葬礼的逾万人，步行执绋，挤满道路两侧，这其中就有不少外国人。美国传教士加勒特详细记下了当时送葬的场景。“我们早上4点30分便起了床，6点不到等我们赶到他家时，数千名学生和亲朋好友已经组成了送葬队伍。成千上万人沿着街道静静地站立，目送这位为本地区乃至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诸多贡献的伟人最后一程。万人空巷以及人们恭敬的态度，体现了张先生受到的爱戴和尊敬。”很早就起床动身的加勒特，作为送葬队伍中的一员，虔诚地送别被他称之为“伟人”的张謇最后一程，并纪录下了终生难忘的这个片断，也从侧面说明了张謇与外国友人结下的深厚情谊。

来源：王斌，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张謇，档案记忆. 20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