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祖安|张謇与奠定近代上海大都市基础的吴淞商埠开发规划

吴淞口是外海进人长江的冲要，扼黄浦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对外开放后，吴淞口成为海内外船只进出上海以及长江的主要通道和锚泊转运地，原先小小吴淞镇的地位因而日益提高。在外国资本主义加紧渗人和中国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大背景下，1898年清政府宣布吴淞对外自开商埠。但可惜因种种原因，这次开埠有首无尾，结果不了了之。

进入民国以后，吴淞近旁的上海气象万千，城市化速度更加加快，态势大有向吴淞扩展的倾向。其时吴淞地属江苏，在日益强烈的“苏人治苏”的地方自治思想的促使和推动下，试图变被动为主动，振兴吴淞商埠的主张油然又起。

1920年11月，吴淞宣布重开商埠。由江苏省长，督军齐燮元报北京总统任命的吴淞商埠督办，是大名鼎鼎的南通人张謇。这位张謇在清末中过状元，后来是全国立宪派的首领。

民国成立以后，先后出任过实业、农林、工商总长等要职。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时，他辞职南下。在南通，又在上海开办经营了许多大型企业，参与了渔盐业、垦殖业、纺织业、金融业、船运业等多种行业，特别还对南通的城市建设、南通和上海的教育文化事业以及苏省的地方自治和其他许多地方事务，出力极多，在苏省和国内，颇获声誉和具有影响。

齐燮元选择张謇这样既懂“官”，又懂“商”的人是很有眼光的，也是别有用意的，在吴淞要开辟的毕竟是一个“商埠”，而非其他。

1921年2月12日，吴淞商埠局举行开幕典礼，张謇走马上任，在会上发表了就职宣言。张謇毕竟不是一个如同清末苏松太道那样的官僚，他有开发建设地方和开拓工商业的实际经验，具有贯通中西的学识和视野，因此他与第一次开埠的主持者以及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自治事业的领导人所截然不同的是，在勘测调查的基础上，以足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吴淞开埠计划》，这个计划，用现在的提法，就是一份开发吴淞的城市规划。

在这个计划中，张謇首先评论了清末自开商埠不了了之的因由，他认为前清吴淞“埠政仅筑数条而止，盖误于无全盘计划。而先枝节筑路，致地价骤变，徒供地贩投机，转使商民裹足。在各国旨在谋上海门户之自由，藉以伸外势，本不欲吴淞自成一市，以分上海租界之势。此前清开埠半途而废之原因也。”

接着，他对自己吴淞商埠局的“人手方针”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方法。

第一步测绘精密地形，将全部道路、河渠位置，预为规定。

第二步考证各国建设商埠成规，拟为分区建设制度。

第三步以所拟分区制度，征求公众意见，认为妥善然后实行。

以下张謇列出了关于道路建设、码头建设、蕴藻浜疏浚、铁路线开辟、电车线开辟、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以及分区设置的各个具体计划。其中的分区是要将吴淞划分为工业区域、住宅区域、教育区域、劳工区域。

在整个的计划中，张謇极其强调了以下几点：

a、清末吴淞埠界，范围狭小，形势局促，地价极昂。现“以测绘精密地形，另定埠界为急务”。埠界须向西、南、北三方推展，计包括宝山城、吴淞、殷行、江湾、彭浦、大场、刘行、杨行八市乡，面积50余平方里。

b、世界各国重要商埠，一种以旧市改造，一种从平地建造。后者有种种有利之处，吴淞取后者，“宜建新，不宜改旧”。

c、“根本计划，在于全区域内预定重心，大约宜在虬江、蕴藻河之间。”其地“前临深水”“中贯铁路”“其后从上海靶子场起筑一直路至吴淞，不过九英里。”开发这一带“既极水陆运输之利，可收平地创造之功”。

d、“全市规划，通盘筹计，先立基础，次第实行。成功纵有迟速，建设必就范围。”吴淞“终能成一种新式、极完备之商埠。”

综观张謇的开埠计划，既有城市理论，更有实际步骤，且两者良好地紧密结合一起。最重要的是他把握大局，着眼于吴淞商埠城市开发的整体，提出了扩大埠界范围、建立新市中心、实施分区布局等重大的决定，在这些基础上，又比较全面制定了有关内外交通、港口、河道、公用事业、社会公共设施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

张謇的开埠计划，自称是一个“概略”，它确实还谈不上详尽精细。在形式上，以个人之作，未如法规那样条款化。至于门类方面，也并不非常的全面（如没有有关财务、警务方面的计划），故尚不是一个全面的开埠计划，而仅如前所述，只是一个城市规划。

然而仅就城市规划而言，这个计划阐述了吴淞商埠的开发思路，实实在在地规划了吴淞商埠的基本建设的方法。而且，这些思路和方法是吸收了当代国外城市开发、发展的经验，借鉴运用了国外近代先进的城市理论，特别是开发新城市的一些新颖思想，例如城市分区的理论就是西方人提出的。

因此它是朝着国际先进水平方向前进的一个规划。在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已开始进入近代化，但总体上还处于落后和割裂的状态不少城市设立了外国租界，分割了城市，并且基本上没有一个象样的城市设计的情况下，张謇的这个城市规划，开创性地描绘出了一个中、小城市的良好蓝图，为中国的城市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进步的样板。

张謇的城市规划虽然并没有付之实现，但其思想的先进性，在以后得到了另外的验证。

在其之后的1929年，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制定了“大上海建设计划”，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大都市规划。极其相象的是，这个规划也确定了建立新市中心、实行功能分区、开展内外交通建设等城市发展的要害内容，显然，张謇当初的规划思想和方法是合理可取的，它们在未来的历史中得到了相应的延续。

按照张謇的计划，如果吴淞适逢太平盛世的话，按照规划“次第实行”，一步一步向前，必能有所作为的。毕竟吴淞已处于二十世纪，地方上已累积了一些基础。如工厂方面，吴淞已有了诸如大中华纱厂（占地150亩）、华丰纱厂（占地100多亩）、宝明电灯厂、中华铁工厂等大厂。事实上，商埠重开后，果然也出现了一点新气象。从吴淞镇西市沿蕴藻浜、泗塘东北河岸一带，各种工厂陆续新设投产，镇上和周围南北杂货店、洋广货铺、米店、戏院等，纷纷开张，还新建出现了一批石库门的楼房。

新气象似应带来良好的前景，然而可惜的是，张謇的计划命运不舛，也即适逢艰难的乱世。

首先是实现任何计划都需要的经费严重缺乏，政府财政拮据，完全无力投入商埠建设。张謇毕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而是一个会具体理财的实业家。他在商埠成立之初，就对开埠要钱而政府无钱的现实深为明了，而这是绝对不能回避和必误大局的问题，故他在就职宣言中会毫无顾忌地大声疾呼“商埠云云，需费浩繁，岂仅成立一行政机关所可济事？国家财政支细，苏省岁计亦甚不足，有何财力经营此埠是以一切设施除向系官营者，如邮政、电话之类，其它以劝商投资建设，而官为之规划为本。若夫营业之建设，则非由官厅筹款不可，筹款之法则非咄磋可决也。”这样的呼吁果然完全无济于事，政府财政就是困难于是拖欠行政经费、停发员工工资的情况等就必不可免的了。

一次，经管商埠局具体事务的金坐办在致电省长的电报中，大叹这本财政“苦经”“淞埠经费，左支右细，早在鉴中。现查经常月费欠发半年，局员薪傣四月不给。临时经费——尚少十余万元。”到最后，不仅行政经费完全停给，甚至还将裁减警务费，这就引起了商埠当局的极大惊慌：“查埠局费巨，现停止发，地方勉能相谅。至警局关系地方治安，依目前情形，倘竟裁局减费，实觉难资保卫，易启商民恐慌。且淞埠警费，照案另拨，不在埠局费额之内。”

在民间一头，商埠以民族资本的投资、集资为主，在艰难的时势中，它们亦陷入了困境。

一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猛烈冲击民族资本企业，这在进入二十年代开始体现出来。

第二，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国内形势大乱，上海商市立即受严重影响。洋厘飞涨，公债大跌，市场疲软。1923年3月，因纱价暴落致棉贵纱贱，华商纱厂联合会决定各厂纱锭停工二分之一或停开全部夜班。吴淞的纱布行业也落人绝境，这年年底，银行中断了给大中华纱厂的贷款，该厂断了生路。华丰纱厂在9月以后，营业日趋亏绌，以至停工后竟抵押于日本东亚公司，第二年4月被迫出让给日商日华株式会社。

经费、投资的匾乏影响了商埠局机构的工作自不在话下，更使商埠的建设难以进行，致市容环境的改造大成问题。

以筑路、清洁两项，当时的报纸很早就作有如下的报道“淞镇街道，前年由乡公所筹划，曾将石板路改进马路，布施沟道，铺砌石片，已筑数起。尚有多处街道，缘经济缺乏，至今示动。但街道狭窄，沟渠淤塞，非筑马路不能尽善。沿街道垃圾，虽经派人扫除，而工役甚少，每日总难清洁。”道路不畅又不洁，基础设施缺乏，不良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自然使商埠大大减少了吸引力。

其次，对商埠振兴另一至关重大的扩界方案，根本未能实现。在初为使吴淞商埠形成气候，商埠局提出将埠界扩及八市乡土地，面积至50余平方里，并实际进行了勘界、测地、绘图工作。以这范围，其南境向前推进不少。然而这却渗入了地属上、宝两县的闸北的权益范围，并阻挡了它向北方的继续发展之路，因此立即遭到了闸北方面的极其激烈的抗议反对。

面对闸北的强烈抵制，商埠局在与宝、上知县会商后，决定埠界不能改变，但划定后，允许闸北方面在界内“援案商筑道路”。

于是，闸北方面在江湾、彭浦乡筑路收捐，且草拟了大举在商埠局境内开路的区域图，令吴淞难以接受。吴淞各公团及地方乡董集议商讨，最后反而一致决定，视闸北所筑之路为“越界筑路”，今后不再允许其在商埠局境内继续开辟道路。于是闸北和吴淞方面对抗更加激烈。

双方的矛盾并且落人了直皖军阀斗争的背景之中。闸北由以皖系为后台的松沪护军使控制，吴淞属直系江苏省政府所管辖，但一向又受处于近旁的松沪护军使的压制。

在沪、淞地区，商埠局的形势越来越不利，松沪军使何丰林不断给张謇加压，要他退让。

迫于形势，又为了早开埠界，张謇被迫作出让步，同意大规模地收缩吴淞商埠的界域范围，放弃殷行镇，但必须保留随塘河以东的江岸，以为兴筑“关栈、码头之区”。但对此何丰林也不能接受，要张謇放弃沿浦地带作最后平息争端的解决之法。

上述经费缺少、埠界难展两大问题确实至关重要，不过也决非很快就会使商埠局就此关门。

因为经费缺乏，可以大钱大办，小钱小办，无钱暂时不办埠域缩小，地盘仍在，牌子依旧不变。然而更可怕的是，接着战火滚滚而来，最终致命地摧折了商埠局。

1924年9月3日，直皖间终于爆发了“齐卢之战”，江浙两省成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尤其是上海郊外的西、北面，是两军激烈争夺的主战线，备受蹂躏。这场战争进展得异常迅速，到10月13日，卢永祥在浙省已失、腹背受敌的形势下，被迫通电下野。然而齐卢之部在境内如土匪一般继续行恶扰民，10月7日齐军第四混成旅吴恒瓒部从刘行至吴淞，在镇上按户收取人头税，每人三元，幼稚减半，无一幸免。又大肆纵火抢劫，被焚市房200余间，吴淞镇精华尽付一炬。

军阀割据永无宁日，此时从南通到上海，其所属产业全面陷入危机的张謇，对大势已去的吴淞商埠，完全失去了信心，1925年的1月，他不得不向北京政府发出了辞职电报，实际也就宣告了吴淞商埠的结束。吴淞的第二次开埠又没有成功，吴淞也因此没能借又一次的契机，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从此，吴淞就只能走“淞沪合一”的道路了，在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它即被划入上海，纳为一个“区”。以后，原先的淞、沪城区各自向南、北蔓延，两地终于渐渐联成一片，组成为大上海的新市区。

注释从略。

来源：郑祖安，张謇和吴淞商埠开发规划，上海城市规划. 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