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华|张謇与中国海权思想的觉醒

一、张謇海权思想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不断遭遇列强由海而来的入侵，伴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海权受到严重侵犯。晚清政府在致力于加强海防的同时也积极努力维护和争取海权。国际海权争霸激烈和国内海权危机重重成为张謇海权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海权竞争激烈

欧美列强为追逐利润而到世界各地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不断通过武力拓展殖民地，海洋成为列强争夺利益的通道。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遭受列强由海而来的五次大规模入侵，在屡防屡败中逐渐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再次出现有海无防的局面，仁人志士感受到海权危机重重，负责海军重建规划的姚锡光感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孙中山认为海权之竞争已由地中海、大西洋移到太平洋，“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与姚锡光、孙中山分别从海军重建必要性和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世界海权争霸所不同，张謇则从渔界视角认识世界海权争夺给中国带来的危机：“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利害相形，关系极大。”张謇认为世界海权争霸势所难免，在此争霸过程中我国的渔权定会遭受列强侵犯，而渔权关乎海权，海权关乎国家主权，因此中国必须化被动为主动，早做准备以应对国际海权争霸的局面。

(二)国内海权危机重重

中国海权面临的危机表现为国人海洋意识淡漠以及海防力量的衰弱。

首先，国人海洋意识淡漠限制了对海权全面而深入的认知。张謇认为海洋意识淡漠表现在渔界保护方面就是“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渔船所到地段，或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官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国人海洋意识的淡漠使得国人难以像西方列强那样把渔界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加以对待，其原因在于中国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了“重陆轻海”思想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降低了人们对海洋的依靠，海洋价值只是体现在“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以及作为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

其次，微弱的海军力量难以为海权维护提供保障。中国海防力量在甲午战争中受到重创，海军重建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际列强却加快侵夺中国海权的步伐。20世纪初德、俄、日、英、法等国不断侵犯中国近海渔业权，日本以旅大为基地非法侵夺中国渤海湾一带的渔业权，德国在胶州湾创设渔业公司以“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利，上下受损，名实俱亏”，各国所谓的远洋公界实际是我国江浙渔界旧地。正是列强侵渔事件激起张謇对海权的深入思考，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以应对海权危机。

二、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内容

张謇有关海权的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极为丰富庞杂，以现代海权的海洋权利、海洋利益、海上力量三个维度加以审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其纷繁复杂内容的要旨。

(一)发展渔业以维护海洋权利

首先，厘清渔界与海权关系。鸦片战争以降，有识之士多是从维护国防安全的角度认识海权，也即如何掌控制海权以达到海防目的，而较少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认知海权。在“于渔则无人言及”的背景下，张謇首次从渔权的视角认识海权，“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领海界以渔界为限，而海权又以领海界为限，所以海权自然要以渔界为限，侵犯渔界等同侵犯海权，所以渔界的涨缩就会决定海权之存亡。世界各国在两国渔界分界之处以兵舰守之，对渔权的维护是其重视海权的表现。海权维护主要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渔界维护依靠渔民和相关团体。为了明渔界以张海权，张謇主张按照英国海军海图官局图册所载中国渔界作为界限，要求各国驻京公使把图册所示的中国渔界告知各国海军，以警示各国海军不得驶入中国渔界，借此宣示中国对海权的维护。

其次，创办渔业公司与参加米兰世界博览会以张渔权。张謇认识到了“渔权的争夺和维护是海权争夺的关键”[7]，于是呼吁各省自办渔业公司，“核之公法，各国领海界不合，虑其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利，是以条陈商部，请各省自设渔业公司。集股试办公司事成”。渔业公司首要目的是“为自保利权起见”，获取渔业利益则属其次。渔业公司创立既要博采各国经验又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渔业公司要近海捕鱼与远洋捕鱼同时并举，达到外为内障和内为外固、内外相资以为用的目的;二是在南北洋设立总公司负责统一领导和规划;三是国家特设专管渔政之官以主其纲，借助国家行政力量以消除公司发展遇到的壁垒;四是在渔会地方建立初等小学以提升渔民文化水平，在吴淞总公司附近建立水产、商船学校为渔业发展培养水产研究及航运人才。

总之，渔业公司的成立要起到促进国家财政进步、扩张实业、保护海权以及稍伸公法的作用。除了创办渔业公司外，张謇还通过组织参加米兰世界博览会以张海权。1906年4月28日—11月11日世界博览会在意大利米兰举办。张謇作为商务部头等顾问官负责组织中国参展事宜。针对此次赛会明言特设渔业，张謇指出：“欧洲渔业自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英人始设会于伦敦，……德法继之，美俄继之，义奥诸国又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极切之关系。”所以中国必须借参会机会，表明中国渔界“以正领海主权之名”。此次参会的意义：一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渔业发展成果，同时认清中外渔业发展之差距;二是激发了国人对渔权与海权关系的认知，提升了国人海权意识，改变了过去滨海各省不遗余力于保卫疆土而对“领海主权，多未筹及”的现状;三是通过参会开展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发展海洋实业以争取海洋利益

中国历史上不乏利用海洋以发展经济的事实，但通常与维护海洋权利无涉，直至近代遭受列强入侵，“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张謇发展海洋航运业以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等实践，不仅促进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而且维护和发展了我国的海权。

首先，发展海洋航运业。近代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发展海洋航运业不仅能够获取经济利益，而且是参与国际竞争以维护海洋权利的重要途径。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表达了为国争利之目的：“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基于对“世界航业竞争之机栝”的认知，张謇提出中国“航业必求发达，航路必应扩张”的诉求。而当时中国的海运业现状却是江海河面主权丧失，甚至出现洋商领单运货内地、华船愿挂洋旗的局面，江海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为了发展航运以争海权，张謇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一是设立商船公会，对航运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二是建设商船学校，培养驾驶人材;三是效仿德、法、日等国在商船公司成立之际给予一定的补助金和奖励金，以鼓励和支持发展远洋航业。在把发展航运业上升到维护海权高度方面，孙中山与张謇有相似之处。孙中山认为中日海运业几乎同时起步，但日本航运业却“已可与世界之大航运公司抗衡;中国之招商局其事业仅限于国内，且不能与外国公司竞争”。孙中山认为由于中日地缘特征的差异，作为海国的日本必先务水运，而作为陆国的中国在优先发展陆运的过程中忽视了航运业的发展，更没有上升到海权拓展的高度给予认真对待。认知的差异决定了日本政府对航运业“有津贴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而中国却看不到国家补助商船的意义，无法像日本那样能与列强争竞，结果在货物出入过程中经济损失惨重，这也是为何张謇主张贴补远洋公司的缘由。

其次，开发利用沿海资源。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一个国家为了强大而通过开发和利用海洋所作的全部努力。张謇充分利用沿海资源以发展轻工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的，属于马汉所说的充分“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观点，是中国近代开发利用海洋以发展海权的伟大实践。张謇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为农尤要。张謇主张就江海旷地广兴农业，在通海海滨荒滩试办垦牧，“今天下敝，敝日患贫，又益岁赔数千万之款，不亟取诸地，将日取憔悴之民而剥之与之俱尽乎?无是理也”。可见通过垦牧以发展农业经济达到富国强兵是根本目的。其垦牧规划是从北至南因港形势分为五堤，堤上种植牧草，养殖牛马羊等，有沟渠的地方种植棉豆等。到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经过十年的努力，垦植田地达30413亩，其中棉花种植面积达29164亩。张謇利用海洋荒滩资源试办垦牧是对中国传统重农轻商、重陆轻海观念的超越，彰显了经略海洋的新理念，是传统价值观念变化和经济与社会变动压力逼拶的结果。与张謇经略海洋的理念相似，孙中山也设计了最大产盐区北方大港，主张将辽东湾头沼泽地开发为水稻田以“得甚丰之利润”。

(三)重建海军以捍卫海权

张謇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外侮的根本原因在于“海军之弱也”，甲午战后中国沿海七八千里更是出现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的局面，所以如今无论如何艰难终宜复设海军，“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但海军“视陆军为尤重，筹办亦视陆军为尤难”。张謇清醒认识到海军重建不可猝求速效，务必从人才培养、舰炮制造及经费筹备方面“巩其基”，“厚其备”。

首先，培养多层次海军人才。近代以来中国海军人才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自主培养与外派留学生相结合为途径。所培养的海军人才在近代海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海军人才整体质量不高，原因在于人才培养在顶层设计、统一领导、专业设置、制度保障、财政投入、人才激励等方面受到了政治体制腐朽、财政危机、观念守旧等因素的制约。张謇认为外洋各国之强不在兵而在于学，人才是海军的首要因素，不能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合格的海军人才，再先进的坚舰利炮也无用武之地，所以“根本之图，教育为亟”。张謇反思过往海军人才培养的问题在于未能根据“各途需人”以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也缺乏灵活的制度加以保障，因此主张：一是注重海军人才培养的层次性，在奉、直、鲁、苏、浙、闽、粤沿海七省广设初、高两等小学，每省建一所海军中学，南、北洋各建一所海军大学，从小学到大学既可以培养低端人才的海军士卒也可以培养高端人才的海军将弁;二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加以保障。为了保证充足的生源，初、高两等均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学制方面从初等小学到大学再到出国留学共十六七年，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了改变过去对所培养的海军人才“视之皆不甚重”的局面，要像日本那样建立合理的任用制度以为海军人才升擢提供保障。

其次，舰炮要以自制为主。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海防舰炮主要依靠向西方国家购买，尽管洋务运动中也创建了一些军工企业，形成了“四局两坞”的基本格局，但所制枪炮质量存在诸多问题，战时甚至出现“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的窘境。张謇批评了中国在舰炮置办方面仰息他人之弊端，认为海军既然是一国实业、教育发达之代表，舰炮要以自主制造为主，“今谋海军，而舰、炮所资，唯倚外人，是竭本国人民之资财，为他国工业之代价” 。要靠自力更生制造舰炮，必须解决经费、技术、人才、材料等问题，因此张謇提出：一是饬福建船政专重造船、扩充湖北、上海枪厂，为了培养人才设置工科大学，奖励能造船之商厂分任精造兵舰所需机械;二是饬各省产铁地方兴炼铁厂，为舰炮生产提供钢铁材料;三是发展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以解决经费问题。与张謇主张不同，康有为、严复等人依然认为要等条件成熟时再自造，当下还得依靠购置为主。相比而言，张謇主张把舰船置办从外购转向自制为主，既能促进本国工业和经济发展，又能化被动为主动，充分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攻坚克难的决心。

再次，海军建设经费要以自筹为主。晚清海防经费的有限、挪用及拖欠直接影响到海军建设质量，制约了海军近代化步伐，其原因既有财政危机的客观因素，更有对海军缺乏足够重视的主观因素。张謇将海军建设经费分为人才培养和舰炮制造两部分。教育费分十五年规划，从初等小学到大学共计约二千余万。制造费也分十五年规划，包括船厂及枪厂扩充、工科大学创设、开矿等，十五年以十八省平均计，每省岁筹不及二百万。海军重建经费依靠财政，那么财政从何而来?张謇主张依靠发展工商业，“此则养民之大径，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张謇主张自筹为主外借为辅，再次表明其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现实问题的理念。

三、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特点

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与李鸿章、严复、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其个人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及思想深度不无关系。

(一)认知上的世界眼光

近代中国在抵御外侮中被迫开启对世界的认知，但由于受制于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使得这种认知呈现出曲折态势。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中国昧于外情，因应失宜”而失败，从此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构想，由于构想未得以实施而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了实现“师夷以制夷”的目的，洋务派发起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基本上停留在器物和科技上，在制度文化上还是严守“夷夏之大防”，对西方的认识广度与深度依然有限，就连洋务派代表人物奕在反思甲午战败时也作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的论断。就海权而言，由于缺乏对世界海权发展切实的认知，清廷没有通过军事、经济及外交等多种手段去发展海权，更罔论像俄国、日本那样全盘效法西方以将掌控制海权转化为国家意志。晚清海军的实战运用和外交威慑之间的权衡依然停留在传统战略思想中重守势、重伐谋伐交而轻实战的思维模式。

因此，唯有冲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世界眼光客观地认知彼此，并积极采取措施以迎头赶上，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针对中国朝野上下务近遗远、重内轻外的行事态度，张謇指出：“办以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以日本为例，强调具备世界眼光的重要性，“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日本在近代举全国之力以建设海军，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就是最好的例证。张謇指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以其不足与于列强竞争之会，即不足救我国时局之危。”正因为张謇具备了这种观察世界之眼光，注意到各国对发展渔业、航运业、海军教育的重视及具体策略，才会以彼为鉴，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借鉴其经验以迎头赶上。

(二)实践上的务实品格

张謇认为近代中国大患是“自强之无实”而非外侮纷乘，也即中国没能通过自强以形成抵御外侮的强大力量，因此“惟凡事须从根本作起”遂成为张謇的做事准则，表现在他的海权思想和实践上就是客观地认识中国海权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尔后采取合乎中国实际的措施为海权维护和发展扎扎实实地打好各方面基础，既“力图补救，以夜继日”，又不急躁行之。在海洋权利维护方面，张謇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呼吁上，而是从组建渔业公司、参加渔业博览会等具体事务着手，以实现维护和发展海权等目的。在海洋利益实现方面，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沿海荒滩资源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了更好地发展航运业，从创建商船学校培养海运人才之基础工作着手。在海军重建方面，甲午战后对于海军是否亟需重建以及如何重建等问题，朝野上下存在不同意见，张之洞等人认为“宜亟治海军”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刘坤一认为一无巨款二无将才因此海军宜“从缓设复”。张謇从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认为必须重建海军，否则丧失的不仅是海权，中华民族都将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但是海军重建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打好基础。张謇采取发展实业以筹经费，兴办教育以培养人才，发展工业以置炮造舰，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为海军重建打好人力、财力、物力之基础，正是其务实品格的充分体现。

(三)战略上的“以战为和”

张謇海权思想是其海防思想的延续，在战略上皆采用“以战为和”。海防与海权的维护都要以能战为前提，并且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国家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忘战”。尽管“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但是唯有在能战基础上的和解才会占主动，“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张謇厘清了战与和之间的辩证关系，批评了主和派“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的行为。就海战战术而言，张謇主张“以守为战”，“我必毋庸舍长用短，相持于汪洋大海之中，争不必争之地也。但严扼诸海口，凭据险要，以顺制逆，以逸待劳，以众御寡，以主伺客;又海滨之民，多能熟悉形势，洞晓情实，用得其道，破敌尤易” 。“以守为战”的战术由于缺乏对制海权的争夺和控制，会使自己陷入被动，这也是近代中国多次海防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张謇的战术选择是保守的。在地缘战略上，张謇主张保朝鲜防日本。针对俄国和日本窥伺朝鲜，张謇极力主张保护朝鲜，朝鲜即为中国外户，当其处于积孱极弱之际更需要中国的军事保护。就朝鲜对于中国的屏障作用而论，康有为与张謇有同样的认识，“于朝鲜未必能救，而吾东三省海疆必受其患”。日本对朝鲜的威胁远大于俄国，尽管日本的军事实力不及俄国，但日本离朝鲜较俄为近，更何况其对朝鲜的图谋亦非一年。张謇认为如果不能保护朝鲜，不仅如康有为所言的东三省遭受危机，甚至英俄还会乘机争夺西藏。张謇给出了保护朝鲜的具体对策：定藩服之名、启用宿将统兵、简调海军参置前敌、别选奇兵为攻心之助、严兵屯守南洋各口、量增劲旅屯驻北洋、坚将士之志、无轻许和，等等。甲午战争后，张謇认为“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以前例后，则此次之和，犹未和也”。既然和约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一纸空文，那么中国就必须做好战备以迎敌，张謇从海陆军建设、枪炮厂开办、人才培养、商务工政开展以及巡幸之所预备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四、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海权是“海洋强国的关键内核”，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之智慧对当前我国海权维护和发展乃至海洋强国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全面提升海洋意识

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性认识。海权意识是海洋意识的集中表现，没有深厚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自春秋战国以来，海洋的价值仅停留在“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的层面上，及至明清之际，为了应付海疆危机，实行了移民和海禁政策，海洋依然被视为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尽管在外敌逼迫下近代国人海洋意识有所觉醒，但由于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国人对海洋的认知和实践是十分有限和被动的。张謇出生在沿海城市南通，自幼对海洋非常熟悉且有深厚感情。近代列强借海洋以强大的事实，加之旅日期间目睹了日本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增强了张謇的海洋意识。正是基于自觉维护海权和经略海洋的牢固意识，张謇才会在发展渔业、航运业、涉海农业、海洋教育等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其所思所为也激发了近代国人海洋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必须认识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既离不开经济、科技及军事的硬实力支撑，更离不开作为软实力的海洋意识的提升作用。意识永远是实践的先导，唯有增强全民关心、认识和经略海洋的意识才能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就此而言，张謇对海权的认知和实践对于当今我国海洋意识的提升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二)必须重视渔权的争取和维护

近代西方列强侵夺中国海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在中国近海侵渔。张謇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认识到渔权与海权的关系，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渔权加以维护，进而促使了中国近代领海渔业权观念的产生。张謇提出的“渔权即海权”的观念对当今中国争取和维护渔权依然有着借鉴意义。长期以往，中国只是把海洋渔业作为大农业的一部分去发展，而忽视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去认识海洋渔业和渔权的发展与维护。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中国严格按照《公约》与周边国家就合理利用相关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协商和谈判以维护渔权，为了与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等国就渔业捕捞、渔业贸易、水产品加工等问题达成协议，我国与之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尽管如此，中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缅甸等的涉渔纠纷依然不断，甚至引发成外交事件。面对渔业冲突和矛盾，必须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加以审视。

(三)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

甲午一战充分暴露了晚清海军建设的深层问题：既要向外学习现代科技又要防范“以夷变夏”，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忽视了政治、经济及制度的支撑作用，过多集中于武器装备的质量提升，弱化了海军战斗力;海军建设缺乏社会力量支撑，导致海军发展内在驱动力严重不足。张謇强调“国无大小，忘战者败”，海军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以及承担“游弋东西洋，保护中国商旅”的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张謇在汲取甲午战前海军建设教训的基础上，从人才、财政、装备等方面对海军重建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当今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我国当前在海洋权益的维护、台海的统一、岛礁主权争端解决等方面遇到巨大挑战，海上贸易通道、海外能源、驻外企业和公民的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各种护航、维和、护侨以及维护海洋公共安全的任务也变得日益繁重，因此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装备先进的强大人民海军显得尤为迫切。张謇关于海军强则国强的战略认知及海军建设坚持自力更生、重视人才培养所彰显的战略智慧，对当今我国海军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来源：李强华，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内容、特点及启示，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