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彬|张謇，中国经略海洋实践的开拓者

张謇是中国最早形成新海洋观并开展经略海洋实践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其重海自强的梦想和志业正是新时代提出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其思想历经百年仍熠熠生辉。

  一、张謇海洋观的演变

张謇的近代海洋观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作为一名受传统教育成长的知识分子，他是在其政治实践中逐渐开阔眼界，在其政治实践中逐渐加深对海洋的认识。

(一)张謇近代海洋观的萌芽

中国是地理上的海洋大国，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和独木舟模型证明中国是较早开展航海活动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古代在创造了辉煌的航海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重陆轻海”的保守思维。青年时代的张謇受传统的“大陆思维”所束缚，在甲午战争之前，一直认为只要“江海要口皆有防兵，轮船火器，制造不乏”就可以抵抗西方国家来自海洋的入侵。

在1882年《代吴长庆拟陈中日战局疏》中，他认为“外夷船坚炮利，狎习风涛”而“以东南海疆为虑”是不足取的，建议“毋庸舍长用短，相持于汪洋大海之中，争不必争之地也”，甚至认为“严扼诸海口，凭据险要，……破敌尤易”。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令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残酷的现实给了张謇迎头一棒，使其开始了传统海洋观向近代海洋观的转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张謇极大的刺激，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他在日记中逐条记下条约内容，难掩悲愤之情:“合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1894年7月，在丰岛海战的首战之败后，张謇撰写了《治兵私议》，把“中国见侮于外夷”的原因归结为“海军之弱”，提出沿海各省购置战舰和快船组建海军的建议，还提出以“穹甲战舰”“游弋东西洋，保护中国商旅，熟习各国海道”，并“游弋之时，练炮准也，测沙礁也”，可“得沙线、礁石于洋图之外”。其间已孕育出了近代的“海权”思想，不再把海洋看成是国家天然的屏障。他提出中国海军舰队应该走出内海，向大洋进发，去熟习各国航道，也去保护中国商旅，这一主动争夺制海权的思想完全颠覆了过去20年李鸿章建设海军的指导思想:“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一再强调治海军的重要性，“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并针对海军全军覆没的现状提出治海军综合措施:将领配备“洋将”“宜造船台大快炮”，“博延外洋各师教习”办水师学堂，选派人才出洋游历考察水陆兵事、炮台、战舰等。

(二)张謇近代海洋观的形成

1895年，张謇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耗费25年参与各级科举考试20多场、人到中年终于达到科举巅峰的他，放弃仕途回乡走上以实业和教育救国之路。1896年开始，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创办大生纱厂，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创建通州师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苑，无一不是开风气之先，展现其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和着眼长远的超前意识。他把一腔爱国情、报国志倾注在建设家乡南通的事业中，但又不乏全局观念和世界眼光，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南通之一地。19世纪末，德日等国渔轮在我国海域侵渔猖獗，1903年冬，德国商人在上海召集兴办“中国渔业公司”，计划集股150万，造新式渔轮和运船14艘。1904年6月，又有日本渔船60艘在渤海捕鱼。以上种种，令张謇深感渔业与海界之重要，产生了“渔界即海界、渔权即海权”的思想:“各国则视渔业为关系海权最大之事，……所谓领海者，平时捍圉边警及战时局外中立之界限，亦保护渔利之界限。”面对“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有所谓海权”的现状，他提出以“七省渔业公司之名”，正领海主权之名，领海主权附于渔界，表明渔界即表明领海主权。为发展渔业、巩固海防，他在1905年至1908年的多篇公文中又提出订立渔业公司章程、设渔政专官、绘制渔界图、兴办专科教育等主张。建议在渔会地方建初等、高等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强制渔民子弟进入初等小学受教育；建海军中学、海军大学，培养海军将士人才；在七省渔业公司总部吴淞附近建立水产、商船两学校，将商船学校的毕业生看作是海军之后备力量。

张謇在经商办厂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只有坚持独立自立的海外贸易，将“不受外洋挟持”、不让“外人收买操纵”的策略思想贯穿于自己的创业实践之中，才能走出一条通过“自运外洋”与海外直接贸易的“立国自强”之路。痛感中国沙船航运业被外国轮船公司挤垮、破产，外滩沿江码头被洋人蚕食改建为洋码头，华商轮船公司挂洋旗航行日益增多，1905年，张謇筹集巨资，高价租下上海从南码头到十六铺黄浦江沿岸4700米江岸土地，低价收购英商祥茂公司，建立大达轮步公司，建造大达码头。然而，张謇在经营过程中日益感觉大达轮步公司规模过小，难以适应国际贸易需要，产生了吴淞开埠的设想，以期“扼吴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吾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1910年秋，张謇借美国实业访华团来访之机，中美合资联办银行和航业；1917年与比利时商人洽谈创办中比航业和贸易两公司；1920年与荣宗敬、金其堡等企业家合作创办左海实业公司，建设大农场和近代工业的生产、原料基地，把上海杨树浦至炮台一带滨江滩地辟为商埠，与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的“租界”势力相抗衡。

1922年，他以68岁高龄，受命国民政府“督办吴淞商埠事宜”，不顾劳累，不畏烦难，积极活动，四处奔走，于1923年元旦发表了《吴淞开埠计画概略》，尽显其救国兴国之抱负与情怀。受军阀混战影响，张謇的吴淞开埠规划无法实施，他于1924年辞去淞沪督办一职。这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却以其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对外开放意识，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他开创新事业、引领新风尚，不仅将落后封闭的南通建设成全国闻名的“模范县”，而且对近代上海、江苏省乃至江浙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张謇海洋观的内容

张謇把海洋看成是富民强国的关键所在:“兵势之强弱，全在海防；商务财源之盈绌，多在海口。”其海洋观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海洋防卫、海界海权、海洋经济、对外开放及海洋科技、海洋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

(一)治海军以防卫海洋

甲午年七月(1894年8月)，张謇改定《治兵私议》(上下)、《治兵余议》3篇文章，这是张謇第一次关于海军建设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基于北洋海军“不足恃”而提出的重建海军的方略。《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所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普遍认为为张謇代拟，并以《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的篇名编入张謇著作中。这篇奏疏提出了为实现“立国自强”需要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和如何解决的办法，其中涉及海军建设的有4个，包括军备和人才培养。1908年，已经经历过十余年实业和教育救国实践的张謇，在朝廷关于海军建设问题旧事重提时，写了《代苏抚条陈规复海军疏》一文，提出海军建设的三计:将士人才之计、舰炮制造之计、筹备经费之计。1909年，他做《上度支部大垦淮徐海荒地为规复海军及地方自治教育费基本说》，为筹集海军经费献计献策。梳理以上文献，张謇的治海军思想包含以下三方面:

其一，关于海军的地位。张謇十分重视海军，把中国“见侮于外夷”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海军之弱”:“而中国之所以见侮于外夷，并海七省五六千里，一有蚍蜉蛾子之动，上下相顾愕眙无策，蒽蒽而却缩者，海军之弱也。”从甲午战争中日本全歼北洋海军继而战胜中国的血淋淋的教训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兵势之强弱全在海防”。《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的第二个方面是“宜亟治海军也”，相较《治兵私议》的“治海军”，一个“亟”字，急切之情跃然纸上。到《代苏抚条陈规复海军疏》，他强调“海陆军相辅而强”，但因为“海军与敌相见尤先”，筹办更加困难，所以“关系视陆军为尤重”。

其二，关于海军的作用。在《治兵私议》第一段，张謇就有“滨海七省玃持而狙伺、旦夕与人共利害之门户，所赖以建威销萌者，海军不足恃也”之论。可见，张謇不仅把海军看作是海洋防卫力量，承担着守卫国家门户的重任，还具有威慑他国和消除国家危难苗头的作用。张謇反对李鸿章一味防御的方针，因为“沿海七八千里，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结果是“彼横行海面而我不能断其接济，彼空国出师而我不能攻其巢穴”。张謇主张走出去，军舰应“游弋于海上”，不仅要“练炮准也，测沙礁也，狎风浪也”，还要保护商船，熟悉各国航道，主动争夺制海权。

其三，关于海军建设。《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是个综合治理的方案，针对海军全军覆没的现状提出了治海军的综合措施。根据“查近日海战，洋人以船快炮快为要者”提出“中国海军尤以断敌船接济为要策，加以防内海、护长江，则鱼雷炮船之轻速，尤为合用”。针对甲午海战中，中国培养的有经验的海军将领几乎全部牺牲，提出“将领必用洋将为之”。针对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吞噬之志”，他强烈呼吁清政府以“筹巨款、购多船”之举传递中国立国自强的决心和“志气”。为满足海战中随时就近维修战舰之需，他提出在沿海及长江内“多筹船坞”。在“各省宜分设枪炮厂”里，他分析了“专造快炮”的德国格鲁森厂的过人之处，提出“若沿海沿江数局，并宜造船台大快炮，盖取其身轻而及远”，“今日守台及兵船，若仅用旧日之后膛炮，尚不能久与敌人相持”。在应急专用洋将的同时，在“宜广开学堂”里，讲到办水师学堂“博延外洋各师教习”，选派学生留学英国，这是培养海军人才的长远之计。在“宜多派游历人员”里，针对“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提出“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之策，在游历中需要用心考求的，就有水陆兵事、炮台、战舰等。

到《代苏抚条陈规复海军疏》一文，经历过艰苦创业的张謇已经认识到海军建设依赖于坚强的经济基础，是“一国实业、教育发达之代表”，他分析了复建海军“所谓艰巨者，将士之人才、炮舰之制造、筹备之经费三者而已”，提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详细方案。将士人才之计，是在沿海省份建设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的海军教育体系。舰炮制造之计，是从设立工科大学、兴炼铁厂、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几方面入手。他痛感“舰、炮所资，唯倚外人，是竭本国人民之资财，为他国工业之代价”，反对为图速成而“船、炮买自外洋”。筹备经费之计，则是“力以分多而见轻，事以预久而益立”，把海军教育经费和舰炮制造经费分别按照15年进行规划。关于经费来源，他根据自己创办垦牧公司的实践经验，在《上度支部大垦淮徐海荒地为规复海军及地方自治教育费基本说》中提出政府用公司法筹集资本、开垦荒地、以获取利润，用作海军经费的建议:“略筹资本，经营榛芜，开辟利源”，“国有产业之岁入增，则国民担负之喘息减”，并表示“其详细规划，如蒙派员南来，协同勘度，当更次第胪陈”。

(二)护渔权以维护海权

明、清两朝封关禁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官员普遍忽视海洋权益:“我士夫夙习闭关主义，……謇之始白于商部，非笑之声腾都下，或且诋海权何与若事。”但张謇已经认识到海洋权益和陆地同样重要，并将海权纳入国家主权的范围，“惟欧美各国斤斤于领海界与陆地并重”，“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英、法议立渔约，渔界止三海里。今英国渔界展至二千五百海里”。1903年，张謇以商部头等顾问官身份，受邀赴日本参观第五次日本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参观了博览会的通运馆、水产馆，见到“舟车法渡咸备，最精者，环球航路之标本，内国山海之模型，台湾模型极精审”。可是日本“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的做法，暴露了日本割占台湾后进一步吞并福建的狼子野心。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之举，曾引起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怒抗议，而清政府却视而不见，引起了张謇的愤怒，使其深感中国渔业发展并航政建设的重要。1903年冬，德国商人兴办“中国渔业公司”，拖网渔轮“万格罗”由德国驶抵中国胶州湾洋面先行试捕；1904年6月，又有日本渔船60艘在渤海捕鱼，“船中带有罐诘机器，制成食品随时分饷海陆军队”。张謇认识到德日侵渔之举，“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利，上下受损，名实俱亏”，从而产生了渔权即海权的思想。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渔界定海界，护渔权张海权。对于渔业和海权的关系，张謇认识到“各国则视渔业为关系海权最大之事”。针对德商在胶州湾创办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之举，张謇“虑其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利”而奏请朝廷“各省自设渔业公司”，并由军舰巡航保护。针对日本渔船在渤海捕鱼，他揭露了其侵占中国渔权进而侵占中国领海的野心，大声疾呼:“除中国在渔业界中自求张力，无可相抵；除各省多造新船互相联络，亦无所为张。”1905年，在全面论述其渔业主张的《为创办渔业公司事咨呈商部》中，张謇深入阐释了海权与渔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渔船所到地段，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官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千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奥而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在提出发展渔业的五项近期举措和五项长期举措之后，他总结到“渔业盛则渔界益明，渔民附则海权益固”，可见兴渔业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固海权。

其二，以海图宣示渔界海权。1905年初，意大利政府照会清政府将于1906年在米兰举办博览会。在《咨呈商部南洋大臣》一文中，张謇分析了各国主办博览会对渔业的重视:“凡蓄鱼之法、捕鱼之具，莫不陈列比较，精益求精。”他提醒清政府要乘参加博览会的机会“得据英国海军第三次海图官局之图，表明渔界，即所以表明领海主权”，要在米兰博览会上介绍中国渔业历史，展示中国渔界全图。英国海军海图官局所编《中国海方向书》所列中国渔界“南海直至爪哇及林康岛、树岛、蒲拉他士岛，东海直至马鞍岛、桃花岛”，张謇感叹“中国渔界幅员之广如此”，认为“亟宜早自声明”。他建议由海军统领萨镇冰组织专门技术人才，根据“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第三次本《中国海方向书》加以考核”，绘制中国渔场海图，明标中国海界经纬线度，分发沿海各地渔船、渔民，使每一艘渔船、每一个渔民都清楚中国自有海界，还要“连图知照各国驻京公使转告各国海军”，外争国家海洋主权，内保我渔民利益。

其三，以制度法规护渔权海权。张謇主张渔业公司要建章立制，国家要推行渔业法规，以达到维护领海主权和渔民利益的目的。他了解到有“一二无业洋人”乘英国人占我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要职之机，对江苏、浙江沿海渔船以强行发放洋旗，收取所谓的关税为手段，实施敲诈勒索。他主持制定的《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章程》中规定公司所有渔商船舶，包括“本公司与各国合众资本事业相同船步，均应遵用中国双行龙旗”。张謇条陈商部筹设渔业公司，以内外海界规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以新法拖船捕鱼“宜在远洋布置”，“近海一二十里，仍留为我寻常小船捕鱼之利”，并提出以南北洋总公司及省局县会为行政纲目，以官经商纬为组织，使我国渔政设施近代化、具体化。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謇1913年9月至1915年2月担任农商总长。他于1914年4月28日制定公布《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12条、《公海渔业奖励条例》11条，次年4月24日又公布该两条例的施行细则，前者为16条，后者为22条。同年同月，又公布《公海渔船检查规则》14条。凡农商部检查合格之渔船，符合《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者，可以得到政府护洋缉盗奖励金；符合《公海渔船检查规则》的合格渔船，给予建造费补助金，但奖励金为数甚微。这些工作为民国政府1929年11月11日颁布《渔业法》《渔会法》，并于193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兴实业以海洋富国

张謇是中国近代海洋开发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他用毕生精力先后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达轮步公司、新通贸易公司、左海实业公司与中国海外航业公司，努力践行其实业救国思想。其海洋富国思想涉及沿海滩涂的开发、现代化渔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航运业。

其一，关于西方国家利用远洋航运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认识。西方国家凭借工业化取得的科技优势，跨海来到中国。他们不仅侵犯中国的领土，而且首先侵占中国的沿海岛屿，租借海域，或者掠夺沿海的渔业资源，严重侵犯中国的海洋主权，还利用蒸汽轮船等先进的运输工具，借助海洋航道的便利，掠夺中国的棉花等原料，加工成“洋纱”“洋布”等工业品向中国倾销，损害中国的民生经济。张謇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国人普遍为赔款榨干中国而忧虑之时，他明确指出中国“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西方列强“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查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精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贱质弃物，一加制造便成大利”。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他主张大力兴办实业，以增强中国抵抗经济侵略的能力。“窃以为各国以商市鱼肉中国之风，其来已久，其胆益大。中国商业若不能随时早占一分地位，为逐步自卫之基，将来美国托辣斯猛剧之风更从太平洋排倒而来，中国民生更求何处立足？”张謇并不盲目排外，为发展实业他大力主张利用外资，使用外国人才，进口最先进的机器设备。1913年，他还撰写了《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一文，讨论了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

其二，关于围海造田兴办实业以富民强国的主张。张謇出身农家，向来“以为凡滨海荒废之滩，宜尽堤而为之田，增长人民生计”。1894年日寇发动甲午战争不久，张謇自北京返故乡海门奔父丧期间，奉命办理旨在抗倭护乡的通海团练，到海边规划防务时，发现有成为“国之弃土”的2000余万亩海涂荒滩可供开发。经过长期周密的考察筹划，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天，创办起中国第一家以围海造田办实业为宗旨的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宗旨一为富国，二为民生:为了解决“今天下敝，敝曰患贫”，不能“取憔悴之民而剥之与之俱尽”，必须“亟取诸地”；他在“马关约成，国势日蹙”的形势下，忧叹“政府不足责”，因此“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增长人民生计”。把荒废的滩涂盐碱地改造成良田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他“仿欧美法设公司，集资为之”；为了提高资金周转率，他利用荒草发展畜牧业，因为“牧牛牧羊，但须有草，收效可速”；他在垦区实施“以垦建镇，以镇兴垦”的战略，把垦区集镇建设与围滩造田的基础设施建设、办学和制盐同步推进，“营何事？堤也，港也，河也，闸洞也，道路也，桥梁也，市镇也，国民小学校也，皆所豫计者也”。宣统元年(1909)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七届说略并账略》中完整地提出了垦区地方自治方略:“垦牧为地方实业之一端，亦即为地方自治之一部。”垦牧公司组建不脱产的武装(后改名为“通、泰、海实业盐垦警卫团”)，建兵营，划兵田，自耕自养，设“望海台”(望稼楼)，在观农作的同时，兼观海潮、海敌、海盗动态。张謇以通海垦牧为试点，率先大规模滩涂开发，倡导海岸农业企业化，开辟沿海市镇发展工商贸易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成效后，便在苏北沿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废灶兴垦浪潮。

其三，大力发展新型海洋渔业、航运业和国际贸易以“自卫海权，抵制侵越”。张謇看到发展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自中外通商以来，论者或言通商便，或言通(商)不便，此皆一偏之论也！大约土货出口者多，又能运货之外洋销售，不受外洋挟持，则通商之国愈多而愈富；土货出口者少，又不能自运出洋，坐待外人收买操纵，则通愈久而(愈)贫者。”因此，要达到富国的目的，必须发展实业和航运业，增加出口。针对当时清廷统治集团只顾自己醉生梦死中饱私囊，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导致有海无防、民不聊生的现状，张謇寄希望于民众觉醒和实业崛起，将发展渔航业与维护领海主权紧密相连，提出要大力发展航运业和新型海洋渔业以“自卫海权，抵制侵越”。

西方国家侵犯中国领海后，频频打压中国的渔业，而中国渔业“向来听民自为”，官员只管“收其腌切之税及规费而已”。中国体单力薄的传统渔业根本无法与资金雄厚又拥有先进设备的西方渔业公司抗衡。1903年张謇到日本考察70天返国后，强烈意识到创办新式海洋渔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当年八月，他先在通州吕泗创办了一个小型海洋渔业企业———吕泗渔业公司，进行创建现代海洋渔业的尝试。当年底，张謇提议创办全国性海洋渔业公司，“则目前有一气团结之先声，各省有斟酌施行之余地”，“不立总公司，则气不固而力不厚”。考虑到政府与民间财力不足，各省官员态度不一的实际情况，张謇亦考虑退而求其次，如“不能(建渔业总公司)，则江浙、直东；又不能，则以江浙为初步”。“以海岸论，江苏居七省之中，吴淞又居江苏之中”，这就是张謇后来在吴淞首先创办江浙渔业公司的由来。“渔业公司之设，名为保护鱼利，实则爱惜海权”。张謇主张，在渔业公司与渔民于指定海域开展渔业生产时，官员应“派游弋兵轮，每季周巡一二次，以资保护”。另外，张謇主张要发展渔业行使我国领海主权，还应“请设渔政专官，隶于商部，驻扎吴淞”，同时在吴淞设渔政公所；沿海七省每省购船两艘，“渔轮可在七省洋面彼此往来，互相有助。每年正月，南北洋各轮均至吴淞会集讲论一次”。

张謇十分重视航运业，在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提议“筑步之后是否即需造轮”，遭到副总经理及董事们的反对，张謇认为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于世界航业竞争之机栝，未有觉悟”。觉悟了世界航业竞争之机的张謇这样阐述航运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近观国内商业凋敝，交通之不利，实为最大之原因；而江海河湖利用水道之区，则凡重载货物，均宜于船舶”。。他还分析了中国发展远洋航运业的困难:“外海远洋航业，不特资本巨而人才难，并且有种种之危险；故国内企业家从未有经营及此者。吾政府不为之计，则航海公司之组织不易发生，而官家亦决无此财力次第举办。”于是造成了中国的外贸货物运输严重依赖于外国航运公司，“国际贸易乃大受其压迫而无以自伸”。因此，他建议政府对民间资本“有能组织航海公司、资本达一百万元以上、置船数艘者，给予奖励金，照成本百分之十”；对于出现“营业资金不敷流转”的，政府予以资金补助。

在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期间，他看到东三省物产丰富，大豆出口价值巨大，然而运输只能依赖外国航运企业。“查东三省江河流域可直通海口而完全属于我国主权者，今止辽河一水”，如果我国政府不立即谋划开发利用，其他国家定会趋利而横加干涉。因此，他提出了“沟通松辽筹备航业”的主张，认为此举“实于巩固主权，振兴物产，两有裨益”。

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后访问南通，传递了比利时欲与中国合办航业及贸易公司的建议，并委托张謇全权办理此事。张謇认为，“吾国自海通至今，垂六十年，从无与海外直接贸易之事。……而我国今日之商业，决非可以闭关自了之时”。“此事与国际贸易有极重要之关系，有此机会若不组织加入，恐吾国将来永无海外直接贸易之事”，故很快同意公司采取中比合资形式，取名中比航业及贸易公司。公司最终目的在于开辟中国往来越南、新加坡、法国、比利时、德国各大商埠间航线，经营国际航运与贸易。中比公司计划遇阻后，张謇又于上海创办新通贸易公司，专营粮食、玻璃、机器、颜料以及小五金等对外贸易，并另觅资金来源，相继在吴淞创办左海实业公司与中国海外航业公司，以替代中比公司。这是张謇对海洋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从近海进入远洋，从浅蓝进入深蓝，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

(四)开商埠以开放图自强

张謇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教育家，他丰富的从政经历和经商办教育的经历，使他具备了当时国人罕见的世界眼光，产生了以开放图自强的思想。

其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开门以求活”，“与世界共经济”。20世纪初，海洋显然成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利益的重要内容与便捷通道。近代中国历次战败的事实证明，海洋不再构成中国的屏障，关门无济于事，世界陆地海洋已联成一体，中国只有对外开放，直面海洋危机，才有可能挽回败局。海洋关乎国运，张謇以其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和胸怀全局的世界眼光，清晰地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曾说:“世界经济之潮流喷薄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他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认为关起门来独自发展是没有活路的，中国只有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开门以求活”，“与世界共经济”，才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相抗衡，才能找到一条立国自强的出路。

其二，建设吴淞大商埠大商港，“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张謇认为，中国既然不能走老路，把国门关上不让西方国家来，那么正确的策略便是主动应对，“自立码头，自开航路，……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道在于是”，“不俟人求，我先自办，是为上策”。面对上海濒临黄浦江沿岸，除招商局码头外，“其余尽为东西洋商捷足先得，……每见汽船、帆舶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的状况，张謇在南通长江边与上海黄浦江畔分别创办两家大达轮船公司与天生港、大达两座码头，“务冀华商多占一份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但两家轮船公司主要限于在长江下游江面与西方国家的轮船公司竞争。张謇魂牵梦萦的是想在中国东南沿海择址创办一个主要用于海外贸易的大商埠大商港。

1919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恰逢南通大生企业的实力达到鼎盛，张謇对此问题的思考也逐渐成熟。1920年，张謇呼吁民国政府创办吴淞商埠局，得到总统徐世昌批准并担任了商埠局督办一职。张謇心目中的大商埠大商港是上海吴淞:“自欧战停后，世界商战将在中国，中国形便，必在上海”。上海是国内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与海外联系的门户，而“吴淞接壤上海，濒临浦江，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为改良商港容纳大舰舶计，因势利便，吴淞(又)较优于上海”。在《开辟衣周塘计划书》中，张謇指明建设吴淞大商埠的意义所在:“沿浦马路内外商场、轮埠同时并举，合计东西南北周围二三十里，以与英法美三租界比较大小，不相上下，且扼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吾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在此一举。”在1922年9月的《呈大总统文》中，他言简意赅地表明，“期以自辟商埠之先声，为改良港务之张本”，最终目的是“亟起自图”。因此，张謇的主张实际是要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的大商埠大商港，参与同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竞争，增强国力以图自强。

(五)办院校以科教兴海洋

作为一名受传统教育成长的知识分子，张謇深受孔子的“富教”思想影响，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又深感人才缺乏的困扰，因此，他十分注重发展教育，产生“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鉴于实业与教育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创办了一系列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在发展垦牧、渔业、航海等海洋事业的过程中，他见识了欧美日本的先进科学技术，认识到科技和人才的重要性，形成了重视海洋科学技术和发展航海教育的思想。

其一，开办“识字知算”的初等职业教育。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投入运营后，张謇曾亲随“福海”号渔轮出入嵊泗海岛，了解嵊泗渔民散居外海边缘孤岛渔村缺乏科技文化知识的实际情况，“日以舟楫网罟为事，识字知算，粗晓外事，百人之中不得二三”，深感渔民教育的紧迫性、必要性及重要性，具体提出了“凡沿海居民有数十户、百户以上者……立初等或半日小学校，特编课本，学期四年，俾日渐开通，长其知识”，并提示要实行民间集资办学，和实施“减衙门营汛之内、陋规之内酌数以资教员俸食”的筹资兴学措施。多次在公文中提出在各渔会地方建初、高等小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强迫渔户子弟人人入学”。在张謇热心且切实可行的指导下，茫茫东海上的嵊泗各座小岛渔村，相继建起渔民夜校和渔民子弟小学，广泛开展成人扫盲教育，扩大渔民子女受教育面。在通海垦牧公司，“凡一堤之中，佃户满二百至三百，视学龄儿童之多寡，即设一国民小学校”，待升学人数渐增，“则设高等小学校以为次第之序”。还开设农学堂“储为他州县兴农者才也”。

其二，关于河海工程人才的培养。张謇感慨“吾国河海工程，处处待治，不能久缓”，“每以大工将施，人才缺乏”，而“河海工程尤为切近民生之事业”，“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需要创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建议在开设高等土木工科学校之前，“先开河海工科专班，刻不可缓”，关键课程为测法和算术，以培养紧缺的懂得测绘和水利的人才。他还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认为学生既要注重学习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又要注重实地作业积累经验；既要学习欧美新法，又要改革本国旧法，使“工良法美”；既要借鉴欧美先进经验，又要立足本国实际。他说:“欧美之于河海工程，已经多年之实验，乃成科学之方式，謇亦极端信仰。但吾国财力远不及美国之富厚，……诸生他日观察，或规划工程，当亦审量财力之丰啬以定趋向”。在张謇的倡导下，全世界最早的水利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即今南京河海大学)，于民国四年(1915)在南京建立，为中国海洋开发和水利事业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三，关于水产航海人才的培养。

他认为渔业也需要有专门的学科教育，“孵化有学，饲畜有法，制造有业，防范有令，皆水产学之事也”。轮船拖网捕鱼更需要掌握驾驶技术的专门人才:“渔亦畜牧之一，详于中国农书，各国尤有专科之学。至用汽轮捕鱼，则驾驶亦需联系，其事尤与海军有相资之用。”因此提出在“吴淞总公司附近建立水产、商船两学校”，并认为这两所学校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水产学校兴则关系渔利，商船学校兴则关系海权。二者利民居三之一，利国居三之二。”

他列举了欧美日本等国重视渔业水产研究，设立水产博览会、海洋学博物馆、水产大学、渔业赛会的情况，尤其是“日本有水族院，不特本国渔产搜罗务尽，即他国足供参考之品，亦往往不惜重资购运陈列”。认为水产学校“其宗旨在于研究鱼种，练习捕法”，还要“陈列七省及各国船艇网罟制作诸品，以求改良精进”。他指出中国“创办商轮局(指轮船招商局等)已数十年”，偏重买船添舰，“而管驾、管机悉委权于异族，非特权利损失，且无以造就本国人才”。张謇听说招商局江永船大领港张勤生是广东人，“其父昔在香港学习驾驶，得有文凭，充当船主。英人忌之，以后遂限华人，不给驾驶毕业凭证。勤生学过其父而职止领港，居常郁郁，每以为恨”。故大声疾呼，“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藉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他还设想“若设商船学校，即选渔业各小学校毕业学生，聪明而体弱者令学水产，其强壮者令学驾驶。学成之后，即以渔轮为练习”。

为“造就本国(海洋)人才”，张謇、唐文治、黄炎培等人“起而代谋，以尽补助政府之责”，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前者后来赢得了“中国航海家摇篮”之称号，成为今天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后者是中国近代最早进行水产教育的学校，成为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注释从略。来源：林彬，张謇海洋观的演变与内涵研究，航海教育研究. 2021,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