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江南文化背景下的锡商和通商

2020年11月18日，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江南运河文化”高层论坛在无锡举行。活动深度探讨了江南运河文化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在中华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在推动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形象、文化人才等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传播、互动，提升中国文化自信等，为挖掘和传承大运河历史文化，弘扬和践行江南文化，以及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会上，我有幸获聘江南大学客座教授并发表演讲。我认为，长三角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深厚，外向型经济发达，在推进文化建设国际化战略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在过去对外交流、讲述“中国故事”中一直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未来，助推长三角文化建设国际化应当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建设的重要战略路径。因此，我们要开拓高水平开放的文化国际化空间，构建高认同的江南文化国际化标志品牌，推动“江南文化”的全球化宣传。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种企业精神。作为全国五大商帮之一的苏商，其精神特质的形成，与悠久浑厚的江南文化的滋养孕育分不开。前不久，我在无锡的一次演讲中，将苏商精神概括为五大特点：一是爱国爱乡情怀，二是开拓创新意识，三是务实低调风罗一民率调研组在南通海安调研格，四是精良细致品质，五是崇文重德禀赋。这些都是壮怀报国、矢志创新、务实求真、精研细磨、诗书传家等江南文化在商业领域的具体展现。

在长三角地区，无锡的锡商、南通的通商是苏商的代表性、典型性工商群体，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由江南文化孕育的两大工商群体。借此机会，从这两大工商群体的产生、发展和精神文化特征等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锡商与通商有着诸多相同的精神气象是近代以来中国工商界的先锋和翘楚

江南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流布在嘉兴、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诸多城市。南通虽地处江北，却长期受江南文化浸润，与以上这些城市表现出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特征。进入近代，南通与无锡等城市一样，因为有开放风气和工商文化的推动，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城市。这种近代化、现代化的发韧，都是因为有工商群体的崛起，其中通商、锡商发挥的主体作用不可或缺。

1895年，洋务派官僚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俩在无锡建成第一家工厂———业勤纱厂之后，荣德生兄弟和周舜卿、唐保谦、薛南溟等又先后在无锡开办面粉加工、纺织、缫丝、榨油等多家企业。在同一年，清末状元张謇在江北的家乡南通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并由此引领，构筑了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经营包括纺织、农垦、轻工、冶金、交通运输、电讯、金融等几十家企业，在三十年间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以地方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大生资本集团曾拥资2400万两白银，一度超过了锡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和控制。无锡实业家抓住机遇竭力拓展，至19世纪20年代末，近代企业从20个猛增到172个，远比南通要多，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形成六大资本集团、208家工厂，资本总额达到998.1万，从业工人7万多人，位居全国前列，而且比较好地发挥了竞争优势，走出去办厂成为趋势。

一江两岸的无锡、南通不仅形成卓越的近代工商文化，还通过兴办教育文化和城市基础设施，推动无锡、南通迅速成为走在前列的近代城市。锡商开发园林，修路架桥，兴办教育，建立医院和图书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在南通，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同时兴办文教卫体事业和市政公共设施，推进地方自治，建设近代城市，成就斐然，使南通一跃成为全国1700多个县中的“模范县”。其理念之新、起始之早、功能之全、实践意义之强，为国内外瞩目，被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在从工、从商实践中，锡商形成了尚德、灵动、务实、开放的工商文化，而通商形成了包容会通、强毅力行的工商文化。无锡在2013年首届全球锡商大会上发布了“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的锡商精神，而2017年首届通商大会上，南通发布了“强毅力行、通达天下”的通商精神。尽管表述不尽一致，但其精神气质、文化实质却是相同的、一致的。可以说，儒商是锡商、通商的底色，浓厚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其共同的标色，而务实、实干是两地工商界的本色，眼界向外的开放意识是无锡、南通工商人士共同的亮色，而创新开拓、敢为人先是之所以能成就工商伟业的锡商、通商共同拥有的精神特征。所以，无锡、南通工商界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标杆性价值，地位独特、意义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习总书记点到了五个全国代表性人物，我们江苏就占了两个。一个在南通，一个在无锡，这绝非偶然。这是江苏的光荣和骄傲，也是苏商精神和江南文化的光荣和骄傲。他还在讲话中指出，当代企业家“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五个方面，在近现代苏商特别是锡商、通商身上都有充分体现。这与江苏人文禀赋和江南文化的滋养密切相关。

锡商、通商同而有异的差别性

近代无锡、南通工商界总体上有诸多相同的特征。然而，城市历史文化不同、所处地域不同、群体构成不同，还是显现出锡商与通商的若干相异之处。从这些相异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发展中更加生动具体的路径、图像和特殊性。

总体上来说，锡商历史悠久，群体规模大，工商文化继往开来。由于无锡紧邻上海，交往便捷，进入近代时资本主义已有萌芽。从历史渊源来看，无锡同江苏苏州、常州等城市一样，地处江南文化核心地带。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经济就比较发达，在国民经济中据举足轻重地位。在城市文化基因中，商业文化可谓古已有之，特别是无锡，有着深厚的工商文化渊源。

在无锡历史文化传统中，鲜明而深厚的工商文化特色当仁不让占据着主体地位。早在明末，东林党人的思想体系中就有“经世”思想，把“商经济世”列入讲堂内容，这与中国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思想有着明显差异。在商言商，经世致用，是无锡实业家群体信奉的思想理念，也是无锡的工商企业能持久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像荣氏集团那样“富过三代”的锡商比比皆是。

而南通不同，南通地处江海一隅，南隔长江，东阻大海，交通并不发达，传统思想浓厚，重农抑商，安居乐土。至明清，一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封建县邑，并不具有近代工商文化孕育的优势。即使到了清末民初，张謇以状元身份经商办厂，也还是念念不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追求。他办教育、兴文化、搞市政，甚至推行地方自治，最终造就了一座近代化城市，却拖跨了自己的企业。正如胡适所论：“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至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所以，锡商、通商在历史文化基因上有着明显不同。

从工商群体规模、结构看，锡商人数众多，绵延不绝，而通商一人独大，难以为继。在无锡，杨氏兄弟先行一步，随后涌现出六大资本集团，荣氏、杨氏、薛氏家族都是家大业大、影响深远。而通商不同，近代南通是难得的一个人一座城。张謇通过创办大生资本集团以巨人般的作用影响南通的近代进程，尽管产业门类相对齐全，但主要是张謇一人和其家族而为，如果说其时通商有群，那就是围绕在他周围辅佐他的一大批投资、经营管理的骨干，他们中有的是原有的绅商，有的是工商二代以及他的学生。1926年张謇去世，1935年其子张孝若不幸早逝，大生集团在后张謇时代曲曲折折、风雨飘摇，已经是举步维艰、难以维系。相对而言，锡商群体庞大，人脉兴旺。尽管在抗战时期也遭遇发展瓶颈，然而及至1947年，荣氏仍能在艰难处境中斥资200亿法币创办江南大学。

新时代，无锡、南通工商群体再出发

无锡锡商群体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地域优势，在近代崛起后，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办乡镇企业，创造了改革开放后新的成就，使无锡进入中国城市GDP前20排行榜。南通通商群体弘扬先贤张謇企业家精神，一代代接续奋斗，使南通紧跟无锡之后同时进入中国城市GDP排行榜前列，直至2020年迈入GDP万亿元城市俱乐部。

历史地来看，改革开放后，苏商曾创造了三次辉煌：一次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次是外向型经济的独领风骚，一次是民营经济的高歌猛进。当代锡商、通商在这三次辉煌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江苏苏商的典型代表。当下，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长江一南一北的两个城市，应当继续发扬近现代工商文化传统，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锡商、通商精神，发挥以定力、活力、心力为基准的企业家精神力量，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中，创造江苏工商界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