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发型现代化”到“自觉型现代化”——关于历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的方法论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中刮起现代化理论的旋风,但历史学界对现代化问题却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当的热情。美国学者理查德·布朗就此抱怨说,研究历史的人倾向于把“现代”当作一个“年代学的表述”,而对“现代化”概念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只有很少几个史家涉猎现代化问题。不过,这样的话也不完全准确。在欧美史学中,现代化研究至少在20世纪初期便有迹可循,到20世纪中期则已颇为常见。这时,许多关于现代世界或区域的历史叙事,或显或隐,常以“现代化”或“现代化进程”来组织其材料。

国内学界长期流行一个观点,以为欧美学术界的现代化研究,主要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为考察对象; 特别是美国学者,更喜欢用“现代化”来讨论其他国家的问题,而不承认美国发生过现代化,因为美国是“生而现代”(born modern),不存在“成为现代”的问题。这种印象式的看法,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在“西文过刊数据库(Jsor)”中可以查到,1946-1980年,标题中带有“现代化”一词(包括美式拼法“modernization”和英式拼法“modernisation”)的史学期刊论文共有86篇,其中涉及欧洲的有23篇,关于美国的有6篇,专论俄罗斯的有5篇,共计34篇; 而探讨中东、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总共也只有34篇。美国还有不少史家关注美国社会的转型或革命性变化,采用“传统-转型-现代”这种三阶段框架来解释美国的社会变迁,或用“早期”“传统时期”来暗示此后有一个“称作‘现代'的当前时期”,因而其意蕴与“现代化”理念暗合。在美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比如内战史研究,20世纪60-90年代有史家把“现代化”用作解释工具,从全球性社会转型着眼,把美国内战视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性事件,并将奴隶制视作一种使得南部不及北部“现代”的“倒退性制度”。这实际上是以“现代化”为方法,也就是把“现代化”作为分析工具或“组织性理念”(organizing idea),来处理具体的历史题材。当然,也有史家直接把“现代化”作为研究题材,涉及整个美国社会的转型,美国具体区域的变迁,以及某些技术和产业部门的发展等。

另据一般印象,欧美(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史学在冷战中前期曾形成热潮,此后渐趋冷寂。然而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从“西文过刊数据库”中检索所得的数据,固然不能反映欧美现代化史学的全貌,但可从一个侧面窥见最近几十年相关研究的轮廓。1945年以前,这个数据库所收史学期刊论文,标题包含“现代化”(包括美式和英式两种拼法)一词的仅有1篇; 同期史学书评涉及书目的书名包含这个词的一篇也没有。1946-1980年,该数据库所收史学期刊论文,标题包含“现代化”的有86篇; 同期史学书评涉及书目的书名包含这个词的有220篇。1981-2000年,该数据库所收史学期刊论文,标题包含“现代化”一词的有82篇; 同期史学书评涉及书目的书名包含这个词的有260篇。2001年以来,同一数据库所收史学期刊论文,标题包含“现代化”一词的有118篇; 同期史学书评涉及书目的书名包含这个词的有187篇。这些出现在标题中的“现代化”一词,有的涉及研究题材,而更多的则是指理论工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欧美史学界对于“现代化”的兴趣,并非仅限于冷战时期; 轻言国外史学中的现代化研究早已是“节后黄花”,似乎也有武断之嫌。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史学界的现代化研究也逐渐兴起,并长期保持不断发展的态势。据从“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库”检索的结果,标题包含“现代化”一词的史学文章的篇目,1980-1990年有40篇,1991-2000年有391篇,2001-2010年达到935篇,2011-2020年为488篇,2021年以后4年即有255篇。一眼看来,进入21世纪以来24年的数字,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国内史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处理,也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有的学者主张把“现代化”视作一种普遍性的世界历史过程,可以直接作为历史研究题材的来源; 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当作一面反观近代中国的凸镜,从中可以看到“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 还有学者倡言把“现代化”作为教科书编写的框架,以更新历史的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尤为热烈。有学者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启发下,开始讨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主张以“现代化范式”重构近代中国的历史。不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种“现代化范式”,似乎更多地停留于理念和主张的状态,有分量的实证研究论著尚不多见。

总体而言,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现代化的研究,通常采取三条相互关联的路径:其一,构筑现代化的理论; 其二,解析现代化的经验(目的也是理论化); 其三,以现代化为理论工具来探讨当前的社会或国际问题。历史学界的现代化研究一般也涵盖三个方面：其一,以“现代化”为研究题材; 其二,把“现代化”作为分析工具; 其三,用“现代化”来搭建通史编纂的框架。不过,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作为题材的“现代化”,通常只是借助“现代化”的概念反观过往史事的产物,而且多数论著也需借助现代化理论来构筑解释框架和论述路径。这表明,“现代化”对于多数史家来说,其主要意义不在于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为处理题材提供路径和方法。也就是说,“现代化”在历史研究中通常体现为一种“范式”。可归入这一研究范式的论著数量巨大,要在深入研读之后做出惬当评估,对某一个体的学者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在粗略浏览相关文献之余,仍可大致辨别现代化史学的长短得失。进而言之,这一范式如欲继续保持学术活力,还需要就方法论问题略做反思。择其要者而言之,重点有三:如何看待现代化的历史类型; 如何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化”; 以及如何处理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史学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布朗论及“现代化”的含义时说,这是一个囊括“以往6个世纪”“西方”社会主要变化的概念。不妨说,这句话正好暴露了现代化史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巨大漏洞,表明相关的研究者没有明确意识到,“现代化”也是一个有自身历史的概念,尤其是在“自发型现代化”阶段,“现代化”一词还不具备当今的含义。只有当“现代化”成为一个特指现代社会转型的概念之后,以往数百年“西方”的社会变迁,才可以贴上“现代化”的标签。再则,在“自觉型现代化”阶段,不同的社会对于“现代化”有不同的界定,而且其中不乏相互冲突的地方。这样一来,历史学家所面对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自足的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个连续一贯的历史过程。唯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方可谈及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化”。

在英语中,“现代化”一词的出现当早于18世纪中叶。由塞缪尔·约翰逊1755年所编的《英语词典》,在“Modern”一词之后收有“To Modernise”一条,其释义为“使古代作品适应现代的人或物”; “把古代语言变成现代语言”。也就是说,“现代化”指的是把古代事物变得适应当前的规范或要求,并不涉及“社会转型”。此后很长一个时期,英语世界大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moderniz(s)ation”一词。比如,1895年的《插图月刊》有“希腊古典主义的现代化”之说。1896年的《美国民俗杂志》提到了“拼写的现代化”。1925年,一篇题为《国际法的现代化》的文章写道,“国际法的现代化意味着国际法对现代条件的适应”。1929年,阿诺德·汤因比基于丹尼森·罗斯(Denison Ross)在中东的考察笔记,做了一个题为《中东的现代化》的演讲,在听众中引发热烈讨论。他们反复提及的“现代化”,主要指伊斯兰教的改革,并不包含整体的社会转型的意思。

“现代化”作为一个描述“社会转型”(英文为social transformation,而非societal transformation)的词汇,在英语世界出现较晚。据《牛津英语词典》,1860年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说,“印刷术和火药将会把世界现代化(tend to modernize the world)”,这句话标志着“现代化”一词在用法上的转折。可是细究起来,萨克雷的用法大体上仍未越出约翰逊《英语词典》释义的范围。只有把社会变迁视为对于“传统社会”的背离与超越,进而用“现代化”来描述这一过程,这个词才具有社会转型的意义。1895年,美国一份地理杂志上有文章提到,当时朝鲜有一些“极端保守分子”,强烈主张坚持“中国的伦理体系”,以阻止“朝鲜的现代化”。此处诉诸“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似乎是把“现代化”理解为“成为现代”的社会转型。这是迄今所见“现代化”一词的“现代”用法的较早证据。19世纪中叶以降,亚非一些“落后国家”开始学习或模仿“西方”,或进行政治变革,或进行社会改造,或推进工业化; 20世纪初期有欧美旅行者观察到这些动向,便以“现代化”来加以描述。1923年,中国教育家张彭春在纽约出版英文著作《为中国之现代化的教育》,讨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书中所用“现代化”一词,明显带有社会转型之义。有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预言已久而迟迟未实现的过程。传统的分量如此之沉重,基于特定形式的生活延续无数世纪,其势能如此巨大,使得变化的发生非常之难。此处明确把“现代化”与固守“传统”相对,指的无疑是一种带有转型性质的社会变迁。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现代化”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成为热门话题,其旨趣在于探讨不发达国家如何走上发展的道路。这时,“现代化”特指社会转型的用法,也就具备了稳固的学理和现实的基础。艾森斯塔特谈到,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兴趣,对狭义的“现代化”与发展的研究随之兴起,覆盖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人类学等学科; 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对于现代社会及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性质的关注,属于现代社会科学的根基,因之关于现代化和发展的研究热潮,乃是这一特性自然延展的产物。换言之,自进入现代以来北大西洋世界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为现代化研究的兴起及现代化理论的成熟,储备了深层的学术资源,也为“现代化”一词的“现代”用法提供了历史根由。

“现代化”一词大致从19世纪末开始见于中国报刊,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各类书刊的常用词,通常用以指社会变迁或文明转型。及至三十年代,如何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成了知识界的强烈关切所在,这时的“现代化”概念便具有全面的社会转型的含义。1933年7月,《申报月刊》编发“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就中国现代化的原则性问题进行讨论,涉及的话题有:是模仿“西方”,还是走自己的路;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工业化优先,还是工业、农业并举; 等等。这表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的概念已有比较清晰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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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黄山书社2008版）

毫无疑问,在17-19世纪北大西洋世界发生社会转型的时期,没有人知道他们所经历的变化是“现代化”。这个时期的英国人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叫作“现代化”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而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具体变化,比如公地逐渐缩小,新型牧场和农场日益增多,新技术和新机器不断问世,到处都有浓烟滚滚的烟囱,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进入工厂做工,议会的权势不断增大,选举的资格逐步降低,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也渐异于从前。对于英国18世纪中叶以降的巨变,当时即便眼光敏锐、思想深邃的社会理论家,比如恩格斯,也只是以“社会革命”称之。同理,晚清中国那些主张引进域外知识、技术和制度的人,那些主办“洋务”的官员,以及同文馆的创办者和废除科举的倡议者,也没有把他们所做的事归入“中国现代化”的范畴。总之,用“现代化”来描述世界各地已经发生或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只是一种“后知后觉”的认识; 19世纪末以前北大西洋世界的社会转型之有“现代化”之名,乃是后世加以“概念化”的结果。

这一情况就给现代化历史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尖锐的挑战:“自发型现代化”并不是一种自足的历史事实,而是需要研究者加以识别和整合而形成的“社会事实”,它能否用历史学的常规方法来处理,也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在19世纪末以前的世界历史中,“现代化”并不像“光荣革命”或“卢德运动”一样,是一种面目清晰、内涵自足和自带“标签”的事件,而是研究者借助“现代化”的概念加以建构的产物。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自发型现代化”之成为“社会事实”,乃是“现代化”的概念与人们对实际社会变迁的观察反复互动的结果。换言之,人们从17-19世纪的历史运动中看出了整体性的社会转型,由此浮现的“现代社会”,较此前的时代有许多根本的差别; 同时人们又发现,用于指把古代事物变得适应当前的“现代化”一词,可以用来描述这种已然发生的社会转型。于是,19世纪末以前北大西洋世界的社会转型过程,便得名“现代化”。

那么,19世纪末以来的“自觉型现代化”,是否就是一种自足的事实呢?似乎也不可一概而论。作为发展战略或社会运动的现代化,不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中的具体方面,如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改革,风习变迁,社会结构的调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都可以是具有自足性的事实。但是,在“自觉型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主体所推行的“现代化方案”可能产生连带效应,比如,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变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和经济领域,因为经济发展也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不在最初的现代化规划中,也不带“现代化”的标签,但同样构成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这些变化就需要运用“现代化”这一理论工具来加以识别和诠释。因此,“自觉型现代化”的某些方面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可能具有某种建构性。

由此看来,现代化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像经典史学所考察的人物、事件、制度和观念那样,具有可识别的轮廓和特性,因而也就不能完全依靠常规的历史学方法来处理。在这里,新社会史的方法或有可资借鉴之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史家以社会学理论为方法,把千百万人的零碎分散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琐细行为,整合成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事实,进而以历史学的方法加以考察。质言之,研究者考察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或现象,诸如经济发展、社会改良、政党政治、大学教育等,可以借助经典的历史学方法; 而在建构解释框架时则需借助现代化理论,目的在于揭示具体事件或现象在社会转型中的意义。这时,“现代化”就不再仅是研究的题材,而主要是研究的方法。即便在进行“现代化”历史的通论性写作时,“现代化”也主要是一个整合材料和构筑框架的“组织性理念”。

同时,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上也不尽一致,混淆现代化的不同历史类型,也就等于忽略了具体时空条件的制约。比如,有的学者以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范式,来考察东亚发展中文化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韦伯错了”,因为新教不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即所谓“儒教”东亚),同样也兴起了现代化的浪潮。这种解释的缺陷,正源于未考虑到现代化有不同的历史类型。韦伯的理论即便是确切可凭的,其所涉及的史事也是来自“自发型现代化”阶段; 而东亚的发展带有“自觉型现代化”的特点,大量涌入的外来价值、理念和习俗,国家的引导,舆论的塑造,以及教育的效应,都有可能“制造”出与资本主义相协调的社会价值和伦理。又如,在关于“自觉型现代化”的讨论中,某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被当作工业化的前提条件,用以解释“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状况。可是,如果把这种思路用于讨论“自发型现代化”,就会带来严重的“时代倒错”。“自发型现代化”原本是多种变迁和转型交织融合的结果,工业化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相辅而行,相互促动,一起构成社会转型。举凡“国民国家”的形成,政治体制的变革,权力关系的调整,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现代化的条件而出现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互为条件或相互支持的状况,但并不是链条式的因果关系。

再则,在现代化历史的研究中,如果不留意区分现代化的历史类型,还有可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世界历史中的现代化具有某种统一性,是一个一贯到底的过程。的确,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带有“合流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倾向,相信所有经过现代化的国家,最终都会(基于“西方”模式)变得接近或相似,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同质的世界。然则历史形态的现代化,无论是“自发型”还是“自觉型”,都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首先,对于“自发型现代化”而言,社会的力量发挥了主要作用,工匠、企业主、发明家、工人、大学、报纸、社团乃是主角,国家和统治者则扮演“守夜人”或“赞助者”的角色。然则在“自觉型现代化”中,政府和当权者成为主导者,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来自政府的政策,尽管各种精英权势集团或国际势力可以影响、制约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但通过国家而推行的现代化战略及其举措,乃是直接塑造现代化过程的关键因素。其次,现代化在程度上具有多样性,即便在同一个社会,其转型的程度通常也是不均衡的。而且,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群体来说,现代化的意义也可能大不一样乃至截然相反。比如,因平等化而失去权势的集团,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失去土地乃至生计的群体,城市的贫民和流浪汉,可能并不欢迎现代化。再次,无论是“自发型现代化”还是“自觉型现代化”,都不是一个一往无前地走向改善的过程,其间充满挫折、失败、破坏乃至毁灭。北大西洋世界的社会转型,即长期伴随着征服、扩张、殖民、战争、疾病、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环境破坏等“负面现象”。在许多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污染和交通拥堵,也深受诟病。最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联系和互动,这样就需要引入跨国史、全球史的视野及方法。

上文的讨论隐约显示,现代化史学和现代化理论之间,始终存在息息相关而又缠绕不清的关系。一方面,在关于现代化历史的研究中,现代化理论具有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意义,无论是研究题材的识别及界定,还是论述思路的形成,都需要借助乃至依赖现代化理论; 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不论是作为“自觉型现代化”的一部分,还是就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言,其本身就是现代化史学的研究对象。可是,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多种理论的杂烩; 而且,现代化理论也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经常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样一来,现代化理论就难免给现代化史学带来困扰,研究者必须保持敏锐的鉴别意识,知晓自己所采用的是哪一种现代化理论,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现代化”概念,以及在借鉴现代化理论时要留心避开哪些陷阱。

毫无疑问,现代化理论,特别是“现代化”概念,构成现代化史学的基础。甚至可以说,离开“现代化”的理念,也就无从谈及现代化史学。但是,“现代化”恰恰是一个至难把握的概念,其含义不定,众说纷纭,而且饱含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意蕴。从现代化研究的学理来看,“现代化”概念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偏重时间的维度,也就是单纯的“成为现代”,尤其是使古代的事物变得适应当前; 其二,偏重价值的维度,强调从“落后”变成“先进”,用于指社会转型时,侧重的是把一个社会各方面的条件,诸如生产、制度、设施、观念和习俗等,都变得更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改善。在现代化理论形成以后,后一种“现代化”概念居于主导地位。欧美史家所用的“现代化”概念,大体也属于后一种。

具体到“现代化”概念的内涵,欧美学术界也有各色各样的说法。艾森斯塔特曾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做过梳理,提到了多伊奇的“社会流动”理论,结构-功能学派的“组织性发展”理论,以及文化变迁理论、现代人人格取向理论等。综观欧美学界关于现代化的各家论说,似可将“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粗略归纳为:(1)世俗化,即国家和教会分离,宗教活动从日常生活中“脱嵌”;(2)理性化,即去除迷信和盲从,崇奉科学,依靠知识,尊重常识;(3)平等化,即取消社会等级制及从属性义务,成年人的交往建立在自愿、契约和等价的基础上,社会流动活跃;(4)民主化,即实行基于大众投票的竞争性政治,国家不再是某个等级、团体或家族获取和维护其特权的工具,而是促进全体国民的安全和福祉的“公器”;(5)法治化,即将国民的权利、争端和安全交予法律和司法;(5)工业化,即采用机器生产,实行市场经济,争取经济持续增长;(6)城市化,即人口、财富和优良设施均汇聚于城市;(7)生活质量提升,即收入增加,消费主义兴起,“恩格尔系数”降低,预期寿命延长。以上这些描述社会变迁的趋势和结果的词汇,早就存在于欧美语言之中,此时均被现代化理论加以“收编”和整合。此外,还有学者为“现代化”制定了指标体系,以鉴别和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些指标涉及方方面面,诸如人口、婚姻、家庭、教育、道德、价值、技术、分工、宗教、国家、社团、机构、政治过程、社会关系、社会流动、生活方式等,均可用数字(指数)来衡量。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做出这样的界定,所参照的无疑是北大西洋世界社会转型的经验,其历史观是线性的,其过程表现为发展和转型,其价值取向则是进步、丰裕和自由。

这种“现代化”理念最为突出的问题,显然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欧美学界最初大多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1959年6月,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论及“新国家”的发展时宣称,“现代”国家应是“福利国家”,也应是“民主国家”,要消除特权,进行土地改革,采取“大差距所得税”,实行普选权,普及公共教育,重视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经济进步,拥有很高的生活标准。一言以蔽之,对于“新国家”来说,“‘现代'意味着成为没有追随西方负担的西方。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其地理渊源和所在地的西方模式”。希尔斯所描绘的这种“现代化”图景,其中也包含某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情怀,相信“现代化”并不仅只是限于“西方”的特殊现象,而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过程; 但是,它不仅以北大西洋世界的经验为蓝本,而且也以“新国家”的现状为对照,因而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西方中心主义”,也体现了经典的“他者化”思维。希尔斯还曾用“西方”版的现代化模子来套苏联的“现代化”,称其至多只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a deformed modernization)。1964年,有一位“西方”记者写了一本关于现代化的书,对“非西方”国家的状况多有指摘,并且开具药方,指点其如何走“西方”的道路,以摆脱“落后”的状态。有一篇书评尖锐地指出,这完全是“白种人负担”的翻版。

一般认为,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乃是旗帜鲜明地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的。不过,这主要是美国决策者及智库的意图,而美国学术界的态度则相当复杂。对于现代化理论,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对于“现代化模式”所带有的傲慢与偏见,也有学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的大意是,现代化理论偏向于“西方”和“发达国家”,带有“族裔中心论”的色彩; 它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推崇自由民主体制; 它在框架上也是非历史的,机械地认定有的社会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而落后国家则必须追赶先进国家; 它甚至还有某种“目的论”的性质,把“现代性”作为人类的共同归宿。

而且,在现代化理论形成后,欧美学术界很快就出现了对抗性的理论,其中广为人知的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前者明确反对主流的现代化理念,认为“不发达”国家不可能通过采纳发达国家的模式而获得发展,因为它们“不发达”的原因恰恰在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其化解之法在于反其道而行之,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秩序,通过自决、自立和进口替代以谋求发展。后者明确挑战“欧洲中心论”,称边缘的境况受到中心的限制,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模式中,经济越发展,中心和边缘的差距就越大。这两种理论都带有一定的悲观色彩,坚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同时,它们也都触及一个道理,即“发展”不是单个国家的事情,而受到大国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此外,现代化理论还遇到了几个颠覆性的思想对手,比如,后现代主义者将矛头直指“现代性”的困境,后殖民理论则把现代化与“西方”霸权挂钩。冷战结束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开始以新的面目行世,其观照范围涵盖文化变迁、性别平等、民主化及民主和平论,并对以往的理论做出多方面的修正,相信“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会带来一整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大非“西方”国家,各种带有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取向的本土现代化理论纷纷问世,而且其立论大多以欧美的现代化理论为靶子。

现代化理论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提示历史学者在加以借用时,有必要留心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欧美多国政府对现代化理论的利用,与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含义和价值,是需要加以区分的两件事。其次,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应慎加以辨识; 在运用“现代化”概念时,也有必要对它做某种“去西方化”的处理。再次,现代化理论虽然来自历史,但并不等于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借取这些理论,绝不可当成论述的证据,而只能用作方法和工具,或者树为对话和商榷的靶标。最后,那些针对现代化理论“唱反调”的声音也不可忽视,不妨把它们用来打磨“现代化”这一理论工具。

现代化理论另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就是采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和规划社会转型。诚如艾森斯塔特所说,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对现代社会性质的界定,主要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参照对“传统社会”特征的理解而进行; 所谓“现代化”,就是要瓦解和消除“传统社会”的特性,从而保障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力量不断发展。这里所说的“传统社会”,既指“西方”的“前现代”社会,也包括作为“他者”的非“西方”社会。按照这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理念,“传统的”等于是停滞、封闭、迷信、贫穷和落后,而“现代的”则意味着发展、开放、理性、富裕和进步。按照这种逻辑来理解现代化,就会把现代化简单地视作对“传统”的背离,过于强调突变和断裂。这就不免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未能考虑渐变和过渡的意义。如果引入“自发型”与“自觉型”的区分,似可缓解“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之弊,使之变成一对相辅而成而具有张力的范畴。

前文论及,“自发型现代化”最大的特点,是由渐变累积而成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对抗,而是长期并存和共生; 从“传统”到“现代”,也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逐渐的演变和转化。换言之,“自发型现代化”不是表现为“现代”陡然取代“传统”,而是“传统”缓慢转变为“现代”,只是因为“现代社会”最终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和对比过于强烈,以致在后人眼里“现代化”带有突变的意味。近期欧美学术界针对以往过于关注断裂与突变的倾向,大力开展对“过渡时期”或“转型时期”(transitional period)的研究,抛弃“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对单一“现代性”和唯一现代化模式展开批判,反思线性的现代化史观,并借助“多元现代性”的理念来诠释非“西方”的现代化。

进入“自觉型现代化”的阶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则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有的国家最初也执信“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试图强行打碎“传统”,快速走入“现代”。可是,这样往往不能带来真正的“现代性”,有时传统破碎以后出现的,不过是混乱和倒退。另一些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则表现出一定的混合性,某些方面已经现代化,而某些方面则继续保持旧有的特点,这种现代化因有“部分现代化”之称。还有一些国家致力于寻求不同于“西方化”的现代化路径,试图发掘“传统”对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维护和发扬“优良”传统。这样就不仅摈弃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理念,而且还有意依托“传统”以凸显其现代化的特色。

在欧美的社会理论中,关于现代化过程还有一些规律性的假设。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中政治、经济、文化诸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甚至互为条件; 政治系统的变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能对政治变迁发挥作用。还有学者提出,一旦某种核心制度系统得以确立,其发展和变化就是持续的、不可避免的,比如,经济“起飞”以后必有“持续发展”。在所有关于现代化的规律性假设中,“工业化决定论”具有最为持久的生命力。有些经济学家所构建的现代化模式,以工业化为主干,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支撑; 还有经济学家在讨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时,甚至在实验室模拟具体的经济过程。许多人相信,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相应的政治转型,现代化必然伴随政治民主化。有一位学者写道,从长远来看,“民主政府体制”乃是“政治事务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而“现代化则是这一理想普世化的关键一步”。爱森斯塔特也试图把经济学的“持续增长”理念扩展到非经济的领域,借以理解现代政治体制的发展,尤其是政治民主化的形成及维持。以上这些论说,对于理解作为历史现象的现代化,或许具有启发的价值,但更有可能是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加以质疑和挑战的观点。

现代化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倚重因果模式。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学者倾向于把现代化视作一种“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其发生和发展均离不开其他“变量”的作用。按照这种思路来讨论现代化,自然会关注现代化的各种条件。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谈到,有四个变量影响现代化过程,即政府能力(power)、政治参与(participation)、经济增长(wealth)和收入分配(welfare),其中政府能力和经济增长更具决定意义,因为政府缺乏能力,政治参与也就没有意义,而没有财富,也就谈不到分配和福利。这里所注重的,是秩序、自由、增长和平等对于现代化的意义。阿尔蒙德相信,从四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着眼,可以解释“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成败。

社会科学中的这种“变量”分析法,能否引入历史研究,也是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诚然,许多史家长期迷恋因果分析,但在探讨“自发型现代化”的原因时,如果把问题设定为“何以现代化”或“因何现代化”,就容易出现“非历史”或“反历史”的问题,因为17-19世纪北大西洋世界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或经历所谓的“现代化”。即便讨论“自觉型现代化”的原因,也不能笼统视之,因为在“理想类型”意义上构成现代化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存在相关性(correlation),但不一定有因果联系; 而且,不同要素的地位有轻重之别,其出现则有迟早的不同,若把某个或某几个要素视作决定性的,或把某个或某几个要素当作影响其他变迁的“变量”,也容易跌入简单因果论的陷阱。归根结底,历史学家所探讨的“现代化”,其基本含义乃是“成为现代”,因而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是“现代化”在具体时代和社会的内涵,二是“变成现代”过程的多样性。

最后,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还须考虑到现代化的当前状态。在当今世界,现代化还是一种普遍可见的现实吗?对于“已现代化”的“后工业社会”来说,“现代化”还是一个看待其社会演变的有意义的范畴吗?对此,在新的现代化理论中也能找到某种答案的线索。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提出,在欧洲数国的“后工业社会”,出现了从“物质主义价值”(materialist values)向“后物质主义价值”(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转变; 前者注重生存需求和安全,而后者则把生活质量置于优先位置。这是否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早已出现新的方向,而“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则总是处于追赶的途中?在20世纪九十年代,英格尔哈特又谈到,有的国家刚开始现代化(比如尼日利亚),有的国家正在迅速走向现代化(比如中国),有的国家已来到“后现代化”的转折点上(比如韩国); 有的国家则在“后现代化”的道路上疾驰(比如英国、德国和美国)。这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光谱上处于不同的点位,而现代化对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另外还有学者提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在某些地方正处于形成中,而在西欧则有些已经终结,有些已被修改,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已在西欧谢幕。如果用“目标”而不是“功能”来界定“现代化”,那么西欧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因为现代化的普遍目标,诸如不断扩大的个人选择,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理性,向着人道的直线式进步,以及世俗化等,在西欧虽自文艺复兴时期就已露苗头,但至今并未完全实现。只不过,当今西欧的现代化,不同于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客观的现代化”,而是一种更具优越性的“主观的现代化”。

从这些说法的逻辑来看,现代化依然是一种彰明较著的全球性现象。现代化史学在国外仍有活力,在当前的中国更有新的蔚起之势,或许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