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平｜状元企业家的人生细节史——张謇故事集

“日悬天上”显早慧

张謇出生在今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老宅尊素堂，算是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就显露出聪颖和才华。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是一条传统的上位之路。不管是在海门还是在通州，父亲都为其聘请了当地颇有名望的私塾老师，想让他学而优则仕，靠读书出人头地，以光宗耀祖。张謇不负父亲殷切嘱望，从小苦读。

天资聪慧的张謇（当时还叫“吴起元”）还在10岁时，老师说了上一句“月沉水底”，少年张謇脱口而出，对道“日悬天上”。日与月相立，悬与沉相对，天与水相谐，上与底相应，显现出他对天文、人文已有相当高的认知水平。

其实，作为涉世未深的少年，也有过嬉戏玩乐、荒废学业时。有次考试成绩不太理想，老师便用激将法：有一千个人考试，取九百九十九名，最后唯一不取的就是你张謇。正是这一次，大大催发了张謇刻苦读书的意志和毅力。夏天夜里，读书时为防蚊子叮咬，张謇把双脚放在甏里，上面盖上布。持之以恒的日夜学习，他终于在16岁时考上秀才，从此，站在了新的人生起点。

然而，张謇后来的人生和成就的伟业告诉我们，除了天资聪慧，学习能力强而外，做人做事必须要有道德自律、意志坚定、务实持重、出于公心等诸多人格上的优点和魅力。这些他也从小得到培养和磨炼。

南通海门常乐镇的张謇出生地

“我踏金鳌海上来”

据传，张謇12岁时，私塾老师出了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在三兄张詧对过“儿牵青牛堤上行”后，张謇即兴对出下联：“我踏金鳌海上来”。

自小，张謇便拥有大胸怀。“金鳌”，“踏海”，我踏金鳌海上来。如此勃勃雄心和宏大壮志，以及斐然文采和表达功夫，令为师者拍案叫绝，对他也格外器重起来。

南通，滨江临海。大江带来生活之捷、舟楫之利、用水之便，而明清之际以封海为主，依江傍海的南通人当对长江有了更多了解、更深体悟、更广期待，而年少的张謇在与老师对话中就以大海为胸怀，表现出他所拥有的远大抱负和远见卓识。事实上，后来也让我们亲眼所见他“我踏金鳌海上来”的如实风采。

张謇曾经说过，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由此可知，他也早就拥有朴素的海权意识和“经略海洋”的理念。及至他组建江浙渔业公司并担任要职，上书朝廷表达拓海兴渔的缘由，也是要展开渔界以进一步扩充海权，壮大中国在海上的经济力量，以争取陆域之外在海域的一席之地。

“冒籍”起风波

张謇一生所遇大事、要事、难事甚多，可谓风风雨雨，多样而波折，还常常应验福祸相依。冒籍风波，就是青少年时期张謇遇到的第一桩人生大事，前后持续有五年时间，尤其让他难堪，也特别给予他深悟，亦为他打下为人为事一生的思想基础。

年满16岁，当可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地方有规定，三代以内没有读书人的即视为“冷籍”，“冷籍”子女需要禀生作保才能参加考试，但极易受到敲诈勒索。当时，有一种通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冒籍”。于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张謇就由其私塾老师介绍，借冒如皋张驹孙子“张育才”之名入试，结果考中秀才。还来不及欣喜，就遭到如皋张家接二连三的敲诈勒索，为此负债几百两银子。不堪重负的张謇，毅然决然向官府“检举”以说明自己，在孙云锦等好心人帮助下才成功归籍。24年后，他满怀悲愤，写下长文《归籍记》，忍辱含垢之情溢于言表。

从16岁到42岁，张謇一生经历场屋考试26次，大大小小各种应试的总天数加起来也有160多天。历经磨难终不悔，坚持不懈奔向前，1894年，年过四十的张謇以第一名终成恩科状元，创造学业上的第一个人生巅峰。

出师不利，遇难不退反进，为他打下了坚强意志和坚定毅力的牢固基础，可谓受用一生。

荣膺状元日

清光绪二十年（1894），岁在甲午。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是张謇通过殿试荣膺状元的日子：一甲一等，全国第一名。时隔100多年，历经三个世纪，在新时代树立的五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中又一次荣列榜首。

科举制度自隋唐起，让数千人及第获得状元，张謇也成为继胡长龄之后南通第二位状元，同时他也是清末的几个状元之一。在此11年后，到1905年，历时逾千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止。

同历届状元不同，一是，张謇都未及细细品味状元的荣耀和欢乐，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当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亡国灭种大难临头。二是，从学业来到实业，由官场毅然转向商场，从士人群体转入商人阶层，张謇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自主办企业的两位状元之一。比起另一位同时办成纱厂和丝厂的苏州籍状元陆润庠的默默无闻，以及南通另一位状元胡长龄，张謇至今仍让更多人提起，应验了其所言“留一、二有用事业，便与草木同生”的道理和哲理。

国是、家事，促使张謇从名流状元级士人转入其时非主流的办厂，其间历尽千辛、尝遍万苦，从工业到农业再到商业，转战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主要在家乡南通留下了重重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到北京国子监，再一次找找块块石条上状元张謇名字的刻印。其实，张謇大名已写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穿越在一百年漫长的时间隧道里。打开泛黄的史册，跨越时空，如今成为越来越清晰的存在。

不过，实业终究未能救国，他留下的是万般遗恨、“百年梦痕”。晚年，他叹息道，謇不幸，不幸生于中国，不幸生于这个时代。

1921年，一开始仅有50多人的中国共产党在他任吴淞商埠督办的上海光荣诞生。1926年8月，张謇去世，而就在那年春天，在他培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南通，诞生了江海大地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不知他去世时知道不知道，这个组织已在他所办的纱厂成立，反正他不言不语，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万千感慨只留于心间。

旧时代状元，新时代典范。回望中国现代化之路，令人崇敬的张謇成为一个碑记和标识，闪烁在新时代新征程，对家乡人来说也格外令人自豪和骄傲。

因为他，强毅力行、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和思想品格永在。那是中华民族的基因，那是中国精神的溯源，那是走向未来的基石。历史将永远记得作出过伟大贡献的人。

“爱日”

张謇在给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所写校训中有两个字：“爱日”。日，就是时间、时光，意即爱惜时光、珍视时间。他在给师生们演讲时，总是叮嘱大家抓紧一切时间，好好学习，以增长本领。

16岁考中秀才时，张謇应已深知时间对于读书、对于人生的极端重要。他把人生划分为两个读书时段，一是青少年时期，二是老年时期，即70岁以后。在读书学习这方面，张謇堪为榜样。

时光容易流逝，须珍惜才能收获满满，不然只能收获寥寥。张謇虽聪颖、敏思，然而，倘若不下一番苦功夫，对时间抓紧了又抓紧，定是难以在科举考试中终于出挑出来的。双脚浸在水里，既防止蚊虫叮咬，又纳了凉，夏夜读书时一举两得。从小起养成节约时间的好习惯，使他从创办大生纱厂起30年间，除了奔走于国内外，更在家乡南通成就了规模庞大的事业。《张謇文集》共8卷，达到600万字，是张謇日以继夜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毛笔书写出来的。立言、立德、立功“三立”，他完成了一个旧读书人的使命和责任，又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城”光辉业绩。

“忠实不欺”

忠实不欺，是作为士大夫的张謇一生坚定的信条，也是他经常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四个字。张謇亲自办、参与办、引领办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众多，其时南通拥有各类学校总数达到300多所，他经常为学校题写校训，常常用到“诚信”“忠实”四个字，如师范学校校训便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

对教师和学生是这样，对老来得子的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他当面或在信函里，要求儿子培养和牢固树立诚实的品格，以诚实待己、待人，做一个忠诚、诚信、实实在在的人。在《致孝若》中，张謇就写道：“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自己。”

在经营大生纱厂中，张謇始终把诚信放在重要位置，凡是有人来要债催债，他及时处理，让账房查检清楚，如实即还，一时兑现不了的写上欠条以作凭据，应诺日后再以偿还。

“凑机会”

南通方言众多，有人很好奇地问，张謇究竟讲哪种方言？经考证，主要是启海沙地话，属吴语方言。不过，作为士子，生活中他用口语化表达，留下来的多是规范、工整的行文。启东和海门地区的沙地人，一般不高也不矮，成年张謇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据张謇在海门常乐镇西市的邻居吴安石回忆，农历1907年正月初二上午，面试镇上三位青年，张謇在其中两个人考卷上批阅“过了元宵通知你”，在另一个人考卷上却批了“凑机会”，“凑”字在启海话里就是“等、找”的意思。其实，还是婉拒了他。

往上推十多代，张謇家族从江南常熟跨江，搬迁到江北的通州金沙，后迁至西亭。金沙、西亭现在讲的应是南通的土话通东话。到祖父张朝彦时因赌博散尽家财，其儿子张彭年娶海门吴家女儿，并按旧俗入赘吴家，便迁至海门常乐。张彭年和吴氏第四个儿子即张謇，姓吴名起元，到25岁才开始用张謇之名。

张謇虽然后来也移居西亭读私塾，但自幼更多的时间是在常乐长大，呀呀学语学的便是启海沙地方言。

概言之，对张謇来说，苏州常熟是世居地，通州是籍贯地，海门是出生地，而今天的南通崇川是事业成就地、精神孕育地。如今要问张謇究竟是哪里人，当是江苏南通人。

既孝，又顺

屡试不中却不屈不挠的张謇，早已过了四十不惑之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1894年迎来又一次人生宏大机遇：恩科。然而，此时张謇已经无心科场，考具也已弃之。可以理解，四十二岁已正是干事而不是读书的年龄。

在江西为官的兄长张詧，正好谋得管寿礼的差使去到京城，来函邀约四弟赴京再试。张謇犹豫再三，迟疑不决。老父亲苦言相劝，希望儿子作最后一搏。

张謇终于应诺，筹措杂色考具再赴考场。尽管张謇已无心过问结果如何，然其师翁同龢已在卷面批阅：“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

殿试现场，翁同龢师极其隆重地向光绪帝介绍：张謇乃江南名士，并特别交代“且孝子也”。的确，如果不是自幼孝顺、敬爱父母，他是不会再一次决战考场的。龙颜大悦的光绪，钦点张謇一甲第一名。

百善孝为先。孝者，孝敬、孝顺也，乃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既勤学、苦学，又孝敬、孝顺，让张謇走上了学业的巅峰，达到读书人理想的最高境界。

家乡情结

长期的游幕生涯，让张謇看到世间的不公，特别是民众的贫穷。在苏北，他深切地感知了淮河泛滥给民众生计带来的极大困扰。在上海，他与身处底层的黄包车夫攀谈，当他得知车夫就来自自己老家海门、崇明，心里已便被深深地刺痛。那些地少家贫的老乡，只能离乡背井来到上海靠出卖苦力为生。

每个人都有家乡，走得再远，都像风筝一样牵系着那块土地。张謇曾经说过，士负国家之责必自乡里始，又强调说“不民胡国”。19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内有日本人可以在中国任意设企办厂的条款。面对国门敞开，外国资本即将大举进入中国之时，张之洞遂命其在家乡办厂。他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从办厂、办校，风风火火地就干了起来。当1920年毛泽东言及湖南民智未启、民风未开时，长江以北的南通已然实业兴旺、教育领先，享誉国内外。

爱祖国与爱家乡、爱乡民，是统一并结合的，热爱国家就首先要热爱家乡，把生命价值在生你养你的那一块土地上展示出来。张謇把棉铁主义与村落主义结合起来，终于在家乡创造属于他、也属于家乡、更属于全国的辉煌业绩，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英勇前驱。

中年得子

张謇在南通所办企业和学校，在国内而言算是早的，堪称敢为人先、独领风骚。其实，从他个人来说，起步并不算早，特别是获得状元、生儿育女，加上兴办现代工厂，都已经在四十岁以后。

1894年，张謇殿试状元，其时虚岁已四十二岁，比起他常熟籍恩师翁同龢而言，算是迟的，1830年出身的翁同龢1856年荣登榜首时不足三十岁。同样，张謇得子也晚。徐夫人并未给他生子添丁，到吴夫人才在1898年生下独子张怡祖（即张孝若），张謇此时已是四十六虚岁。

中年得子的张謇，在欣喜之余，倾心倾力予以养育。8岁起张孝若就学于南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后又就读于国内大学，至20岁时赴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即受委任实业专使又考察欧美日九国，回国后成为父亲事业上得力助手。1920年淮海实业银行组建时，年仅22岁的张孝若出任总经理。1925年，又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职。1926年父亲去世后，主持南通各项事业，并撰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在书中他写道：“我有好几回离开我父，出外游学游历有事，少则三二月，多则一两年，我父总有家信给我，问我求学、身体情形，告诉我国事家事怎样，教我要注重农事，诫我勿热中好名。” 在不同的时段，张謇给张孝若究竟写了多少家书已无法确切考证，但留存下来的也有不少，《父爱如山》一书中三卷各有48封、30封和47封信。只可惜张孝若英年早逝，张謇事业无继，还是张詧及其子张敬礼出来担当。

首先功归一兄

张謇在南通所办规模巨大的事业，始终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其三兄张詧。张謇认为，其事业有成赖于不绝贤人助阵，功归“一兄一友两弟子”，其中兄指三哥张詧，友为沈敬夫，两弟子即指江谦和江知源。张詧是张謇的三哥，张詧在家排行老三，张謇是老四。于是，张謇、张詧常常被亲切地称为“张四”“张四先生”和“张三”“张三先生”。

张謇与大两岁的张詧相互之间通信甚多，《张謇日记》中多有记载。捐官在江西任职的张詧，临时借调寓京，曾与父亲一起合力劝导张謇参加恩科考试。张謇办厂第二年，大生纱厂兴旺，正开始筹办废灶兴垦事业。1904年，在张謇“力劝引退”下回到南通的张詧，襄助四弟施展抱负，践行棉铁主义及以后的村落主义。

张謇出任第一家通海垦牧公司经理，张詧相继任第二家大有晋盐垦公司、第三家大豫垦殖公司经理；张謇创办学校后，张詧也跟随四弟兴办多所学校。张謇主持地方事务，三兄张詧也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可谓张謇的得力助手，是大生资本集团和地方自治的主要骨干。应当说，其时南通的一系列事业也离不开极其重要帮手的“家里人”张詧。1935年10月，张孝若英年早逝，自然而然也是张詧担负起大生资本集团掌舵人的重要角色。张謇去世13年后的1939年，张詧去世，大生事业才由张詧儿子张敬礼为主执掌。

兄弟相长、彼此珍视，两人一内一外、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合作甚笃，遇到矛盾时也是以大局为上、事业为重。如此精诚搭配的兄弟档，或许也正是张謇能干出如此大事伟业的缘由之一，也是张謇能抽身投入不断演进的诸多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

癸卯日本行

作为受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代旧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拥有世界眼光？张謇从书本上学，向来华外国人学，更重要的还有日日夜夜的思考和求索。已届中年的他，并没有机会再去留学，但也想到日本、美国去亲眼看一看，1903年终于行成日本七十天。

对于邻国日本，张謇可谓是悲欣交集、又爱又恨。通过阅读和与友人接触，他已经比较了解日本，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有了深切的了解，亲自考察日本后，更有了耳濡目染，更加深了自己的识见。

带了随员，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1903年5月22日起，张謇一行赴大阪参加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抵日后，除了观摩博览会外，按照教育优先、实业其次，而教育以幼稚园、小学优先的原则，逐一考察；动眼、动脚，还动嘴、动手；除了接触上层高层，也注意与下层底层接触；听取介绍，还问询、展开讨论，咨询工人收入、工间餐食标准等具体事项；既有定性的理解，也有定量的把握，在幼儿园还亲自丈量课桌椅的长宽高，以求精确效仿。考察期间，每天都有详尽记录，回国后，成册《癸卯日记》，批量印出送恩师和友人们分享阅视。

张謇作为庆军重要幕僚，曾经两次去到朝鲜。而癸卯日本行旅两个多月，是张謇一生在国外实地进行学习和考察的重要经历，对全面掌握日本历史进程和近代发展有极大的帮助，对日后结合中国实际和南通现状，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借鉴日本推进现代化做法，试行现代化理念，探索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大有裨益。

俭朴

作为晚清状元，尤其是作为后来名噪一时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在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各方面，可谓一生俭朴，时时、处处节约，也堪为楷模。

首先说衣着，张謇有穿着西装的标准像，体现了其思想中的西化方面，更多时候他身着长袍，有的一穿就是数年，时间长的甚至穿了几近一辈子；对食物，也是极其简单，一般一顿两道菜，一荤一素，绝不浪费；在住宿方面，就更不铺张。在南通办厂后，他一直借宿在大生纱厂公事厅等处，可称得上居无定所。当了状元二十年后的1913年，才开始仿北京慈禧太后畅观楼而建濠南别业。别业既用来住宿，又作日常办公场所。他在考察通海垦牧公司时，常常坐着独轮车走在泥泞之地，而其助手江导岷等则赤足相随，难有状元之正规、隆重之场面。唯有一次铺张，却不是张謇主张的，就是十分隆重的葬礼，通城上万人为他送上最后一程，给了平时最节俭的人以最隆重、最奢华的哀荣。

“小”筑

张孝若在濠南别业成婚后，濠阳小筑成为张謇的新居所，也是度过晚年的地方。1917年小筑建成时，张謇已经64岁，在此度过人生最后的近十年。从濠阳小筑一个“小”字，我们就能窥探张謇的心底世界。

濠阳小筑，是一共十多间房子构成的院落，在濠河北岸，面南故曰“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前排是平房，后排是一两层楼，上有曼寿堂，乃张謇起居地。濠阳小筑这组建筑，东是长桥、翰墨林印书局，西是因树斋、女红传习所、绣织局、通明电器公司，均为张謇业迹地。

张謇说，70岁后宜读书。相信读书人出身的张謇，垂暮之年在濠阳小筑书房度过了诸多美好时光。不过，对一个胸怀、事业俱大的人来说，是闲不住的，张謇仍然心系家乡伟业。据张謇日记载，晚年他依然鬻字，应当就是在这濠阳小筑。

张謇说过，我于江滨坍处无寸土。可他，最后一次跨出小筑门是为了去江岸考察保坍工程。当时，天气燥热，气温已达38℃以上，然而，家乡水利事业依然令他念念不忘。考察工程回来，“伤寒”病了二十多天，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虽然未能留下遗嘱，他却留下了经年亲手创建的“中国近代第一城”。葬礼时，民众纷纷为他送行，对他匡时济世以万般礼敬。

幕府扬名

作为读书人，张謇第一份的职业是做幕僚。同治十三年（1874），已经调任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邀张謇前往，在书记任上张謇开始游幕生涯。

光绪元年（1875），淮军儒将吴长庆赏识张謇才华，邀其加入庆军幕府，专任机要文书。光绪八年（1882），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以保护侨民、使馆为由，逼进仁川，索要赔款，李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署理直隶总督并北洋大臣的张树声，派遣吴长庆统军赴朝。在朝鲜期间，张謇参与庆军重大决策，迅速有效地解决了朝鲜内乱，也挫败了日本企图吞并朝鲜的阴谋。吴长庆亲笔致函张树声，为其请功：“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并作出高度评价：“张君在军中将近十年，淡于功利，况处置如此大事，举重若轻，何等识力器量。”一时，李鸿章、张之洞皆拟邀其入府合作，然被张謇婉拒。

幕府生涯，增进了张謇读书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从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更大格局看待、谋划长远性、战略性、区域性问题，同时，也让他有了更多深入社会、了解到最底层和老百姓的机会。

知识结构何以支撑

人们不禁要问，张謇相当多的时间用来饱读诗书，后来举办的事业如此之先之早、之巨大之完整，支撑他的知识结构从哪而来？

分析可见，这首先得益于张謇从小培养起的学习和思考能力。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一边苦于学习、一边勤于思考，形成了相对超前的知识结构，给予他事业的支撑。其时，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思想、新观点大举涌向中国，张謇孜孜以求、不懈学习。张謇有一个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就是专事将日本书籍介绍、售卖到中国来的文化商人。

古人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幕府生涯使得张謇有机会拥有更多的游历，促使他动脑思考。如第一次去淮安察灾访民，让他对水患有了切肤之痛。奔走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使得他除朝廷官员外有更多机会与学者、名家等国内名流接触、交流，与到访或寓居中国的外国人一起切磋，开眼界，长识见。特别是借参加博览会之机在日本城乡考察教育和实业，更使他在眼见为实中获益匪浅。

张謇说过：“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想来，之所以能在南通获得成功，也是因为张謇信奉并自觉遵照学用结合、结合实际的基本准则。当然，一个好汉三个帮，吸引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外力外脑，也是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策略之举。在江西婺源江湾镇，就有一组十来人的雕塑，皆镇上名人，其中江谦、江导岷和江石溪这“三江”，均因张謇事业而来到南通，全力辅助远在江北的张謇。

“春帆楼上马关前”

1903年，张謇终于来到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其中有一天专门来到小镇马关，看了一眼给中国带来屈辱的《马关条约》签署地——春帆楼，旨在不忘历史、不忘耻辱。诗言大志，当晚他满怀激愤地写了一首诗:“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常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坚船利炮撞开，近代化也在幡然猛醒的中国发端，而真正让中国人感到不仅要在器物上找差距、更要在制度上找出路的是中日甲午战争。作为主战派的张謇奔走呼号，却终于未敌“蕞尔小国”日本，丧权辱国的所谓和约在日本马关签订。一俟有机会踏访日本，久已满腔悲愤的张謇，是一定要到马关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在教育为先考察中，日程十分紧张，张謇还特意抽出时间来到马关，以激奋自己的斗志。

我干

昔日士大夫，总是坐而论道，而张謇践行“我干”，起而行之。张孝若在为父亲分析从官场到商场四个原因中，讲到第三个原因：改变旧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习气，改变世人对封建士大夫的看法。

16岁考取秀才，23岁加入淮军吴长庆幕府随军赴朝鲜平息乱事时，已经崭露头角。可他接着南不拜“张”，北不拜“李”，回到家乡一边勤奋学史读经，一边投身社会生活。及至终成状元，因“丁忧”回到老家，一俟张之洞命其办厂，毅然奔波在通沪两地计议筹款，一路艰辛，1899年5月23日，现代机器终于轰鸣于唐家闸通扬运河之畔。

及至1926年，张謇73岁，在当时已属高龄老人，仍两次冒酷暑亲自视察江堤，而后一病不起。由此，我们知道，纵观张謇一生，“我干”是他人生坚定的信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941年5月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张謇当列“探索救国救民”的“优秀人物”。

“民生国计之源”

张謇所处时代，正是封闭僵化的清朝政府走向衰亡，而西方先进思想伴随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之时，以英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势头正旺。如何在中国走出强国富民之路，一批仁人志士在寻找，包括张謇也在认真思考、积极探索。

1911年辛亥革命获得成功，张謇以其亲身实践，在致孙中山函中指明方向、指出道路：“实业为民生国计之源”。先后被委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一定据于张謇在南通创办实业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张謇想借机推动国家层面的实业救国之计。

困于办厂初期经济法律的严重缺乏，他在极为短暂的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上制定了二十多部法律，特别是商法，以支持农工商活动有序进行、依法办事。

转身工商的缘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正在此时，张謇父亲张彭年去世，按旧制应归家守孝三年。

两江总督张之洞先是令在家乡的张謇操办通海团练，后又命其办厂，这是重要的外在条件。很多人对张謇从状元到企业家角色转换的内心世界不甚理解，其子张孝若在为其父亲所作的传记中披露有四点：一是祖父去世，父亲名场欲望低落；二是国势危迫，要使中国不贫不弱，唯有振兴工商业；三是为读书人出气、争面子；四是大暴雨中目击文武百官接驾太后慈禧的强烈刺激。

“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謇者，忠诚、正直，视责任重于泰山。“四民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其时商排在末位。作为读书人的士子，一下子要成为工商人士，在当时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推力。然而，怀抱理想的张謇，毅然决然，登高一呼投身商海，走出了中国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前人所没有走过的新路，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航标灯”的作用，自然也以“里程碑”载入史册。

大生

“大生”，寓意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也就是儒家所服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为创办的第一个工厂命名为“大生”。

1899年，在他自己亲手制定的大生《厂约》中作出这样规定：“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这也可视作他的办厂宗旨。因此，办成之时特别兴奋，在农历1899年四月四日日记中就记载：“召客观出纱，至此始可免于绝不出纱之口。”于是，也特别感谢助他一臂之力的沈敬夫：“敬夫始终忠勇可敬。”

天下和地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应当是生命、生存、生活，这是古人的思想，也是张謇的深刻理解。办企业祈愿长长久久，办企业需要为社会为民众普施惠泽，张謇应当有更多关于生的内涵与价值的理解。作为一个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于是，办了实业，再来办教育。张謇对实业与教育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教育者，万事之母。”“惟教育为万能，可深信无疑。”“实业为教育之母。”张謇也曾说过，江海之大，土地所生。20世纪初，在广袤的苏北平原，从富民的实业拓展到启智的学业布局，张謇倾力为之。大生纱厂从1895年起步，历经官招商办、官商合办、绅领商办三个阶段，成为南通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发端。其后，他又陆续在崇明外沙（今属启东境内）久隆镇创办了大生二厂，在海门创办了大生三厂，在南通城南创办了大生副厂，继而建成了规模庞大、类别众多的大生企业集团。其中大生纱厂，历经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生生不息，到2025年，将有130年历史，可谓近代以来中国企业的“元老”与标杆。而它给一方带来的影响至今仍然有生命力。诚如胡适所言：“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这样的评价名实相符，恰如其分。如果在南通“一城三镇”走一走，就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张謇当年所创的历史遗存。大生纱厂大门

厂儆图

办厂是稀有的新鲜事儿，会经历艰辛，然没想到如此艰辛。历经整整44个月，大生纱厂才在1899年5月23日机响纱出。

难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张謇的百折不挠、勇于进取，大生纱厂不可能成为现实。翁同龢送来对联，予以高度嘉许：“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恩师此联，足以让张謇在筹备办厂过程中所遇的人与事一幕幕地如电影般复现在他眼前而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办厂过程中，有欺骗乃至欺诈的，有失约而失和的，有旁观在一边讥笑的，更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悲怆，以及进退两难的挣扎、无奈与彷徨……

厂成以后，张謇特请江宁的画家作画四幅，构成一组，取名“厂儆图”，以儆己儆人，永志不忘。《厂儆图》嘲讽并暗喻筹办纱厂过程中所遇各色丑恶人等。如果这些人和事没给张謇如此大的打击，儒家出身、一向温和中庸的张謇断然不会用此法为记的。

以后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到元宵节，张謇都会嘱人把《厂儆图》悬挂大生纱厂公事厅公开展出，对管理层进行教育并让其铭记。

实业“滚雪球”

纱厂需要大量原棉，张謇随后就在垦牧植棉上用心尽力，通海等垦牧公司一家家接连创办起来，发展到南黄海边的20多个。以工扶农、以工兴农，以农助工、工农联合，有充足的原料，他一度计划办9个纱厂，最终办成了4个。

纱厂需要维修机器，张謇办起了铁工厂，进行仿制、改造，推进国产化。轧棉多余的棉籽，用来加工油品，下脚料又用来制造肥皂。这可以说是张謇所建产业链的初始阶段。

原材料、产成品需要运输，他又办交通。唐闸到天生港的第一条马路，三厂到青龙港的第一条铁路，还有连通上海的大达码头、大达轮船公司、大达小轮公司等，一一成为现实。重视金融业，除支持举办交通银行等外，张謇还创办了立足本土的淮海实业银行。

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同早期的通海垦牧公司一样，这些企业主要也是围绕着大生纱厂轴心运转并为其服务的。在张謇看来，实业为先，而兴实业就要有大工、大农、大商，农工商协调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南通已建成功能相对齐全、对外也比较开放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了较为先进、厚实的现代城市基础。

档案意识

一百年前张謇就有强烈的档案意识。自筹备之初的1897年，大生纱厂即有档案留存，共有上万卷之多，恐为国内企业之最，被誉为我国企业第一档案，得到国家档案部门高度赞许，目前皆妥善收藏于南通市档案馆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档案之重要部分，企业号信之健全，令人难以置信。

号信，或称号讯，是一种冠以序号的信件。在交通、通讯并不很发达的年代，信件易于遗失，采用号信方式，就可及时发现信件是否送达。仅仅从“百年大生企业号信”第一阶段整理结果来看，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宣统三年（1911）间，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简称“沪所”）以及大生驻沪事务所所致纱厂、分销处、学校等单位信函，就有共计710多件。

在沪所存在的半个世纪里，号信制度一直保持着，并且做到随时录存。值得庆幸的是，绝大多数号信都保存了下来，最早的为1907年，最迟约在1953年，总计数百卷。这些档案极具历史研究价值，这可能也是张謇当初始料所不及的。2022年11月，“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申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1921年……

说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嘉兴两个“一大”会址，都与张謇有点关联。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兴业路76号开幕，76号是开会的地方，代表们酝酿、讨论、住宿，是在邻近一个叫博文女校的地方。设立在同为石窟门建筑里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曾经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后来她说“我还是要办学校”，张謇兄弟俩当即给予支持。黄绍兰就聘张謇为博文女校名誉校长，博文女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地之一。

党的一大在上海开会并没有开完，是在浙江嘉兴开的闭幕会。“一大”最后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一般认为是8月初。后来，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嘉兴市委宣传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终于查证是8月3日。为什么能确认8月3日？反复研究上海到嘉兴火车时刻是十点十三分始发，当天可以来回，最终是据火车时刻表确定了闭幕时间，实际上也是因为有火车才决定了易地在嘉兴召开，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开。当时认为杭州西湖太过热闹、敏感，所以，并不主张去。那么上海到嘉兴的铁路是谁推动建设的？也是张謇，他当时担任苏省铁路公司的襄理职务，力促营建沪嘉铁路，并出席了开工仪式、通车典礼。

1925年，中共四大时有党员994名。1927年，中共五大时有党员57967名。1926年张謇去世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发展、壮大中。

“不民胡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民生为终身之大任，是张謇的终生圭臬。

在书面和口头表达中，张謇多次用过“不民胡国”四个字，这是他思想深处的民本情怀和国家意识。他在《答顾昂千书》中写道：“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

淮河流域水患多。早年，张謇到淮安办疑难案子，得以深入到群众中发现民间疾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淮安民众生活比田少人多的家乡通海地区还要艰辛。目击现实，他忧心忡忡，油然而生同情之心、忧患意识。

没有民众哪来国家，没有民安哪来国定？张謇读书为了“学而优则仕”，当官为民、为民生。面对官场腐败、制度腐朽、文明腐蚀，张謇毅然决然从京城回到通城，从官场转向商场，以实业创造物质财富，以农工商业、文教卫体造福一方。大生纱厂办成之时，翁同龢“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就直指状元办厂的巨大社会价值和深厚民生意义。要知道，其时城乡民众常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穷困潦倒。

“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说干就干、立见立行。于是，他决定在南通推行“棉铁主义”，一是为御侮，二是工业化。在工农互动互助、城乡统筹协调的近代南通，盐民变成农民，佃农变成“耕者有其田”的农民，而农民变成了工人，身份变化带来财产和收入变化。民众得以小富即安，地方风气也为之改善。

改变不了大环境，先来改变小环境。张謇在南通践行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完成了城市新的创造，他本人也自诩于通州成了国内一千七百多个县中的“模范”。爱国奋斗、敢为人先，张謇创造了大生和实业的丰碑，更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同时，创造了优秀企业家精神，从而与草木同生，与时代共辉。

办学兴教

“教育，所以开民智。”张謇深知教育为本，之所以国弱民穷，主要原因是民智尚未开启，便在大生纱厂投产不久即筹划办学校，随后数十年间形成办厂、办学两条主线。他始终认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

张謇率先在唐家闸办工人子弟小学，把大生纱厂等企业的职工子弟招来从小开始学习。他亲自丈量，按就近就学筹划，每十六平方里需要有一所小学。小学要大量老师，随后即办师范学校，又以为女子适宜做小学老师，办起女子师范。从1903年起，大生纱厂每年余利分14份，其中1份作为通师经费，一直到1909年，连续六七年。企事业需要职业人才，他再办纺织、农业、测绘、商业等专业人才学校，又创办高等教育，使南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祥地之一。张謇兴学宗旨有三，一是教育以救国，二是教育以兴业，三是教育以启智。

其时所办各级各类学校300多所，涉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艺术教育、社会教育、特殊教育等多个门类。其实，这不都是张謇一人的亲力亲为，正如张謇自己说的：“窃謇抱实业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有未成，而时不可再。”就学校而言，除一部分由张謇亲自一手操办外，更多的是他领办、参办，倡导办、支持办。他以一己之力，又以榜样力量示范，极大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兴办新学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一时教育之兴盛令到访的美国杜威博士也赞不绝口，他在讲学中进一步提出希望：尤望南通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学必期于用”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给张謇冠以“实业家、教育家”荣誉。的确，实业家张謇成就斐然，教育家张謇也是成果卓著。在教育领域，张謇的理念和思想充满着现代意识、创新精神、科学主义，呕心沥血、循序渐进，在江海大地把宏图变成一个个事实、一个个美好结果。如果说，一百年来张謇曾经用心血哺育的这座城市人才辈出，涌现了一大批名人大家，那与先贤张謇牢固地打下现代教育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张謇教育方面的思想丰富而完整，既有其时世界潮流下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又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体现了外来、本来与未来相结合的态度和需要。他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讲时曾经说过：“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连用了两个“必”，说明其理也定、其心也坚。他创立通师、女师，就是针对每十六平方里需要设立小学、需要大量教师；他办纺织类工业学校，就是要给蓬勃兴起的中国纺织业培养本土化人才；他设置金融科，办甲、乙商业学校，便是要发挥作为实业之本金融的人才作用，培养大量应对商战人才。孙支夏从土木测绘科毕业后就投身家乡建设，在南通设计建设了更俗剧场、博物苑诸馆以及商会大厦等一系列建筑，有的建筑还作为经典，印在了《中国建筑史图集》。

纺织工程师摇篮

发展纺织业，需要原材料，还需要工程师，张謇下决心培养本土的工程师。1912年4月，他创办了南通纺织染传习所，次年更名为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是谓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

其时，张謇已经积累了幼儿园、小学的办学经验，但举办高等教育没有经验，他研究西方办学体制和课程设置，为我所用其先进、成功处。为此，他定下学校校训：“忠实不欺，力求精进。”既有世界眼光，又强调从国情和本土出发。

当时，纺织工业作为母工业正在全国迅速兴起，南通纺校培养的大学生供不应求，一毕业就奔赴各地，成为国内棉纱织工厂的技术中坚和骨干力量，由此纺校也被誉为中国纺织工程师的摇篮。海外对张謇办这个工业学校赞许有加，有一家报纸报道时用整整一个版面予以推广。至1926年张謇去世的短短十几年间，共培养学生800多人。颇有意思的是，1926年南通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领导人邱会培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随后，张謇又陆续创办农校、医校，张謇去世后其子张孝若遵父遗愿，合并组建私立南通学院。昔日的南通纺校，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成为今日上海东华大学（曾名“华东纺织学院”）的前身。而农校、医校成为扬州大学、苏州大学办学的历史基础。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

1903年，张謇考察日本回国后，即向朝廷提出建立博览馆的奏议《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未获批准。于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始，张謇在城区六桥之外的南郊营建博物苑。为何叫“苑”不叫“院”？就是展出的藏品分天产、历史、美术及教育四个部类，而天产则包括矿物、植物、动物，比普通的博物院多了园囿空间。因此说，张謇以其先进和科学的理念，在博物苑营造了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公共空间。

博物苑南馆建于1906年，正名就是“博物馆”，为当年苑内最主要的建筑，绝大多数藏品均陈列于此。其时南馆建筑仿英国式，平面呈正“十”字形，顶部饰城垛状边缘，用以增进其典重感。楼上月台所悬张謇题写的楹联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阐明了创办博物苑的宗旨。馆四周曾露立大型文物，并设“古像亭”多座，陈列各朝佛、道教造像。

博物苑中馆是最早建的，然后才是南馆、北馆。中馆，当时就是用做测候所的，后来测候所先后搬到农校、军山。中馆后又加盖了气楼，才变成今天的样式。

博物苑早期建筑中还有藤东水榭、国秀亭、根禽阁、花竹平安馆等，并有假山、水池、兽室、乌室、风车、水塔等园林设施。

博物苑初为师范学校实践场所，后向社会、公众开放，成为公共教育场所，被誉为中国人举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综合性地方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史和近代文明史上占有特定地位。2005年，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省人民政府在南通举办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业百年庆典活动。秉承先贤理念，在博物苑引领下，环濠河周边已建成文博馆群，其中有珠算、审计、慈善等国家级博物馆3座。至此，南通城里每5万人拥有1座博物馆，领先于全国。

市民乐园

公共空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然而，积极而生动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张謇在家乡南通开辟了一个个公共空间，除博物馆、图书馆、戏剧院外，还有就是公园。20世纪初南通就有了公园，先是唐闸公园，后是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

公园，是现代化城市的产物。中国过去只有私家园林、私人花园、后花园，而没有具有公共性和大众性的开放园林。张謇把公园纳入城市建设，创造了传统城市所没有的新的公共空间。1913年，首先在工业镇唐家闸办起唐闸工人公园。职员、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群众以及外国人纷至沓来，到宜人的公共园林游玩，传统家庭之外多了现代公共娱乐场所。据载，张謇目睹男女青年在公园拍摄婚纱照，非常开心，以为南通人也过起了外国人一样的时尚生活。拥有幸福的现代生活，这或许正是张謇在南通所创企事业的初衷，就是要让普通民众拥有富足的物质基础、共同的活动空间、愉悦的精神享受。

东西南北中五公园

到20世纪20年代，张謇又陆续在主城区西南濠河畔，建成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河与园相依、园与园相通，形成广阔的公园群落——五公园，成为具有南通地域特色的园林景区。它分别依傍于水阔岸秀的濠河南端，并以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冠名，堤桥相接，亭阁相连，湖光相眏。建在西南濠河两岸的五公园，散点状排布，其中东中西三座公园在横轴线上，而南中北三座公园在纵轴线上。真正在六桥城内的是北公园，余当时皆在城外，不过其时桃坞路已兴旺起来，公园群便在通向桃坞路的中间地带。

当时就有歌曰：城濠积水浮融融，有园而五公复公，曰南北，曰西东，四方迥拱应乎中，四时佳日游人从……

尽管南通建公园非国内城市最早，但从城市建设各方面齐头并进而言，南通的确走在了前头。从建筑并拥有公园这一公共空间角度来评说，南通作为“近代化先贤”“现代化前驱”张謇引领建设的近代名城就多了一份确凿的例证。在唐家闸建成公园后，又在城里集中营建的这一组五个公园，构成了公园群、大园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乐园。一百年沧桑巨变，五公园当年的模样只能从照片上获知，现在早已被新建筑取代，但依河而建的园内情景依稀可见，园中也留下了后来者踏足嬉戏的一系列珍贵记忆。

紫藤花开

进入春天，到紫藤开花的4月20日左右，追逐花期香氛的时尚达人，一拨拨簇拥着去到南通博物苑内的濠南别业，张謇曾经的居所，看紫藤花漫。

张謇在南通干事，一直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先住大生纱厂，后住师范学校，后又住博物苑。三个地方，基本上哪里有事就住哪里。张謇培养出自己的规划建筑师孙支厦，到1914年建成外二内三（外面看起来两层，实际是局部三层）的住宅，地址就在秀美的南濠河南岸，与其三兄张詧的城南别业隔河相望。

据说，它是仿慈禧太后在北京的畅观楼形制建设的，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有西式壁炉，这样可以免除南通冬季常常阴冷的不适。别业既是居所，也是他办公、会友的场所，今天仍能捕捉到他与中外友人在这里谈国是、论人生，叙新情旧谊，述地方建设的历史踪影。

张謇一生酷爱绿化，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时确定了植树节，在狼山脚下实施了他的绿化规划，创办起植物园。在住所前，他手植了两株紫藤。古老的百年紫藤，花开花落，年年不断。每当春来地暖、阳光普洒，紫藤会渐次盛开，大约一周时即已满树花团，恰如花样瀑布倾泻开来，引得中外游客驻足凝视，感叹花语花期。这也成为南通博物苑内一方盛景。

濠南别业前的紫藤，有四层楼高，气势非凡。博物苑藤东水榭的紫藤，还有大生纱厂、濠阳小筑的，都是由张謇亲手种的。

张謇虽然远行了，但他留给后人惊心惊艳的美丽时刻，年年不息、岁岁不败。作为博物苑一部分的濠南别业，也迎来送往了许多嘉宾、贵客和游人。

宏慈善

祈通古今，以宏慈善，这是张謇的训导。张謇曾说自己总体上办了三大块事情：实业、教育、慈善。可见，慈善在他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

他认为，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实业为教育之母”，他排定的次序是，先实业，继教育，后慈善。张謇于是改良或革新育婴堂、养济院、栖流所等传统慈堂善会，创办盲哑学校、新育婴堂、医院、第一养老院、贫民工场、济良所、残废院和其它慈善组织，在南通构筑起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组织体系。

1912年，张謇六十岁生日，将宴费尽数用于建设养老院，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样去干：“与其一人一日无谓之靡费，不如使吾县境之孤穷老人得安其一日之生，同享厚地高天之乐。”1925年，张謇为此总结道：“慈善事项，为医院、残废院、栖流所，此三项为每年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元。”所需经费，相当部分是纱厂盈利，还有就是张謇个人收入和多方筹集。

中华慈善博物馆落户南通，就是因为南通在近代慈善事业史上的地位和张謇对近代慈善的开创性贡献。

鬻字

张謇鬻字即卖字，有他创业初的拮据，也有他为民的情怀。既说明他的书法作品有功力，也说明经济上困顿是经常有的事情，更可以扬其专业所长造福民众。

张謇一生有过多次鬻字经历，但究竟卖过多少次字，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记得，不过常在日记中记述。作为后人，我们只知道在江南名宅、大户，常常可以见到中堂所挂张謇亲笔的主轴、对联、横批，后人并不知道的是究竟是张謇赠予，还是主人所购。

坦率的讲，张謇并非书法名人，但的确是名人书法的典型代表。他的书法作品首先是名人书法，但他也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书法家。1895年底开始筹划办纱厂后，张謇来到上海筹划办厂大计和所需资金，1896—1897年间有过两次卖字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筹措旅费。平时，张謇友及四方，常以书法作品传情，为何暂停赠予和对索要者以字论价，竟是为了维持各项事业的运行，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到了晚年，张謇还在鬻字，目的是为他所办事业筹集日常用费。这让后人多有感叹。

众人拾柴

一两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发动起来才能办成大事。“中国近代第一城”，乃张謇一手缔造，是他的理念、定位，积极的领导、主动的推进，在南通大地上取得的骄人成绩。一个好汉三个帮，当时帮手确也不少，如其三哥张詧，便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主要的得力助手，教育方面也仰仗江谦，而农垦业则由江导岷担纲，两人都曾经是张謇办书院时的学生。除此之外，他的助手还有金沧江、沈寿、欧阳予倩、王国维、孙支夏（又名孙支厦），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很长很长。像大生纱厂如此大的企业，委实是少不了沈敬夫等一些主要助手的。

在张謇主导和推动下，兴办各类学校三百多所，有的是他创办、合办、领办、参办，有的则是在他倡导、示范引导和广泛影响下办起来的。垦牧公司亦当如此。从其时的吕四港到南通辖地、盐城沿海所属地区再到连云港陈家港，六七百里长、一百里宽的南黄海沿岸，废灶兴垦，各类农垦公司共有二十多个，第一个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办，第二个大有晋盐垦公司则由张詧领衔，而更多的是在兄弟俩影响下举办。个人的作为不可或缺，集体力量也很重要。

在地方建设和治理实践中，张謇所办公益、民生、慈善事业甚多，为彰显理念先行、个人导向，不少乃由张謇亲自领办，其实也是众人拾柴，比如与他同时期拥有祖传王氏保赤丸知识产权的王胪卿，见张謇所办医院、养老院为贫苦群众身体健康服务，也多次捐上药丸，让穷苦人免费服用，一时传为佳话。

新旧交织

谯楼，是指古代城门上建造的用以瞭望的楼。在南通市中心位置的谯楼，始建于元代至正九年(1349)，前身是宋淳熙年间建造的用以瞭望的戍楼。1914年，张謇与其兄用南通潘氏捐给通崇海泰总商会的五千元钱，在上海买来巨钟，并在谯楼前建造了钟楼，每天准时发出报时的声响。钟楼由南通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代建筑师孙支厦设计，在风格上明显受着西方艺术的影响。钟楼、谯楼，一前一后、一新一旧。这一组地标性建筑，极具文化上的标识意义，象征南通近代实际引领人张謇内心深处的思想与观念，也反映了城市新旧交织的文化风貌。

张謇生活并为之奋斗的那个年代，是新旧交替、变革图强的年代。而张謇作为一位旧知识分子，其思想也是新旧逐渐交替，并不断发展变化着。作为一名饱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儒者，其思想底色无疑是旧传统、旧文化。然而，面对新思想、新趋势、新潮流，他不是一概拒绝，而是选择性、适应性地去接受，在推陈出新中又有纳新滞旧。从他的穿着看，他也穿西装拍标准像，更多的是着旧长褂子。他给人的诗文中表露了“在商仍向儒”的复杂心迹。凡此种种，无不代表着那一代旧知识分子，作为清末状元的张謇身上表现出来的变动性、演进性、不彻底性、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思想底色是旧的，而思想亮色是崭新的；出身是旧的，出用是新的；着装常常是旧的，而眼光是新的。

除旧趋新的车轮到了1895年，善于探索新路的三个中国人做出不同选择，孙中山倡导革命，康有为力行维新，而张謇回到家乡推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进入20世纪，奔走于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张謇，参与起草《退位诏书》，从保皇派终于走向了共和，站到了更新换代的前列。然而，他人生的底色，终是迎新中深深烙印着旧时代的士大夫。

独力开辟新路

张謇布局南通，有系统的考量。就功能配置而言，唐闸镇主工业，天生港主港口交通。

为搭建两地交通，是年，两镇之间筑建了港闸路。大生三厂建成后，三厂至青龙港之间需要畅通物流，遂建设了铁路。据考证，此公铁两路分别是江苏公路、铁路之最早。一城三镇之间构筑了连接的通道，像海复、三余这样的新兴集镇也有了通达到南通的汽车。其时，南通公铁水运输网内通外达，南可抵上海，北可抵海安、扬州。

张謇修筑了诸多有形的路，南濠河南岸的东西走向路叫“模范路”，虽当时未经民国政府正式命名过南通为“模范县”，但海内外参观者都把南通作为“模范”，口口相传、传播西东。所以，胡适说张謇是开路先锋，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

新路既有形，更是无形。就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探索之路而言，虽然无形却影响力无比巨大，看不见却分明在眼前，今天仍然能切切实实地看见其示范、带动的意义和榜样、标杆的价值。

路在前方，有个历史巨人如影相随，那就是百年前的张南通、张四先生张謇。

强毅力行

张謇一生经历的大事甚多，学业上达到顶峰，实业上也达到顶峰，可谓双峰齐立，由此形成张謇42岁前后两段显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得来是极不容易的，非付出万般艰辛和巨大心血不能成。正如张謇在北京商业学校发表演说时讲到：“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

出身农民家庭，却靠读书出头，且一路走到“全国第一”的状元位置。作为一位农家子弟，历经春秋苦读，冬夏磨砺，达到一位读书人所能抵达的人生巅峰。他由杰出人物变成伟大人物，则由于其没有继续沿着“学而优则仕”道路走下去，而是开辟了一条前人未曾成功探索过的现代化道路。先创实业，以实业盈利，继办教育，及于地方社会建设各个领域。

曾经的冒籍风波给年少的张謇以生活的磨难和历练，荣获状元继而甲午兵败更使张謇深切体悟到变革图新的重要和必要，筹办纱厂四十四个月中经历的所有曲折艰难让他知道实业实在非易，须有顽强意志、坚毅品格，而日本之行更加让张謇明白“与世界立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深刻洞察到强国之路需要强毅之力。我想，这四件事较为典型，在张謇人生中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成为他成就伟业一路坚守的铺路石。

张謇强毅力行，值得后来者见贤思齐。通商精神强毅力行、通达天下就是张謇曾经的示范及新时代通商的形象写照。

“众仆”与“公仆”

“公仆”“众仆”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意思，在张謇这里有着明确的区分。他说：所谓“公仆”是“营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渐以开投资合群之风气”，而“众仆”则是“域于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牺牲其自身，为有限股东之牛马而悦之，而与世无预”。在张謇看来，“众仆”只是为股东们的利益服务的“牛马”。所谓“公仆”就是要超越某个企业、有限人群的狭小利益，优先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早在1904年，张詧、张謇兄弟俩分家，在他们制定的《析产书》中曾以这样的言辞表明二人共同的志愿：“要之此后之皮肉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牛马于社会”“为世界牺牲”，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价值旨归。

1895年起，张謇筹办大生纱厂，见识官绅商各式人等，令他深感筹资之艰难。商人敏于利，作为工厂实际领导者须为众股东、合作者带来一定的投资回报和经济利益，然而，张謇心目中更有天下所有人，在《淮沂沭治标商榷书》中张謇云：“为众谋利者，士之责也。”以纱厂盈利而办教育，而办慈善以施穷人、老人、残疾人。筹备办厂中张謇即言：为利源谋。所以，如果要把张謇的利益观分个先后的话，他自己是在最后，没有荣华富贵，只有一生的俭朴。

1915年，濠南别业建成，作为状元、实业家20年后的张謇，才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可他觉得濠南别业这座楼宇建得太大了、太过铺张了，最后他是在濠河北岸濠阳的“小筑”里度过了自己最后岁月。

正是张謇所拥有的发展定力、创新活力，特别是负责的心力谋求地方兴盛，才创造了南通惊世崛起的奇迹。

向海开拓

蓝色大海，始终是滨江临海南通出身的张謇一个瑰丽的梦。

少年张謇曾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应对私垫老师的“人骑白马门前去”，让人拍手叫绝，成为佳话。除了对仗工整，窃以为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他的海权意识、海洋思想和大海般的情怀。

张謇曾说过，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在他看来，海权与渔权互为表里，这在当时未曾开放的中国人来说是朴素而坚定的海权思想，引领之先。

及至以后，了解到别国均对本国渔业都有财政支持，遂请求朝廷支持他所执掌的江浙渔业公司，并从国策、国家利益方面提出考量的积极建议。

他还在南通积极宣传乡贤、抗倭英雄曹顶，彰显他保护海权的爱国主义精神。

应当说，张謇也是一位较早具有向海拓展、经略海洋思想的近代中国人。

在大地书写

说到底，张謇是一个文化人，一生所言所写无数。

做幕僚，他主要是书写诸多文书；作为翰林院修撰，他经常上书朝廷，就连清廷《逊位诏书》也是由他执笔起草；担任民国政府部长，他撰文、签发文件；举办企业事业，他都有书面规划、一道道书面指令，《大生纱厂章程》十条也由他亲自制定；一生鬻字无数，他换来了银两，别人得到了珍贵的墨宝。

南通为张謇编辑出版了两版《张謇全集》，说是全集，也未应收尽收，另有专论多种。新版《张謇全集》，分若干类别，共计600多万字。有对全国水利的策论，营建博物苑的表白，所牵心事的记载，自己的心情，对儿子的叮嘱，等等，不一而足。

书写，于文人是常事、乐事，记录的有大事、小事，书写于早晚之间，可谓劳作日夜。

然而，张謇实在有别于普通文人，他脚踏实地、注重实干，亲历亲为、强毅力行，三十年时间把巨大的成就书写在江海大地，遗存在祖国各地，书写了一个读书人起而行之的历史性丰碑。

于他为幸，于同时代人和后人更为幸。

世界眼光

向前看、向外看，这是张謇于国于民的“看”法。张謇在全国教育会发表演讲时曾经说，有世界知识，而后可以知一国之地位。心胸要宽，格局要大。

张謇在谋一国事、一地事中都因为有世界眼光而得留存青史。

他“请进来”，把外国理念引进来学习、借鉴，把外国机器购买来为我所用，把外国专家邀请来发挥作用，传时新理论，播思想种子，教先进技术，育科学精神，以此培育地方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时，杜威、驹三、内山完造、特莱克等等应邀来了，一些留过洋的科学界、思想界名人来了，最早的纺织设备是英国的，通师的教师大多是日本的，课程设计是参照欧美先进国家的，开设外语以让学生能知晓外面世界，真可谓“五湖四海、齐集南通”。

除了“请进来”，就是“走出去”。他亲自走出去，派人走出去，把商品运出去，向世界学习，向世界宣传南通，开通南通走向世界的种种渠道。向西方财团贷款、参加万国博览会等无不是具有世界眼光之举。在天生港码头，迎来送往中除了棉纱棉布、机器设备，更重要的人是专家和学者，知识界的名人。而他自己，一次次地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东亚日本，更多的是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有人说，通商通商，通达世界，而通向世界第一人当非张謇莫属。

“祈通中西”

祈通中西，既是张謇的办学理念之一，更是他的思想境界。

时逢西方科学文化涌入中国，状元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张謇已经拥有了世界眼光，他对西方民主、科学的精神有了新的认识，激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满腔热情，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情基础、薄弱环节，要融通中西为我用。

他知道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欲与西方通融资金外，积极推进创办、办好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如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淮海实业银行。他知晓博览会对商品贸易等对外经济交流的益处后，积极筹备参加国际博览会，也使南通的一批商品获得了博览会金奖等奖项。在日本参加博览会并考察后，回国向朝廷奏请成立博览机构，未获批准，在南通创建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办学过程中注重向先进学习，与西方接轨，广设外语、科学课程，着力培养通晓东西方的专业技术人才。把人才送出去培养，回国继续为国家和地方服务。

这一切，都源于张謇自身不断学习进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又有经世致用理念和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目前，“祈通中西，力求精进”，已成为南通大学校训的一部分。

力荐南通

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山东某知名大公司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做产品品牌广告时，殊不知，张謇在20世纪初就在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上做过整版的城市广告。

由美国人投资创办的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出版，这家报纸与南通联系紧密，经常报道张謇与南通这座新兴城市的崛起。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为南通做过整整一个版面的城市广告，广告中介绍了南通11个方面的优长，如建有现代纱厂，水陆交通便捷，现代教育体系完整，拥有狼五山、五公园，等等，诚邀广大受众到南通来经商、旅游、参观、访问。

其时，上海是“万国竞争之要冲”，是走向世界的窗口，张謇通过英文报刊，向世界展示南通、推介南通，其眼光是开放的，也是独特的。其时，有外国人评价南通“理想的文化城市”“世界的天堂”“江北的首都”等等，每月都有外国人到访南通，大大提升了南通在海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梦痕

张謇充满理想，有过梦想。他把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探索着前行。本世纪初南通城区濠南路改造中，在南濠河畔设置了一组浮雕，反映张謇的一生及主要成就，创作者取其名曰“强国梦痕”，情切意真。

农家出身的张謇，从小热爱读书，也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他以一腔热血，奔走于宁、沪、京诸地，投身其时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事件，并两度出任民国政府部长，参与国家层面的决策和运行。

同时，他在南通实行“棉铁主义”“村落主义”，推进一系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地方实践，创造了诸多“第一”，取得丰硕成果。1921年，张謇兴致勃勃地筹备次年举办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7月1日成立报告会筹备处，并报备北京政府，拟邀各地和英、美、德、法、日、荷、奥各国选送农林工商展品来通展陈，然而，一场台风使张謇大生事业损失惨重，也把拟召集的报告会化为泡影。

从实而言，张謇抱负不可谓不大，其成就不可谓不巨。然而，及至1926年夏他撒手南通的所有事业时，国强民富蓝图还没有实现，其心也忧、其心也戚。

张謇去世那年，刚成立五年的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1925年召开“四大”时才有九千多名党员，到1927年“五大”时已发展到九万多人。百年党史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辉煌的历史。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其中的杰出人物。毛泽东说过张謇不能忘记，江泽民题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习近平称赞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历史不能忘记，张謇值得学习。因为，在中国现代化一百多年奋进历程中，他是一位巨人，一位伟人。

整装送学子

特莱克突然病亡，使通州三余垦区遥望港建设遭受挫折和损失，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挑起了大梁，解了张謇的燃眉之急。他就是宋希尚。

在宋希尚主持下，遥望港建设勉强完成。张謇正为之欣喜时，宋希尚提出来要去欧洲留学。张謇先是措手不及，后又予以资助，体现了张謇对人才的爱惜和对知识的尊重，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奖掖。

宋希尚特地来给恩师辞行，张謇与之倾心交谈，嘱其务必勤学苦学，钻研西方发达技术。临别，张謇束装整履，站在门口相送，一直到学生转弯看不见为止。

张謇对人才是如此厚爱并予以尊重，十分难得。学成归后，宋希尚感恩于张謇无私和资助，回到大生挑起了大梁，继续辅佐张謇所创事业。

与沈寿抢救工艺美术

张謇十分重视教育，亦高度重视文化。其时属于大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大文化。应该说，张謇当时就表现有一定的文化自觉。他创办博物苑、更俗剧场、伶工学社，更重要的是发扬、光大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叫“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尤为称道的是，与沈寿一起合作整理、撰写《雪宧绣谱》。可谓是两人之心血。

沈寿，原名沈云芝，江苏吴县人，擅苏绣，独创仿真绣，曾因慈禧太后六十岁创作珍品献寿，受赐“寿”字。在江宁劝业会筹备过程中两人相识，并由张謇从天津邀聘来通。事业留人，张謇请她主持女工传习所和绣织局，绣织局除了在上海，还在纽约第五大道分别设有分局，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窗口，沈寿也成为协助张謇事业的朋友圈中唯一一位优秀女性。

身怀绝技的沈寿体弱多病，张謇遂决定帮助她一起整理绣谱，一来完成她的心愿，二来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于是，沈寿口述并由张謇记录，日以继夜，一起撰写完成《雪宧绣谱》这部传世艺术著作。张謇饱含深情，沐浴、熏香后亲笔为沈寿著作题签，用心之极，体现企业家与艺术家共同的事业和情感所系，为后世留下“世界美术家”沈寿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杰作，堪为人世经典、艺坛佳话。

大“梅粉”

张謇是梅兰芳朋友圈、“梅粉”圈内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大年龄，是一个大官僚，也是大商人，为之 “三大”。他们之间连续10多年的友情，绵延深长，在梅兰芳的人生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梅兰芳圈子里，年长的张謇是以一个资深戏迷、戏剧改良者和人生导师等多重身份出现的，呈现多元的关系、多重的价值、多种的意义。

1919年，张謇搭建充满时代气息的华美舞台，请了梅兰芳专程来南通献演。对此，张謇对梅此行可谓重视至极，一是舞台当年刚建成，属于开台首演；二是请欧阳予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构成艺术界难得的“南欧北梅”胜景；三是为庆贺两人同台，张还专设一“梅欧阁”。

早在1914年，时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就在北京认识了梅兰芳，并成了“梅粉”，对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名伶充满仰慕、珍惜之心。其时，张謇亦官亦商，既是实业大亨，又是民国大官。而与张的大亨、大官地位相比，梅是名伶、大家，两人均为京城名角、名人。那年，梅兰芳21岁，张謇年62岁。虽然年岁相殊，相差有40岁，却惺惺相惜，友谊深长，结成了忘年之交。

说实在话，张謇和梅兰芳一样，都是得传统之利，然而，他们善于从传统中走出来，革旧、改良，创新、图强。时戏剧为通俗教育之捷径，张謇创立剧场，让民众有共同欣赏艺术的自由空间，尽开风气之先。张謇为之名曰“更俗”，取更除旧俗、倡导新风之意。邀请诸多艺术家登台表演，让民众能尽享戏剧之美、教育之果。1919年12月，伶工学社成立，张謇心目中的社长人选自然是梅兰芳，然未成，但他们十多年的忘年之交，成就了中国戏剧史上一段美丽佳话。

张謇十分注重提携后生，提示梅要学习画梅、习诗，而梅后来还真的把自己的作品赠予了张謇。1916年12月中旬张致信梅说，众人极赞，而自己作为“老夫”极惜，用了一个“惜”字。张謇之所以“惜”之是作出了如下建议：意欲浣华自今即每日学画梅花。两人时常通信，张不时提点，梅还为张代购化妆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听说梅兰芳要出访美国，张謇亲自为之拟订行程，详细列出准备事项，积极给予周到、细致的协助，无微不至，不得不让人叹服。

1922年6月，张謇70岁大寿，梅兰芳特意赶来祝寿演出。1924年1月，张謇多次往返上海，参加淞沪港务会议，与驹井德三晤谈，参加大生一厂、二厂、三厂董事会联合会议、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行务会议等。忙里偷闲，张謇还专门去观看了梅兰芳演出。观毕，对梅兰芳日益成熟的艺术大加赞赏。当然，这位清末状元也对表演的不足之处直抒胸臆，不仅是唱腔，而且细化到梅兰芳所饰演角色的语言、道具、造型和舞台设计等各个方面。对张謇的热心评点，梅兰芳总是虔心倾听、虚心接受。1月17日，张謇离开上海回南通后，又写下《喜晤浣华旋别》诗一首赠予梅兰芳。

到1926年，张謇因年老再也没有来过上海，应当也没能再与梅相见。张謇去世时，噩耗传到北京，梅兰芳悲痛万分，旋即发文悼念。

嘉勉荷兰人

关于人才，张謇在《女师范校友会演说》中有一段名言：“但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 其时，张謇因事业所需所请外国专家甚多，国别先后涉德国、日本、朝鲜等十数个，其中有一位是来自荷兰的水利工程师亨利克·特莱克。

荷兰因为是滨海国家涌现出诸多水利人才，南通开垦滩涂特别需要这方面人才。于是，特莱克受南通保坍会长张詧所聘，从荷兰来到中国，担任南通保坍会驻会首席工程师，辅助张氏兄弟农垦水利事业。

由张詧投资、张謇任总理的第二个垦牧公司——大有晋盐垦公司在现今通州三余镇诞生，在营建遥望港九门闸过程中，特莱克不幸传染上当时的烈性传染病霍乱，不及诊治，年仅29岁。张謇致函民国政府，提出褒奖特莱克的恳求。1918年10月起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亲自为其嘉勉，表彰他为中国科技和农水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一时传为中荷友谊佳话。

特莱克“早作而夜思、无寒暑间，有西人办事之勇、负责之专，无西人自奉奢逸之习气”，让人叹服。为表彰他在南通三年的贡献，特莱克被隆葬于五山，荷兰王国驻沪总领事曾率队来通吊唁、缅怀。荷兰特莱克的后裔继续保持着与南通的联系。

张謇一生着意于水利，早年对淮河水灾给淮安民众带来灾难有着深切体会。辞去农工商总长后，1919年又担任江苏运河工程局督办，最后也为视察江堤而得病辞世，可谓终老亦于水利，水利情结可见一斑。

力邀杜威来演讲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两个著名学者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一个是英国的罗素，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另一个就是美国的杜威，哲学家、教育家。

得知杜威已经到达江苏后，主张开放主义，“吾以为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的张謇，授意南通县学校联合会邀请杜威先生到南通演讲。于是，有了杜威1920年6月5日至9日的“南通五日行”，一个美国人也成为张謇海内外朋友中的一个。

第一日，杜威便参观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女工传习所、贫民工场等十多处，第二、三日，又分别考察了六七处张謇事业，还观看了欧阳予倩的演出，调研、考察可谓甚为细致、深入，比较全面。考察期间，在更俗剧场、唐闸公园共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演讲内容分别是“教育者之责任”“社会进化问题”“工业与教育之关系”。

杜威对南通考察颇有心得：“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多年后，他回忆道：“（张謇）他隐退到他的家乡而几乎是孤身徒手地开启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南通）它拥有优良的道路汽车连接各处的农村，拥有多所技术学校，怀有对盲哑人的关怀，甚至乞丐也在这个城市绝迹了。”

纷至沓来

显赫的身份及宏大的事业，使得张謇结交大量国内名流，集聚当时的一流人才，在海外也产生一定影响。于是，诸多堪称“贵宾”的中外人士纷至沓来，寻访、游览，开会、进言，交流、切磋。特别是南通一举“成（模范县）名”以后，更是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张謇儿子张孝若在为其父亲所作的传记中说，几乎每个月都有外国客人来南通考察。打开史册发现，20世纪前三十年，到访南通的国内名人、外国朋友几乎都是冲着张謇及其在南通营造的巨大事业而来。

张謇热爱科学、倡导科学。在他一手促进下，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桃坞路上总商会大楼召开，通城一时风云际会、群贤毕至：梁启超、杨杏佛、马相伯、陶行知、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38名社员，还有我国文化、教育、科学各界知名人士，军、政、工商界来宾共三百余人。这是中国科学社成立后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

欧阳予倩、梅兰芳在中国京剧界素有“南欧北梅”之称，应张謇所邀来通同台演出，张謇在更俗剧院专设梅欧阁款待两位尊贵客人，堪称中国京剧史上一段佳话。近代锡商代表荣氏兄弟与张謇也颇有交谊，十分推崇张謇实业、教育并举的理念及实践，时常也会过江来看望张謇。1920年，在上海考察的陈嘉庚专程来到上海会晤张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后三次来到南通，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博士应邀来通考察、作报告，美国人密勒办在上海的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也经常派记者来通采访。

作者黄正平系江苏省张謇研究会理事，南通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张謇企业家学院特聘研究员，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特聘教授、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