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近现代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通论：百年张謇与路径探索》序与后记

序 张謇如何开创地方治理现代化

罗一民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 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 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

谈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不能不说张謇。张謇显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引领者。张謇非凡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开启和推动南通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今天，认真研析张謇当年在南通所开创的现代化事业，对于已为中国的现代化艰辛奋斗了一百多年，并开启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以现代性为准绳

从全球历史来看，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引领，不断进行突破性改变的历史进程。这里所说的“现代”不仅指当下，而是包括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并通向未来的社会变迁时代。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人类社会经过种种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重大的变革，所形成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社会特性。尽管学术界迄今对现代性尚无一致认同的定义概括，但普遍认为，现代性应包含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四个基本要素。如果缺失这四个基本要素，就不是具备现代性，也就无所谓现代化了。

张謇当时尽管尚不能精准地理解现代性问题，但他充分认识到：“世界的进化，国际的竞争，决不是旧理论旧法子可以办得到的，至少方法是一定要学一学欧美日本了。”他虽然是来自传统社会的一介儒生，但是由于他能识古通今，融汇中西，特别是能立足于时代前沿，“睁大眼睛观世界”“紧跟世界潮流，融入现代之时”。因而他在南通现代化事业开拓中，总能有意无意地以现代化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以现代性为准绳来衡量各项事业的成败得失，并以此确定南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正如他自己晚年总结南通事业时所说：“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

张謇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一直以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为坐标。他要建立的“新新世界”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达到世界“文明村落”水准的现代化社会。他艰辛奋斗几十年，将南通精心打造成中国近代第一城，就是要将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模样，以引领全国各地区的现代化。难怪当时就有外国人惊叹：“此等事业之精彩，诚可与欧美相颉颃。若求诸纯东亚之内地，实属惊异”。（美国《亚细亚杂志》1923年）“如果中国有10个张謇，有10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日本人鹤史祐辅考察南通专著《偶像破坏期的中国》1922年）。也难怪当代文化名人余秋雨由衷地赞叹道：当年张謇只是用南通现代化的实例，向全世界发布了一篇“南通宣言”，宣布中国人是能够现代化的！

在“现代性”的引领下，张謇确立了南通现代化总体设想与基本目标，并在制定现代化主要路径和具体举措上，也多方面体现了现代性的要素。

市场化是突破传统封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也是经济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外因素的逼促下，也初步滋生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但由于国情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缓慢，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也是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步履蹒跚。尽管清末的洋务运动为古老的传统经济增添了些许现代经济色彩，注入了些许市场经济的活力，但从根本上说，洋务经济还是封建买办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而也不可能获得市场化及现代化的成功。有志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张謇等志士仁人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开始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行中国的市场化。

就全国而言，张謇在民国初年工商实业总长任上，本着市场经济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约占早期民国政府立法的70%），包括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证券交易法规《证券交易所法》，推动了我国第一所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同时大力培育市场经济的主要载体——私营企业，主张官办企业能退则退，形成民营经济占主导的格局。

就南通而言，在推动南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张謇也特别注意经济的市场化、民营化。他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就竭力主张民间投资商办，后因筹资十分困难，不得已吸收官方闲置的纺织机器作价入股，变成官商合办。但是张謇与官方仍有约在先，官方只管入股分红，企业经营管理的所有事项一概不问。企业的所有决策指挥权及官股的运作，均授权于董事会（实际上是张謇个人）。

这样，大生纱厂就成了那个时代十分奇特的民营企业。表面上奉官命创办（有两江总督张之洞的上奏和光绪皇帝的御批），“官本居本”，遇到困难时，官府还会予以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但却“听商自便”。几乎没有股份的张謇（初期持股2000元大洋），既作为国有资金代理人，又作为民间股本的牵头人，全权经营管理企业。由此他便可以按照他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遵循市场规律行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官商合办变成完全由民间经营，他也就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为了在南通地区逐步构建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市场体系，张謇除了兴办和促进各类实体民营企业发展外，还拓展当地原有的纱布销售网络，并创办南通联合交易所及各类内外贸易公司。他还支持地方创建行业工会、商会、农会等市场经济主体者的联合社团，以便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自身权益。

张謇曾为上海织布交易所题写一副对联：“抱布贸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成贾征偿，将信为本，循之以行。”这副对联的主要含义是指棉布与丝绸的商品贸易，本质上是在市场上以物易物，互通有无，互利共益，因而要以诚信为本，遵守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张謇在这里实际上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公平与诚信。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契约经济”或“信用经济”，其基本规则就是买卖公平，恪守信用。各市场主体应公平合理的追求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而不能欺诈舞弊巧取豪夺。本着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张謇一方面强调“各得其所”，一方面强调“将信为本”，说明他既有着较高的商业道德水准，又有着对现代市场经济较深理解。

由于发轫于西方的全球性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模式和制度的根本变革，也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历史性蜕变，因此其现代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市场化上，而且也突显了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等人文因素。

张謇对此亦有所认识，有所表现。他打着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旗号，兴办社会事业，建立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活动，进行社会变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南通的社会城市生活比一般地方更具民主政治色彩。他在创新意识和技术理性的引领下，既开创性地从宏观上合理确定南通现代化战略目标和路径，又科学选择南通现代化的具体推进方略和城市治理方式。他遵循历史进步主义基本理念，努力在南通推进政治社会道德文明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发展。

二、以现代实业为基础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在张謇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实业在整个经济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显然又必须以现代实业为基础。张謇清醒地认识到，实业“是中国真正自强之基础”。正因如此，他才会以“舍身喂虎”的勇气和高度爱国情怀，投身实业报国的滚滚洪流。也正因如此，张謇才在南通现代化事业的开拓中，把实业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竭尽全力地予以兴办和拓展。

当然，张謇心目中的现代实业并不仅仅是工业制造业，而是包括了他所说的“大工、大农、大商”在内的各类现代产业。他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大生纱厂）以后，随即将眼光从现代工业转向现代农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农业开垦种植企业（通海垦牧公司）。并以新兴垦区为依托，建立了城乡融合的现代生产和生活社区，形成了工农业互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世界的一角”。

顺应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张謇以大生纱厂为龙头、为起点，形成了涵盖一二三产在内的各类现代企业。他通过垦牧公司为纱厂提供棉花原料，然后又利用轧花剩余的棉子办了油厂，用油厂剩余的下角油脂办大隆皂厂。他还利用纱场的下角飞花生产包装和印刷用纸，并利用纱厂剩余的电动力兴办电磨面粉厂。

同时，为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需要，他还创办了大达公司等交通运输企业，修建了通州天生港码头和上海十六铺码头。为了工厂机器设备的制造和维修，他还办起了资生铁厂、资生冶厂。为了满足外来人员和厂区员工的住房需求，他还创办了茂生房地产公司。为了搞纺、织、染一条龙发展的科研和实验，他还创办了染织考工所。他还创办了颐生罐头公司和酿造公司。为了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他还发展金融业，创办了大同钱庄，淮海实业银行，并担任上海交通银行总理。最终大生集团成为涉及各个经济领域的全国最大实业和资本集团。南通现代实业为南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以至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大动力。

张謇利用现代实业形成的雄厚实力，全面推进南通的现代化建设。他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是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以资措手”。因此，他将自己和企业大部分赚来的钱都用来发展南通的现代教育事业。他创办了370多所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到特种学校（聋哑人学校等），几乎无所不包。他实际上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和集大成者。连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都称南通是“中国教育源泉之中心”。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基础上，还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他于190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建成南通图书馆，1913年后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报刊，并创办了翰墨林书局。1917年在军山建气象台。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现代化大剧场——更俗剧场，同年还创办中国电影（影戏）创造股份有限公司，拍摄多部影片，曾到美国纽约放映。1922年应张謇之邀，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全会在南通召开，梁启超、丁文江、竺可桢、陶行知等名流专家云集南通，盛况空前。

张謇还把因实业积累的大量资金用在社会建设方面，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他建设了中国最早对公众开放的民间公园，他设立电话公司，建成南通市内电话网络，并创办电器公司，形成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布局。他开办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在港闸城区等多条公路上运行。他还兴办了慈善社团、医院、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等一系列现代社会保障项目。

在推进南通的现代化过程中，除了张謇所创办的企业贡献之外，他自己也几乎倾其所有。他曾感慨地说道，“二十六年以来，謇之得于实业而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者，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叔兄所出亦八九十万不与焉。”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謇一方面自己办实业，广济民生，一方面主张让贫民也投身实业，自食其力，以解决贫困问题。他说：“当为之广谈生计，若农之类，工之类，商之类，劳心之类，劳力之类，使有耳、有目、有手、有足之人，皆有所效，以资其生。无耳、无目、无手、无足之人，亦有所要恤其苦”。他认为应该以“恤贫”代替“均贫富”，以“保富”积累社会财富，避免“有资本者”与平民为敌。这对发展经济和调节社会矛盾显然都很有裨益。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特别是在探索如何共同富裕方面，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以治理现代化为先导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说，治理是整体性、根本性的整治和管理。从这种意义上说，治理决定一切。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若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保障，为先导。治理现代化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与决定性的现代化实现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张謇当年在开创南通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治理现代化。我们可以用“两个着力推进”来概括。

一是着力推进地方自治。人们谈及张謇的地方自治，往往着眼于他所从事的实业、教育、慈善公益等事业。实际上，南通地方自治的核心和要害是治理和政治现代化。张謇在经历种种追求现代化强国的探索后，充分认识到现代政治建设是国家强盛和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之策。他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势于轨道，则百事可为”。因而他在全国积极投身政治变革和立宪运动，在南通则全力推进地方自治。

所谓地方自治，是晚清政府参照西方现代政治而推行的一种地方治理模式。从理论上说，地方自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由当地居民选举自治人员组成自治机构，制定自治法规，管理地方事务。作为实行预备立宪政治变革的配套措施，清廷就地方自治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方案，并要求“均在省会速建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

上世纪初，素有地方自治思想的张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公开在南通亮出了地方自治的旗号。他在筹办江苏咨议局的同时，在南通通过选举，设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设立了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州官”应该干的事。他还建立了商会、农会、慈善会、长江保坍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发动各方共同参与地方治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发行了地方自治政府公债，建立了维护治安的警卫队，花钱改造政府的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张謇推行地方自治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治理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城市，包括人的全面现代化，“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同村落相见，此或不辱我中国。”

一般来说，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由于自身现代性因素积累不足，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来突破顽固守旧力量的阻碍。因此，在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中，第一位的前提条件，几乎无例外地都是相应的政治变革，也就是以政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开路。

张謇当年在南通强调“地方自治之重，亦有行政、代议之别”，试图把西方议会政治模式移植到基层政权架构，一方面为国家立宪奠定基础，一方面让地方士绅和民众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他虽然不能以地方执政者的身份操纵国家机器，但他巧妙而又充分地运用了中央政府的自治政策以及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从而使南通的地方自治、政治变革几乎突破了清王朝所能容忍的极限，使南通的地方自治和治理现代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南通，也因此而一跃成为响当当的全国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

二是着力推进现代法治。现代化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实质上是依据现代法治理念治国理政。健全法制，实行法治，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也是治理现代化的独特功效所在。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依法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标志。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新旧交替，但旧势力、旧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当时人们的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法治状态相当落后。张謇若要在南通推进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现代治理理念，逐步打造现代法治生态。

张謇认为将传统的“人治”变为现代的“法治”，可以“以之治地，地必逞能；以之治人， 人必就范；而治地治人之人亦常受治于法律”。也就是说，依照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包括被治者和治人者都遵守法律，就可以达到以法治为核心的治理现代化，从而推进各方面的现代化。

从大的方面说，张謇的治国设想就是实行法治新政。因而他积极主张并大力推进立宪和地方自治，甚至于他在主抓全国经济工作（任农商总长）时，就认为经济活动应当 “乞灵于法律”。把法律看作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强调“农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他的经济管理名言是：“法者轨道也，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

就南通的区域实践而言，张謇首先以法治精神推动南通的地方自治。他依据国家授予地方自治的法律法规，就南通的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立运行监督等各项事宜，制定了周详的规章条例，并着力实行。

张謇及其同仁参照天津自治章程，制订地方自治方案，呈报两江总督批准试办通州自治。至1903年4月设立调查改革局，7月8日由州区议事会选出议员30人，张謇任议事会会长。后又选举通州知州琦珊为董事会会长，推定了户籍财政工程与警务各科工作人员。1912年初，按照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法律要求，南通成立了县议会，在第一届常会上，先由规定的议员拟定县议会议事规则及旁听规则，造具草案交由会期中开会公决。规定人民可以直接提出请愿案件，旁听议决过程，议会也可否决县知事的交议案。当时南通社会能成功转型，社会事业、社会组织、社会公益等方面的管理走在全国前列，依法推行地方治理是关键因素。

张謇还以现代法治原则管理现代企业。大生纱厂创立之初，他就借鉴中外企业的管理经验创定了“厂约”和“章程”为主体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在明确各部门、各分厂、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管理细则的基础上，确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与考核、奖惩等各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人是法治的主体，针对中国社会缺乏法治传统，民众法制观念薄弱的现实，张謇在构建法治社会时，还特别注重提升全民的法治文明素养，他在金沙第十六国民学校演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可以有效地治理地方，地方发达了，自身势必会一起发展。这样地方的风俗也会越变越好，从愚昧向文明转变。

张謇认识到“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事业，文学之母”，因而特别注重法治教育。他积极开办法政学校，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治思想。为了培养年轻人遵守法律的意识和习惯。他还把法制教育寓于各类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要求“自修室、寝室皆诸实践学习之地，此次散学后，留心考察，有扫除整洁而后者，即有蓬垢不洁而行者，一一属鉴起居询察，洁者记奖，不洁者记过，于修身分数上计算。夫以功过定人学格，此法律之事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培育法治意识，倡导文明新风，张謇以身作则，带头依法办事。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风波，开创了无穷的事业，在那混沌污浊的年代，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违法乱纪及背信弃义的行为，真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一次，他的轿夫因抬轿子时没有点灯，违反了当地警察局的规定，被巡警发现而要罚款。张謇不仅认罚，而且还奖励了这位巡警。从这件小事上，亦可看出张謇遵纪守法的模范作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謇一百多年前开创南通现代化的丰富实践深刻地启示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是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现代化的眼光和标准定位现代化的目标，衡量现代化的成效；二是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夯实现代化经济基础；三是必须切实加强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全面提升国家和地方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以现代化的治国理政，保障各方面的现代化的实现。

目前，我国已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小康，正在着力实践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现代化。让我们按照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把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后记

对于我来说，张謇先生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近代历史人物。说熟悉，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张謇当然是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在东南互保、南北和谈、民初政治、地方自治等历史进程中，都活跃着张謇的身影。说陌生，主要是因为在清末民初众多历史风云人物中，一直以来也没有特别关注，似乎印象最深的还是状元办厂的事迹。当开始确定“百年张謇与地方治理现代化之路”研究主题时，自然会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所以，本书的缘起特别值得一提。

本书的构思、谋划、修改与完成，与罗一民先生是密不可分的。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民先生与我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关于罗一民先生，最初的印象是来自2010年1月《南方周末》关于“罗一民现象”与“南通现象”的一篇重磅报道。报道写得非常生动，读来也是津津有味，不过正如一民先生当年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在媒体主导的注意力时代，我们南通也没有什么引起全国关注的有争议的人和事。我个人，我们的领导班子，虽然做事高调，做人却很低调。很多人说，南通的改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说，这也是我所期待的，我所追求的。”很快随着更多的重大事情发生，也就不再关注南通的人与事了。虽然“江海之会”的南通与上海只有一江之隔，我也是迟至2018年夏天才第一次路过南通，记得当时行色匆匆，似乎也没有感受到特别的震撼。

应该说，还是在与罗一民先生相识后，特别是拜读了他有关张謇研究的系列大作之后，我才对张謇与南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惊叹人们对张謇及其历史遗产认识的低估。在我看来，张謇的时代意义与价值，不仅是有形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的现代化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南通模式”，开创了一条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第三条道路。这使得张謇成为20世纪中国超越左右之争的伟大政治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百年张謇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从2020年夏季开始，在参与江苏省张謇研究会筹办工作的同时，我继续坚持张謇与地方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筹备事务虽然繁多，但也让我增加了与江苏各界人士交往交流的机会，在多次会议、研讨、访谈活动中，一个中国早期现代化设计师的张謇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当代南通现象的研究思路也初步成型，我急切地探求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有机联系。

从2021年初开始，一民先生关于张謇与现代化研究不断有新作出来，包括张謇与企业家精神、张謇与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开创南通现代化等。《开路先锋：张謇》一书最终在年底正式出版。所以说，对本书影响最大的还是一民先生的独到见解与非凡见识。多年前我在对台研究机构，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汪道涵先生提供咨询服务。从那时起，汪老的思想与人品一直让我景仰不已。随着对一民先生的认识逐渐加深，我深深地感觉到一民同志也是汪老式的人物，不仅人品学识具佳，而且思想开放，虚怀若谷，像张謇一样，也是一位被低估的政治家。他在地方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独到见解，可以称之为“罗治理”。

因此，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对一民先生与我来说，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从深层次来说，张謇开创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社会经过种种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重大的变革，所形成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社会特性，包含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四个基本要素。罗一民研究亦指出，张謇在南通现代化事业开拓中，总能有意无意的以现代化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以现代性为准绳来衡量各项事业的成败得失，确定南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正如他自己总结南通事业时所说：“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至于“张謇事业的时代意义”，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张謇在南通的事业是早期现代化的试验田、样板田，并且积极助推了全国的政治改良运动，张謇可以被称为是民国的“助产士”与“立国者”。在当下，张謇事业发挥了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作用，其所实践的实业救国、解放思想、地方治理现代化、培养现代化人才等理念对当代现代化建设具有启迪与借鉴作用。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指出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

通过百年张謇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专题研究，目的旨在探寻未来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与路径选择。这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张謇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地方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过去将张謇称为失败的英雄，或许并不准确。在中国近百年屡遭挫折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张謇的事业是为数不多，乃至可以说是仅有的正面遗产。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很巧的是我的第一本研究民初政治的专著书名是“失败的遗产”。通过对百年张謇道路的研究，特别是重新定位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设计师，无疑也会激发我们对中国治理现代化近代本土资源的再发现，具有丰富的时代意义与理论内涵。

新世纪初期南通的重新崛起，更是很好地证明了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罗一民及其执政团队，在当代南通开创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历程，并且影响至今。南通地方治理的成就表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特色是全方位改革，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也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性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方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张謇时代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启，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延续性，也意味着地方治理现代化从初级阶段，正式进入一个迈向“善治”目标的中高级阶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有关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或是重视宏观的学术理论研究，或是进行微观的个案实证调查，很少进行中观的现象模式研究，而专业研究者与地方主政者的合作型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我衷心地希望，本书独特的研究方式能够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激励未来能有更多的专业研究者与地方主政者的合作研究成果涌现，推动长三角区域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为江苏省张謇研究会的学术研究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贡献绵薄之力。

作为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计划2022年度上海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提升项目、江苏省张謇研究会系列研究丛书的一种，本书的完成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帮助与支持。南通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吴声和先生不辞辛苦，为我寄来大量的研究资料。张謇先生的嫡曾孙张慎欣，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范朝礼，江苏译文出版社原社长蔡玉洗，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振羽，南京大学李玉教授、范健教授、金鑫荣教授，南京师大郑忠教授，上海交大程竹汝教授，上海东亚所钟焰研究员等学界先进提出了不少专业建议。上师大夏邦教授，复旦大学章奇教授，上海教育报刊总社赵玉成，张謇企业家学院彭智诚经常与我讨论研究思路，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澎湃新闻社黄晓峰、孙鉴、李旭先生，文汇报杨健先生，以及南京大学出版社为张謇研究成果发表与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南通大学、张謇企业家学院的专家学者也提供了许多研究便利，我的研究生周子康先生提供了本书第一、二章的初稿与编校工作，保证了研究工作的顺利推进。

此外必须感谢的是在我之前作了出色研究的章开沅、吴良镛、茅家琦先生等前辈学人，没有他们的辛勤耕耘，后人是很难推陈出新，有所作为的。在张謇研究领域活跃的专家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我均已敬录于注释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少观点是罗一民同志的见解，虽然我已经尽可能标注，但有时候还是难以一一说明。最后，作为作者，本书的一切错误，均由我承担。

严泉（上海大学教授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