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伟|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

一

1894年甲午败亡迫使中国进入历史转折的关口，如何从近代走向现代，三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人做出了不同选择：康有为要变法，孙中山干革命，张謇搞实业。

江苏南通人张謇从42岁在通州（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包括 20多家企业和370多所学校先后在他手里诞生。他大器晚成，却是“实业救国”的先驱。

张謇出身寒门，父亲种田，贩货，既非世家，又无书香缘，祖上三代不沾功名，清代陋规称之为“冷籍”，这是一种贬诋的说法。少年和青年时代，张謇5次乡试未中，但因几任老师惜才，这颗未来的金子终未被埋没。也许那时他就显露了“干才”的潜质，却被科举羁绊着。弱冠后，贵人出现。21岁，得通州父母官孙云锦赏识，邀张謇同往南京审案。二年后，淮军名将吴长庆邀他加盟。当时张謇在钟山书院继续着他的求学生涯，所以他提了一个条件，加盟可以，读书充电也不可荒废。吴长庆爱才，不仅为他盖一间书屋，还加薪一倍。张謇因此成为“庆之营”帐下一名重要军事参谋，随吴长庆办理军务，遐时与书为伴。光绪八年（1882年），日本在朝鲜“壬午兵变”中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赴朝平乱，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军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以《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强硬政策，受翁同龢关注。其后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张謇，但他一概婉拒。为何这几位大佬都对这个并无功名的青年青睐有加，显然是看中了他对时势的观察视野。文能定章论政，武有军事干才，还曾协助治河救灾，且有参与国际纷争的亲历。但张謇却置张之洞和李鸿章两大高官于不顾，毅然回家“军转民”，重新闭门读书应考。他内心的功名正途并未罢弃。光绪帝师、户部尚书、清流派领袖翁同龢坚决要把这位与他政见相近的才子纳入自家帐下。机会来了。1894年（甲午年）恰逢慈禧六十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复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利用职权”递进为第十名。一个月后殿试，主考官翁同龢命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直接送到自己手里。他评阅道：“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之后亲自劝说众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最关键的是，他特别向光绪进言：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终以41岁“高龄”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照理状元及第，十几年夙愿实现，张謇应该春风得意，但皇帝召见后，他却在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仿佛意兴阑珊。随后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进入国家高层中枢机关秘书岗位。不久甲午之战爆发，张謇果然成为清流的佼佼者和决策人物，单独上书弹劾李鸿章。弹劾书也是他对千疮百孔的清王朝彻底失望的吐露，而刚刚进入官场的他也被视为异类。他想起母亲曾对他说，科举是为了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你性刚语直，最好不要当官。此话确有远见。张謇极不愿与越来越腐败的官场同流合污，他做官是为“救亡图强”，既然行不通，这个官不做也罢。他开始思考振兴国家的务实之道，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

恰逢这年张謇父亲去世，他回老家丁忧。这段时间，张謇重点考察了家乡的棉花。南通一带的土壤和气候十分适合棉花生长，所产棉花素以“力韧丝长”闻名，资源优势明显。当地农民流传着一句话：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纺纱织布一直是南通农家的吃饭家当，所以“通州土布”在北方市场极其畅销。南通处于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恰似一个与世无争的半岛。尽管当时中国多地燃起战火，南通则波及尚少。张謇还精心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的海关贸易记录，发现棉和铁是最大的进口项。他认为，这“一软一硬”叠加，基本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时日商已廉价购进南通原棉，加工成纺纱或成品后转手高价卖出，必使我们大亏。

二

1895年夏，洋务干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邀张謇去南京面谈洋务。十几年前，他从朝鲜归来，婉拒过张大帅。时过境迁，这位中年“新科状元”对读书人的作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中国要振兴实业，还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所作为。于是欣然而往。

这次面谈，张之洞对张謇提出“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的要求，洽合张謇之志，也正是他想脱身官场、经办实业的捷径。他从不欺人更不欺己，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我要证明给天下看，书生也可干实事。列强对中国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中国要自立，要摆脱外来势力控制，就必须兴我实业。我就是舍身饲虎，也要闯出一条路来。张謇决定办棉纺厂。

丁忧期满，张謇进京销假。他的恩师翁同龢已被慈禧勒令告老还乡。复职第二天，张謇即以“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为由再度告假，当晚离京返乡。销假，再告假，启动了一个寄托民族富强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实业救国之路。他在当晚日记中写道：“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的确，刚入官场就弃官从商，等于从天上到了地下，要知道，彼时之“商”仍为百业之末，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万万不可能如此行事。脱离了体制，就意味着没了靠山，更断了自己的退路。但张謇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看透了官场之弊，才有义无反顾和壮士断腕的决绝。

1895年底，张謇拿着仅有的两千两银子筹建纱厂。所谓筹建，就是走家串户磨嘴皮，讨银子。最终三个上海商人响应了他，加上南通本地三人组成纱厂董事会。众人考察后决定把厂址设在南通城北水陆交通便利的唐家闸。厂名“大生”是张謇所定，取自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要让没饭吃的人有饭吃，使没衣穿的人有衣穿。隐含着民生思想。

大生纱厂按现代企业股票招股，一股为一百两白银，计划召集六千股。张謇预估每股每年可净赚二十二两白银。董事们按这个口径为纱厂集资，但投资人不为所动。

也难怪，南通连一家近代小型工厂都没有，本地人连“工厂”都闻所未闻，而在上海，洋商纱厂已司空见惯，有钱人对南通这个小地方经办的纱厂确实没信心。半年过去，张謇原打算全部商办的纱厂成了“空中楼阁”。

转机仍然来自张之洞。

张之洞打算在湖北办一个纱厂，他不愁钱，可进口的机器堆在黄浦江边两三年没动过。这批“官机”却成了他的下任刘坤一的“不良资产”，急需出手。张謇打探到这个消息，就有心接盘了。这些机器估值为五十万两白银，作为官股融入大生纱厂。作为融资代价，官方要参与纱厂管理。张謇已无退路，打算再集资五十万两白银，共一百万两经办纱厂。然而“天时”不在他这边。这年上海纱价大跌，纱厂打烊，张謇的集资无疑逆水行舟，他竟然不得不在四马路卖字筹集差旅费。山穷水尽了吗，张謇不认输，也不能认输，他再次想到了张之洞。张家大哥依然看好这位同姓小弟。经过一番斡旋筹划，张之洞把五十万两“官机”一拆为二，另一半给盛宣怀在上海办纱厂。这样大生的总股本减了一半，也给商股筹集减了压。张謇对“官办企业”实在看不顺眼，担心“官机”入股，自己说了不算。又是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一项特殊协议：官方只领取股息和红利，不干预纱厂经营管理，同时还将给予一些税收减免政策。本家大哥给足了小弟的面子。

历经近四年募资，1899年5月，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六千锭白纱在隆隆机器声中产出，但起步运营资金仅数万两，购买棉花的资金捉襟见肘。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股东们也无人应和帮衬。张謇接受助手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先用现存棉花纺纱，再用卖纱收入购买新棉花，维持资金周转。所幸“天时”力挺张謇，这年棉纱行市大好，土纱渐被淘汰，机纱织布行销，纱价一路看涨。大生纱厂“魁星”牌棉纱成为市场新宠。“魁星”寓意张謇出身状元，独占鳌头。另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等不同品牌。

纱厂开机第一年，盈利颇丰。上缴官利后，仍有近八万两盈余。第二年获纯利五万两，第三年十万两，此后五六年年年盈利。即使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政商环境极为不利的境况下，大生纱厂依然顽强地熬了过去，甚至还扩大了规模，产能添了二万多纱锭。

据1901年和191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大生纱厂是江浙一带收益最高的纱厂，哪怕很多工厂都无利可图了，大生支付股息却仍有保障。

大生一股股金一百两银子，最高时红利达一股二十两，股金多的投资人的利息银子要用车装，让那些当初不看好大生的人追悔莫及。

日商见大生雄霸市场，就使出手段扰乱市场，大生当然得接招，日商抬价，我保持低价，棉农把棉花运来后日商杀价，大生便高价收购。

买棉花非长久之计，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创办了拥有十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大生纱厂有了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基地。

三

南通多江河湖泊，这是它与外界沟通和物产贸易联系的水路交通天然优势。1903年，张謇创办了江苏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通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之后两年，为了满足江上运输需求，他又陆陆续续地创办了多家航运公司。水路先行，公路跟进。1905年，张謇修建了江苏第一条公路----港闸公路，南通城镇之间都各有公路联通。1917年，继上海和天津后，汽车出现在南通道路上。

1904年，清廷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这一年，大生纱厂生产纱锭二万余枚。同年，张謇兴建了天生港码头，成为南通通往长江的主要港口。创办南通大达轮步公司，率先开辟了外江航线。冠冕加身，事业通达。

1907年，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建成大生二厂，资本一百万两，纱锭二万多枚。张謇在大生纱厂引进股份制，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缓解企业发展的资金压力。

张謇拥有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垄断棉纱市场。但这个看似庞大雄伟的“专利”其实隐含了后来的危机。张謇反对竞争，认为竞争会两败俱伤，互相残杀，企业不是靠竞争发展，而是靠地方垄断。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进口粗纱大减，民族棉纺业进入黄金发展期，大生纱厂独占鳌头。1919年，大生一、二两厂利润率均超过100%。巨额利润促使张謇在海门创建了大生三厂，还拟定了另建六个分厂的庞大计划。大生进入企业扩张阶段。

1920年前后，张謇迎来人生高光时刻，他的实业救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生纱厂发展成以轻纺制造业为核心的大生资本集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由工业向农、商实业拓展。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张謇先后创办了垦牧、蚕桑染织、油料、冶金、纸张、面粉、电话、邮政、电气、轮船（码头）、盐业、新闻、影戏、气象等各类企事业，由纺织业延伸到养殖、垦牧、机器制造、冶炼、电气、食品加工、火柴、制皂、印刷、交通、航贸、工艺品、文化、电影等十多个新工艺、新技术产业领域，南通从一个僻壤小镇跨入工业化时代。

张謇有个著名的教育思想，即“教育为实业之父，实业为教育之母”，这也表明，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热心摆在了比实业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张謇步入中年才中状元，广开民智、经世济民，是他从来就有的理想。1902年，大生纱厂赚了钱，他就开始筹办通州师范，先办师范就是要先有好的师资，才有好的教育。他亲自设计学校图纸，确定场地，构划校舍。对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学生住宿、伙食等都亲自过问。学校落成招生时他亲自出题。在最初聘请的教员中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人，学生则是原各类生员。此时废除科举已是大势所趋，读书人纷纷转入新式学堂。通州师范学校发展很快。课程包括修身、历史、地理、算术、理化等基础学科及农、工、蚕桑、土木、测绘等实用学科，并附设了实验小学。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师范学堂。同期张謇还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开一代新风。

由南通师范学校开始，从幼稚园、普通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盲哑学校到复旦公学、东华大学（前身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大连海事大学（前身为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为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由张謇创办或他的支持。同期还在南通创办博物苑、图书馆、剧场、育婴堂、养老院、医院、公园，南通成为全国平民教育和地方自治的典范。1922年，在京沪两地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状元实业家”之名家喻户晓。

梁启超在南通考察后称南通是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林语堂说张謇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时代巨人。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大师吴良镛则以“中国近代第一城”之誉赞美南通。这个沿海小县的华丽蜕变几乎完全凭借张謇的一己之力，开创了“区域现代化”的南通模式，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实业家。南通的每个角落都可见张謇时代的遗存，在他的人生尽头时，仍在忧国忧民，而无一件私事。他的墓碑无铭无志，无头衔无装饰，仅仅五个字——南通张先生。正契合胡适对他的评价：“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孙中山曾对张謇之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毛泽东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江泽民说：“张謇为发展民族工业付出了艰辛努力，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为人称道。”习近平说：“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无意做官，一心做事”，张謇践行了自己说的“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正是这样的志向和理想成就了张謇，使他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他是实业家，更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水利专家，农业专家，又是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