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张謇现代金融实践与思想理念

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人物，张謇在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留下了丰富遗产。张謇在金融业现代化的开拓探索中，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及超前的思想理念，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张謇在现代金融方面的思想与实践，非常值得总结研究、借鉴弘扬。

一、张謇兴办现代金融的实践活动

广义的金融，涉及筹钱、借钱、贷钱、用钱、增钱，与先投钱后挣钱的实业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张謇作为近代杰出的实业家，在整个创办实业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充分运用金融支撑，并直接兴办金融业。

（一）早期创业中的金融手段运用

早在1895年底、1896年初，张謇在刚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时，就以民间集资、股份分担的方式筹集资本，并以大股东（沪、通六董）为主体，带动众多小股东，凑足了百分之五十的民间资本，与另外的百分之五十的官方资本合股，解决了办厂资金来源问题。1897年冬，建厂工作刚起步，张謇便在上海设立大生纱厂帐房，料理资金往来和货物进出。后来，大生账房（大生上海事务所）发展为外汇调剂、融资与投资中心，办理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及银根调度等各项事宜。大生纱厂建成后，在企业内部设立了“储蓄账房”，收受小额存款，并发行“钱票”和“支票”等金融票证，为企业及员工和当地居民提供了初步的金融服务。

（二）直接创办银行，促进银行发展

张謇的心中一直有着一个“银行梦”。早在1902年，当大声生纱厂初显兴旺景象，且资金需求量大增，张謇就向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条陈建议开设银行，并试图自己开办劝业银行。后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落实，他便于1906年在大生纱厂内设工资储蓄处，并同时筹办南通储蓄银行。1917年，张謇与张詧创办了大同钱庄，初具现代银行功能。1920年1月，张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金融夙愿，成立了正规的股份制现代商业银行——“淮海实业银行南通总行”，并广设分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扬州等地。“淮海实业银行”初创时，营业兴旺，年存、放款量为南通所有金融机构之首，1921年纯利16万余元，1922年14万元。后来，因大生集团全面亏损而走向衰落。

张謇不仅自主创办民营银行，而且对国有大型银行的改造和脱困，也出了大力，做出了可贵贡献。

1921年，作为国营四大行之一的交通银行，在以往长期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再度停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银行内外均一筹莫展之际，董事会决议聘请张謇任交通银行总理。1922年6月，张謇在交通银行万般危难之中走马上任。当时之所以请张謇执掌该行，是因为张謇在实业界和金融界的资格与声望及经验能力十分突出（他还担任中国银行联合会会长），而且他自己也是交行商股股东，拥有五万股股份，符合任职条件。

张謇在执掌交行时，提出了“三主张”帮银行渡难关：一是培植元气、巩固基础；二是重新确定放款业务方针；三是明确业务公开，确立民主协商的公司治理制度。同时，他一面积极清理旧欠，一面改变银行过分依赖政府、听命于行政的状况。在张謇的精心努力下，交行终于化解了危机、走出了困境。张謇在交行任职三年，直到1925年5月在他去世前一年才辞职卸任。张謇的金融治理改革之道，不仅帮了交行大忙，也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16年5月5日，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成立，张謇任会长。当年5月12日，北洋政府由于国库空虚、滥发钞票，从而导致民众争兑现洋，下令停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于是，中交两行发行的京钞大跌，市面只收现洋，物价飞涨，一场金融危机呼啸而来。为了稳住上海等地的金融市场，保住中国的金融血脉及国家财政信用尊严，上海中行负责人决定不执行停兑政策，照常兑换。在此关键时刻，张謇给予了巨大支持。1916年5月15日，张謇为会长的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致电北洋政府和中国银行总行，明确表示：“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接着，全国各地中国银行纷纷效仿上海中行，拒行停兑令，化解了挤兑风潮，重塑了银行信用。事后，张謇等人还帮助中国银行进一步理顺了对政府的关系，规范了银行的经营管理。

张謇在推动商业银行（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发展的同时，还努力促进政府设立扶持民营经济成长的国家政策性银行。1914年，他在担当农商总长任上，积极筹划建立国家劝业银行，并制定了《劝业银行条例》。他将新成立的劝业银行设计为国家直属的以股份公司为经营形式、专门放发农工商贷款的专业银行，为使银行扶持企业发展的功能与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金融手段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与此同时，他还制定了《保息法》，由政府拨存公债等作为保息金，用其利息资助民营企业开办，在企业投产六年内无需付息，六年后按每年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逐年偿还。

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放精神的张謇，在创办银行时，还十分注重外资的作用。他主张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利用外资，建立中外合资、合作银行。1910年，张謇积极筹建中美联合银行，他作为中方股东发起人代表与美国巨商大赉签订草约，决定双方各占50%股份，美国出资一千万元，设立中美联合银行。1913年，作为工商实业总长的张謇，代表中方与法方达成合资经营银行的协议，并于次年成立了中法劝业地产银行。张謇在借外资办银行的过程中，所坚持的原则是：外资的利用必须对中国有利；应以尊重主权为前提，“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必须考虑“还本付息”，要办盈利事业；应条约正当、权限分明、手续完备；必须考虑偿还能力，并要有担保。

（三）积极发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作用

张謇在从事金融活动中，注重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支持工农产业发展，为自己的实业和中国的经济及金融业的现代化探索了新路。

大生上海事务所

如前所述，早在1897年，张謇面对创建大生纱厂巨额资金无法落实，就设法发行了“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有意思的是，为了提高这支股票的含金量，以及为了巩固与巨商盛宣怀的合作，股票主署为“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同时印有盛宣怀的姓氏头衔。1899年，大生纺织公司发行了三连折股票股折。在办成大生一厂以后，张謇还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先后建立了投资规模更大、设备更高级的大生二厂和大生三厂。1915年和1919年，大生公司采取类似今天的派送股和定向增资的方法，发行了“添字股票”和“增字股票”，筹措了大量资金用于扩大生产。与大生集团从种棉、纺纱、织布、印染、运输、销售一条龙产业链相匹配，张謇还发行了盐垦股票、纱厂股票、资生铁冶厂股票、广生榨油厂股票、大达趸步公司股票等“一条龙”股票。本着“大工、大农、大商”的理念，张謇在发行工业股票的同时，还发行农业股票，包括盐垦股票、通海垦牧公司股票、同仁泰盐业公司股票等。

除了发行股票，张謇还以发行公司债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急需资金。1921年，当大有晋、大豫、大赉、大奉、华成五家公司遭遇经营和资金困难，张謇联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盐业银行等上海华资银行，发行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极大地支持了盐垦公司的解困和后续发展。

最令人称奇的是，张謇还把债券手段运用到地方治理中。1920年11月26日《申报》报道：“张啬公提议募集县自治公债二百万元，俾购置公共汽车、创办玻璃厂、电厂等各项公用。”张謇居然以南通地方自治会的名义，发行“政府”公债，用于地方的建设和治理，这在全国独此一例，可谓是空前绝后。

张謇意识到，发行股票和债券，一定要建设好证券交易所。他在北洋政府农商实业总长任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关于证券交易法规《证券交易所法》，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后来，他自己在南通也发起成立了南通联合交易所，并强调：要遵守有关监管条例，对于违背法令、妨害公益、扰乱公安的，应依法予以惩处。

二、张謇现代金融的基本思想理念

人的实践活动受其思想理念支配引导，犹如张謇的整个现代化探索及其成效，由其先进的现代化思想理念决定，张謇卓越的现代金融实践活动及其成效，也是由其先进的现代金融思想理念决定的。概括起来说，张謇的现代金融基本思想理念主要有：

（一）发展现代经济必须“求助于金融”

张謇充分认识到，与传统农耕经济不同，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经济，需要巨量资金集聚并高效运用，因而必须建立和发展现代金融业。张謇看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认为“银行人身之血脉也”。他深感，如果没有现代金融，“而欲求工商业之发展，虽有智者，无能为役”。因为“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

着眼于现代化强国富国道路，张謇将金融摆在了“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和“国民进化之阶梯”的位置，他特别强调，“欲求实业之发达，民生之利赖，地方之进化，端自银行始”。正因如此，张謇在1913年农商实业总长上任伊始，就将“求助于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助推实业的四大“政纲”之一，并提出了若干振兴现代金融的意见方针。

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渠道，是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撑和推动。在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依然必须“求助于金融”。

（二）发展现代金融必须重视制度建设

在张謇看来，制度是任何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制度的良窳可以决定经济的盛衰。制度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法律，在企业层面则表现为具体的管理规定。由于金融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国之大者”，而且又十分复杂专业，因而必须以国家法律和企业规章保障其健康发展。张謇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付之于行动。

张謇认为“国必有法，有法则制”。他确信“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否则，“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他特别强调，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堆栈业、运输业等，“非借法律不能发生，非有法律之保障，即发生亦不能巩固”。法律对实业和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纠正、制裁三个方面，必须通过立法来规范金融市场运作，确保金融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为了以立法明确银行的职责权限，规范其运作，保障正常运行，他在工商总长任上，推动了银行法的制定，主持拟定了《劝业银行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典当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国币条例》等一大批涉及金融的法律、法规。张謇通过“乞灵于法律”保障制度性、规范性地“求助于金融”，从而使经济和金融都得到良性发展，是其现代金融思想观的精髓。

至于金融企业内部的制度建设，张謇亦有许多精辟论述。1906年，他在筹划建立江苏银行时，针对有人担心“公款入股，掌之者非尽本地人，耳目既远，恐不足恃”，明确答复：“一公司成立，有董事，有查账人，皆代表股东以监察行政者。有董事会，有股东会，皆办事人以营业情形，筹商股东或代表者。此董事及查账人、代表人，即各州县及各绅商所公举者也。”在这里，张謇以现代企业制度思想，构建银行的监督、营运、维权体系，既化解了一些人的担忧，又阐明了银行内部制度建设的方向。张謇对银行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就是“守法宜坚，不可假借”。

1923年，担任交通银行总理不久的张謇，针对交行危困混乱的局面，明确提出，“振其情绪，明其端，纷可治已。交通银行待治者久，今日犹汲汲也。”而对其治理的根本之途，是“有可法，有可戒”，“法戒者，洞澈联贯之也”。在这里，张謇主张对银行乱局的治理，要在弄清头绪和根源的基础上，制定制度，依法办事，严惩不法。最终，张謇以现代公司治理理念，重构经营管理体系，使交行走出困境，扭亏为盈。正如张謇所说，“所有前任亏耗，以盈剂虚，亦已过半。”张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自办淮海实业银行，以及整顿交通银行等，深刻认识到，银行加强自身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三）必须建立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

张謇认为，现代金融涉及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方式，且相互依存、相互配套，因此必须从整体上考虑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张謇感慨于“环顾国内，金融机关，既未偏设，农工贷借，尤苦无从，遂使地利未获尽辟，富源不克大兴，国计民生，胥受其困，亟宜特设银行，藉以劝导实业。”早在1906年，他就提出了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设想：“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励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之可言。”

对于金融活动中心银行的体系建造，张謇主张：加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中央银行建设，以巩固国家金融基础；然后，积极发展地区金融中心的地方银行与之相配，“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同时，保留和改进各种民立银行和钱庄、票号等旧式金融机构，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银行结构系统，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另外，张謇还主张设立专门扶持农工商企业发展的劝业银行及各种专业银行。例如，他对盐业银行的定位是：“性质独立，不与中央银行相混，其营业范围以关于盐业上之设备改良、汇兑、抵押、存放、收付为限，不得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事业，对于国家亦不担任盐业以外义务。”

交通银行旧址

由此可见，张謇的银行体系设计构想，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体，专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并实行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需要，体现出鲜明的金融现代化特征。对于各类银行的资产性质，张謇认为，尽管国家从总体上掌控银行的治理权，但应实行股份制、民营化，资产所有权以私人为主。他建议政府将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治理权操于政府之手，而其所有权则属私人。”民间自主经营的银行，遵守国家法规政策，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民立银行，定政府入股之制，用人办事之权，由股东选举报部立案。”

除银行以外，票证运行及管理亦是整个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张謇对此亦有着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振兴实业之要件，必有种种辅助之机关。中央银行之外，必有赖于国民银行；银行之外，必有赖于股份懋迁公司”。因此，在建立完善银行体制的同时，应健全股票交易所等现代金融组织。张謇宣称“交易所为世界新事业之一种”，并在推动中国第一部证券法订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建立、第一个股票同业工会成立的同时，亲自创办了南通交易所。尽管南通交易所因种种原因，开办不久便关闭了，但其中的经验教训，给了张謇许多启示，使他对金融票证交易活动认识更为深刻。他在南通交易所开办时表示：“棉纱、粮券同时骈举，属八方之耳目，而视听綦严，握各业之枢机，而运用维谨。此后南通之经济社会，须使应有交易所而感受调剂之福利，毋使因有交易所而感受破裂之危险。此则交易所唯一之目的，亦即经济人、职员诸君唯一之责任也。”他对交易所的宗旨、功能、管理要求等，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后来，则针对交易所运行失败的教训，在《为交易所停拍本所股票宣言》中作出了深刻的反省：“政府贸然允许，所订法律尚未完备。沪上既从风而靡，潮流乃旋及南通。奸人驵侩，罔利而彀机，酸丁村竖，醉心而陷阱。”今后“反躬可省，大觉非遥”。从南通交易所创办时的认知和要求到关闭时的检讨和反省，可以看出张謇对于现代票证交易管理的态度和理念。

民国十三年（1924）交通银行第三届行务会议合影，后排右六为张謇

货币是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工具，是金融交易的基础，也可以说是金融的载体和本源，因此，货币制度是整个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部分。由于张謇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强调“经济之厚莫先于货币”，并在担任农商实业总长时，一边制定“求助于金融”的各种政策措施，一边及时理顺和革新货币制度。他在1914年2月主持确定了货币改革方案，出台了《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主要内容有三：一是明确“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矫正多头乱发货币的状况；二是确立国家实行以银圆为本位钱，逐步废除银两、银元、铜钱等平行混乱的币钱，并决定铸造信用度和流动性极强的通用新国币——“袁大头”；三是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的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律。”张謇货币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统一和规范货币，以更好地为生产、流通服务，以货币制度现代化，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现代化。

（四）将信为本、信用为王

作为既秉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又吸纳西方契约精神的一代楷模，张謇始终把忠实和诚信看作是安身立命之本。他做人是如此，创业是如此，办金融更是如此。他在经商创业中，特别是在从事金融活动时，尤其注重遵守诚信准则、守约观点、法治意识等市场经济基本道德规范。

1921年，张謇为上海织布交易所题词：“抱布贸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成贾征偿，将信为本，循之以行。”他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商业贸易的本质在于互通有无，各得其利，因而一定要诚信为本，共守规则。张謇不仅把诚信看作是道德要求，而且将其上升到信用制度及法律层面看待。他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守法致富；对于政府来说，必须通过立法、执法，保护守信者，惩戒失信者，从而推动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

张謇对自己创办的各类学校所提校训中，也特别强调诚信问题。他对南通纺织专科学校的题词是：“忠实不欺，力求精进。”他对银行专科学校的题词是：“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他告诫该校师生：“银行员日与金钱为缘，更非有优美之道德，不足以恢弘信用，扩张营业。”

信用是金融的命脉和灵魂，金融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完全依赖于信用根基，张謇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了现代信用制度和信用工具的巨大功效，“信用云者，不恃势利，其比例为同等享受。”只要“示人以信用”，尽管自己毫无资本，也可“吸取人之资本”。他认为，“银行者，必为商民所信望，而后得商民之信用。”他还提出要“确立信用的现实诉求。”张謇坚守将信为本、忠实不欺的理念，并在经营金融业务时，注重信用评估与风险管理，以维护金融信誉和健康发展。张謇关于金融信用的理念，至今仍需坚守和发扬。

（五）“祈通中西”，吸纳发达国家金融观念和经验

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者、引领者，张謇具有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浓烈的现代文明意识。他认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于竞争之会。”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现代事业成败时，特别强调一点经验体会：“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

张謇认为，对于推进现代化，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一定要学习借鉴先行发达型国家的经验和理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尤为陌生、尤为欠缺的现代金融来说，更是如此。

张謇认为，要像发达国家那样，设立各类银行，发行统一纸币，以促进现代经济和金融业发展。“欧洲各国之用币，则有国立贸易、兑换、贮蓄、存金、农工、劝业各银行为之挹注焉。富商巨室，其居者藏所有之金银于行，握其一纸而无复诲盗之患；其行者可只身挟巨资，行数万里而遥。日本维新之初，尝行札币，以济金、银、铜货之穷。”

张謇考察比较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制度，联系到中国急需银行在取得商民信任的基础上，促进商办实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主张以英、法、德为榜样，采取公私混合股份制，使政府处于股东地位，但银行的性质却“纯然一私家银行”，所有民立银行只要遵守政府和民间一律同时入股的新制度，就可以获得颁银钞、贮公款、有债限三项权利。张謇对欧洲银行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能确立银行的自主经营地位，抵制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

其实，就国家关系而言，张謇对美国更有好感。他认为中美“两国为共和兄弟，吾诚自恶。顾其为大陆性，同也；地广而多未辟，同也；自物美且韧，同也。”他之所以不太赞成学习美国的金融体制，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对金融干涉太多。

1903年，在七十天的日本访问中，张謇考察了日本大阪株式会社三十四家银行和国家造币局，对比中国的情况，深感“华人苦货币之困久矣”，愤然于中国黄金不断外流造成货币流通困难，影响实业发展。他担任农商总长后，便建议学习借鉴日本等国经验，实行金本位制及建设国家农业银行。

张謇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国外先进金融经验的思想理念，影响和引领了当时中国现代金融的构建和发展，至今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三、张謇金融思想与实践对后世的影响

张謇以现代理念和方法开拓新型金融业，以现代金融促进现代经济发展，以现代金融立法和改革保障现代金融业发芽生长，为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张謇开创性的现代金融实践、超前性的金融思想理念，对于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无论是就全国而言，还是就南通而言，都十分丰富而重要。

就全国而言，张謇推进早期金融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宝贵经验和先进思想理念，一直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影响到当代金融的发展。例如，宏观上如何确立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发挥其重要作用，如何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创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微观上如何创立具体的金融机构及有效经营管理，以及如何使金融机构增盈减负、防范信用风险等等。显然，张謇当年的探索和思考，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珍惜的遗产。

金融现代化建设有着普遍规律和客观的历史传承性。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要求做到“八个坚持”，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等。这些针对当下金融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大政方针，出自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和指导思想，但不排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其中，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张謇在早期金融现代化中的所思所虑和所作所为。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有一百多年来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包括张謇等人的贡献），有数百万专业敬业的金融人（特别是领导骨干）的勤奋努力、中国的金融业一定会迈进世界一流行列。

就南通金融业而言，先贤张謇所打下的现代金融基础和历史传承，使南通获益良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人才的成长，二是地方金融业的发展。

张謇1913年在通州创办甲种和乙种商业学校，设立银行专修科，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为南通培育了众多的金融专业人才。1914年1月和7月，银行专修科40人、乙种商业27人先后毕业，分别在上海、苏州、南通等沿江城市各银行及实业公司就职，为南通的金融业和工商业提供了急需人才。同时，他又在创办金融机构和组织时，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实干人才。近代银行家（书画家）凌霄凤，由张謇资遣至日本长崎第八银行实习，回国后任南通银行专修学校主任教务，后在北京银行界工作十多年，还担任大陆银行上海分行和汉口分行行长。徐庚起是南通第一位留美学生，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0年任淮海实业银行协理，被称为张謇后期事业四位后起之秀之一。通州人朱理治是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的高材生，曾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被称为“红色金融家”。

由于张謇时代的基础和传承，南通如今被称之为“金融家摇篮”，形成了“银行行长兵团”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银行南通分行成长为各地行长的，有4位一级分行行长和20多位省行部门、附属公司正副总经理（总裁）及二级分行行长副行长。其中有安徽省分行行长、浙江省分行行长、山东省分行行长、大连市分行行长等。江苏银行领导班子中曾有三位南通人，13个设区市分行中，有6位行长从南通起步。

另外，南通籍的金融家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前董事长姜建清、原行长杨凯生，国家财政部原副部长张佑财，中银万国原董事长李剑阁，蚂蚁金融集团副总裁徐浩，上海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李建红（南通女婿，长期在南通工作）等。

近年来，南通市通过一系列人才政策、金融服务、投资与上市奖励等措施，积极吸引和培养金融人才，为南通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南通设立了“江海英才贷”及风险补偿基金，鼓励商业银行、科技银行为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提供最高1500万元的贷款。同时，还对投资机构（天使投资基金）落户和协助企业上市，进行特殊奖励。有关数据表明，2024年南通金融招聘需求量较2003年同期增长305%，显示出南通金融市场的活跃度和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增长。

目前，南通的金融业，在地级市中也独领风骚。随着南通市经济的强劲增长，金融业规模也不断扩大。2023年末，南通市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86.6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51%。各项存款余额为2.10万亿元，成为全国第六个存款超2万亿元的地级市。南通人均存款超16万元，位居江苏地级市第一。南通现有各类金融机构300余家，包括43家银行金融机构、86家保险金融机构等，位居国内同类城市前列。在资本市场面，全市共有证券营业部70家，期货营业部1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60家，私募基金362支，全市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7家。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所辖县市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排名连续多年全省领先，南通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被省金融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授予“金融生态县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在今天南通金融业欣欣向荣的发展画面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忽隐忽现地看到，百年前先贤张謇在金融界奋力开拓、精心耕耘的伟岸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