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为|翁同龢的自挽联与张謇的挽翁联

一

翁同龢与张謇，两代状元，一对师生。张謇为翁同龢所尽力识拔，关系自然非同寻常：翁视张为传人，张视翁为恩公。因此，翁同龢临逝前，撰自挽之联，特嘱张謇书写；当然张謇也另有撰联，哀挽恩师。于是，留下一段佳话。

翁同龢是同治、光绪的两代帝师，几乎轮流做遍六部尚书，且两入军机，有太子太保、大学士、相国的称号，堪称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战败，满朝文武颇欲问翁同龢的主战、开战、败战之罪；他亦被称“帝党之首”，自然为后党尤为太后慈禧所忌。戊戌变法中，在变革与守旧、用人与任事中首鼠两端，遂在太后与皇帝之间两不讨好；又加上曩昔政敌刚毅、荣禄等人的攻讦构陷，最后竟然落得“开缺回籍、革职编管、永不叙用”的下场。其时已年近古稀。于是，在落寞、凄凉与幽怨之中，翁同龢度过他的余生。

在翁同龢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张謇曾多次跨江看望，送予银两物品，且多有雁诗鱼文、时问节候，给老人以慰藉与温暖；遂有翁同龢临终之时而嘱张謇书写自挽联之遗命。

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日记有记述：

二十六日得翁宅讣，二十一日子正松禅师（翁号松禅）易箦，遗命以自挽联属书，又令草遗疏。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下语微婉，而令謇书，附事尤切。

二十七日写瓶师（翁又号瓶庵）自挽联；并自写挽瓶师联：“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编。”（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二

自挽联，是一个人临死之前公开表述心声的特殊方式。从内容说，或一生之概括，或自我之评价，或心迹之表露……晚清名士俞曲园的自挽联：“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这自然是其一生概括，更是一种自慰、自炫。王夫之的自挽联云：“六经自我开生命，七尺从天乞活埋。”则表达了哲学家面对生死的旷达与洒脱。

翁同龢从“位极人臣”而到“开缺回籍”，其郁愤之意、感慨之怀，自是毋须说得。但是，他是帝师，纵然是死时的真情流露，也须得温良恭俭，须得怨而不愠。

这副自挽联，其实是集句联，上下联均集自《论语》，此方符合其曾是帝师、大学士、太子太保的老臣身份。上联出自《论语·里仁篇》，“里仁篇”讲“仁”，以“仁为美”。仁者爱人，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即可上升为“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表明一个人，倘能成为仁人君子，倘能听闻“仁义道德”，即使“朝闻夕死”，亦死而无憾。这在理解上是丝毫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人们至今还经常引用。但是，作为早年荣耀、晚年差跌的翁同龢，用在这里就当有字面以外的意义。我们回看张謇的日记，张謇用了“下语微婉”一语。微婉，是精微而委婉，隐曲有讽喻。说的是语涵褒贬，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翁同龢的意思应该是另一层面的自我表白，其大致是：前半生，承儒学，践君臣之道，尽邦国之怀，社稷或有影迹，百姓当有视听；纵晚年受屈，亦死不足憾。尤其表现了其对道（借指君王朝廷）之忠，至死不变，这自然也是说与光绪皇帝听的。

下联出自《论语·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一段主要在叙事。记载的是曾子弥留之际向门生嘱咐身后之事。其时，他已动弹不得，对围视的弟子嘱咐道:“把我脚摆正，把我手摆正。让我清清白白、规规正正地去地下会合老师吧。我一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追随老师、追随真理。”—翁同龢去会合的当是光绪的嗣兄同治。从今而后，摆脱尘世的一切了。翁同龢用在这里，当然是指关于功过是非、褒贬对错、祸福宠辱的尽皆摆脱。好一个“免”字，死后之“免”，是自然解脱，是自我解脱；当然也有表示为留给历史评价、留给百姓评价的隐义。这确实是翁同龢临死时内心的真实写照，上下联并看，表意甚为安妥。

张謇日记上还特别点出一句：“而令謇书，附事尤切。”“附事”其一，指曾子的临终嘱咐是对学生说的，而张謇正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请他书写，恰合“附事”。

“附事”其二，翁同龢之未听张謇退隐之劝，而致晚年之累：关于翁同龢的“开缺”，张謇日记所载甚详，其时张謇正赴京参加“散馆试”，多与翁同龢过从。正戊戌变法之时，翁同龢突然遭贬谪。张謇戊戌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日记，“见虞山（常熟之山，指代翁氏）开缺回籍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三十日，“有奉呈瓶叟夫子解职归虞山诗一首：‘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诗歌忆及七年前壬辰（1892）会试落第后辞别翁公，张謇见帝后不和、党派纷争，乃劝翁公退隐。翁公曰：“吾方念之，若圣恩放归，秋冬之际当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第八册）师生心之相印，情之相切，可见一斑。然而，翁同龢终究未能摆脱世俗名利的种种羁绊，未及时隐退，而成遗恨。此亦“附事”之切也。

试想，翁同龢左右岂会缺少书写自挽联的人呢？翁门“一双宰相，两辈帝师，三位公卿，四代翰林，五人进士”，门生故旧，文朋诗友，数不胜数。而最知老师翁同龢者，还真莫过于张謇。所以有“自挽联属书，又令草遗疏”之托。

三

张謇的挽联是翁同龢自挽联的引申，把翁同龢想要说而不便说的心中块垒，一一浇解。

张联的解析，颇有难处。先说结构，上联第一句是问“公其如命何”，犹说如何解析评价翁公的命运呢？接下来两句是答此问句的。简言之，是用“朱大兴”与“李文正”的身份、命运作比较，回答翁同龢的“命运”。

朱大兴，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1731-1807），因住在北京大兴县而称“朱大兴”，死后谥号“文正”；李文正，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1820-1897），“文正”也是李鸿藻的谥号。李鸿藻是翁同龢的同僚，张謇殿试时，翁与李俱是阅卷八大臣之一，翁同龢在定状元那天的凌晨，摸黑到李府商请于李，希望李也支持定张謇为状元，李应允了。因此，李也是张謇的恩公。（张孝若《张季直先生传记》，南通张謇研究中心2014年重印）

若将朱珪、李鸿藻与翁同龢三人作具体的同异之比较，将帮助我们理解此联。

三人都是帝师，三人都曾转任多部尚书，都加太子太傅，都任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作“相国”。翁则尚有二多：翁任两代帝师；翁曾两入军机处。在“同质”中稍强于朱、李。

朱珪与李鸿藻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即谥号俱为“文正”，“文正”是文官中最高封谥。须得勋高、德隆、望重者始得有之。全清一代，只八人有“文正”谥号，其崇高可想而知。再，朱、李之死后均“入祀贤良祠”，贤良祠，是清朝祭祀对国家社稷有功的王公大臣的场所，当然有盖棺定评的意味。

而翁同龢最异于朱李二人者，一是“开缺回籍、革职编管、永不叙用”；二是莫说“文正”之谥号，连一般的谥号也没有，当然未进贤良祠。此一下子成天壤之别。翁同龢的此中委屈，自是张謇所深知。这是理解此联的关键。

我们看到有些解读的文章，均仅按字面，仅按语序去理解：说翁同龢可比于朱珪，比不上李鸿藻，这是不正确的。中国有“谀墓”一说，是说人们写及死者的“墓志”“神道碑”“祭奠文”“挽词”，都当“溢美”，忌说死者的缺点错误，忌作负面评价。张謇怎么会对恩师翁同龢有“不如李鸿藻”的评价呢？即使我们明白了“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是对问句“公其如命何”的回答，解释为翁同龢的命运结局可以比朱大兴，比不上李文正，也不通。因为朱珪与李鸿藻结局命运相同，都谥号“文正”，都进入“贤良祠”。因此，上联的正确理解，涉及我国古词语中的“互文”手法。

“互文”，是“分而为文，合而见义”，由于格律、字数的限制，诗词、对联“分文”状态下缺写词语，理解时则从相对的前后文处的词语拿来补上，放在一起通盘理解。因此，上联经过补写当成如下：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可以为李文正；并弗能比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并，作“又”解释。上下复句为“既可比……又不可比……”“既可比”者，谓翁公的帝师身份、其所任职衔，其对君王家国的贡献，前可跟朱珪相比，后可跟李鸿藻相比；“又不可比”者，谓将三人并列而看命运，并列而看结局，翁公不如朱珪，不如李鸿藻。

这“不如”的具体所指，就是翁同龢的“开缺回籍、革职编管、永不叙用”，朝廷不赐谥号，遑论“文正”那样的崇高封号了。翁同龢死后十年，复辟的宣统才追谥其“文恭”，这是后话。

互文手法能这样“添词语”而合起来解释吗？当然可以，而且必须“添词语”，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这里举一个人们经常引用的元稹悼亡诗中的一句名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此联多数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因为不了解互文手法，今上下多处作出补充完整后，遂可作如是理解：曾经遇合沧海水，除却沧海水是水，别处的水不是水；曾经遇合巫山云，除了巫山云是云，别处的云不是云。这样添加之后，就显豁了。元稹的这句诗联与张謇的上联在结构上极为相似。

再说下联。《后汉书》有《党锢传》，记载东汉桓帝、灵帝年间，士大夫李膺、陈蕃等与宦官集团的争斗。人涉于朝野，时耽乎岁月；此起彼伏，两败俱伤。党争是朝廷中负面现象，为清明政治所避忌。张謇用在这里，冠之于“岂真有”，表示否定，一方面说翁同龢本一心为皇上，一心为家国，素未结党营私，被说成“帝党之首”，被说成为纷争的一方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又说翁同龢倒是遭受了刚毅、荣禄等人的党同伐异，枉遭贬谪。此外，还另有意义则是，如今翁公已开缺为“罪臣”，将不能进入清正史的“群臣列传”，难道真的要在清史中类“党锢传”的记述中留下对翁公来说不公正的叙述与评价吗？

《野获篇》，又称《万历野获篇》，是明代学者文人沈德符（1578-1642）所撰明初至万历年间的一部笔记。内容繁杂，包括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取名的缘由乃在于这些内容均“获之野外”“获之于野外”，即“留存于民间”，张謇取意即在此。是说翁同龢的功劳业绩、学识人品，或不入正史，则当期盼留在民间、流布后世。因此，张联虽只两个人名，两部书名，信息至大，意涵至丰。

四

翁同龢的自挽联，集用圣哲语录，不愠不怒，语显意隐，不改帝师风范，好一个“文恭”谥号，恰如其分。张謇的挽联，以书名对人名，只列事典，意在文外。妙用“互文”，增词补义。两联真不愧状元对联，实在是我国对联艺术的佳例，值得品读。

来源：徐乃为，翁同龢的自挽联与张謇的挽翁联，《书城》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