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胡适与张謇张孝若父子的交往

张孝若与张謇

胡适与张謇有无见过面，现在已无法考证。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胡适与张謇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不过，彼此并不陌生，胡适对年长38岁的张謇还是相当推崇的。

一是胡适在中国公学学习时，张謇是该校的校董。中国公学是1906年上海创办，胡适是在1906年下半年入学，1909年毕业离校，胡适在中国公学两年多时间，后来还担任新公学低年级班英文教员。而在1908年9月，中国公学推举张謇为第一届校董会总董，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对此有记载。

二是张謇与胡适都为中国科学社作出了重要贡献。科学社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民间科学团体。1917年张謇被科学社缺席选为名誉社员，张謇在社所、筹款等方面对科学社大力支持，1922年8月，科学社在南通召开了第7次年会，经过这次年会选举，张謇位列董事会之首。而胡适是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成立时的77人之一，在《科学》和年会上经常发表论文、演讲。尽管胡适缺席了在南通召开的年会，但直至张謇去世，两人活跃在科学社的交汇期长达十年时间。

三是胡适曾将张謇列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人。1922年11月，胡适在《努力周报》第29期撰写了《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文章，胡适列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张謇被列为影响范围虽小但收效甚大者第三组，张謇还是胡适所列举的“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

胡适和张謇张孝若父子的交往，最初是从胡适和张孝若的书信往来开始的。民国初期，当胡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极大成功，逐步成为文化“巨子”时，张孝若则凭借显赫家世、父辈资源和个人付出，成为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1919年6月14日，张孝若致信胡适，这是张孝若和胡适有记载的最早交往。信不长：

张孝若写信的缘由，是因为胡适转来的任鸿隽（字叔永）的信，此时张孝若和胡适还未曾有机会谋面。写信之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被捕，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恰巧也在陈独秀散发传单的现场，只是有事提前离开，并对陈独秀被捕有过详细回忆。

信中张孝若除赞赏胡适文学改革主张外，还谈到陈独秀被捕事件，探询胡适对五四运动“感想何如”。应该说，此时的张孝若和胡适彼此还不熟悉，张孝若主要通过任鸿隽、郑铁如、沈燕谋来了解胡适。这几人与胡适交情非浅，任鸿隽、沈燕谋都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同学，郑铁如是胡适出国留学之前的室友，胡适在上海滩因醉酒殴打巡警，是郑铁如交的罚款并保释出来的，他们此后都去美国留学，后来任鸿隽、郑铁如和胡适又都成为北京大学教授。

同时，这几个人又都与张孝若往来密切。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的社长，而张孝若是1916年成立的南通科学支社的理事长。郑铁如留学回国后做过张謇的秘书，而沈燕谋与张家渊源更深了，沈燕谋的祖父沈燮均是协助张謇开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四董事之一，父亲沈书升拜于张謇门下，是张謇担任山长的江宁文正书院住院的九个学生之一。张謇资助沈燕谋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1916年，沈燕谋回国后被张謇在大生公司委以重任，并担任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兼任教授。

信末，张孝若邀请胡适“惠临南通”。南通不仅是张孝若的家乡，也是其父张謇发展实业、实行地方自治的基地。胡适后来一直没有到过南通，他错过了几次机会。在张孝若写这封信的一年后，即1920年6月，胡适的老师杜威去南通发表演讲，张孝若到码头迎接，而这次胡适没有能陪同老师前往。张孝若作为科学社第七次年会筹委会的委员长，具体张罗了1922年8月在南通召开的年会，接待了胡适的很多朋友和同仁，事前南通当地报纸也发出胡适将来通参会的消息，但最后胡适没有能成行。

1920年6月9日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高诚身夫人白美华、杜威女儿（长女）、张謇夫人、杜威女儿、杜威夫人、张孝若、杜威、高诚身、张謇、张詧、何尚平、李敏孚（南通市档案馆）

张孝若与胡适的见面，最早见于文字的，是胡适在民国12年（1923年）6月7日的日记：

此时的张孝若正忙着为出使欧美日十国作准备。1922年7月，张孝若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赴欧美调查实业专使。一年来张孝若是极为忙碌，频频出席各种聚会和活动，将考察调查内容分门别类，征求各方意见，仅1923年1月28日这天，中午与黎元洪总统见面，下午赴全国商会联合会向各省代表演说出外考察方针，晚上与国务总理张绍曾会谈，旋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商谈，到上海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及各国驻沪总领事会晤。直到1923年9月17日，才率团对欧美日十国进行为期7个多月的考察。

刘厚生、蒋孟平都是胡适“所要见面人”，所以胡适为了这次聚会，推迟了去杭州。不过，这次碰面倒更象是特意为张孝若和胡适见面而安排的饭局。

打电话约胡适的是胡的至友徐新六（振飞），他曾跟随梁启超与张謇一起策划筹办“中比轮船公司”，并任职于张謇等办的新通公司，与张孝若不会陌生。聚会的地点被安排在上海蒋孟平的家里，蒋孟平是大生的股东之一。聚餐活动的组织者刘厚生则是张謇的得力助手，长期帮助和协助张謇从事实业与政治活动。其他的人，象刘世珩与张家也早有往来，1901年江总督刘坤一负责江南商务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选刘世珩和张謇共同主持局务，刘、张两人有称兄道弟之谊，这些人与南通张家和张孝若自然早就熟悉。蒋孟平、刘世珩又都是收藏家，与胡适兴趣爱好相投，再加上任鸿隽、沈翼孙（即沈燕谋）等，都是张孝若、胡适的老朋友。

不过，在当天胡适日记里，只提到张孝若参加了这次聚餐，并无过多笔墨，说明胡、张两人初期的交往，作为普通朋友并无特别的地方。反而对蒋孟平、刘世珩，胡适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蒋君为湖州人，收集书籍字画甚多。听说皆甚精。他近刻王国维先生的集子，尚未出版。刘君为贵池人，刻有《暖红室汇刻传奇》多种，又刻有《贵池先正遗书》三十馀种；其旧刻之《聚学轩丛书》中多绩溪先辈遗著，可贵也。刘君亦是遗老之一，拖有辫子，又吸鸦片烟。”蒋、刘所刻的王国维集子、绩溪先辈遗著，吸引了胡适的眼球。

虽然，胡适在日记中对张孝若只是一笔带过。但两人互有好感，这是肯定的。

张孝若后来说，“你和在君（丁在江）二人，都是我生平所最敬爱想师事的人。”张孝若回忆说，1916年（民国五年）以后，“胡适之先生等揭起文学改革的旗帜，用白话作文，我那时在《南通报》上也大作起白话文。哪晓得有一位朝鲜汉学家金沧江先生看了气愤得很，跑到我父那里说：‘哪有状元之子反作践文的道理。’我父只是向他笑，并没有禁阻我”。

而胡适对张孝若也是惺惺相惜，胡适和郭沫若这两位文学巨头第一次会面，胡适谈话的主题竟然是张孝若。1921年8月9日晚，高梦旦先生在上海一枝香番菜馆宴请胡适和郭沫若，郑伯奇等作陪。据郑伯奇回忆“沫若和胡适之先生在上海的会见,也是由于高梦旦先生的周旋。当时笔者也曾忝列末席,觉得胡适之的谈吐丰采都很不坏，不过他谈话的主题是以张孝若的政治活动为中心，却使沫若和我感到乏味。”可见当时胡适对张孝若的重视程度。

尽管胡适比张孝若大七岁，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人的交往和合作。两人在教育背景、性格志趣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胡适和张孝若自幼都接受过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胡适五岁启蒙，在安徽绩溪老家受过九年私塾教，胡适读的第一部书，是其父胡传生前为他亲手编纂的四言韵文启蒙课本《学为人诗》，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为他打上了文化底色。张孝若虽然为独子，但张謇对他管教严格，悉心教诲，曾集刘向、诸葛亮、颜之推等7位古人的教子警言，书刻于石，作为家诫。   

第二，两人都受过现代教育和开放思想的影响。张孝若７岁时在家中，启蒙于日本女教师森田政子，1913年就读于青岛德国人开办的德华学校，后转入上海震旦学院，1917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商学学士学位。胡适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时，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考取庚款留学后，赴美学习七年，并在1915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直到1917年回国，显然他们都有相似经历，系统接受过西方近代思想的熏陶。

第三，他们都聪颖过人，并且酷爱写作。胡适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张孝若12岁时，赋登塔诗曰：“凭栏词客招新月，隔岸渔翁唱晚烟，被郑孝胥称之为，“晚烟新月作，思致绝隽秀。家学不独诗，风气果已就。”他还以笔名在南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张孝若后来对胡适说，“十几年前，你在北京揭起白话运动的旗帜的时候，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奋勇争先，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和张孝若《致宗白华信》还作为范文，同入19世纪20年代学校的国文教学书。

第四，他们都性格开放，喜爱交游。如胡适“上至总统、主席、部长、议员、中及校长、教授、编辑、乡绅，下到饭馆子老板、厨师乃至引车卖浆之徒，凡所交游，都可成为‘我的朋友’” 。而张孝若和张学良、袁克文、孙科等并列为民国“四大公子”，与孙中山等政商文化人士都有往来，甚至与日本商界领袖涩泽等海外人士都有交往。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经常发表各类演说，后来作为文化名人，演讲更是家常便饭。张孝若同样才思敏捷，1924年4月，张孝若十国考察归来，对上海总商会等八团体侃侃而谈了近三个小时，接下来在不到十天时间内，张孝若马不停蹄地在沪、宁、通发表了数场演讲，他注意抓住不同受众特点，发表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的意见，提出的观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两个人的这些经历、思想和个性特质上的相似之处，成为他们关系日臻亲密的的基础。

19世纪20年代后期，张孝若和胡适交往进入了最为频繁的阶段。胡适从1928年5月到1930年11月，定居上海的时间不足三年。而在这个时期，张孝若的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他自称为“潜庐”家中，忙于编辑张謇遗作，写作张謇传记。

1926年7月张謇去世，张孝若即辞掉上任几个月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挑起张謇留下的实业重任，继任大生纱厂等企业董事长。不过，张孝若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编辑和写作上，查这个时期大生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会议纪录，他往往让别人代替自己参加公司的各项活动。

有趣的是，胡适和张孝若这个时期有一个相同的头衔——大学校长。从1926年起，张孝若担任了近十年的南通大学校长，1928年他将私立南通医科大学、私立南通纺织大学和私立南通农科大学合并组建为私立南通大学，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私立科技大学的代表”。胡适从1928年春到1930年5月，出任中国公学校长，采取调整院系、扩建学校等一系列措施，中国公学迎来了“黄金时代”。

1929年，胡适相继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重磅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组织舆论对胡适时行 “围剿”。张孝若多次致信胡适，表示对他的支持。1929年7月31日，张孝若在信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

1929年9月10日，张孝若说，“前天在友人处，《新月》上的二篇大文已经读过，果然有声有色，今天高兴，做一首诗送你，另纸写上（勿发表）。我肚皮里，也有许多和你一类感想的文字好写。然而一想，我比不得你，你是金刚，不怕小鬼，我是烂泥菩萨，经不起他们敲，还是摆在肚里罢。”至于另纸写的诗，在胡适同日记里特地抄录了下来，“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胡适对张孝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张孝若自己说，“近来我尽读你出版的著作，又和你见过几回面，你给予我文学上的兴奋和师法的地方，都还在其次；你给予我人格上的感化的伟大，真难以笔墨形容了”。从这个时期张孝若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发现，张孝若在和胡适交往的内容及其方式上，有这几个方面特点：

一是对好友的安慰。如，1930年2月，张孝若写信说，“梅兰芳游过沪，我因懒于见人酬酢，竟避未一出。先生和他见面，当然是他请教。岂料无聊报纸，天天呶聒，不值一笑。”张孝若和梅兰芳也是老朋友，多次在南通接待过后者。此时的胡适因批评国民党而被“训令”警告，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独自谢客而蜗居。梅兰芳在这年赴美演出前多次登门向胡适讨教。“无聊报纸，天天呶聒”说的就是这件事。对此，张孝若安慰胡适说，“不值一笑”

二是邀请胡适吃饭谈心。这期间，张孝若多次约胡适去大华饭店碰头餐叙。大华饭店是当年上海最豪华的花园式旅馆，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盛大婚礼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和张孝若、胡适一起相约吃饭的聊天的，还有陈光甫、沈燕谋、郭守纯、刘厚生等他们的多年的好朋友。

三是赠送礼物表达心意。张孝若曾把翁同龢的《翁常熟诗集》、张謇的《甲午殿试策》和《杜甫》等书赠送给胡适。还告诉胡适，“写大字的垫毡，我共有三块，还是从前我父定做的，很适用，现在我送你一块，请收下应用。”

四是向胡适讨教求助。如因张謇“钦服颜、李的学派”,他请胡适告诉自己上海可以买到颜元、李塨遗书的地方。还向胡适借过《朱子年谱》，1929年7月18日，张孝若问故知胡适“哲学史编到什么程度？将出版么？文学史下卷也动笔么？”他不仅关心胡适的写作动态，还对文坛动向感兴趣，1928年6月出版的《西滢闲话》畅销一时，他向胡适打听，“西滢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得便请你告诉我。”从两人交流的亲密程度可以看出，彼此关系已非同寻常。

胡适所作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成为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开篇之作。张孝若为父亲作传这件事，则把胡适和张孝若两个人的关系推向了高潮。

本来，张孝若是打算请胡适亲自为其父张謇写传的。1928年，南通《通海新报》刊登消息《胡适之博士为啬老作传》，“张孝若氏得胡适之君来函，欲为啬翁作传，将啬老一生学问政策事业，编成一有系统之作品，张氏已复函表示感谢，并请胡君先流览啬老遗作全部，再至南通实地一观，然后动笔云。”啬老即张謇。胡适与张謇有无见过面，现在已无法考证。

也许是胡适当时囿于繁琐事物之中无法脱身，或许胡适觉得张孝若可以胜任作传的重任，写传的任务最终还是落在了张孝若的肩上。张孝若以父亲自订《年谱》为骨架,又“很取法于胡适之先生所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着实也跟适之先生一样，费了一点功夫。”

这个时期，张孝若和胡适书信往来不断，并频频相约见面，主要是围绕张孝若为父亲编辑著作和为父亲作传这两件事。无疑，胡适对张孝若的影响是巨大的。张孝若曾为父写墓志铭，他是这样向胡适解释的，

“这回用文言写，有两层原因：

一，墓志铭因须上碑石，字有限数，不能过多，只好用金石文体例。但仍力避艰涩语调及僻字。

二，我要表示：我们并不是不能做文言文，做文言也不是很高贵而很难的事。更要证明一班人批评做白话的人对于文言不是怕难，就是没有本领做的种种说法，是不确当的。”

这样做的“动机：

一，前月家母到上海看我，就谈起家中还有二块没有用过的碑石，弃置可惜，为何你不做一篇墓志？

二，中华印先君全集，叫我在前面做一篇东西，或序，或传，或墓志，体例不问，只不要白话。我想来想去，没有主意，适逢家母谈起，才动笔写的。”

在胡适的劝说下，张孝若改变了原有的主意，“你（指胡适）所说废去墓志铭的意义，我完全了解。现在我决计不用了。本来传记最后，我有过‘不铭不志’的一句，更觉不用的妥当。”

在为其父编书和作传的过程中，从标点、字句到整个框架体系，张孝若或书信或当面向胡适请教，并得到了胡适很多帮助。如1929年7月31日，张孝若写信说“前天承先生接谈，实在荣幸得很！关涉编订先君遗著应该讨论的几个问题，更承先生一一指示，实在感激得很！”8月7日，他信中告诉胡适，“昨晚一谈，增我识见，及指示我编书，益处极多、极广，感幸万万”，8月8日又说，”前天得到来示，你能这样的教导我，真是生平莫大的幸事！这才够得上朋友。”还说，”你所提出关于文中可议的字句，我都以为然，已一一改过。”“我看到你“文言提要”的一句，我笑出来了，真正评得妙。”张孝若历时三个月，写成二十五万字的《张季直先生传记》，由胡适作序，1930年2月由中华书局发行，张孝若“函外附呈一册，请先生看后给以毫不客气的评教。”张孝若还给胡适奉上大洋3000元，这是一笔极丰厚的谢仪。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

胡适在1914年9月在留美日记中，写下了“传记文学”札记，最早提出了传记文学概念，他一生共写下120多万字40余篇（部）传记类作品。

胡适所作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一，这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开篇之作。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并具体进行分析阐述，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认为“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同时，提出了“新体传记”学说：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

第二，胡适在序中用犀利的史学眼光评价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第三，胡适对张孝若给予褒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胡适因“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时常劝朋友写自传，或作新传。张孝若对张謇的传记创造，是在胡适影响、带动和指导下完成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胡适所倡导的传记文学理论的一次具体实践。

而对于张孝若而言，其一，写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是一项“爱的工作”，张孝若说，“父子之爱，人生只有一回”，在“前面高山要攒爬，后面大海要堕落”的险恶环境下，他发誓以“关着门编理父书”来表达心志，并希望胡适“永远做我的监誓人”。

其二，他认同胡适对张謇的评价，张孝若说：“你称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呢，到他瞑目，终于是个失败的英雄。”

其三，写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践行了胡适“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传记文学理念，较好体现了传记的史料价值和感化功能，展示了张孝若的文学素养和历史眼光，为研究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发展、民国初期的历史转型和张謇等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留下宝贵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