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演讲|罗一民：张謇与翁同龢情深义重

谈起“晚清七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及其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救国、强国而奋斗的志士仁人，不能不说到当时的两个江苏籍状元翁同龢与张謇，以及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情谊。

一、翁同龢提挈张謇

翁同龢1830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苏州），在1856年（26岁时）状元及第，后为同治和光绪的“两代帝师”及中枢大臣。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南通），在1894年（41岁时）考中状元，后为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翁同龢大张謇23岁，比张謇早中状元38年（他中状元时张謇仅3岁）。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因缘际会，还是让他们结缘深交，并共同在晚清历史上谱写了士林佳话和政坛美谈。

翁同龢在光绪元年就受命为皇宫“授读”，并两度任军机大臣，是光绪“眷倚尤重”的帝师枢臣。同时，他还是一心革新内政、抵御外侮的“南派清流”首领。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翁同龢一直关注并设法网罗天下（特别是江南）士子才俊。

早在1879年，翁同龢就开始垂青于祖籍常熟的张謇。当时张謇虽然连举人也不是，但由于在庆军当幕僚，帮吴长庆治军理事（特别是平叛朝鲜壬午内乱），显示了卓越的学识和突出的才干，颇有声望。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东征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颇受朝野各方瞩目和称赞。特别是关于先下手“规复”朝鲜、琉球的策论，更是令人称道。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其“执事声势久已倾动一时”。正因如此，翁同龢在写给吴长庆的信函中，常不同寻常地附笔问候张謇（“公与幕府笔，问询辄书尾”）。1879年夏，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南派清流首领的吏部侍郎夏同善，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考官，将张謇录取为吏部科试第一名。

1885年，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获南元（南方考生第一名、全体考生第二名），其主考考官就是翁同龢和潘祖荫。应试期间，翁曾专程去张謇住处看望（两人第一次会面），翁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謇，南通人，名士也，年卅三。”试后，张謇“为常熟师作《乡试録后序》”。从此，翁与张正式形成师生关系。

在往后的十年间，张謇一共参加了五次会试，翁同龢每一次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扶持，但前四次都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主要是因为将别人的卷子误认为是张謇所写）。若干年后，吴汝伦曾在写给张謇的信中，披露了翁同龢暗中帮张謇录取而不果的经过：“尚书（翁）于足下有国士之知，无锡孙君以误得售（被误认为是张謇而被录取），尚书深以为恨，拒而不见。”

最有意思的是张謇在1892年的第四次会试中的种种故事。当时，张謇应试充分，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翁同龢也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事先做好各种准备，要有关各方细心配合，一定将张謇的卷子看准并高分录取。谁知又是造化弄人，弄巧成拙，张謇再一次与“进士”擦肩而过。当时有一武进考生刘可毅故意在试卷中冒写“厉箕子之封”（商末箕子封地朝鲜），而使翁同龢及其他一众考官误认为该卷为张謇所作无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张謇才有在朝鲜工作的经历。结果，常州刘某榜上有名，张謇却名落孙山。张謇在日记中愤愤然说道：“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冒顶，可谓与常州有缘（当时无锡、武进均为常州府所辖）。

1894年的恩科会试，是张謇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试。这次会试中，主考官翁同龢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将张謇推上了“状元”宝座。除了事前的指导、点拨以外，在考评和录取过程中，翁同龢也是不遗余力。在翁的关照下，张謇先是被录取为第六十名贡士，后，张謇被礼部侍郎初定为第十一名，无缘入围，“常熟师改第十”。在随后的殿试中，翁同龢要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直接将卷子交给自己，并对张謇的殿试卷评价极高：“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同时，斡旋于八大考官之间，力荐张謇为殿试第一名，并在光绪面前称赞：“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高中状元，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翁同龢也为自己、为国家成就了最好的人才。中了状元的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成了贴近皇帝身边的正式文官，也成了翁同龢的政坛圈内人。

毫无疑问，翁同龢是张謇一生中最关键的恩人、贵人。若没有翁尽心尽力的提携，张就不可能在年过不惑后科考折桂，也就不可能凭着“状元”桂冠指点江山，纵横政坛商海。作为一个毫无显赫社会背景的农家子弟，张謇能开创性地谱写丰功伟绩，起始条件就是有了翁的提携。

二、张謇辅佐翁同龢

中了状元的张謇，对翁同龢很感恩，并准备以实际行动报恩。他深知翁同龢奖掖提挈自己，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在治国理政方面助老师一臂之力。更何况，他与老师本来就在救国、卫国、强国方面，具有较为一致的理念和思路。因此，张謇决心在政坛上全力辅佐翁同龢，为国家尽一份心，为老师尽一份情，为自己尽一份责。

一是在甲午风云中力挺翁同龢，为主战派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围绕是战是和这一关键问题，清王朝形成了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两派争论和斗争得很厉害。张謇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方，为老师翁同龢出谋划策乃至冲锋陷阵。

由于张謇有着在朝鲜从事军事、外交工作（包括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亲身经历，而且回国十多年一直以日本为敌手研究各种对策，因而主战派骨干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倚重他的才干。1894年的六月至十月，翁同龢连写9封信，向张謇咨询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讨论中国应争取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当年6月4日，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7日张就致函翁，提出出兵朝鲜、分兵扰日、终止中日贸易等建议。6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后，张即提醒翁关注台湾防务，并派人送去两张珍藏的朝鲜地图。据《张謇全集》所载，仅在1894年七月至八月，张謇围绕中日问题，“上翁同龢书”就有20件。六月底之前，主要是建议启用爱国将领，加强战备，准备对日宣战。七月一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后，主要是建议拨款增购铁甲兵舰，派舰船进援驻朝陆军，加强渤海防务，防备日军偷袭。八月以后，随着战事失利和政争尖锐，力主罢黜主和派首领李鸿章，起用已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䜣。

九月初，在奕䜣被起用后，张謇上奏折《推原祸防范未来请去北洋折》。他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抨击李鸿章不仅一贯主和卖国，而且还一贯以昏聩败坏和局，并郑重提出了他与翁同龢一起商议的“另简重臣，以战求和”八字方针。

九月十三日晚，预感败局已定，张謇连夜拜访翁同龢，“危言耸论，声泪交下”。第二天，按照翁同龢的授意，张謇召集主战派骨干商议时局与对策，并于九月十六日上书翁同龢，报告集议结果。当天，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亡的消息，只得于十九日匆匆离京返乡。翁同龢在送别信中悲伤地说道：“此别未知何日相见，……日来心思甚劣。”

二是身在江湖，心忧天下，与翁同龢同频共振。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国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民众深感奇耻大辱。1895年三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得此消息，身在老家南通丁忧的张謇，愤然在日记中抄录“和约十款”，悲痛欲绝地哀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甚至在祭奠亡父时还不忘责备自己无力挽回败局：“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而此时的翁同龢虽然身在庙堂，但与身在江湖的张謇一样，对甲午惨败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他悔恨交加地说道：“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才略太短，无以仰赞”，“恨不能碎首以报”。为此，他呈递了《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疏》。考虑到他的忠诚奉公，以及久任户部尚书的经验，为了理财和经济建设，朝廷不仅没有将他免职，反而任命他为总理衙门大臣。担此大任，他一方面应对筹措甲午赔款、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等外交问题，一方面图谋重振国内经济建设及内政改良，“深以旧法实不足恃”。

张謇虽远离京城，却时时关注国家时政方针，并及时顺应老师翁同龢的种种治国之策。在外交内政问题上，他除了发表与老师相一致的观点言论外，还按照曾是南派清流骨干的张之洞的意见，在家乡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走上了实业报国的道路。他还结合自己的从商实践和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向翁同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他在《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提议：商务亟宜实办，实办之计有三：一定法，二筹款，三定捐税；工务亟宜开导，开导计一为各省开劝工会提倡鼓励，二为派大员博采各省精巧之器，并选挈名商慧工参加巴黎博览会，察视各国好尚风俗，以便推广制造；农务亟宜振兴，主要是鼓励开荒垦植。

三是积极支持翁同龢维新变法，成为翁同龢的重要谋士和得力助手。甲午战争后，除了日本多方侵略中国，西方列强亦趁机强行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狂潮。在此生存危亡之际，光绪与翁同龢决定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1898年的大年初三，翁同龢亲自听取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关于变法的详细陈议。翁随即将康的意见转报光绪。光绪便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自此，戊戌变法序幕徐徐展开。

1898年闰三月，就在“百日维新”呼之欲出之际，张謇在去上海与维新派人士文廷成、郑孝旭、郑观应等会谈，对维新问题形成了基本看法，然后回京到翰林院销假复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正式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两天后，又亲自召见康有为，谕令康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参赞行政，专折奏事。

张謇既满腔热忱，又老成持重，在“百日维新”前后，特别是在最关键、最紧张的日子里，常与翁同龢彻夜长谈，共商大计。按照翁的说法是："盖无所不谈矣"。按照张的说法是："与虞山谈至苦"。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光绪搞变法维新主要是听翁同龢的，而翁同龢又主要是听张謇的。张和翁都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强”，但反对“激烈雷霆式”剧变，主张“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

实际上，翁和张都是老成持重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关于力主光绪协掌全权，全力推进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变革的基本主张，但又不赞成康、梁的急躁冒进的做法，用张謇的话说，就是"余与康梁是群而不党"，并曾劝"勿轻举"。翁既不同于康梁，甚至于也不同于后来几乎全盘接受康梁意见的光绪。

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被慈禧所忌恨，又为光绪所不满的翁同龢，突然被御令开缺回籍，这令张謇等帝党分子大为惊诧，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张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虞山开缺回籍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四月二十八日，就在翁同龢前往宫廷，向光绪叩头拜别的那天，北京城南士大夫人心惶惶。所谓"城南"，历来是南方籍京官及清流文士宴饮雅集议论朝政之处，最能反映士大夫的心理情绪。第二天，张謇"恭诣乾清宫引见，瞻仰圣颜，神采凋索，退出宫门，潸然欲泣。"

张謇既为皇帝和国家的命运担忧，也为翁同龢及自身的安危担心。见完皇帝的第二天，他便以《论语》中宁武子智愚得当、进退自如的故事，"晦语劝公（翁同龢）速行"，离京避祸。

宁武子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曾在卫文公、卫成公时期辅政十多年。在辅政前期，国家政通人和，他便竭尽所能，大有作为；辅政后期，君昏国衰，他便装傻守拙，但又坚守朝中，以待时机为国出力。孔子认为他那种聪明或许有人赶得上，但那种愚笨却无人能赶得上。因此，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张謇在这里说宁武子的故事，显然是希望老师也能像宁武子一样，虽然心中的信念和理想要始终坚守，但行动上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聪明便聪明，该愚笨便愚笨。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与张謇有关事

为了与老师同进退，张謇在劝说翁同龢南归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愚不可及"的既避祸又坚守其志的道路——回家乡大搞实业。就在他到翰林院和吏部听旨正式复职的第二天，他便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借口，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并坚辞孙家鼐奏派他的京师大学堂教习职务。当天晚上便急忙离开北京，去塘沽乘船直奔故里。

当年八月初，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罢黜帝党，捉拿康梁等维新派，斩首"六君子"。远在南通的张謇既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又深感惊恐和焦虑。如同翁同龢一样："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亦战栗罔知所措也。"

三、张謇与翁同龢的不了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开缺回籍被“编管”，张謇照样对老师一往情深，关照有加。翁回到常熟虞山后，张即奉诗一首：“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此诗的前几句描绘了翁同龢在政坛上如履薄冰、腹背受敌的境况，劝慰老师安然返乡，享受田园风光；最后一句“七年前约故应温”，回顾了自己七年前科考落第归乡的往事，一方面感念老师恩情，一方面表示要与老师甘苦共尝。

1898年底，在张謇等人的资助下，翁同龢在常熟祖茔旁兴建新宅“瓶隐庐”。此宅原为翁氏族人祭祀祖先和看守祖墓所用，兴建后为翁同龢晚年所居。翁给新居取名“瓶庐”，为寓守口如瓶之意。并在大门贴有自定的五规：不赴宴会、不管闲事、不应笔墨、不作荐书、不见生客僧道。自称"五不居士"。

自翁同龢1898年开缺回籍至1904年去世的七年中，张謇曾多次驾舟过江看望恩师，并供送银钱衣物等。1903年八月，翁同龢连书两信给张謇表示谢忱，其中说到：“承惠银元二百，面见颜拜受。悠悠四海，唯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新稻及粟、鱼干、百合，一一奉领。”“百岁酒正思配制，承惠适如所欲，椒鸡异味，平生未尝，山药、百合，此间所产迥不如江北，得之可以卒岁，珍感不尽。”同时，翁还在《张季子荷锄图》上，为张謇写了一首诗《简张季直》：“平生张季直，忠孝本诗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雄才能敛抑，至计岂迂疏。一水分南北，怜君独荷锄。”从这里既可以看出张对翁的情谊，又可看出翁对张的赞赏，特别是“怜君独荷锄”一句，充分表达了翁对张特立独行开辟新事业的爱怜之情。

翁同龢与张謇既是科场师生，又是政坛盟友。他们既情投意合，又志同道合。即使在翁开缺回乡后，他们还共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经常商议时事政治。1899年底，翁同龢得知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开机出纱，欣然为之题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901年4月，在庚子之乱发生、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西奔后，翁同龢与前来常熟探访的张謇“深谈时局”，忧心不已。五月三十日，《东南互保约款》签订后，积极促成这一约款的张謇，专门向翁同龢通报了“东南互保”情况，两人在伤时感事的同时，均对东南一带免遭战乱侵袭，甚感欣慰。

1904年五月十八日，积极主张“君主立宪”的张謇前往常熟翁宅探望病情时，还与翁同龢深谈立宪问题。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与松禅老人谈两次，颇及宪法，老人极赞成。”三天后（二十一日），翁同龢临终前口述自题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上联说明自己一生都在追求正道，无怨无悔；下联通过曾子临终前交代弟子的故事，要后生们传承衣钵，有所作为。翁指名要张代书此联，说明他把张看作是最器重的弟子和事业传承人。据说，1904年7月，74岁的翁老在归道山前，向身边的亲属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尔曹弹。"并口授遗疏：深望光绪帝励精图治，振兴中国，并委托张謇代书陈奏。不久，翁同龢病故，张謇为其送行，极尽弟子之礼。

张謇在翁同龢墓前留影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深情作一挽联：“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上联将翁同龢与嘉庆朝帝师朱珪（清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朱珪，其生于顺天府大兴县故称“朱大兴”）和光绪朝帝师李鸿藻对比，为翁死后连谥号也没有，深表遗憾；下联借《后汉书.党锢列传》和《万历野获编》说事，为翁同龢晚年被禁出仕、且生平事迹官史不彰、只能见诸民间野史，深表不平。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与翁家后人仍多有往来，并一起努力，推动为翁同龢平反昭雪。最终，经张之洞、端方等提议，1909年（宣统元年），翁同龢被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翁同龢在日记中有五十多次提到张謇，翁去世后，张看了日记，将其中提及到自己的内容都认真抄录下来。1921年，年近古稀的张謇专程跨江去常熟，拜谒翁同龢墓地，并出资重新修建墓庐。之前，他还抱病写下了长诗《奉呈常熟尚书四首》：

东坡初出门，独向欧阳子。

昌黎掖后进，拳拳在张李。

古人慎所缘，身名托终始。

攀跻犹及公，州郡杀乡里。

十年辽海军，苦辛狎泥滓。

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

知公大雅人，等闲不足拟。

忧患能知几，恂栗斯有斐。

少小盛气志，颇亦羞群狙。

家世服农亩，不眩车轮朱。

上禀二人训，下规千载图。

江河绝东写，日月骚西祖。

中间气振荡，万物飞蓬俱。

常恐愿力薄，堕此礼义躯。

悠悠迫中岁，四顾增踟跚。

踟蹶思古人，遥遥唐与虞。

寸志不可遂，万事皆尘埃。

犹是中国民，帝京时一来。

昔岁荷推举，冥冥如天开。

公今再荐士，隔绝中路霾。

由来得丧际，出入材不材。

公心照四海，涕泗生枯菱。

不遇故细事，缠绵恻中怀。

丈夫尚思报，所报安恃哉。

昏昏九衢尘，有官未云乐。

腾腾万人海，机利进锋锣。

独念平生交，肺腑相煦焕。

驱车出国门，连朝辄心恶。

况与夫子亲，眷睐重丘岳。

八年四回别，此别非畴若。

才钝语易枝，戚均虑无增。

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锄攫。”

这首诗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恩、敬佩、同情、缅怀。

望虞楼旧影

也就是在那一年，张謇在南通长江边的马鞍山修建望虞楼，以便随时登楼眺望长江南岸的虞山，抒发对翁同龢的不尽情思。

本文系2023年12月20日，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受邀出席常熟政协讲堂所作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