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沙元炳

如皋的沙元炳是张謇的同科进士和事业伙伴，也是南通地区出类拔萃的先贤。但与张謇相比，似乎名气不大，即使在今日南通，熟知沙元炳的也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他留存的史迹不多，或许是因为后人对他的史料关注不够，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对他杰出的历史贡献认识不足。对于沙元炳这样的新旧时代转型期的代表性人物，只有把他放在中国近代社会转换变迁的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所作所为，才能充分认识他的人生价值和历史地位，也才能还他应有的面貌和声望。

沙元炳（1864-1927）

一、才学过人，报国志坚

沙元炳（字健庵）出生于1864年的如皋城内沙家河塘祖宅。沙家为书香门第，也是如皋的名门望族。父亲沙宝臣是一个有学问、有声望的绅士。沙元炳在为父亲写的墓志铭《有清处士赠资政大夫沙府君墓志铭》中写道：“我沙氏于如皋称巨家，县中士族，由明代下至今，一姓历三百余年，而田宅不更他氏者，独称我沙氏。”而在文化影响方面，沙元炳认为沙氏可与当地著名文士冒辟疆相提并论。“国初吾亦园林觞咏之盛，冒家水绘外，沙氏其亚也……”

沙元炳自幼浸润于良好的学风家教，刻苦读书，发奋有为。他在家塾读书时，母亲孙氏对他管教极严。“冬日自塾归，辄间夕课一艺。飧罢，伏几，然一灯，两妹持针黹旁列，夫人拥炉隐床侧，煨芋栗以俟，艺不毕不令饲。往往三漏三下始各就寝。”《清资政大夫沙君夫人孙氏墓志铭》。

沙元炳十一岁学科举文，十七岁考上秀才，二十七岁中举人，三十岁进士及第。在传统科举道路上，万千人争挤独木桥，最终能考中进士的，实属凤毛麟角。这其中既与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有关，更与当事人的志向有关。因为没有志向的人，即使主客观条件再好，也不会坚韧不拔地跑完科举“马拉松”全程。沙元炳在《说鹄》一文中，以赞扬鹄表明自己志向：“千里之志，溯清风，凌颢气，翱翔自得于冥冥中。”他就是这样一位志向不凡的有为举子。

在那个时代，作为沙家长房的独生子，沙元炳的志向，少不了光宗耀祖，承家兴业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怀抱家国情怀，济世报国。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恰逢中日甲午战争开始，随后中方战败，割地赔款，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这更加激发出他救国强国的强烈志愿。他发誓要“启迪民智，御侮图强，洗雪国耻”。

沙元炳青年像

沙元炳中进士后，深得自己的座师翁同龢赏识，由翁推荐，入庶馆深造，授翰林院编修。翁同龢是光绪的帝师，也是维新派的在朝首领。沙元炳赞同老师的维新主张。可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沙元炳对国事和官场均感失望，深知在京无法一展抱负，便寻故告假回乡，另谋他图。

据项本元(沙元炳的学生)所述，“沙以二亲年高谒告归养。”所谓“谒告”，是指官员告假，期满后可以销假复职，有点像“停薪留职”。实际上，沙元炳告假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对国事的失望和个人另有打算。他在后来曾明确说到：“天下之惠，莫大于任事者仅居其名而无事事之实。吾见今日之膺显职者，其不慎审度，率然而就，稍有艰阻则谢病而去耳。号为维新者数年，曾无毫毛加于昔，此辈阶之历也。”所以，他再也没有回京销假复职，而是像同科乡贤张謇那样，怀抱救国之志，从推进家乡的现代化建设起步，为强国富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对于沙元炳为何要弃官回乡，大多认为他是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而想归隐颐养。实际上，这是对沙元炳的志向和作为的不解或误解。固然，他因国事不堪和官场腐败而绝意仕途，但并不等于说他已放弃原有的报国志向而消极无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全力建设家乡如皋，在造福桑梓的同时，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最终还是为了践行强国富民的理想。（后来如皋成为江苏“一等县”、“民国第一大县”绝非偶然）。

二、以如皋示范华夏

沙元炳认为，如皋处“长淮之委，南滨江，东北滨海，宛然交通之会”，“水土沃衍，半耕而倍获”，且在当时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人口过百万、土地过千平方公里（如东县尚未分设）的超级大县，“有天有人，安在百里之县不能起而争天下之先耶？”本着“争天下之先”的志愿，他决心努力促使如皋“更始自新，强立不反，以善其群，以厚其力，以阜其财，充之以学。而纳诸法度。”也就是说，要通过创新创业，全面推进经济、教育、治理各项事业，把如皋建设成早期现代化的典范，以引领全国。这里的“争天下之先”，就是要走在前列，起带头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领”天下之先。

沙元炳深知，搞现代化，“更始自新”，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大办实业“以厚其力，以阜其财，”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搞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各项现代化事业。这与张謇的想法不谋而合，其成效也是异曲同工，十分难能可贵。沙元炳与张謇所创办的各项现代化事业，在中国早期现代进程中，都可列入最早、最好、最全行列，因而最具引领性、代表性、示范性。

在经济方面，沙元炳除了对张謇的企业积极投资并参与谋划经营，支持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垦牧公司等现代实业以外，自己还独资或与人合资，举办了一批直接推动如皋经济发展的早期现代企业。

中国火腿公司

沙元炳于1895年（尚未辞官回乡）就在如皋集资创办广丰腌腊制腿公司，聘请知名技师，运用先进工艺和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打造了全国著名产品。由此，如皋火腿与金华火腿、宣威火腿齐名，并称中国“三大名腿”，荣获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远销欧美各国。在沙元炳带动引领下，如皋火腿及肉制品加工兴旺发达。1918年，如皋城和有关乡镇已有制腿企业二十多家。1929年，“中国制腿公司”在如皋开办生产基地，占地十多亩，拥有厂房七座及配套的屠宰房、猪舍等，一时盛况空前。当时，如皋普通农户至少养猪3-4头，富裕农民能养30多头，全县每年新增生猪50万头，约有22万头用于火腿、咸肉的腌制。至今，如皋的肠衣、腌腊肉食制品等都是如皋的拳头产品，事业兴旺，百姓受惠，与沙翁当年创办火腿厂密不可分。

皋明电灯公司

1918年，沙元炳牵头创办“皋明电灯公司”，诞生了如皋第一个火力发电和照明厂，使千年古城告别了蜡烛、油灯时代，跨进了现代电力电器门槛。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中十分罕见，就连外国人也相当惊叹。西方学者、历史学家谢克徳在英文专著《归属新途径》中，就专门记述了如皋电气化时代的到来，并称如皋乡绅对南通乡绅现代化事业的仿效，还是一种追赶和竞争。当时沙元炳创办的经济实体还有鼎丰碾坊、裕如钱庄、广生榨油公司、广生徳中药铺等，都对如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沙元炳的带动下，如皋本地不少富绅也纷纷投资办厂，有的还卖掉出租的田地来建厂。由此，如皋的工业经济兴盛一时，独领风骚。

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来如皋参观，参观电厂并于如皋城墙留影

值得一提的是，沙元炳与张謇联手合办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开通了如皋航线，使如皋本地的交通运输业呈现出崭新面貌，有力地推进了如皋各行各业的发展。当时，沙元炳是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实际上的首任经理，江石溪（江泽民祖父）是公司协理（沙的助手）。他们管理有方，经营得法，使公司成效斐然，既造福通州、如皋，又助推苏北航运和经济发展。

另外，沙元炳还与张謇等人合资集股上百万元，创办现代化的大型垦牧公司——大豫盐垦公司，在如皋东侧掘港场南滨海地区（现属如东县），将数十万亩荒废的盐场和滩涂用来经营食盐与垦牧，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面貌。沙元炳时任董事会代表，实为董事长。

难能可贵的是，沙元炳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推广股份制、经理制等现代企业制度，聘请专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推动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同时，还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

在教育方面，沙元炳历来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教育是“家国运命存亡之所系，不敢斯须去。”他对开创现代新式教育，尤为关注，尤为热心，尤有成效。特别是首创中国第一所地方公立示范学校——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当时的学校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按照张謇的说法，“用国税者曰官立，用地方税立者曰公立，用民人私财者曰私立。”本着师范是教育之母的认知，1901年初，沙元炳与张謇等人谋划，欲在通州成立公立师范学校，并联名上书两江总督，但因种种原因而未果。于是，张謇等办私立通州师范学校，并于1903年4月办成。沙元炳则利用自己在如皋的影响力，取得地方政府支持，居然在1902年9月办成了如皋公立师范学校，开全国公立师范学校之先河。显然，若论私立，通州师范最早，若论公立，如皋师范最早。若公立、私立一并比较，也是如皋师范最早。

当年的如皋师范学校借鉴日本等国经验，采用新式教学体制和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为当时地方上的文化教育事业逐步迈上现代化道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办校一百多年以来，从五万多名毕业生中走出的全国杰出校友有：著名语言学家、《新华字典》主编魏建功，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号称“中国杜威”的吴俊升，新中国教育部代部长刘季平，被称作是“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的韩徳培，美国国家卫生院顾问、著名药物学家葛克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刘冶谨，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馨等。

如皋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师生合影

1901年，在如师开办之前，沙元炳还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公立小学——如皋公立高等小学堂。该小学堂内设师范传习所，相当于分期培养师资的职业教育班，1905年扩充为如皋初级师范学堂，沙元炳任校长。1916年，如皋各地已办起了十几所以师范传习所为主体的各种职业补习班，其业绩由江苏省长公布为全省“六十县以为楷模。”

沙元炳还在如皋师范学堂内附设了中学堂与测绘专修科，并创办了工业学堂和商业学堂。同时，在各乡镇兴学助教，从而使如皋的现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全县已建有各类学校95所，入校学生3882人。这在全国各县中极为罕见。难怪兴实业、办教育卓有成效的状元公张謇，也由衷地赞道：“江北学校，通、如最先而最多。如果设无健庵倡之，焉能如此？”

在文化方面，沙元炳在积极支持张謇创办南通图书馆并亲任馆长的同时，还积极推进其他各项文化事业。首先，他以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超前进步的思想理念，成为如皋地区现代化文化事业的领军人物，影响和引领了一代人的文化方向和思想认知，使传统保存的千年古邑焕发出新时代的文化气息。同时，他自身的文化学术成果也十分突出。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所编选《晚清簃诗汇》，专门记述沙元炳“留意乡邦文献，尝搜集先哲遗书，多至百余。”

沙元炳特别重视方志“存史、教化、育人”的功能，认为方志不但可以教化百姓，导民向善，还可以凝聚人心，推进地方各项事业发展。“县之有志，上以备国史志之要删，下以击一邦之风教，而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亟。”因而他几乎使用了后半生（十八年）的主要精力编写如皋县志。在编志过程中，他一方面继承中国方志实学学问传统，一方面注重运用近代测量图绘、数理计量等科学知识，使最终形成的二十卷民国如皋县志，成为享誉当时、影响后世的“名志”。

除了编修如皋县志外，沙元炳的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可惜因战乱等原因，他的文稿大多散失，目前能见到的，主要留存于由他门生编印的《志颐堂文集》。这部“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线装”诗文集，共十八卷、六册，是沙元炳人文思想、家国情怀以及文学才华的真实写照，也是地方文献的难得珍品和文化瑰宝。

在慈善和公益方面，沙元炳深知，一个国泰民安的现代社会的构成，除了办实业，兴文教以外，还必须有一套完备的慈善和公益体系相匹配。因此，他在这方面也卓有建树。著名教育家吴俊升称赞沙元炳“救灾歉，恤贫困，除强暴，扶孤幼，凡有益民生之事，无不力为倡导。”

开办“广生德”中药号

沙家是如皋巨族，祖上即有赈灾救贫的善举。沙元炳继承发扬了家庭传统，除了经常施粥舍金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专长造福桑梓。他精通医术，常为人义务诊脉，并创办广生德新记中药号，广济民生。1919年，他创立了县防疫所，当瘟疫流行时，他用自己配方煎汤药让灾民服用，并救济了数百名病人。1921年，他创建了如皋县公立医院，出任院长，为如皋的现代医疗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创举，受到许多地方关注和借鉴。

从安邦利民的大局出发，沙元炳对防控疫情的公共卫生举措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如皋防疫公所成绩书序》中指出：古代明君治国，十分看重大瘟疫、大饥荒的问题。大疫来临时，将民众迁徙隔离。疫情期间，人人无力，市场萧条，国家不征税，禁止高抬物价，酌情减轻刑法。而现在的人只知荒灾时要救济，而当疫情发生时，官员不能预测，大人小孩纷纷病死，只能祈祷上天，祭祀祖先。文人雅士们只会空发议论，讥笑他人的愚昧，别无他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在1919年如皋疫情来临时，与如皋知事刘式撰商定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对于道路、厕所、猪圈附近不干净的人，进行警戒；对于吃水产、水果引起身体不适的人，进行治疗；对于其他疫区来如皋的人禁止入城。三个月后，疫情结束。共计染病819人，其中616人就医，41人死亡。

1912年，为了解决境内河道淤塞、堤闸失修等水利问题，沙元炳发起成立如皋水利会，附设测绘局，他亲自任会长。水利会用水准仪和地形仪分组测量县境内各大河及支流，沿河设立“水准标”，每年春节按“标”疏浚各河道。先后建造新陲港船闸一座，并重修李家桥利民坝和范公堤，以及与东台县合修黄沙洋三孔石涵。水利会所属测绘局（后改为清丈局），测量绘成十万分之一全县整幅地形图和五万分之一八幅合并全县地形图，并绘成县境内大、中型可通航的河道横断面图和纵断面图。

在政治方面，沙元炳虽然是生长于旧时代的传统儒生，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在探索救国强国道路的过程中，逐步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他在考中进士后支持维新变革，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愤然辞官回乡，并在家乡如皋多方推进现代化事业，本身就反映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回乡后，他所表现出的进步的地方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尤为时人和后人称道。

回到如皋后，沙元炳一面办实业、兴文教、助民生，一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清末民初，地方官员对沙元炳相当尊重，“凡来主它县政者于先生无不敬仰，有大事均以咨先生。故邑人之福利赖以保全者尤不胜书。”除了以上所说的开展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以外，他还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需要出发，组建商会、医学会等社团组织，并积极参政助政，配合和促进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如皋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方针。特别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担任了如皋民政长等官职后，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地方治理现代化，使如皋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治理模范地区。

商会是工商业人士维护自身权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民间社团，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的产物，也是地方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1903年，沙元炳与地方绅士及各工商行业首领筹建了如皋商会，这在全国几乎是最早的（1904年，清廷才颁发商会章程）。沙元炳亲任会长。商会会长任期一年，逾年改选。由于沙元炳德高望重，治会有方，每年都连选连任，一直干了二十年（1923年卸任）。商会除了帮助会员排忧解难、维护权益外，还集资办实业和促进地方治理。1911年，商会为维持地方治安，筹建了地方协防团。为支持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遣送客军经费开支，如皋县商会与各有关县商会共筹集提供了20万元。1922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商会支持粮商赴上海采购大量仰光米，以充民食。1924年，苏浙军阀开战，为保境安民，商会动员会员筹集巨资，以“犒军程仪”安抚军队，使如皋免遭战祸。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沙元炳便出面筹款三万元，派如皋师范教员黄家瑞（同盟会员）赴上海购买枪支弹药，成立新军。11月23日，如皋宣布光复，推举沙元炳为民政长。由于他“不阿权贵，薄官不为。取功名而不恋权，董地方事而不聚敛”。因而不仅在如皋，而且在整个江苏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13年，他被江苏省议会选举为议长。桑梓情深的沙元炳，时隔不久便坚辞议会议长职务，继续一心从事如皋的地方治理和建设。

总而言之，沙元炳竭尽全力全面推进如皋现代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正如如皋籍学者吴俊升所言：“先生之德泽被于吾邑者至厚且长也，凡邑中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沙先生者。清未兴学，沙先生实为首倡，一身领导士林数十年，吾邑学风之淳朴，人才之辈出。先生实启之。”而在造福桑梓的同时，沙元炳在如皋所开的现代化事业，也示范引领了其他地方。

三、与张謇携手共进

沙元炳与张謇是同时代人（张年长沙十一岁），同是江苏南通江海平原的乡贤，同为1894年恩科进士，同在翰林院供职，同样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告假辞官“经营乡里”。他们俩有着太多的共同点，而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怀抱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宏大的强国志愿，全力推进地方的现代化事业，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沙元炳与张謇最早相识于1892年科举会试中，因赴考而“邂逅京师”。后于1894年“再就公车，遂同应试”。之后，两人意气相投，过从甚密，结为挚友。特别是在1898年同时回乡创业后，更是密切合作，相帮相助。

张謇回乡不久，便从创办大生纱厂起步，开始了他雄心勃勃而又步履艰难的现代实业振兴之路。沙元炳认为，张謇的事业不仅会造福南通，也将带动如皋等地，便向大生纱厂、垦牧公司、新生面粉厂、资生铁厂、大达轮船公司相继投资。特别是在广生油厂的创办上，更是不遗余力。

广生油厂

考虑到棉籽制油，既可充分利用纺纱原料棉花的衍生作用，又可满足民生需求，经济效益又较为可观，1902年三月二十一日，沙元炳在大生纱厂与张謇商议创办广生油厂。他们初步测算，共需资本五万两，由双方各认五千两，其余另行招股集资。随后，由沙元炳“帮同招集料理”，并与张謇一道决定重要管理人员“商酌分派”。1903年，油厂建成开车后，由沙元炳任总理，张謇、张詧任协理。沙工作得力，经营有方，十年后，到1914年，油厂资本已达30万两以上。张謇曾称赞沙元炳，在办实业中“真正的务实者应推如皋健庵。”张謇在经营其他实业过程中也常与沙元炳一起商议。如在1916年5月，张謇致函沙元炳表示：“欧战不停，正我国行兴染料之机。如邑靛业有名，前谈提倡振顿，不知今何似也。”现在有人来函说能自制颜料，不知你意如何，可与来函者“通函一谈”。

张謇对沙元炳亦给予了许多帮助。1906，在沙的事业遇到困难时，张謇致函勉励沙的合作伙伴许情荃：“江北唯通如差有相依相助可说。健庵一人，实觉应付不了。全赖足下与二三同志协力维持，方克有济。若相率他去，健庵何以能支？”1921年3月，张謇还专门致函江苏省长王瑚，帮沙元炳催要如皋师范教育经费。

沙元炳还与张謇联手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例如，1904年，他们一起投入了收回与自办苏省铁路的运动。1918年8月，沙元炳与张謇、张詧联名致函江苏省长齐耀林，要求省财政拨款南通救灾修堤。颇有意思的是，1920年2月，沙元炳还与张謇在雪后的南通中公园，共同审定《梅欧阁诗录》，而且称赞沙是作诗“老手”，比自己强，“足以重弟也”。（见张謇1920年2月5日致梅兰芳函）。

沙元炳与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相同，都希望在创办现代实业的基础上兴办现代教育。而且，他们俩都认识到，要兴办教育，必须首先创办被看作是教育之母的师范学校。于是，他们在1902年初，开始酝酿筹划创办师范学校。在共同商定办校宗旨和具体方案后，一个在如皋、一个在南通筹建，而且在筹建过程中，相互参与对方办学的方案和选址等事项的谋划。结果，沙元炳在如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张謇在通州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两所学校相继在半年内相继开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两所学校以及两位学校创办人，犹如闪烁在江海大地上空的“双子星”，光芒四射，令人景仰。

沙元炳还与张謇合作创办了当今全国名校南通中学的前身——通海五属中学。1905年，为了统筹推广新式教育，沙元炳与张謇共同组织成立了地方教育自治组织“通海五属学务公所”，并共同出任议长。1906年，沙元炳与张謇及地方绅士40人在学务公所共商创立南通地区的第一所中学。当年八月，通海五属中学校舍兴工，十二月竣工；1909年二月正式开学。与此同时，他们还借学务工所之力，在通州和如皋等地兴办和扩建了一大批小学和中学。

除了实业、教育之外，在地方治理方面，沙元炳与张謇也相互借鉴支持。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商会——南通州商务总会。1903年，沙元炳也在如皋创建了商会。1913年，张謇与沙元炳等人共同筹建了南通、如皋、海门、崇明、泰县、东台、泰兴等七县总商会。如皋县商会还联合其他几个县商会出资20余万元，支持建造总商会办公大楼（该建筑后为南通市委办公楼、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南通总商会及各县商会，对于促进企业发展和地方治理，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沙元炳与张謇在现代化事业的开拓中，相互支持配合，相互影响借鉴，共同谱写了江海大地创业奇迹和时代嬗变辉煌。他们所创造的不朽业绩，从横向看，在当时全国各市县独领风骚；从纵向看，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异峰突起。他们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是比肩而立的先贤和典范。

有学者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以自强、救国为主要动力；二是以官商共进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结构；三是以为民谋利为最高目标。这三大特征，在沙元炳与张謇所从事的早期现代化事业中都充分得以体现。他们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人物，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像性。相比于张謇，沙元炳的知名度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像张謇那样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只是躬耕于如皋一地。但是，沙元炳在地方上开创现代化事业之早、之全、之深，以及示范引领性之强，丝毫不逊他人。我们相信，随着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沙元炳和如皋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拓展，沙元炳的人生价值和历史地位，必将越来越真实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