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栖|张謇生态观的形成初探

张謇是中国近代爱国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等等，他的实践涉及到广泛的领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张謇，称他是清末民初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和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学术界对他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事业等诸方面的开拓，都有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然而对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却很少有人涉及。本文从张謇生活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开始，考察其生平和历练及其主观的努力和感悟等种种因素的作用，探讨他的生态观形成。

一、农村生活培育的张謇生态意识

1．农村生活的深刻感染

张謇出生于海门常乐镇一个农民兼小商的家庭里。他排行第四，后来事业成功后人们都尊称他为四先生。他从小聪明好学，其父彭年有意培养小四走上科举入仕之途，以实现光宗耀祖的目的。但他父亲又是一位务实精细而颇有心计的人，一方面请塾师上门着意培养，另一方面又为其留一条后路，告诫他们“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唯”。他不仅命张謇弟兄为塾师洒扫侍应，而且要孩子们随雇工从事锄草等力能所为的农事。塾师家教，时有停课，碰上科考，时间更长，甚至长达6月以上，期间下农田劳作则更多。

张謇从小生活和劳动在一望无垠的广阔农村，亲近大自然，容易融入大自然，有利于体验到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丰富资源都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这些经历也有利于培养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农村生活的农家子弟与城市生活成长者的相比，更易了解自然界各个生态系统按一定的程序有规则地运行，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顺应天时，循序渐进地从事农耕，就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理想的收获。但一旦延误季节，违背农时，破坏法则，就会受到自然法则的惩罚，不是减产歉收，就是灾害临头，教训人们敬畏自然。从小获得农村生态环境熏陶，为张謇生态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后来他在阐明其他事情时，常常用草木、河流作生动的比喻，说明儿时的农村生活对他的深刻影响。

2．家庭耕作的示范影响

张謇之父彭年是庄稼的一把好手，耕作非常严谨，“麦豆之行，必使纵横相直，田间四周薙草必洁，种树木也然，佣不如法，必移正之，不厌其数。”邻里乡人说“张家种树，一回不住。”这些均对子弟起到示范的作用，不仅影响了张謇的严谨作风，而且整齐划一的麦豆和树苗，令张謇这位悟性很强的少年产生美感，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激发他对植树的浓厚兴趣，形成了对树木的终生的两大爱好之一，产生了关于爱树护树的许多有趣故事，与他生态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连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传统农业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因为它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循环，以很少的自然资源消耗或外部投入，取得了较大的收益，并实现了自身的持续发展。”生长在这样一个农耕社会环境中的张謇，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生存完全依赖自然的恩赐，按照自然本性化育自己，可以逻辑地引出尊重自然的法则，注重与自然各种关系的平衡，产生符合自然法则的正确观点，为生态观的形成奠定了优良的根基。

二、张謇生态观的文化之源

1．儒学根基

张謇从小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他10岁之前入邻塾，从邱畏之先生时读了《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13岁前又重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学业有所进步。12岁那年，老师见到有人骑马经过，立即出联“人骑白马门前去”，他脱口而出“我踏金鳌海上来”。塾师十分赞赏，其父彭年见之十分欣喜，有心栽培。后来又读了《诗经》《尚书》《易经》《孝经》《尔雅》《礼记》等。儒学中蕴藏的许多生态智慧，为他形成生态观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同治十三年（1874），21岁的张謇走出了通海地区，跟随孙云锦来到南京江宁府发审局担任文案工作一年多，不久又长期在宁的吴长庆军中任幕僚，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有机会求学于全国著名的惜阴书院、钟山书院，得到李小湖、薛慰农、张裕钊等名师的教导，学业大有进步，儒学根基更加巩固，对儒学所蕴含的生态文明许多思想因子，有了更多理解。

2．道家经典

光绪六年（1880），陆海边境军事形势吃紧，吴长庆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担任军中书记的张謇，随军去山东登州驻防。然而战事并未一时爆发，这段时间在蓬莱军中异常悠闲，张謇有机会静心阅读了《老子》《庄子》《管子》等道家的经典，对道家的学说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道德经》中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关于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对张謇生态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张謇生态观的实践之基

1．水患激发了治淮之志

张謇在江宁发审局任书记期间，曾经随孙云锦前往淮安查勘渔滨河积讼案，目睹当地水利的失修，自然生态的破坏，造成水灾漫延，带来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衣食无着。面对灾后淮安的贫民百姓比南通还要贫苦的惨状，他忧心如焚。当年的诗《农妇叹》，反映他当时的忧郁心情：

朝朝复莫莫，风炎日蒸土。

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

头蓬胫赪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

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腴田田有主。

君不见阊门女儿年十五，玉貌如花艳歌舞。

倚门日博千黄金，只费朝来一眉怃。

这是他第一次亲见水灾恶果给平民百姓造成如此严重恶劣的生存环境，联想到社会的不公，激发起年仅21岁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张謇的怜悯之心，愤慨之情，激发起他强烈的责任意识，要为百姓解除灾难而痛下导淮的决心，欲亲自去治理水患。从此，他开始阅读前人大量的水利著作。他既认同夏禹治水之道，又研究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再读清代靳辅所著的《治河方略》等水利名著，吸取了丁显、金安清、赵秉节等人的治淮论点，有了治水的理论基础，也认识到为根除水患，应查清灾情、水情、水势，实行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从此，张謇开始有意识地参与探索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试图通过努力实现淮河水系与周边环境的生态平衡。

2．初识自然生态系统

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孙云锦调任河南开封知府，张謇受聘一度随往。这年夏天，黄河在郑州花园口决堤，大地一片汪洋，受灾十分严重。张謇奉孙云锦之命，与其之子东甫，冒着危险，乘船前往，勘察灾情，办理急赈。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走遍决口上下游，察看水势后，奉命草拟《疏塞大纲》。张謇再次研读潘季驯和靳辅等著作，主张疏塞并举，疏浚黄河，让黄河之水分数道从山东入海。这一疏道之法，可以根治黄河水患。

当时北洋大臣聘用前来的水利专家经过对上下游的观察，也持这一主张。然而钦差督办河工大臣李鸿藻却说，他只负担堵决口之责，而且堵决口之款项，至多不过数百万元。对张謇根治水患的疏塞并举之策不予理采。张謇欲干不能，无奈之下辞别孙云锦返回家乡。

张謇在返回途中，经过徐州、淮阴、淮安，亲见黄河之水漫无归宿，到处肆虐，淮河各县均受其害，于是便在淮安停留了10多天，详细调查淮河变迁史，得知元代末年，黄河夺淮，连泗州城也全被淹成洪泽湖，水退出后沉积大量泥沙，导致淮河水的流速、流量因之大大降低，无力推动淤泥流出，致使海口堵塞，这是 造成连年水患的原因。又经过查勘淮河流域，古禹王河遗迹；豋涂山，视淮流今昔变迁，总结各家治河理论，形成“统筹全局，蓄泄兼施”，上下游兼顾的治淮蓝图。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颁布的治淮方针，即为“蓄泄兼筹”，与张謇的治淮主张一脉相承。反映张謇当年对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的认识，达到了符合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程度。说明张謇对江河水域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了认识和一些研究，他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是从水利事业开始的，他的生态观念是通过水利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也说明他的生态观正处于萌芽时期。开始逐步形成。

3．回归田园生活

光绪十年（1884）夏天，吴长庆的去世，袁世凯的忘恩负义和背叛，张謇结束了8年幕僚生涯回到家乡，除了短期跟随孙云锦去开封几个月和几次参与礼部会试外，在家的10年田园生活中，以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大量的精力，从事家乡农村农林事业的发展。

提倡蚕桑事业。光绪十二年（1886）春天，张謇父子从湖州买了一批桑树苗，劝人赊购，并且分送《蚕桑辑要》指导植桑养蚕。他认为蚕桑不仅可以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桑树的栽培灵活，可与榆树间栽，也不影响田间耕种，一举数得。第二年春天，又亲自带领家人育蚕。是年张謇“购桕秧六百余本，槐秧二百余本分送乡人。又从袁恕堂乞得油桐子千粒下种备给”以发展家乡的植树工作。张謇还重视果木栽培，有诗谓：

枣柿桃李梅，枇杷数枝足。

还写下了《种树》诗一首：

种树不种篱，树成无堤防。一举两善兼，分畦树榆桑。

桑叶供饲养，榆根供作香。移栽二千本，疏密各相当。

爱之如婴儿，护之如恐伤。期之十载后，桑好榆如墙。

张謇知道植树不仅有经济的价值，而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农业的防风抗灾、保持水土等有多种意义。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再一次被拒之科考门外时，他摒弃考具，下定决心：

“百年已决为农计，四海常参种树书”，

并“买松、杉、樟、枫、栗二十余本”，

又深深地感叹道：

“随分终期早归隐，草堂果木半齐肩”。

这些都反映张謇对农林事业发生了浓厚兴趣，准备放弃科举考试而回归自然界，做他感兴趣的事业。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光绪十五年（1889）还写了《棉谱》。他还想学习西方农业方面的科学知识。反映他对自然界的一种亲情，出于善待自然的情怀。

张謇在家乡农村的这10年耕读生活，亲自从事农林方面实践，进一步培养了他农林方面的兴趣，增强对自然界的情感，为他生态观的形成夯实了实践的根基。

四、生态观的形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天，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以军事、经济、教育改革为中心的救亡主张。同年八月，张之洞授意张謇在南通州筹办纱厂。次年正月五日，张之洞正式奏派通州张謇和苏州在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镇江在籍前礼科给事丁立瀛，分别在三地设立商务局，以举办民族工业抵止日本的经济掠夺。张謇经过思想斗争，认为“责在我辈”，毅然冒着风险，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开始由士大夫向实业家的重大转变。

1.张謇生态观的初始

张謇创办纱厂的目的很明确，在《厂约》中申述：“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9]张謇办厂并非为自己敛财，而是为了民生，为了国家利益抗拒外国侵略势力的掠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民生。因此，张謇将开办的纱厂，根据《周易·系辞》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定名为“大生”，以示他办大生纱厂为民众解决生计为最高理想。

张謇将纱厂定名为“大生”，标志张謇的生态意识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 生，“无论是道家的‘道生万物’（从老子开始），还是儒家的‘天生万物’（从孔子开始），都讲世界的本源（道或天）与自然界万物（包括人）之间的生成关系。” 道家的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即在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体，人绝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同样，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张謇吸取了这些中华文化的精髄，将生的意义，生态哲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和最高理想去努力。在他实业救国的道路上，众多企业都以“大生”或“生”字来命名，除了大生纱厂外，还有大生分厂、大生三厂、大生八厂、大生淞厂、大生沪事务所、大生织物公司、大生轮船公司、大生公司等；他创办铁冶厂命名为资生铁厂、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他创办的榨油公司命名为广生榨油股份有限公司，他创办的蚕桑染织厂命名为阜生蚕桑染织公司，他创办的酒厂命名为颐生酿造公司，他创办的罐头厂命名为颐生罐诘公司，他创办的房地产公司命名为懋生房地产公司，还有泽生外港水利公司等。张謇反复以“大生”或“生”为企业之名，无非是在解决民生的同时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生生不息。让人类要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另一方面人类需要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达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创办大生纱厂时期可以说是张謇生态观处于初步形成阶段。

2．张謇生态观的形成

张謇生态观形成于20世纪初。其形成标志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态化产业链的出现。大生纱厂创办成功以后的张謇，为了与纱厂配套而在唐家闸开始创办其他工厂。张謇利用棉花的皮棉作为纱厂的直接原料以外，首先着眼于将剩下废弃物棉籽的利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为利用棉籽创办了广生榨油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资源再利用的一系列企业。广生油厂生产棉油、棉饼外，剩下的下脚油渣废物，还可以利用为制造洗涤的肥皂和照明用的蜡烛原料，遂于第二年利用油渣废物创办了大隆皂厂。大生纱厂在生产棉纱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飞花短绒，张謇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利用飞花下脚创办了大昌纸厂，从而初步形成了废弃物为原料进行再利用的一个生态化的产业链，减少环境的污染，以利于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

二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张謇在形成生态化产业链的同时，为解决大生纱厂生产所需棉花的原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苏东沿海滩涂发起废盐灶、兴垦牧的热潮，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将大片沿海盐碱的滩涂开垦，筑堤挡潮、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移民植棉，发展农业经济。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大生资本集团的诞生，促成了通海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通海地区自然生态的平衡。

三是城市建设，“一城三镇”空间布局的完成。张謇将天生港码头建成后，由泽生水利公司疏浚了港闸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造了港闸公路，以水陆交通将唐家闸与天生港连接起来；又于宣统二年（1910），张謇捐资，将通州城与唐家闸原有的道路拓宽填高，筑成可以通汽车的道路，开通了通州城至唐家闸的城闸公路。城闸公路的建成，加上通扬运河，县城与唐家闸之间有了水陆交通的连接。民国元年（1912），张謇又出资修筑南通县城至狼山的公路，城山公路的开辟，将县城与狼山风景区连接起来。天生港为自辟商埠，芦泾港为上下旅客之处，车马交通，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为了改善交通条件，张謇由通、崇、海、泰总商会出面，邀集商界人士共议县城至天生港公路建设，当年10月建成，连结了由县城经芦泾港至天生港的城港公路。至此，以县城为中心，以七八公里为半径，形成与三镇相连接的组团式空间布局城市。张謇的城市建设的实践与理念，与霍华德世界最先进、最环保的花园城市理论相吻合。

总之，张謇创办的工业企业形成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生态化产业链，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张謇设计的“一城三镇”空间布局的完成，使南通成为自然生态平衡的田园式城市；张謇创办中国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促成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宏观上维护地区的自然生态平衡。这些都反映张謇的生态观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謇生活的时代，作为新兴的现代生态科学正处于萌芽时期，尚未诞生。对张謇来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学和生态观，但并不影响他对生态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生态观在现代生态学诞生前，人们对生态与环境复杂运动变化、生态系统整体运动的规律以及人类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方面已经开始有了探索和研究，有了一定的认识，尽管是初浅的、不成熟的、不自觉的，甚至还有不少是不正确的认识，但是他们的生态观是客观存在的。在先贤们客观存在的古代朴素自然观中，不可否认其中对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有许多积极的正确的因素，尤其近代的先哲们留下的生态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研究，从中汲取生态智慧，成为我们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作为近代优秀爱国企业家典范和民营企业家楷模的张謇，他的生态观念，也是我国近代宝贵的生态文化财富。

3.张謇生态观的内容

张謇晚年对生态观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演讲，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自然生态观的丰富内涵。这一精彩的演讲是民国十一年（1922）在他创办的《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他说：

“天之生人矣，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这句名言，被后人纷纷作为座右铭，成为许多成功人士激励一生的励志格言，行动指南。可见影响之大。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这句精彩格言包含着张謇生态观念的众多的内容。

张謇的自然生态观念。张謇一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承了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他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说的是天与人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是生态观的重大原则问题，是生态观的前提和基础。张謇在里说的这个“天”字，何谓“天”？天为何物？能否理解为儒家说的“天”，与道家的“道”，是指自然界，即宇宙。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运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而 “明确地肯定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张謇所说的“天之生人矣，与草木无异”，即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自然与人融为一体，并非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人类既然是自然的产物，就否定了另外有一种超自然的所谓上帝，所谓神仙。

张謇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并非上帝创造，也非神仙下凡。人与天是相生相应的，天人一体而不是对立和割裂的。张謇深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他在《周易音训句读卷上》一文中提到“天地皆始于一”。“天地”是一个多义词，也是东亚民族对宇宙的专有概念，天地就是指自然界，可是在这里用了一个“皆”字，将天与地分开，成为两个概念，其意是实指天和地。“天”在儒家学识中认为是宇宙，即自然界；而“地”指的是自然界中的万物，万物中有人类，包括人类。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

《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

人从何而来？这向来是生态观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西方文化中说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由人类来主宰自然世界，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因而衍生出“人类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中也有另一种说法，天上有神仙。这些超自然的观点，中西文化中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古代朴素的自然观，张謇深受影响，张謇所说“天之生人矣，与草木无异”的含义，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直接否定了中外对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超自然观念。总之，这句话表达了张謇生态观念的重要内容：人类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地养万物，万物生生不息构成自然界，人又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密切不可分离，与自然界是共生的关系。这是张謇生态观的自然生态核心观念，即是最重要的内容。

张謇的生态平等观念。“天之生人矣，与草木无异”。义出《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说的是天地不抱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此处“百姓”应指贵族与平民）天地不言仁，滋养万物，不求万物的回报；圣人不言仁，为百姓做事，不求百姓的回报。说的是万物平等。

张謇既然认为天地生人，人“与草木无异”，人与草木没有什么不同，人与草木都是自然界的一份子，都是这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都相互依赖而生成发展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的共同体，即自然界，如果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成员出现了问题，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破坏了生态平衡，哪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带来生态危机，因而人不能傲视草木鱼虫，更不能成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所以作为人和其他自然组成者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言，是同样重要的，是平等的。在这里张謇直接有力地否定了“人贵于物”的观念，无论是有生命的生物还是无生命的物体，都是自然界的一员，在自然界中都应该一视同仁，也都应平等相处。这里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张謇的生态平等观念。

张謇生态观另一个重要内容，即是生态价值观念。张謇说：人“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人“与草木同生”是说明一个共同的生命体，人与草木虽然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与草木也有不同的地方，人是具有意识和文化的高级动物，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以其文化创造而成为主体，能‘为天地立心’，但所谓主体，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不是以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知识主体”。所以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体中比其他生物系统要强，是有所作为的。这一作为就是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生态规律。就是顺其天道，听从天命，依照自然生态的客观规律，进行创造活动，可以改造自然，改变环境，建设环境，美化环境，自觉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调节者，去保护或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生态平衡而不是破坏这一平衡。如果能尽自身的力量努力留下这方面的事业，就是做出了贡献。张謇在自然界面前提倡有所作为，这既是张謇的生态观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所以张謇一直颂扬中国哲学之源《周易》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他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在《周易音训句读上》一文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于民国五年（1916），在南通农校开学演说中解释“勤苦俭朴”时说：“夫勤者，乾德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他一再要求该校师生向天地的品格学习，学习其自强不息的刚勇奋进和厚德载物的怀柔包容。他自己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督促自己，据说他还以自强不息四个字作为签名画押的符号。

从以上分析，张謇这短短的一句话，深刻地显示他生态观的自然生态观、平等观和价值观，同时也反映了张謇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张謇生态观的发展

民国初期，张謇在政治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辞去农商总长和水利局总裁，返回家乡。这个时期正是大生一、二厂获利十分丰厚的时期，他全心致力于地方事业，“拟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要把棉纺厂从两个扩展到九个。即除一、二厂外，增设三厂于海门，四厂于四扬坝，五厂于天生港，六厂于东台，七厂于如皋，八厂于城南江家桥。此外，还打算在吴淞设大生淞厂。”他的这一宏伟蓝图除了大生淞厂在上海吴淞外，其他八个厂均在通、崇、海地区。为了发展区域经济，张謇还发起组建通崇海泰商务总会，规划和协调南通、崇明、海门、泰兴四县地区的经济发展。

张謇所规划创建8座纺织厂的宏伟蓝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大生一厂、大生五厂、大生八厂安排在通州城郊之外，其他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农村的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镇地区）建分厂（即后称二厂）、民国三年（1914）海门常乐附近开始筹建三厂。另外，还准备在海门农村四扬坝建大生四厂、在东台建大生六厂、在如皋建大生七厂。也就是说，这个规划将八座纱厂，其他五座纱厂均建在广大的农村。这有利于利用当地棉花资源和劳动力，在当地生产，产品在当地销售，促进当地土布手工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有利于推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工业所产生的三废通过农村农作物的自然净化作用，以减少环境的污染，实现自然生态的平衡。这种在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新型的男耕女织的经济发展模式，史学家称其为“南通模式”。用现代语言来说，张謇以纺织企业为龙头产业，带动农村其他产业，如土布生产、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市场繁荣，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城乡互动共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具有生态化的“南通模式”，反映张謇认识到城市是一定区域的中心，城市的生态系统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依赖其他生态系统输入大量的物质和能量，而该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规划说明了张謇生态观的提升和新的发展。

然而这一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产业带动，谋求经济、社会、生态多种效益的大思路和美好的远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被西方列强的卷土重来所打断。在他有生之年仅实现了一半，即在海门和崇明外沙（即现在的启东）各办了一个纱厂，即二厂和三厂，在南通城南办了八厂（后改为大生副厂）。可是他在20世纪初就有如此规划的思路和生态理念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张謇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不仅一生重视植树造林，在短暂不到两年的农商总长任期内，大力发展森林这一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全国建保安林、成立林业试验场、引进外国树种，大力推进植树造林。为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主持制定森林法和狩猎法、积极提倡建立植树节，也支持国际友人在华尽其义务植树造林。辞职返乡后，在家乡地方自治实践中，建造公园，兴修水利，城市绿化，保护山林，发动各校师生建立学校林等，把南通建成为生态化的园林式的城市，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总之，张謇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受长期生活在农耕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下生成的生态意识。又考察水利认识到自然界水域的生态系统平衡，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天人合一，天生万物，万物一体，与天地合德等思想成为他生态观的文化理论基础。在实业救国的实践中将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为追求的目标和最高理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最高原则，成为他的行为规范。在资源循环再利用方面，产生了生态化的产业链，又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寻求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生态观。在家乡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设中，依照自然法则和循序发展的原则，创造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出现了许多骄人的业绩，展现了他可贵的生态价值观。

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 张廷栖：张謇生态观的形成初探，《张謇研究（2021）》·新论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