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求|张謇教育思想述评发表时间:2023-06-08 08:00来源:教育研究 在近代中国,许多卓有成效的实业家,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满怀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张謇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面对外来的挑战与现实的危机,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腐败不堪的官场,以在野之身,凭一己之力,赤手空拳,惨淡经营,谋求近代中国实业与教育现代化之路。可以说,实业是他一生事业的主要基础和主要成就,而教育则是他一生的主要旨趣所在。他不仅创建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而且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咀嚼深思的教育思想遗产。 一、“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 实业与教育,是张謇借助于救国富民的两大法宝,即所谓“富强之本也”。他认为实业与教育是一对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的伴侣。没有实业作为教育的经济后盾,大谈办教育,显然系纸上谈兵;同时要想改良和发展实业,又须依赖教育为其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所以教育亦是一种“直接分利而间接获利”的投资,即所谓“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中指出:“謇愚不自量,念普鲁士之报告,毕士马克归功于教育。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籍。”可见,他投身实业的动机之一,在“欲兴教育”,使教育在经济上有所凭籍。为了大规模地兴办教育事业,张謇以极大的毅力、精干的才能不遗余力地经营各项事业。到1924年止,他所经营的大生企业集团中的4个厂,资本总额达700余万两,纱锭15500枚,布机1500余台。此外,他还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等几十个公司和工厂。张謇所经营的实业,其资本之雄厚、范围之广泛、影响之远大在当时民办企业中是首屈一指的。 但张謇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一开始就遇上了势力强大的竞争对手,西方列强把中国当作他们输出资本和商品的市场。尖锐的现实使张謇认识到:“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因此他主张“以教育改良实业”,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改变中国工人“不得不延欧人以司其命”的状态及由实业乏人指导而陷入“瞎骑盲进”的可悲境地。可见教育为实业服务又是他办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他在重视基础教育、师范教育的同时,更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专业培训。先后创办了几十所正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他通过这种中等与高等专门职业教育相结合、正规专门职业学校与短期职业训练班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基本上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理想。 为了使教育切实为实业服务,他在兴办学校和经营实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切实可靠的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要密切结合发展实业的需要,传授切实有用的知识。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实业教育要以“实践为主要”,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实践课占有很大的比例,都设有供学生实习的场所。对在工厂企业中实习的学生,他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各处学生,须令习劳,须令晓事,须令知本职不可因循旷废……有不守规则者戒之,戒之而不悛改者去之,以励其余。”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忠实”、“勤俭”、“合群”、“笃敬”等传统美德教育,在他看来这些美德不仅是个人的修身之道,抑且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从事实业的人的素质要求。 张謇积极发展实业教育,提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一方面是他“振兴实业”思想实践的客观要求。近代中国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要实现“振兴实业”的理想就必须有一批具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积极为“振兴实业”服务的实干家。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对实业与教育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和正确认识。事实上,张謇本着他的这一理论从事实业与教育,不仅为他的实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为南通地区近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师范为教育之母” 张謇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先驱。中国教育年鉴《张先生传》中说:“师范学校,尤先生心力所注。先生谓‘家可毁,不可败师范’,又谓‘师范是鄙人汗血而成之地’。”他之所以对师范教育如此重视,是基于他对师范教育的深刻认识,即所谓“师范为教育之母”。因此,他把培养新式的合格师资放在发展教育的起点和基点,称之为“普及根源,教育本位”。1902年他用私资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他鉴于“女子教育之不可无师”。特别是“小学师宜女子”,又创设女子师范学校。有了师范这个工作母机,南通地区普及国民教育的师资就有了保障,南通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就可以正常发展了。 在创办师范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张謇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第一,根据社会实际因地制宜办校设科,变更传统课程。 张謇认为,办多少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应设哪些科、师范学校应教授些什么内容都要依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明谕:各省城书院均改设大学堂。依此谕“通州宜并有中小学校”,但要设中小学校,须有师范培养师资。鉴于此情,他主张用国家税办官立师范,用地方税办公立师范,用民间私资办私立师范等办法来广设师范,以应时需。根据当时中国缺乏娴熟教育管理教授的学者、社会贫富不均及学生能力年龄有别等情况,张謇主张:“师范之师拟延中人之普通,东人之娴教育管理教授学者当之,而约以本科、速成、讲习,其班次则以年差、以力差、以愿差。”后来通师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如1903—1909年间,张謇为通师先后从日本请来了多名教师,教授教育、日语、数理、史地等科;学校“有讲习科、简易科、本科之分”。为了使学生毕业后能胜任用新知识教育下一代,张謇根据当时社会和小学教育的需要,设置师范课程。当时通师的课程几乎全是科举时代所不曾设置过的,计有教授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方法、理化、测绘、体操等。这些课程大体上可以满足师范生日后教授高、初两级小学各门课程的需要。 第二,鼓励师范生“乐从教育”、“从好教育”。 张謇主张应从名誉和物质两方面鼓励师范生终身从事教育。在名誉方面,凡大学、高等、中等学校师范本科毕业生,准作贡生、举人、进士,以期使师范生“仍得与他科进取之人,同享人间之福利”;在物质待遇方面则根据中国的具体实情,给寻常小学教师每月俸薪20元或30元,高等小学校教师每月30元或40元,中等学校教师每月40或50元,专科学校教师每月70或80至100元。此外,他还主张采用“擢优”、“励恒”、“彰廉”等办法奖励师范生。 张謇不仅主张要创造条件,使师范生“乐从教育”,而且还主张对师范生的功过是非实行赏罚,使之日后能“从好教育”。但赏罚必须分明,必须严肃对待,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他说:“一赏也,使其人有乐于奋勉之思,他人有竞争学业进步之想,赏之益也;设受赏之人,但以欲望褒赏为心,致饰外表而失其沈毅高尚之志趣,他人以不能得赏之故,而生嫉妒之情,是赏之损也。”对优秀教师,张謇主张经劝学所、教育会考实考核后呈报地方官给予奖金、免收地方税、职称上予以升迁、概免其子弟入学学费;对年老病弱的优秀教师则给予退老费、辅助费等;对违背国家法律,侵损地方公益,个人言行不检的教师,张謇“主张由地方劝学所教育会查实报告地方官及提学使,停其教育权,甚者并夺公民权,就学之校追回毕业证书,以此为防,庶诡薄害群之士,不得为玷于教育。”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 第三,重视教学实习,训练师范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张謇除注重对师范生传授教育科学方面的知识外,对师范生的教学实习尤为重视,要求师范生“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他要求教授实习,必备方案于未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他说:“方案者,作战之计划也;评论者,使识其胜负原因之果何在也。”正由于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如此重要,张謇在创办通师后不久,就着手筹建了通师第一附属小学。1904年又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立初高两等附属小学供女师范生实习之用。1920年建通州师范第二附属小学供师范生实习之用。 三、“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 张謇在二十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对教育的作用、目的、任务等都不断有所论述,但当我们把这些论述综合起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育救国”论。可以这么说,他不论搞国民普及教育,还是办职业教育,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的。为了使教育能达到救国图强的目的,他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 所谓“国家思想”,在张謇看来就是要教育民众和青年学生“打破为我主义”,树立国家观念。他认为:“中国人往往为己者多,盖政教之不良也”。因此,教育的目的之一在“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为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青年学生更要“打破为我主义”,把自己培养成为新一代有知识、爱国家、尽力于国家的国民。 张謇认为,不仅要教育学生树立国家观念、打破“为我主义”,而且办教育也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打破地方观念”。所以他除了在南通地区办学外,江苏省乃至全国只要需要他帮助、筹划办学,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促其成功。如1905年,张謇集合通、泰、如、静、海五州厅乡官绅商议兴办五属中学。该校由于张謇的上下奔走,到处筹集经费,终于1906年建成开学,是江苏较早的一所现代中学。1906年春,因反对日本当局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归国,返沪的学生就有四千多人,为了不使这批学生辍学,张謇等人创“中国公学”于上海;1909年,张謇在南京任江苏谘议局议长,大力策划立宪运动,为配合立宪运动,他参与组建南京法政学堂,培养政法人才,是年又被聘为南京商业高中两等学校监督(校长);1917年5月,张謇、蔡元培、黄炎培等四十余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20年,他帮助江苏东台县,建立母里师范学校;同年,他又和郭秉文等人努力促成东南大学正式成立。这些学校的创办,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谓“实业知识”就是要向民众和青年学生传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他说:我国古时皆贱实业,“近年来虽渐渐崇尚实业”,而实业界中“受教育者实少”,故中国实业“之所以一蹶而不能起者,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所以在通州师范开办不久,他就在该校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自此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陆续创办了十多所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的职业技术学校,以期培养实业人才。这些职业技术学校所传授的绝大部分是切时有用的实业知识,这点我们可从南通纺校、农校、医校、河海工程校等的课程表中得到证实。张謇时刻注意让儿童从小养成从事农工商业的兴趣,如小学开设有社会服务部、贩卖部等,要求小学生参加一些诸如卖货、装订书籍、纺织手工业品、栽培植物、美化校园、饲养家畜、管理文库、订报纸等社会性劳动,“期于服务之中灌输工商业知识,养成勤劳习惯”。 所谓“武备精神”,就是要训练国民,使之有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的精神,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提高国民的素质,能担当起捍卫祖国的重任。张謇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病,“扼要言之:其中于心理者曰私心,而其中生理者曰惰力,二者之病不去,救亡图强之教育不可得而言也,教育之精神不可得而言也。”惰力,为教育精神上之大病之一,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张謇指出:“救惰力,当竭力提倡军国民教育。”怎么个提倡法呢?他主张学校教育“须于体操、兵操、拳法、刀法、枪法及游戏竞漕种种游戏之法,与夫游行远足之习劳,居处服食之简质,须极注意”。因此,在张謇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中,体育课均与其他学科并重,就连小学也有诸如视察团、童子军、秩序比赛、避灾练习、运动会、远足会、球类比赛等活动项目。 可见,张謇对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仅要求他们有文化知识而且还有思想品德与身体素质等方面的要求。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必须具有“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 四、“观察世界之眼光” 张謇指出:处于竞争时代的中国,“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兴办教育事业,尤其需要具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否则就难于与列强竞争,也“不足救我国时局之危”。何谓“观察世界之眼光”呢?以教育而言,就是要摒弃传统教育制度中的种种流弊,正视中国教育的现状,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怎样向西方学习呢?主要学习些什么呢?他主张汇通中西,博采外来文化,“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 他向外国学习的态度是积极而诚挚的。他曾说:“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他向外国学习的面又是广泛而具体的,大的方面如学校制度、办学方式、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配备等;小的方面如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窗门桌椅设计、教师待遇等,他都一一予以注意、借鉴。这些在他的书信文章中均有反映。如在谈及何以创办职业专门学校时,就指出:他是鉴于“泰西人精研化学机械学,而科学益以发明。其主一工厂之事也,则又必科学专家,而富有经验者,故能经工业发挥农产,而大张商战。夫工业之发达,工学终效之徵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在《请建图书馆呈》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他办的“蒙养院,系仿各国幼稚园”。在谈及为什么要严格教育管理时,他亦以欧美为凭籍:“今欧美学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训练、尤重服从,而卢梭放任教育之不可靠也,已为世界教育家之所公认。师道贵严,中外同轨。”在师资方面,他提出“借才于异域”的设想,大胆聘请外籍教师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人;而且他还不时派遣优秀学生出国深造,籍以培养优秀教师和科技人才。对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博物馆和图书馆,张謇更是主张仿效西欧:“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而日本帝室博览馆之建设,其制则稍异于他国,且为他国所不及,盖其国家尽出其历代内府所藏,以公于国人,并许国人出其储藏,附为陈列,诚盛举也,我国今宜参用其法。” 张謇是一个一贯讲究实际的人,尽管他对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殷殷向往,但他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时,又都要通盘考察,全面衡量,事事都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反对不加选择地盲目照搬。他说:“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法国和美国比较奢侈些,英国最为严整。试把三国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像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哪里可以呢?……就是照西人的做法,心中也要有个斟酌。” 清末民初的学制,大都是直接仿自日本,而间接取法西欧。民国以后留学生回国者渐多,我国学制又仿欧美,制定了“辛酉壬戊学制”。这个学制比1912年学制是前进了一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大体上适应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迫切要求培养人才的需要。张謇对新学制一方面表示赞成,在其所办学校中基本上照学制规定章程办事;一方面又对新学制一些内容持批评态度。1922年他在师范附属小学廿周年演说中指出:“学校制度颁自政府,主政者多系留学生,一切规程,均摹仿欧美,其是否合于国情,或未暇计及。壁之医术,徒泥宗古方而未尝临症,安可冀其必效。”他强调办学,“要当酌地方情形,弃瑕录瑜”,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于欧美,人的素质与他们也有很大距离,“今校员朝谈美制,夕取欧法,设备完备,务胜人事,务新奇,务悦从,譬之贫人入五都之市而羡其富,归而求给家人,予喜而否怒,不计家之有他用也,此亦今之通病”。 对于使用外国教科书较多的工科学校,他要求学生不要轻视本国固有的优秀成果,不要以洋书本为教条,要把书本知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对毕业生日后办事,他亦告诫他们要根据中国国情,量力而行。 五、小结 作为教育家的张謇,他提出了许多远见卓识的教育理论,并逐一付诸实践,在荆棘满程的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一串串彩色斑斓的足迹。 第一,他开拓了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些新领域,推进了南通乃至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不仅开我国民立师范之先河,亦为我国现代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起点;他于1905年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亦早于学部颁布的女子教育章程;他还首创了师范学校设附属小学的先例;他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为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纺织专门学校;他办的南通农校为江苏省第一所;他创办的南通女工传习所,为中国第一所学校形式的刺绣学校;他创办的伶工学社,为中国最早的戏剧学校;他创办的南通博物苑,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博物馆;他创办的南通狼山盲哑学校,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自己任教的特殊学校。据不完全统计,仅南通一地,他就办了370多所小学、6所中学、1所大学及几十所职业、社会教育机构。举凡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第二,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远见卓识的教育理论,给当时及今天的教育家、企业家们以启迪和借鉴。他的“师范为教育之母”、“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前人所未发的。他重视教育的总体设计和数据预测,即无论是办普通中学、职业技术学校,还是办大学都要考虑地方需要、经济承受能力、学生来源、毕业生的升学与就业等;强调发展教育必须循序渐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些精当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都是独步一时的,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南通切切实实地将他的这些主张付诸了实践,这比那些空头理论家和思想家要略高一筹。他把国民普及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企图通过普及国民教育广启民智,从整体上改变民众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素质,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我国农工商业及培养民众谋求生存的本领,这在列强环伺、国困民穷的近代中国,充分体现出他作为教育家与实业家的战略眼光。他主张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级负责来进行教育投资,“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他倡导在农村开征教育费附加,用于普通教育;他要求“定筹学费法”亦即教育经费法;他实施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即大生企业集团捐资办学、个人捐资助学、设立教育基金、群众集资兴学、勤俭办学等等。所有这些,在我国教育史上都是独领风骚的,与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费附加政策、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有许多相似吻合之处。尤为可贵的是他还看到了教育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教育可以改良实业,教育可以开启社会风气,教育可以促进地方自治,教育可以增加就业等。可以这么说,他的理想,他的探索,他的实践,在近代中国建树了一座丰碑。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给予困扰着当时和今天企业家和教育家们的许多棘手的问题以思考、启迪和借鉴。
注释从略,来源:李建求:张謇教育思想述评,教育研究,1999年第9期 上一篇陈晓峰|民智兮国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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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新时代张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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