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张謇与书院文化

张謇与传统书院的深厚渊源，促使他对书院文化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他一方面认可书院在教书育人、学术研讨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清醒看到书院与现代教育相比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因而，他对书院文化总体上是持"扬弃"的态度。他主张在传承中革新，在革新中升华。他倡导和力推书院在新时代里彻底转型蜕变，但他对书院文化中的精华却始终没有抛弃，甚至于在兴办新式教育时，还在有意无意地传承融合。

大家知道，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和文化传播模式，起源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而书院文化的发端，则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家塾私学，到诸子百家的聚徒讲学，百家争鸣，到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盐铁之辩，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精庐、精舍”的讲学争鸣，都有明显的书院会讲论辩风貌。中国的书院文化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对中国古代的教育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作为中国最后一代按传统教育培养出的科举状元，与书院教育和书院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梳理分析张謇与书院文化的特殊关系，对于了解张謇，了解书院文化，了解书院文化在当下的传承，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书院培育造就张謇

作为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张謇一生与书院渊源颇深。他求学问道在书院，拜师交友在书院，科举备考在书院；学业功名稍有所成后，他热衷于在书院任教办学，助推了多个书院的建设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的一生，得益于书院，又有功于书院。

张謇幼年入私塾，16岁考中秀才。为进一步在考场和学问上攀登，19岁时（1872年），张謇入海门师山书院，拜海门学署训导赵菊泉为师。赵是道光年间无锡县试第一名秀才（后为举人），在江南文坛颇具盛名，也是林则徐在江苏的三个得意门生之一。他要张謇“尽弃向所读之文”，重新研读桐城派大家所推崇的古文精品，摆脱私塾俗儒制艺文章的不良影响，走向“清真雅正”轨道。本着书院“正谊明道”校训，张謇跟着赵先生苦读了三年，终于使道德文章有了质的飞跃，奠定了后来学业和功业的厚实基础。张謇一生的老师很多，独对赵菊泉最为尊崇和感恩。赵去世后，他数次去无锡祭拜，并在海门中学设“赵亭”，题对联：“人通利则思其师，几席三年，慢落何堪离策列；公魂魄犹乐兹土，衙斋咫尺，风流散告后贤知。”

后来，在依托书院求学问师的道路上，张謇从小地方的书院走向大城市的书院，学问和眼界均与时俱进。他借着为江宁发审局主事（前南通知州）孙云锦做幕僚的机会，在南京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求学，拜江南著名儒学大师李联琇山长和薛时雨山长为师，并与一批名流士子交流切磋，学业更加精深，为后来考举人、取“南元”，乃至高中状元，打下了扎实基础。

钟山书院建于1723年，是清朝江南第一书院。李联琇曾任福建和江苏学政，后应曾国藩之聘主讲和执掌钟山书院，士人云集，名噪一时。惜阴书院由两江总督陶澍倡建于1838年。薛时雨山长为张謇出出那年（1853年）的进士，当过嘉兴知县、杭州知府，著作等身，门生众多，深得士林敬佩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倚重。李联琇和薛时雨都是亦学亦仕的文坛领袖和政界精英。他们的学问既是饱读诗书的厚积，又是人生历练和仕途经济的结晶。张謇向他们求学问道，不仅在学业上大有长进，在洞察世事、经世致用方面，更是获益匪浅。

据张謇记述，他报考钟山和惜阴书院时，还颇费周折。他于1874年三月初一“投考中山书院”，被主考老师“摈不录”，他不服气，便“负气投书，求示疵坧。”半个月后，他借他人名义再试被李联琇取为第一。同时，他报考惜阴书院，亦被薛时雨取为第一。后来，大家知道了他第一次未被录取并投书主考老师的事，薛时雨便批评了主考老师，并将此事告诉了孙云锦。孙便要来张謇的书稿阅看，然后告诫张謇：“少年使气，更事少耳，须善养。”张謇很惭愧的称谢。这对他的品行修养很有帮助。孙还带张拜见凤池书院院长张裕钊，“叩古文法，先生命读韩昌黎须先读王半山。”

二、 张謇回报助推书院

由于张謇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了书院对于一个读书人的重要意义，因而他后来对书院的建设和书院文化传播，十分看重。张謇在学业和事业略有成就后，便对书院的创设和发展十分热衷，特别是中了状元后，对文正书院等大牌书院的建设更是不遗余力。

1888年三月，张謇刚中举人不久，便被延聘为赣榆选青书院院长。他为书院题的楹联为：“地临齐鲁大区，愿诸生绍述儒林，广为上都培杞梓；客是江淮男子，笑十载驰骋幕府，又来东海看涛山。”对联表达了他作为一名当幕僚多年的江苏士子，要为江北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文化建设做一番贡献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张謇还主持修撰了赣榆县志，并结交了当地著名士绅徐鼎霖和沈云沛，他们成为后来经商从政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893年，经翁同龢推荐，张謇任崇明瀛洲书院院长。张謇不计较报酬较低（辞年薪600两的国子监南学学正，就年薪300两书院院长），“尽寸之智以附学究之本。”第二年，他高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仍对书院的事兢兢业业，对学生作业和试卷批改极为认真，“生平校阅之苦无过于此”。他的得意门生中，有后来曾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江谦（通州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创始人），也有为他的垦牧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江导岷。

1893年，张謇的三兄张詧任江西贵溪知县时，张謇积极建议他修缮、扩建象山书院（与鹅湖书院并列四大书院），并为书院作《移建象山书院记》。张詧在重修象山书院时，还新设了陆九渊、谢叠山祠堂。贵溪人谢叠山与文天祥是同科进士，与陆九渊同被誉为江西“二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对南京文正书院的用心和贡献尤为突出。文正书院于1890年由江宁布政使许振炜倡立，“文正”是曾国藩谥号，取名文正书院，是为了纪念文正公“再造江南”。后来，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为了在甲午战败后重振强国事业，决定以文正书院为重要平台，网罗和培育优秀人才。张謇于1895年在张之洞力荐下执掌书院后，便全身心地投入书院的建设和改革之中。他一面发挥好书院的科举应试辅导功能，“制艺、策论、诗赋不必不得入”，一面强调要回归经史，夯实基础，学以致用，避免急功近利单纯为了科考。1897年，在书院新设西学堂，增设英文、翻译、算学等课程，后来拓宽“至每次课题，分时务、算学、兵、农、矿、化各学”。最终，文正书院于1901年转为现代教育的学堂。文正书院成了那个时代教育、社会变迁转换的缩影。

张謇在文正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人才，他的学生除了从瀛州书院跟进的江谦、江导岷以外，还有陆宗舆（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郭鸿治（电学专家，中国最早民办镇江电力公司创始人）等。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全方位的探索者、引领者，在教育方面尤为显著。他在举国废科举时，充分认识到，曾在历史上发挥过多方作用的书院，已无可奈何走向衰落，与沿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一样，必然被现代新式教育所取代。他于1906年4月致一友人信函时说道：“科举时代，其城乡书院遍设，而课士较勤者，则科第必盛。其时读高头讲章，除时文八股外，一无所课者，则获隽者且阒如焉。况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有服从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正因如此，张謇一口气在家乡南通创办了近四百所各式各样的新式学校，包括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和聋哑人学校。南通因此而被世界著名教育家美国人杜威称为“中国教育之源泉”。南通因此也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教育之乡”。除之而外，张謇还在外地办了许多学校。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中国陶业学堂，就是张謇创办的。当今许多著名大学，包括河海大学、复旦大学、东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都有着张謇创办、联办、助办的身影。

总之，张謇与传统书院的深厚渊源，促使他对书院文化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他一方面认可书院在教书育人、学术研讨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清醒看到书院与现代教育相比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因而，他对书院文化总体上是持“扬弃”的态度。他主张在传承中革新，在革新中升华。他倡导和力推书院在新时代里彻底转型蜕变，但他对书院文化中的精华却始终没有抛弃，甚至于在兴办新式教育时，还在有意无意地传承融合。

三、 今天如何传承书院文化

当下，在古代书院销声匿迹了一百多年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许多“书院”，包括我和蔡玉洗先生等人在海南也建立了一个“白鹭湖书院”。但是，这些“书院”，已远远不是古代和张謇时代的书院，更多的只是借“书院”的名义，做一些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通过对书院文化（包括张謇与书院渊源关系）的梳理，我们希望古代书院中的优秀精神能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一） 为求知而读书，为学问而研讨。

中国传统书院几乎是和科举考试的官学教育同时出现的，而真正的读书人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精神生活，又是传统的科举考试不能满足的。他们要自由的读书，独立的思想，各抒己见的问难质疑。书院的主线条还是自由学习，自主讨论。后来新型的学校出现了，在自由学习，独立讨论思想文化问题的空间胜过传统书院。所以书院就被新型的学校代替了。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学校的教育模式发展到今天，变成了新科举考试，学为了考，考为了一纸文凭。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中国的传统书院又怀恋起来。书院的重新出现，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识之士要在学校之外寻求文化生活的满足和精神的自由。因此，现在的书院，要倡导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为丰富学问而研讨。

（二） 努力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一百多年，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孤立于中华一隅的儒家文化。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要承继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让他焕发青春，像我们融化佛教文化、马列主义和西方各种文化思潮那样，来丰富壮大我们的中国文化，不至于封闭自己，孤立自己，被世界上的先进文化挤出文明竞争的舞台。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来办今天的书院，就不是读几本传统经典，教孩子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家诗》那么简单了。

（三）要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

一个书院要办得好，就如当年梅贻琦办清华大学时所说，大学不光要高楼大厦，更要大师。张謇当年读书进修的几个书院都在这方面堪称一流。姚鼐、章学诚、张裕钊、薛时雨和吴汝纶，包括张謇本人，都是国学大师级的人物。远点说，朱熹、陆九渊、程颢、程颐、王阳明，正是这些著名的大师成就了中华的传统书院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在当时世界文化上的新高地。我们今天办书院，同样离不开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实力雄厚的人才队伍。

（四）要依托地方特色传统文化。

发掘、发扬地方文化特有优势，是办好书院的重要途径。江西在历史上人文荟萃，群星璀璨，特别是两宋时期，江西创下中国书院之最，形成独特无二的书院文化特色，聚集了当时全国顶尖的文化人才。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就占三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辛弃疾虽不是江西人，但他四十二岁就归隐上饶，最后终老铅山。他的“明月别枝惊鹊”和“醉里挑灯看剑”等著名诗词都写于上饶。他和南宋主战派陈亮的会面，史称第二次鹅湖之会。

我们开会的鹅湖书院，作为江西的四大书院之一，地位也相当特殊。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当时的文化大家吕祖谦，邀约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俩来到鹅湖书院，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学术论坛会，这就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上被隆重记载的鹅湖之会。上饶地区的范围内，不止鹅湖书院一家，离它不远的弋阳有叠山书院，贵溪有象山书院，一条信江连着三家书院。将来是否可以在挖掘江西书院文化上三家联手，为弘扬中国的书院文化作出贡献。

总之，传统书院中重求真务实、重学以致用、重刻苦打基础、重“百家争鸣”、重“师友交流传承”、重国学传播、重不拘一格育才、选才，等等，永远都需要我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