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传统与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中的张謇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土崩瓦解，以科举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已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丧权辱国之痛促使近代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由此拉开了帷幕。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先驱者之一的张謇，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创办新式教育。他在南通及周边地区一手构建了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剧院等各类社会文化艺术教育机构的大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取得了卓越成就，影响遍及海内外。

1920年6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应邀访问南通，惊叹张謇取得的成就，他在演讲中称“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地也”。吴良镛教授在对这段历史仔细考证研究后认为，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按照近代理念全面规划建设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兴学的年代，正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年代。张謇作为一个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他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又对中国的优秀教育传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继承，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1920年6月8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南通讲学期间与张謇等人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高诚身夫人白美华、杜威女儿（长女）、张謇夫人、杜威女儿、杜威夫人、张孝若、杜威、高诚身、张謇、张詧、何尚平、李敏孚。 南通市档案馆藏

一、张謇对待传统的立场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两次伟大的理性启蒙运动: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兴办私学、传播仁学思想为代表的文化启蒙;一次是20世纪“五四”时期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中国文化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化启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批判。

回顾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革命成功将近十年，然而先驱者的许多希望件件落空。张謇对当时社会的描述是:“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惟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之充满宇宙。”尽管这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立场上对时局的评价，但中国当时社会混乱和道德失范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们在价值取向上走向分化。

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的精神理想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被扭曲变形，以至理性的道德自觉变质为政治屈从，本来是提升人格的道德教育异化为“吃人”的礼教，而儒家的“三纲五常”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缺乏文化的变革和思想的启蒙，是近代社会政治变革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始认识到文化社会是整套的，拿旧心理运行新制度是行不通的。新社会需要健全人格的觉悟，无论是从人本主义角度，还是从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出发，清除中国传统文化的障碍，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必须的。这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走向。

而面对同样的时局，文化保守主义者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他们认为社会混乱动荡，就象张謇所说的“诈伪诡谲之恶习，充满宇宙”，正是“一切经书，不复寓目”，也就是抛弃中国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恶果。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所强调的秩序和和谐，通过个体的自我修养来化解人与社会的紧张，从而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心性修养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进而改善整个社会的状况和风气，因而他们认为复归和强化传统价值，是抗衡由于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思潮冲击所导致的文化失范的最基本手段。

张謇在1903年的《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一文中，为突破传统教育的藩篱，反对中小学生读经，但在1918年的《尊孔会第一次演说》中，他又主张“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这里不能简单得出张謇晚年思想趋于保守的结论，而应该说这是张謇站在不同的角度，面对不同的社会形势所作出的相应主张。因此，这里有必要将张謇对待传统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作一番梳理。

张謇在1901年所作的《变法评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日月星辰，耀明而无长度，布帛菽栗，保暖而无长品。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而迫隘之计又不可以救凶乱。”这可以看作张謇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他一方面强调“变”，且“变须得法”，另一方面又强调“道”不可变，因而采取了审时度势、积极而又审慎推进教育变革的主张。

那么，张謇所谓的“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存在多种表述。可以说，每个人心中理解的“道”都是不一样的。洋务运动强调的“中学为体”，所固守的主要是汉代以来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对于传统的伦常，张謇也表赞同，以“五常”为主的一系列儒家道德准则，在张謇的文章和言论中比比皆是，也是张謇从事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但是，张謇赞同传统伦常，与洋务运动所强调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强调绝对服从的“三纲”并不相同。他所说的“五伦”，即夫妻、父子、长幼、朋友、君臣关系，固然是建立在传统的“身分取向”原则之上的，但毕竟有现代“契约取向”，任何一个角色都并非处于绝对的权利或义务的地位。而“三纲”则使君臣、父子、夫妻构成片面的、绝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得“五伦”中的“契约取向”完全褪色。

张謇赞同传统伦常和洋务运动强调“三纲五常”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洋务运动的代表张之洞，主要在于力图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不主张改革国体，也不支持维新改良和君主立宪。张謇则不同，他重视儒家的道德伦理，主要是希望通过个体的自我修养来降低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将此看作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

并且，张謇反对现实的封建专制统治，他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张謇在1904年2月15日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执，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其反封建专制的立场再明确不过了。

张謇否定封建专制统治，但他又要维护“道”，于是张謇追寻文化的源头，他直接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那里寻找理论归属，试图在更高的起点上回归“三代”理想社会。张謇重视民本主义，期望通过改革政体，造就三代圣君贤相式的领袖人物，建立理想的新新世界。《尧舜论》是张謇写于1912年的一篇重要政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的中心在于评述尧舜禅让这一盛事，其核心为阐明“有天下而不与”的为君之道;中篇比较尧舜和华盛顿;而在下篇中，张謇再次强调“君至于有天下而不与者，尧舜之精神也”，就是说“天下为公”是尧舜禅让的精神所在。张謇借孔子的话赞美尧舜:“善乎孔子之言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也。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也。”显然，张謇极力倡导“天下为公”，反对封建专制。

可见，张謇所谓的“道”，不是指封建纲常、封建皇权。张謇认为不可变的“道”，可以说就是“惟尧则之”的“天”。《中庸》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是社会、人与万物生成的本源和基本准则。“道”之于人，便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张謇认为教育“始于欲人之所以为人”，那么在教育变革之中，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就很清晰了。

二、张謇所坚持的优秀教育传统的价值

张謇一生致力于变革教育、开创实业，从现象上看，他的教育价值观是社会本位的。然而，张謇秉承儒家“亲亲仁民”的思想，以尧舜为榜样，他一生的活动都以人民的生计为出发点。他认为教育是为了“以人文化成天下”，培养人格全面协调发展的人，从而更有效、更切实地实现“天下大治”这一理想。张謇的教育思想有着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即他所谓的“教之所成，使人可康乐，可和亲，可安平”。

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教育，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在儒家看来，个人道德完善是社会完善的基础和起点，因此人格完善被赋予重大的社会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修内”后“治外”，公式化地表明了其意义指向。然而，儒家企盼的理想社会，却一直未能实现，重要原因之一是其精神资源中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文化基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视为改造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途径，而不能直接衍生出民主和科学的中国传统精神资源，便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遭到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外界的政治因素。政治统治和伦理文化的高度统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所在。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传统的精神理想被不合理的政治意图和宗法观念所扭曲，儒家的伦理纲常成为封建专制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完善人格的道德教育则异化为“吃人”的礼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传统伦理价值的批判实际上加速了封建专制体制的瓦解。

问题是:与传统彻底决裂之后，中国人的心灵将向何处归依?如果不能将一套完整的新的价值体系构建起来，并为国人所接受，那么社会道德的失范和人们思想的混乱则是必然的后果。事实上，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总是与原有价值体系有着某种继承和联系，想在整体上构建一个全新的价值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中国百年的近现代史，之所以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与对传统的极端化处理有着重要的关联。今天，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压制人个性发挥的外在社会因素已不复存在，中国传统教育因而获得了彰显其内在永恒价值的广阔空间。对传统的再研究、再认识，以及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成为当前中国教育界的当然使命。

现代化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指科技发展或工业化。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只能是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而不是西化的程度。在生命的视域中，古与今、中与外，没有明确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区分。现代世界的危机实质是人的危机，在人的关怀和人格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张謇强调“教之所成，使人可康乐，可和亲，可安平”，他的教育思想正是对孔子优秀教育传统的继承。弘扬孔子境界极高而平实简易、理想崇高而又切近生活的的“仁学”思想，在中西文化全面接触、撞击、互渗以至融合的时代，将有助于更新中国既成的价值系统，并对未来人类文化的新生作出贡献。

三、张謇的教育现代化之路:会通古今，兼具中西

纵观张謇一生的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可以看到张謇对待传统的心态是开放的，他并不拘泥于新与旧、中与西之辩。

张謇认为:“万物有始者有卒，教育者，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今日之旧，前日之新也;今日之新，又明日之旧也。我所为新，恶乎非人之旧?我所为旧，恶乎非人之新?夫是故厌我而徇人非新，厌常而嗜怪非新。必紬乎旧而得理，易乎旧而得安之为新。” “夫无卒者必有始，有圣人之始，有吾人之始。圣人之始，始于欲人之所以为人;吾人之始，欲师圣人所以成人之为人者而广其成。”这段文字反映了张謇对于新与旧的看法，充满辩证色彩，其中“必紬乎旧而得理，易乎旧而得安之为新”以及对“有始而无卒之事”的教育之始，也就是教育出发点的阐述，对我们理解张謇所谓不可变的“道”极有帮助。

张謇总结他经营南通的历程，认为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他不拘泥成法。用他的话说，就是“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国。察地方之所宜，度我兄弟思虑之所及，财力之所能，以达吾行义之所安。不歆于人之高且达，不慕于外之新且异，不强人以就我，不贬我以就人;不敢畏，不欲画，不敢遽。”他对于外来经验的态度是:“彼之法，不必尽合我也，而其善者可师，观其若何而革?其法亦不尽适于我也，其善者亦可师。而不适者亦可资借鉴，盖析而讨之，比之斟之，则我之利病得失，洞洞若鉴，明明若炬，有心可观矣。”

张謇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但并不代表他能对中外思想一视同仁、择善而从。正如列文森所描述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往往陷入这样一个文化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张謇，名教根基太深，因而经常以自家的传统来理解外来的价值，往往认为外来的优秀文化和先王之意恰好相合。

张謇在《江宁同文馆课艺序》一文对此有过阐述。他说:“中国一不振，则肤学末识举诗书之大义而刍狗之，谓不足当彼彝人之呿，而锢于旧习者，则又斤斤于先王教化政治之蹄筌，而自以为卓，彼此相笑，诞漫不可斠者，盖又二十余年……求彝之所以为国，其法度政治所以行之之意，未尝不与先王诗书六籍之文，时时有合，以先王之意行之，彼彝之法度政治，皆足以资中国愤发而为天下雄也。以犹夫沟犹瞀儒与貌彝者之所为行之，则先王与彝也等弊耳，安在彝之非刍狗。”

这段文字除反映出张謇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历史外，还对“举诗书之大义而刍狗之”和“斤斤于先王教化政治之蹄筌而自以为卓”两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极端态度提出了批判，反映了张謇对待传统的健康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张謇又提到了“变”与“不变”，提到了所以立本的“道”:“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治固异，道所以立本，虽百世可知。”

经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国耻之后，封建士大夫张謇断然舍弃“重官轻商、重德轻技”的旧观念，走上了崇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对待外来技艺、外来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张謇创办的实业教育和反映近代工业生产需要的知识内容，改变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统性。而张謇推动教育变革的思想源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1912年，张謇作《革命论》一文，他对革命的观点来自《周易》的革卦。他说:“吾读周易革卦，而叹圣人之言大且远也。”张謇援引了《周易》中革卦的经文“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辞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以及彖传对革卦的阐述“革而信之，文明以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张謇赞美道:“至矣哉!”

张謇还逐条评述了革卦的各爻辞，综合得出了革命所须掌握的原则:一是要“革而当”，即要把握适当时机，要有正当理由，要把握恰当的度。二是“革而信”，革命者要取信于民众，“为革而民信之，然后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所谓“当”与“不当”也在于此。三是革命必须审慎。张謇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正是遵循此原则，张謇的社会变革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没有疾风暴雨，也没有刀光剑影，张謇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

四、张謇实践经验启示

多元的选择，并加以实际的变革，张謇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寻找着民族自强之路。这种主动选择既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没有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及现实实践中的自我经验，成为张謇教育变革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张謇从传统文化中学到的，是一种具象性的思维方式。为了救亡图存，张謇积极学习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强国经验，并应用到南通地方建设的实践中。他对教育现代化的领悟就是通过具象思维获得的。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考察，通过和日本的类比，得出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发展教育和实业，决定象日本那样“用治国若治圃”、“寸石点苔”的方式经营南通。他在南通办教育的模式，许多都是从日本和西方国家学来的。

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西方教育模式的输入是中国教育变革的必要途径。张謇没有生搬硬套、简单模仿西方和日本的教育方式，而是运用自己的智慧，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创造性地发展别国的经验。他突破传统教育的陈旧框架，在南通地区构建了从各类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现代大教育体系，将着眼于士人阶层的传统教育向国民教育转变，打破传统人文教育一统性，使教育同生产实际相结合，顺应了社会工业化的需要，取得了辉煌的教育成就。

然而，由于未能建立起理性思维的模式，张謇没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考量，因此没能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归根到底要表现为培养人的现代性的发展程度，由于现代民主思想的欠缺，张謇的教育实践在引进西方科学民主精神以改造国民性、培养具有现代意义的个性独立人格方面显得不足。应该承认，由于时代的局限，张謇在传统教育的现代转换方面还是做得不够彻底。跟随后发生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相比，张謇的教育实践还缺乏深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借取和学理的输入。

学习借鉴或引进国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模式，重要的是民族变革意识和立场的采取，要实现民族性的教育变革，还在于民族教育自身变革意识的成熟。一百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至今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我们的教育传统似乎一直在退却。

必须承认，现代模型是以西方模型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认真真地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接受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凡是有益于自身发展的，都应予以借取，借取是丰富、发展民族教育的必要途径。但是现代化也绝不等于西化，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因素，需要引起警惕。

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中一直在退却中，现在应该使之重来，这一重来的过程就是新传统化过程。新传统化过程，主要在使已经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但这一工作，在性质上是创新，亦即它必须要符合中国现代化所需求的，否则是复古，而不是创新，亦不能视之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

在今天，一个国家的教育要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教育的国际化是必要的，但教育的国际化必须以民族化为基础，同时民族化也不等于回归传统。张謇在南通的教育实践表明，真正变革性的发展来自于传统的扬弃和外来教育思想与模式的滤收。张謇在百年前便开始这一伟大的实践，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与不足，他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是卓越而辉煌的。现代化的潮流激荡澎湃，如何找准前进的方向，先贤留下的许多宝贵经验和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借鉴。

注释从略，来源：陈炜《传统与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中的张謇》，《高等教育研究》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