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张謇与中国近代化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张謇是极其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劳绩虽然是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但在政治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本文着重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考察张謇的生平事迹，并且试图评论其功过得失。这里用得着张謇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一

张謇一生事业的主要基础与主要成就都在于实业，而实业的主体则是大生纱厂。关于大生纱厂的兴办与发展过程，张謇在1925年《大生纱厂股东宣言书》中曾有概略的回顾：“一厂计自丙申至己亥，为负谤含诟，强力图成，无息赔息之一节。自庚子至辛丑，为渐转复厄，支柱危险之一节。自壬寅至丙午，为日进有功之一节。自丁未至乙卯，为平流而进之一节。丙辰一年独亏折，而尚有官利之一节。自丁已至庚申，为大顺而退机四动之一节。自辛酉至壬戌，为败见急救，第三度被困忍辱之一节。然辛酉一年，余利尚不薄。二厂计自丁未至戊申，为整地建厂，无息赔息之一节。己酉至乙卯，为岁获赢余之一节。丙辰一年同一厂。丁已至辛酉，为有利且优之一节。言乎股东本息，一厂自未开机前五年，年即付息八厘。开机后息多者，自四、五分至八、九分。总凡二十七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九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余两；二厂未开机前亦付息，开机后十六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合共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余两。言乎基产，一厂纱机，自二万四百锭，增至九万三百八十锭，又线机二千锭，布机七百二十张，折价合计近十万锭。二厂机自一万二千锭，增至三万五千锭，又布，机二百张，折价合计近三万七千锭。共凡十三万七千锭，今按锭计价，每锭作平均六十两，值可八百余万两；即每锭从廉作价五十两，亦值近七百万两。然一厂资本今仍二百五十万两，二厂资本今仍一百十九万四千三百九十两耳；合共三百六十九万四千三百九十两以锭相衡，裁十之五强。”

这个《宣言书》虽然是胪陈若干数字，但却是这位近代化开拓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其实记录，其中蕴含着创业者多少心血、艰辛与酸楚。在二十多年期间，大生纱厂以二万四百锭起家增至十三万七千锭（增长671%），以三百六十多万两资本赢利达一千三百余万两（赢利364%）。1925年全国华厂纱锭总数为1，866，232，大生纱厂锭数125，380，占6.7%；同年全国华厂布机总数为11，121，大生纱厂布机数920占8.2%。这大体上可以说明张謇对于发展近代棉纺织工业的重大贡献。

然而张謇的企业活动并非仅限于棉纺织业。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他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条件，克服层出不穷的困难，创造了一个资产总额达到几千万元的大生企业系统。这个系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包括盐垦、榨油、皂烛、磨面、蚕桑、运输、冶铁罐头、金融、印刷、市政等各个方面。至于他所参加和协助创办的企业单位，则为数更多，范围更广。据一个日本人的实地调查，“张謇之事业地在江苏省扬子江口之北岸，以南通为中心，北越旧黄河流域，以至淮河口附近。其面积约有三万六千七百方里。以经纬度而言，则纵自北纬三十度至三十四度，横自东经一百十九度四十分至一百二十一度三十分。东北滨黄海，南临扬子江，西接安徽，江苏之大平原。”早在1929年，胡适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序时曾经指出：张謇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应该肯定，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謇的企业活动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并且具有自己的战略思想。

大生纱厂的《厂约》明确宣布自己的宗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如果说，张謇开始办厂还只限于防止利权外溢与抵御外资在内地设厂，那么通过一系列企业活动则使他进而认识到当今中国经济“决非可以闭关自了之时”，必须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科学技术以至资金，并且大力发展“海外直接贸易”。张謇始终主张对外开放，同时又强调完善经济立法与妥议合同条件，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盆与贯彻平等互惠原则。

早在1910年，张謇考察光绪一朝海关贸易报告，认识到中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至柔惟棉，至刚惟铁，神明用之，外交内治裕如，岂惟实业。”以后他也曾重申，“謇于棉铁，固向持积极主义者”，“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重工业强调钢铁，轻工业强调纺织，可以说是从战略高度抓住了发展民族近代工业的关键。但是，由于财力的限制，张謇对于钢铁工业确实“未涉津涯”他只能寄希望于汉冶萍公司“群策群力”，维护“吾华一线生机”。张謇的一生事业主要在纺织，与外国的竞争主要也在纺织。他在农商总长任内，发布奖励植棉条例等政策法令；离开北京政府以后，他更利用西方列强暂时无力东顾的有利时机抓紧扩展棉纺工业，决心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列强“悍战”。

当然，这毕竟是一爆双方实力悬殊的“悍战”，其结局的悲剧性质自然是在意料之中。张謇在颠蹶挫折之余竟幻想乞灵于“世界各国经济互助”，引进各国资本组织“银公司”，“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于棉之稻麦，类于铁之煤为从要”，同时还就力所能及兴办其他有关企业。张謇理想中的银公司，“均势以平等其资本，公开以昭布其条件，以互输产品保公司之利，以不犯土地等主国之权，如是十五年小效、三十年大效可以预言。”这个预言显然是缺乏现实根据的，以半殖民地国家向帝国主义要求“经济互助”、尊重主权与平等互利，等于是鸡群谋求与黄鼠狼成为盟友。张謇原先充满青春活力的棉铁主义，如此迅速地被扭曲成为虚幻中的中外合资“银公司”构想，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后世的人们应该给以理解而非苛求。

二

张謇一生的主要旨趣在于兴办教育，“父教育而母实业”是他的信条；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事实业就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

张謇深深理解教育对于发展民族近代工业以至整个国家近代化的重大意义。早在1895年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即已要求“广开学堂”。戊戌维新期间，他赞成废科举、兴学校，并草拟大学堂办法。变法失败以后，他在南京文正书院设立“西学堂”，专教汉文、英文、翻译、算学，作为创办新式学堂的试验。

以1902年兴建通州师范学校为发端，直至1926年春以9，900元购买沙田产权作为男女师范校产，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发展新式教育呕心沥血。他以武训为榜样，曾说“不观夫名满海内山东之武训乎！武一乞丐，幕天席地，四大皆空，是真毫无凭藉。然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是真士大夫对之而有愧色者也。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可以这样认为，张謇正是以强毅之力行武训之志，为发展通海地区近代教育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

办学的成绩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张謇在年曾回顾说：“吾通因世界之趁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八（六）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二十八年，创立师范学校，以为普及教育之基础。纺纱须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此校亦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须纺织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所仅有。又设商业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更进而有图书馆，有博物苑，有气象台。此南通已成立之文化事业也。总计开办至今，除本省本县外，其他各省青年远道而来者，凡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十三省。现在各校已有之基产，计地十二万亩，及通海垦牧公司股本值银二十万元。”当然，这个回顾并未全面反映张謇兴办教育的成就与雄心壮志。譬如，1920年他已经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1924年他又向美国政府谋求以退还庚子赔款资助南通教育事业向高层次发展，包括完善南通大学农科设备，工科增设印染专业，水利交通增设河海工程，商业从中专提高为大学，文科分设哲学、经济、历史、地理四个专业等等。

张謇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颇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其思路是“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这就是把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作为国家近代化的根本，而培养合格国民教育师资又是精进民智的必要前提。所谓智，不仅仅是文化知识，还有思想品格与身体素质等方面的要求，用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的说法，即应包括“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个方面。因此，他把培养新式的合格师资放在发展国民教育的起点与基点这样重要的地位，称之为“普及根源，教育本位”。他愤慨于社会对教师与师范的轻视：“何况中国沿科举之颓波，学生歆利禄之余热，使人人知教员无厚利可图，而国家又无虚名维系。试问世界真肯身殉教育者几人？其弊必至英异之上材，视师范为绝路。”他主张采用擢优、励恒、彰廉等方法加以奖励，规定给俸法、就聘法、义务界限、任职资格、解约规、处分规则等有关教育法规加以约束，并且以国家税和地方税补助学校，以地方教育经费资助，努力发展师范、普及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张謇堪称师范教育的卓越先驱。

其次是强调发展教育必须统筹规划、循序渐进。他反对清朝政府在庚子以后“仓皇兴学以大学为发端”，认为“大学之预备在分科高等，高等之预备在中学”，而中学之预备又在小学，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能逐步向高层次发展。因此，他比较重视总体设计与数据预测；办大学要考虑需要与可能，确定规模与招生人数，而这就涉及生源和高等、中学的提前准备；即使是发展小学，也必须考虑地方的需要与经济承受能力，规划合理的布局，还要准备毕业后继续升学的出路，在普通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方面作相应的发展。他在1906年给南通劝学所、教育会的一封信，对于当地乡镇初等小学的发展作了通盘规划，其立论之谨严，思路之缜密以及考虑之全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作为范例。

总之，张謇办教育与办其他各种事业一样，都是脚踏实地、讲究效益，决不好高骛远、追求虚名。张謇在1903年到日本参观时，日本教育工作者嘉纳治五郎询以“东来调查宗旨”，他的回答是：“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注意从国情出发，时时事事都要考虑自身的财力物力和接受、消化能力，这是张謇所富有的一种特别可贵的务实精种。

第三是注意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同时又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他把“实业知识”作为教育三项大纲之一，“实业”二字本身即已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并为生产实践服务。他很早就在师范学校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以后更分立、扩充成为各个专科和中等技太、职业学校。他还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绣工科，以后又另行建立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均请著名绣师沈寿主持其事。他担心沈寿病弱早逝，亲自为她笔录并整理成为《绣谱》，使誉满世界的沈派天香阁绣法得以流传。他设立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亲自参与戏剧教育与京剧艺术的革新，目的也是为了改良社会。他曾对梅兰芳说：改良社会的作用，文字不及戏曲之捷，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此外，他还以私人的力量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以谋更有效地使文化教育服务于社会，借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以至身体素质。张謇在私人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呈现出的视野之开阔，气魄之宏大，构思之完整，措施之切实，就中国范围而言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尽管张謇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已经作出很大贡献，但他决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对于教育近代化的追求可以说是永无止境。他在晚年颇为遗憾地慨叹：“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俱，则未也未也！实业未至人尽足以谋生，户尽不至乏食，教育未至乡里学龄儿童什七八有就学之所，儿童长成什五六有治生常识，未足云大效。謇方目计之，心营之，而年日以长，力日以薄，智能日以绌，未知观成之何日也？”这种勇于自责，充分体现出张謇对于中国近代化事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的生平的魅力亦正在于此。

三

与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相比，张謇的政治思想显然稍形逊色。张謇曾经因为得子太迟而自嘲：“生平万事居人后”，其实这句诗如果用以形容他在政治上的前进步伐，倒也十分贴切。

甲午战争以前，他基本上仍属于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封建士大夫范畴，尽管已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影响。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是在甲午战后，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刺激，使他开始与传统知识分子群体逐步离异，谨惧而迁缓地迈出了新的步伐。

张謇是农民出身的士人，商人当中的儒者。他相信眼睛甚于相信耳朵，习惯于凭借事实而不是凭借哲理来思考。当然，他并改有完全摆脱士大夫的习染，在重大的政治转向之前，必须作出道义上的辩解以谋求心灵的平安。但即令是这种道义辩解也以对于现实的利害判断为前提，而且无非是作为既定行动的伦理辩护词。在政治上，他既非理论的巨人，又非行动的勇士；既不会大言欺世，也难以冲刺在前。他在没有思考清楚以前决不采取行动，但一经采取行动就决心进行到底。他起步虽然稍嫌迟缓，但每一步都踏在实处，并且有足够的后劲，因此往往得以后来居上。可以这样说，稳健是张謇政治行为的最大特点。

对于戊戌维新，张謇虽然同情与支持，但着眼点主要在于实业与教育方面。变法失败以后，他批评康梁躁进躐等，就说明自己在政治主张方面与他们还有一定距离。只是在1903年访问日本以后，他通过亲见目睹的大量事实，认识到议会与政党确实优越于专制政体，这才正式投身立宪运动。

张謇在政治近代化方面的主要贡献就是领导立宪运动。对于这一运动，他的感受最深，直到晚年还不胜慨叹系之：“自清光绪之际，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迁延而濒于澌尽。前此迁延徘徊之故，虽下愚亦能窥其征，虽上圣不能警其寐”。他甚至总结自己的生平“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是张謇自己，用言行、思想、情感把自己的名字与立宪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过去人们习惯于在清末立宪运动之前冠以“虚伪”二字，但张謇的鼓吹立宪则确实是真诚的。因为，他主要是通过兴办实业、教育的实践其正认识到改变专制政体的迫切需要，而并非是首先谋求反对革命，更不是政治投机或附会新潮。

自从创办大生纱厂与通州师范学校之始，他就痛感政府专制腐败与官员的愚昧贪婪。1903年访问日本之后，他认为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革新与发展，都需要有“政、学、业”三方面的配合。“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作为君相之事的“政”，主要指政府的政策以及宏观管理，他认为日本实业、教育近代化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政府实行奖励补助的“以予为取”政策。他曾对比北海道的开发与通海地区的垦牧，前者是“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后者则是从初建之日起，便“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挠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他亦曾对比大阪府立师范学校与通州师范学校的不同遭遇，又不胜感叹“凡事入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去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不似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通过这一系列考察与对比，结论是“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矣。”

至于如何“抉其病根”，如何改变昏惰者当权的现状，张謇在《东游日记》中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思路。一是健全法制“东西各国办事人，并非别一种血肉，特造止法度，大段体公平画一，立法、行法、司法人，同在法度之内，虽事有小弊，不足害法。”二是政党政治“鸟兽亦有群，朋党性情事。与盗掩耳钟，宁各表其帜。日风多任侠，党多自明治。道同旅进退，明白不蓄秘。朅来舆论咙，纷坛在国计。增税与募债，并策强邻备。”

当然，不能过份强调东游的收获与外来的影响，张謇转向立宪的驱动力主要还是来自内因。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企业家的利害观念已经猛烈冲击他固有封建士大夫的伦理纲常。例如“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厘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这样激烈的言辞，如果不是清清楚楚写在张謇给张之洞的一封回信上，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出于这位状元公之口。作为内因的利盆冲突与作为外因的西潮东渐相结合，于是产生投身立宪运动的动机与行动。

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之夜，他得知日俄战争已经爆发而日本已获两次小胜，便在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管理地区——引者）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逆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从此，张謇便集会结社，宣传鼓吹，组织情愿，为改变清朝政府的“立政宗旨”而努力奋斗。

张謇领导的国内立宪运动诚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并非毫未留下痕迹，它至少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以至社会风气方面，对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主要是民主与法制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张謇从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很注重宣传教育，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不民胡国？不智胡民？”除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外，他们还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作为机关报，并控制《时报》使之成为鼓吹立宪运动的喉舌。此外，他们所编印的《公民必读》之类普及立宪知识的读物，也流行于全国各地。尽管他们经常强调“尊主”与“统于一尊”，但这主要是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并非不注重民权与民主意识的灌输。譬如预备立宪公会首任会长郑孝胥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词，即公开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家天下”，而人民的弱点则是“苟安偷活”四字。“苟安”就是自居“卑贱”而屈从于“辱贵”的绝对权威，人民无丝毫权利可言。所以应该革除“苟安”而提倡“责难”，即人民必须关心、研究、议论“国政”，加强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与当时整个社会民主思潮的发展是相呼应的。

张謇自从创办大生纱厂以后，历任江苏教育会会长、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苏省铁路公司协理、劝业研究会会长、中央教育会会长，民国以后除参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共和党政党活动外，亦曾担任国际税法平等会会长、国际同盟同志会理事、中日菲远东运动会名誉会长。可以这样认为，张謇不仅是实业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在专制政体统治上，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强调大一统、大一尊，最忌伟的是“内轻外重”，不愿分散权力于地方，更加不愿分散权力于社会。当然，地方绅士的力量不容忽视，但绅士与绅士所控制的传统社团都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成为改变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异端力量。张謇所创办与参加的各种社团则具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它们不仅有利于将新兴资本家群组织成为阶级力量，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民间”同“政府”对话的实力背景，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而加强了社会。尽管这种变化还比较微小，但却是国家近代化的基础部分，因而不容忽视。

从专制政体走向议会政治虽然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然而历史毕竟记录下当年追求民主与法制的先驱者前进的步伐。预备立宪公会在1907年发起与组织的调查商业习惯与拟定商法草案的活动，正式派代表到上海参与讨论的有88个商务总会与分会（包括新加坡、三宝垅、长峙等海外华商总会），另有30余处商会则以通信方式参与讨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咨议局的功能虽然主要被局限于咨询性质，但江苏省咨议局在张謇领导下，却自成立之日起就极力争取成为真正的立法机构，并且在清末政治舞台上表演得颇有声色。

张謇在第一届常会提出并得到通过的《本省单行章程规则截清已行未行界限分别交存交议案》，要求凡在咨议局开办以后所订的本省单行法，都必须经过该局议决，然后才能呈请公布生效。第二届常会议决的《本局议案公布施行后之实行方法案》，规定地方官必须按期报告咨议局议决案的执行情况，如有故意拖延不办者则据实给以纠劾。这两个议决案并非一纸空文。在第一届常会期间，江苏巡抚瑞澂交议改定厘金征收办法一案。瑞澂与张謇虽然私交颇好，但此案却以有损商民利益被咨议局据理驳回。两江总督张人骏愚昧而又顽固，他扎复第一届常会十一件议决案，两件交令复议，五件予以驳回，实际上就是否决了一半以上。咨议局当然对此极为不满，所以在1910年即以张人骏无视该局权限，擅借外债，属于违法侵权行为，要求资政院核办。次年又以预算案与张人骏发生激烈冲突，以张謇为首的咨议局常驻议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并且发动社会舆论给以声援，使总督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同时，张謇还通过咨议局努力开展国民外交。1910年夏天，他在咨议局亲自主持欢迎美国大型商团的宴会，到会的还有包括奉天在内的16省咨议局代表，实际上成为一次全国性的咨议局系统的国民外交活动。当然，还应该特别注意到由江苏省咨议局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其声势之浩大与影响之深远更是史无前例。

总之，无论从民主思想的传播还是从议会政治的实践而言，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创造了引起中外嘱目的业绩，而这些业绩对于整个中国政治近代化也是颇有贡献的。

四

在百余年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有些先驱者虽然声名显赫，但业绩却仅限于某一方面，或为政治、或为文化、或为经济、或为科技，而张謇业绩的特点却在于它的整体性，这就是他自己经常标榜的“村落主义”，亦即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张謇则认为“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张謇经营的地方自治事业包括实业、教育、慈善三个部类，他曾回顾说“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盖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少，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慈善部类包括范围甚广，除传统的善堂、义仓、敬老院与新增的育婴堂、贫民工厂外，还包括其他社会福利与许多市政项目。如果再加上地方议会、自治会之类机构及其活动，张謇所提倡与推行的地方自治，其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清政府的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地方自治章程》）。

当然，两者的根本差异是其落脚点为官治抑或民治。清朝政府所认可的地方自治无非是作为官治的点缀与补充，而张謇所追求的则是以“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为基础的民治。

张謇所从事的地方自治，其实质是谋求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范型，而其范围又决不是仅限于自己所居住的村落。他脚踏实地而又放眼全局，不仅谋求南通的物质文明与精种文明超过国内其他一千七百多县，而且还雄心勃勃地谋求与外国的先进“村落”作文明之竞争。张謇的设想是以南通为示范，将这种地方自治模式逐步推广到江苏全省，最后推广到整个中国，而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全面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平心而论，张謇提倡并推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立宪救国”，都是从不同侧面谋求中国近代化，而地方自治则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或许也可以说是管总的纲。过去，由于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环境，再加上一些“左”的思想的影晌，曾经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至立宪运动进行反复批判，而许多批判又往往流于简单化与主观武断。但是，历史现象毕竞是复杂的，某种主张或方案的社会效应也是多方面的，而对于持有此种主张或方案的人更需要作具体分析。

在张謇所处的那个时代，如果不去推翻清朝政府、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单纯靠实业与教育或局部政体变革都是救不了中国的。因为，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环境的根本变革，即使是实业、教育以至局部政体变革本身，也是面临重重困难而无从避免失败的命运。同时，张謇一生所追求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议会政治的目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张謇的爱国之心毕竟是真诚的，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并非空洞的高调，而是切切实实创办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大生资本集团在张謇生前诚然巳经陷于破产，但是他们艰苦创业的一系列实业、文教实体终究留存下来。

这里用得着今日南通人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为今天和明天南通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应当批判过去那些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美丽空话来阻挡革命潮流的政客，但却不能因此一概否定那些可能暂时迷失政治方向然而确实曾在中国土地土为营造近代化大厦添砖加瓦的先辈。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众多的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他离开人世六十多年以后，这个地区仍然到处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张謇的名宇已经与历史名城南通联成一体，并将以其开拓近代化道路的光辉业绩而水远为后世所缅怀铭记。

注释从略，资料来源：章开沅，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