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现代建国中的企业家：张謇的典范意义

张謇身处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期。他以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三重身份进入中国早期现代的历史殿堂。正好因应于现代建国的三重基本需要：以企业家推进国家从农商机制向工商社会转型，以政治家为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筹谋，以社会活动家谋求现代建国的社会机制。张謇的企业家角色，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展现出的现代企业家才能，让他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中施展拳脚。他远不止是工商企业家，而是名副其实的建国企业家。在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建国十字路口的当下，张謇为那些只是在商言商的工商企业家树立了榜样。现代中国需要张謇这样的人格典范。

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晚清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以张謇为代表的第一批企业家。他们不仅发挥了举办工商企业促进中国财富积累方式现代转变的作用，而且发挥了以直接参与立宪建国进程促成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建构的作用，并且以举办社会事业如兴办学校、推动社会自治而发挥出培育现代社会的功能。张謇是超越了工商企业家角色的建国企业家。尽管张謇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其失败宣告的只是中国现代建国的艰辛，而不是他所做尝试本身的失败。在开辟中国现代建国新路的今天，张謇为国人树立了楷模，尤其是为那些仅仅追求财富、在商言商的工商企业家树立了榜样。

一、状元办厂的国家转型象征

“状元办厂”是对张謇作为候选官员与实业家一身二任的复杂角色最好的概括。分析起来，“状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获得了跻身上层政治社会的资格；办厂，则是现代工商社会的角色，标志着一个人发挥了诞生于现代社会的企业家作用。

在中国现代社会降临之初，像张謇这样的状元办厂故事，很有噱头，颇具传奇色彩。对一个自中古以来就习惯于经科举铨选跻身上层社会的国度来讲，通过过五关斩六将的乡试、会试与殿试，高中状元的人来讲，不知道会多么珍视这一终得授官的绝佳机会。张謇长期参加科举考试，总不得志。但在获颁状元的这一次殿试中，高中第一甲第一名，并且得到考官“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高度评价，实属难得。不过，对张謇而言，这次高中状元已经很难说是遂其所愿。相反，他在日记中对之轻描淡写。原因是他金榜题名时，已经年过不惑。四次乡试落榜的失意，也已经消磨了官场竞争的意志；官场发展的前程也殊难逆料；更为直接的负面因素是他陷入了帝党与后党的政争，后党的取胜等于堵塞了他参与国家高层政治的前路。

不过从张謇个人遭遇上对他从商不从政的分析，是一种小历史的说辞。换一个角度，从大历史的高度看，张謇没有走上仕途，转而从商的原因，不是一个在个人志向、人脉关系、官场遭遇方面能解释清楚的问题。倒是从国家变局的大势上看，张謇弃官从商的举动，才能够得到深刻的理解。张謇高中进士的时候，清朝政局已经处于一个全面的危机状态：从观念上讲，传统儒家对中国政治的精神整合能力已经严重衰变，行之既久的科举铨选制度的精英聚集效应明显退化，清廷也就是国家权力方面应对国内变局与国际挑战的能力显著下降，中国社会广泛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摧毁性力量。与张謇同一时间获得科举授官的人士如康有为等人，以自己对现代西方国家运转和现代国家知识的了解，积极筹谋国家的系统改良。

现有的张謇生平资料表明，他并不是那种在中国处于现代国家结构转变关键时期的先知先觉者，因为即使在中国遭遇先行的西方现代国家全面挑战的时候，他对西学、西政也不甚了了。他的精神世界仍然是由传统儒学塑造出来的。而且，他对时局变化的理解，也主要仰赖传统士人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而不是对现代国家工商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自觉。不过儒学的经典之作，并不构成张謇全心钻研的对象，也缺乏富有创意的阐释作品。如此一说，张謇岂不缺乏因应国家现代转型、采取具有现代意涵的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仅从文献论行动，从现代视角看现代行为，张謇确实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精神自觉，其弃政从商的“现代”觉醒意义不是那么显著。但反转过来从行动看观念，从内生的中国现代转型角度审视他的惊人取向，张謇做出“状元办厂”的传奇性举动，就具有了象征国家转型的深刻含义。

状元及第之前，张謇的精神理念，主要由传统儒家的两股思潮塑造而成。一是心性儒学，这一系儒学是张謇投入科举考试必修经典注定了的，也是求取功名的传统士人必备的功夫。二是经世儒学。这不是儒学的主流和正统，但在明清时期蔚为大观。经世致用的儒学，鄙薄宋学的空谈性理，重视的是审时度势、学以致用。这一系儒学推崇坚韧行动，认定八股取士贻害无穷。浸润其中的张謇自然对骛于功名的科举心生距离。“仆于儒重颜李之贸行，于佛亦重苦行而自力者，偏于文则病儒，偏于空则病佛也”。这对张謇弃官后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加之张謇举办团练的活动，也奠定了他从事组织化活动的基础。张謇在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工商国家之际，做出经办实业的举动，也就有了中国文化的内生精神资源支持。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张謇更明确地意识到工商业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建国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他认定，仅仅与外国通商，已经极大伤害了国家利益。各种通商条约，造成国家“事事曲从，无以立国”。为此，他确信，就当下之急而言，必须强化军队建设，设立兵工厂。而就自强功夫来讲，需要在举办学校的同时，广泛考察现代国家的工商发展经验，推动中国工商事业的发展。以商业言，张謇强调改变中国的商业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将农商时代的商业机制转变为工商社会的商业机制。

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素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西人常论：中国商人最工贸易，惜国不为保护，任其群起逐利，私作奸为，不顾全局，以致百业皆衰。至护商之要，不如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

这是中国经济形态从传统商业转向现代商业的自觉设计，背后则是国家权力与商业领域互动机制的现代设想。进而言之，张謇看到了当时中国人一般未曾看到、或看到并不重视的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那才是现代国家的国本。

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皆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细，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

在张謇看来，只要中国重视工政，国家富强不在话下。“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这样的议论，比洋务运动对坚船利炮的单纯追求要高出许多，已经抓住了现代建国的工商社会本质特征。再加上他吁求的清明政治，实在已经将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贯通关系衔接起来了。这是张謇在儒家经世之学、体认国难与谋划出路三重动力推进下的思想飞跃。

走笔至此，张謇“状元办厂”的举动所具有的大意义完全浮现出来了。最为关键的是，张謇办厂，不在放不放弃状元的为官之途，而在认不认定工商业对现代建国的极端重要性。在他没有系统接触西学、西政的情况下，张謇办厂的另一重大意义也浮现出来——中国文化内生的企业家才能，构成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张謇在构想官商关系的时候，就已经倒转了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商助的思路，指出了一条商办官助的工商业发展进路。因此，他在受命办理纱厂之时，有张之洞的官命傍身，但实际办理现代工业企业，还得靠他自己的企业家才能。这样的才能，一方面与张謇的广泛人脉、责任担当有密切关系。诚如他自白的：

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以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牗，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踌躇累日，应焉。

可见，张謇开办企业，是他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国家权力、民间资本与自身使命之间自觉决断、谋求统合的结果。在他举办纱厂及各类实业的过程中，展现出企业发展过程中必有的现代企业家精神自觉与高超企业家才能。为举办纱厂与实业公司，张謇政商两途谋划不说，且对举办纱厂这样的现代企业必须聚集的资源、发现的市场机遇、组织企业的方式、必须面对的风险以及需要对资本给予的回报等等事务进行综合筹划。面对风险掌控与创造性获利的形势，他必须对自己周遭环境中诸有利于或不利于开办企业的因素进行调适。这时，企业家才能变得非常重要。“从广义或一般意义上说，企业家才能与人类行为实际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言，任何人，只要他的行为是对目前的状态进行调整，以实现它未来的目标，那么他就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这样的企业家才能的定义属于泛泛而论。需要把人类行为意义上的企业家品质罗列出来，才有助于人们理解企业家行动的独特品质。论者将企业家才能概括为几个方面：发现和觉察机会去实现利润或其他目的并付诸行动，善于发现新的信息并加以整合，具备实践知识，这些知识表现出排他性且分散的特点且不能言说，以创造性为根本特征，能在学习中协调与调整，具有决断力且能投机，崇尚一套广义的法律规则，具备经济计算的能力，并且在竞争中展现出来，以专业化与分工促成扩展的社会合作秩序。虽然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企业家行为，但企业家的重要才能是否能够发挥出来，则涉及个体行为者和社会制度设计等条件。

张謇显然属于那种因应于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时局发挥自己企业家才能的人。通过张謇的《承办通州纱厂节略》一文，人们完全可以看到张謇长袖善舞、创造性地行动而让纱厂官机和商机对接。与此同时，他拟订纱厂章程，对股东报告业绩，培训纱厂工人，并在恳牧公司、盐业公司、银行等其他类型的企业机构中加以改良和推行，俨然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家。

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措董事，稽查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下走之事也。章程未善，举措不当，进退未公，功过未确，赏罚未平，诸君皆可随时见教，下走当拜闻过之赐。

这中间所蕴含的适应现代企业组织所要求的新的行为逻辑，只能在企业家才能的角度才能理解。不管是否有理由将之视为体现了分工与民主原则的做派，张謇在企业组织中的上述行为显然不同于掌权者无条件支配下属的传统模式。由上可见，张謇办厂，并不是一个科举状元的退场之举，而是中国文化内生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士登上现代国家创建舞台的标志。进而可以说，张謇的状元办厂传奇，不过是因应于中国的现代工商国家建构顺势而起的举动。国家演进需要人们顺应时势，投入工商企业的运作，张謇应势发挥出企业家才能，这是完全合乎现代国家转型催化企业家才能的大历史特征的。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

二、变法、立宪与共和：企业家的政治思维

张謇一方面努力从事企业运转工作，另一方面尽力关注并参与国家转型与社会治理事务。张謇的这类举动，真实展现了一个企业家的品质。不过，在张謇的政治审视与行为投入，和他对社会事务的高度关注与积极介入之间，存在某些不同的企业家行为逻辑。因此，这两者是需要从两个方面分别审视的企业家行动。就现代中国建国而言，工商社会的建构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张謇的“状元办厂”，展现了他觉察国家运作的经济基础遭遇结构性变化的时易世变的敏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觉察到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政治结构必须随之改变。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张謇，在政治领域中自然地展现了他的企业家品质。改变不适合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政治机制，是企业家才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论者指出的：

从理论上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具体发挥了企业家才能（尽管在实践中，这正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一种没有对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施加制度或法律强制的状态，因此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企业家才能，并且有可能创造新的信息，以及利用他在任何特定场合发现的排他性的实践信息。

具有企业家品质的人展现自己的企业家才能，需要适宜的社会政治条件。只有一个提供给人们像企业家那样行动的社会，才能激发人们的企业家才能，也才能给普通的人群以强有力的、去实现自己目标的强大激励。这无疑是理解企业家才能据以表现出来的社会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个需要现代工商企业的经济绩效以拯救国家的情景中，晚清已经出现了让企业家展现其才具的环境条件。在社会环境与行动目标具有某种内在呼应关系的机制中，传统中国士人潜蛰着的企业家才能有了释放的契机。这完全符合企业家才能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社会运转条件。

不要无视任何人的企业家才能，这至关重要。甚至是最卑微的人、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那些最缺乏正式知识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至少拥有点滴的知识或信息，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从这点看，显然，我们的“企业家才能”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humanistic)特征的概念，一个使经济学成为人文科学精华的概念。

企业家才能并不是精英意义上的专家才能，它是人文主义环境中一直存在的人的才能。只要具有释放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信号，一般人就可以表现出他的相关能力。即使是专注于阐释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才能的经济学，也不推崇少数精英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着重指出人文主义环境对企业家才能表现出来所具有的决定重要性。

张謇身处的晚清时期，恰好是政治控制松动，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变得浓厚起来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局中，张謇这类仅具有儒家理想主义和经世致用情怀、而不具备专业和正式的现代企业知识的人士，潜蛰的企业家才能具有展现出来的强大社会动力。也正是在展现自己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张謇自觉意识到理性的交易行动必须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前提。他之所以积极鼓吹和参与晚清的变法、立宪活动，积极支持民国的共和，就能够得到完整、深入、透彻的理解了。这也是理解他在不具备西学、西政专门知识的情况下，得以在儒家理想与致用精神的引导下，成功尝试办厂、变法与立宪的门径。

张謇随晚清政局变化而提出的政治主张，从三个时期的三种表现，呈现出展现时代所需的企业家才能的人士所具有的政治敏锐性。

第一个时期是他从事办厂初期的变法主张。张謇办厂的理念，直接扎根在工商业立国的自强理念与行动中。而办厂的实践，让他自觉意识到变法对办厂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只要让国家权力松动到需要中国社会普遍表现出企业家才能的状态，办厂的价值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基于晚清遭受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庚子合约，而清政府有意改革强控的旧有政治，张謇呼应“新政”，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主张。这些变革主张，完全符合企业家思维，明确指向激活中国人的企业家才能的诸政治条件。他专门撰写的系统改革清政府六部的《变法平议》，力主对整个晚清政权的运作机制中那些妨碍社会发育、生长及国家富裕、发达的弊端进行通盘变革。

张謇对清政府六部的改革设想是相当系统的，对各部具体的改革建议，他按重要程度区分了先后次序。核心思想，是以变法疏通国家发展阻塞，为民富国强奠基。

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日月星辰，曜明而无常度，布帛菽粟，饱暖而无常品。法久必弊多；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而迫隘之计又不可以救汹乱。盖必恐惧修省，而后能定匕鬯之守；必含宏光大，而后能致品物之亨。今中外大臣思所以答明诏而为殷忧启圣之助者甚至，蒙既略举所知，以备采择，而私意所尤望于今以为变法之命脉者，则在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其他推行，更俟异日。

张謇的变法思想与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改变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对中国社会而言，强行的改变自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因应社会演进而必须的改变，则需要放下族群芥蒂、权力迷思、新旧心结，顺应社会采取创造性变化举动，让社会处于一个适宜的演进状态。“刚柔相易，未变所适”。社会秩序就是在以变应变中凸显的。在晚清遭遇社会结构变局之际，张謇全方位设计的变法方案，确实触及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壅塞的关键问题。

可惜的是，晚清政府囿于权力迷恋，无法顺应社会演进的大趋势，以至于不断丧失改革良机。在咨议局这种准议会机构不断推动中，清政府总是采取拒绝现代政治变革大势的措施，力求维护姓族统治，保证自己权力独占。1911年5月的“责任内阁”成为事实上的“皇族内阁”，进一步推高革命风险，政治上清醒的人士为之焦虑。张謇由此进入他介入政治而论立宪的论政第二时期。张謇处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政治情景中，已经再无法像设计全面改革那时从从容容，只能直探立宪的政治根本了。而立宪不过是杜绝以武力解决民变，以权力分享保证政治认同而已。否则国家失序，政治乱局，势在必然。

自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于是海内人士，愁愤之气，雷动雾结，而政治革命之论出。一闻先皇帝颁布立宪之诏，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虽有时因外侮之侵陵，不无忧危之陈请；然其原本忠爱，别无贰心，已为朝廷所矜谅。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事或亦有操纵为国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

皇族内阁依然以既定姓族统治地位为要，因此，必然拒绝民间的立宪诉求，堵住立宪通向实施的道路。而且肯定仍然会对表达诉求的民众暴力相向，治国流于治标，失于治本。以当时局势而言，“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立宪不过是同民好恶而已，这便是对立宪的现代政治顺应民意诉求的最准确、最简洁的阐释。一旦与民意诉求作对，社会势必失序，民众必然作乱。

第三个时期是他办厂渐入佳境时期所倡导的共和主张。既然清政府无法过分权的权力心理关，革命势不可免，风卷残云；清政府风雨飘摇，江山倾倒。在武昌起义后，张謇审时度势，充分意识到共和政体对解决民众和精英分权的诉求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价值。张謇的共和政体论，主要集中在反驳中国不适宜推行共和政体的三个理由。

就国民程度与共和政体是否不相匹配的质疑，张謇指出，

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造而成。国民程度，制造品也，政治则机器。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

张謇以英、美、法、日等国的经验来证明自己这一断言，为之提供了比较政治的根据。这是一种接近经验理性主义的论断，这就既不同于革命家的共和之论，也不同于保守者的守旧之说。正是受这种正视现实的清醒态度引导，张謇进一步断言，国土广袤和族群众多，都不构成中国实施共和政体的障碍，情况也许正好相反。

国土寥廓，最宜于共和分治。以理论证之：卢梭《民约论》谓：“凡国土过大，则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其势宜于分治。”欧美各国联邦共和之制，实本卢氏。以事实证之，美之国土，广袤不亚于中国，而共和之治最先，成绩最美，其明征也。

种族之繁杂，莫过于瑞士之联邦。凡欧洲各国所有种族，瑞士殆皆有之。论者比为欧洲之缩团。然共和政体之固，政绩之良，而绝无涣散纷争之虑者，怵于外患而团体愈坚也。

张謇以共和政体之先行国家的经验确证了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并不受国民程度、国土面积和族群多少的掣肘。这是一个显示卓越的企业家才可能具有的政治思维——企业家才能并不是限制在企业经营上的才能，而是在企业活动必然要求的现代立宪共和政体基点上的社会政治活动才能。这也正是张謇代拟《清帝逊位诏书》，能够表达出现代政治的权力归属原则的理念根基——“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涉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务使人民安堵，海内宁安，听我国民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组织民主立宪政治”。一个仅限于狭义的企业组织活动的人，岂有如此高远的政治见识？！

三、企业家的社会政治谋划

企业家精神在非现代社会是没有萌生、发育和壮大的政治法律制度支持条件的，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氛围条件催生企业家才能。但在非现代或前现代社会，只要存在自觉的人文主义意识，便会为企业家精神的生长和企业家才能的展现，并为之奠定相宜的文化精神和行动能力。一般而言，经济学家讨论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时候，主要是在政府体制和市场空间或政府调节与市场功能之间，着力确证市场空间和市场功能独立于政府体制与政府意志的观念与能力。而对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才能据以生长的社会条件，或企业家对社会环境的调适于变革不太重视，其实，在一个肆意侵害人们自由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政治制度安排中，人们绝对可以发现一个与之紧密关联的依赖性社会。此时，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才能势必处于潜伏状态。设定社会公众中广泛存在拒斥理性和创造性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与专断地行使权力并对任何试图自由地实施人类行为或企业家行为进行制度性侵略的政府机制勾连在一起，那么企业家精神就完全无从浮现，企业家才能也就无以施展。在企业家才能的讨论方面，唯有从人类行为的社会建制高度，才能展示有利于企业家才能茁壮成长的社会机理。

人类行为当然是社会空间中的个体行为，个体是人类行为的真实主体，一切以先定集体为单位审视社会的进路，都不可能真正触及社会机制的本质。但促使个体成为自主和创造性行为的主体，不仅需要政治权力领域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而且需要社会公众行为领域的扩展性合作秩序。这样的秩序，尽管深深植根在人类行为的自生自发进程中，但其高效的作用，需要人们加以揭示，并且以自觉的态度去维护和捍卫。张謇是那些对企业家才能足以展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综合动力具有直觉的人士中的一员。他的相关论述与行为决断，并不来自于已成晚清社会潮流的西学与西政，主要来自于内生的、长期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儒家理念。而之后他对西学相关理论（如前引卢梭的共和论断）的接受与挪用，只不过是对其早已挣脱的种种约束其自由行动的举动进行的理论援用而已。一旦这样的理念引导张謇的行为选择，他就自然表现出挣脱强加在他身上的桎梏，并从强制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主能力。这样的企业家才能呈现在社会领域，就体现为张謇对一个有利于解放个体行动的社会的营造。

一个现代企业家，致力建构和有效运行企业是他企业家才能的直接展现。但他的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综合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它一定会投射在社会政治的各个领域中。取决于张謇对国家权力束缚企业家才能的严重程度的认识，他不仅深入思考改善国家权力的机制，而且也实际担负起行使有利于国家增长财富的权力职责。对张謇而言，他不仅以实体企业家的角色赢得了工商业界的美誉，而且以政治参与赢得了获取国家权力的契机。从而在狭义的实体企业家与广义的建国企业家之间打通了关隘。民国刚刚建立，张謇接受孙中山之邀，出任实业部长之职。这当然是一个合于张謇建构工商中国的宏图大略的职位，同时也合于他为国担负政治责任且建构相应机制的理想。对此，可以在他回复孙中山之邀的信函中得到印证。

中山总统阁下：辱书猥承实业部长之属。实业为民生国计之原，辁材良不胜任。况金融困滞，兵革未定，益无可措手。顾临时政府方成，建设伊始，若人推诿，不独有负盛惜，抑无以尽匹夫之责。谨当竭所知能，以酬眄睐。

这封一般视为谦辞的信函，其实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不仅陈述了张謇的实业救国理念，而且检视了国家建构面临的困难，更加表现出一个卓越企业家的政治担当。在后来出任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时，张謇不仅致力维护共和政体，而且全力实践他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倾尽全力以立法来促进中国工商事业的发展，表明他自觉意识到国家权力在建构工商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请张謇惠存的像（张謇字季直）

光复而后，国体改革，以为自治中一切实业、教育之障碍渐可解除。重承大总统再三之命，促就农林工商之职。私计实业之事万端，我国民智待牖，必有法律而后有准绳，有技术而后有规划，有经济而后有设施；故拟首订法律，次事查勘，次设劝业银行。法律则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编辑各条例，先后已成二十余种。进是须用农工商技术专家，即须经费。而财政竭蹶，无可措手……至欧战发生，并借贷之源而亦绝。虽中法第一劝业银行，粗已签字，而履行固无定期。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其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张謇不是那种恋权、弄权之辈，而是总想以手中的权力改善工商发展状态的人物。这并不是说张謇操权绝无私心，同一时期大生系的迅猛发展可谓旁注。但上述自白，不是虚言。他能够将手中权力与国家发展勾连起来，属于那个时代的卓越企业家华丽转身成有为政治家之举。新兴的民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因此倾尽全力改善工商事业发展的政法环境、营商条件，乃是手握权柄者的应尽职责。

这是企业家责任意识的体现。基于这种责任感，张謇不仅在政治上投入大量精力，而且对社会改良的种种事务深怀热情，尽力而为。其中尤可观者，是他对近代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张謇将教育视为国家救亡图存与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其一生所创办的教育事业，以师范教育为起点，遍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及慈善教育等诸多方面，构筑了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至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论者的这段描述与分析，显示了张謇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系统推进之功。对教育的重视，贯穿了张謇对培养理性行动者的自觉意识，这对工商立国、立宪建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开启民智是其勉力举办教育事业的动力，但培养现代公民才是张謇属意之所在。“謇所望于诸学生，有高尚之思想，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非诸学生犹夫科举世界之眼光胸次也”。张謇频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大力推进相关社会事业的发展，俾使国家建构与社会治理相互促进，同甄发达。而对种种社会事业的促进，同样显现了他的建国企业家品质。在文化发展、公益慈善、社会自治等方面的瞩目贡献，显示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卓越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张謇创办的资生铁厂

对文化发展，张謇在博物馆、图书馆、科学社方面的费心费力，体现了他呵护一个文明社会、理性空间和科研群体的自觉意识。

中国既为世界最古之国，其声明文物彝鼎图书，三千年来朝野迁流，南北嬗易，历十余姓而大萃于前清，宫禁收藏，尤极瑰玮珍奇之海会。往时鼎革兵燹之余，纵播越于民国，只澜翻于中国。今则绀发碧瞳之客，蜻洲虾岛之儒，环我国门，搜求古物。我之落魄士夫醉心金帛，不惜为之耳目，稗贩驰驱。设不及时保存，护兹国粹，恐北而热河，东而辽沈，昔日分藏之物，皆将不翼而飞。得弓既非楚人，归璧更无赵士。中国虽不竞乎，然标新领异，即不如人，而则古称先，我犹为长。若复视为缓图，漫不措意，则图新惜旧，两无所居。徒空埃及之城，往实波斯之藏。人之齿冷，其谓我何？秦苟耻其无人，周当趍于爱鼎矣。

博物馆、图书馆之设，是关乎文明传承的大事，国家发展的象征，因此不能不高度重视。张謇对科学的重视，也从科学的学以致用理念上得到反映。

中国一般人常以为科学家无益社会，此虽谬论，但科学家不可不力谋社会之信用，使所经营之事业效率，实较普通人为大，则社会自欢迎科学人才之不暇矣。而欲达此种目的，第一须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第二须用科学方法，量度社会经济。否则所经营事业必难发展。甚者用旧方法，旧人才，尚可维持，而一诉科学，一用科学家，则失败愈大。何怪社会上不重视乎？夫此固非科学本身之过也，而实由于不明社会之心理及社会经济所致。

塑造与科学发展相宜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经济，是科学得到社会承认，并反过来影响社会心理与社会经济的条件。张謇这样的认识，自然有些强科学之难的意味。因为张謇这里对科学提出的要求，其实更多是针对技术提出来的。不过在国人接触现代科技之初，这种分不清科学与技术界限的观念，并非大错。应当看重张謇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关性思维中审视科学价值的意义。

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的良性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张謇建养老院，勉力赈灾，救助残疾，帮助聋哑，扶助医院，处处体现了他营造善性社会的良苦用心。只有在一个充满互助、友爱的社会里，自主、理性的创造性行动者才会勃生，一个社会才会具备深厚的健康发育土壤。一个得到滋养的社会，“人的行为”才具有真正的人性，企业家才能的普遍施展也才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相对于国家权力的高层立宪而言，地方事业的发展、地方社会的自治，属于国家结构分权而治与有效建设地方社会的范畴。这对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张謇在总结南通二十五年自治经验时指出的，“謇兄弟之愚以为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即弱，而私人志气不可弱。故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矮，不自大而夸。乃者国内外参观之人，日月有至，以集思广益而辄有询，以度长絮短而或有誉。然疑交作，兢业随之”。这是张謇对自治精神与自治进路的剖白。这完全是企业家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理性行动精神的体现。作为一个具备创造性的自主行为主体，张謇在地方自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与才能，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所稀缺的精神品质与行为模式。这是一个善于将狭义的企业组织经营逻辑，推广到地方社会自治领域的卓越企业家才能的标志。

四、人格垂范与建国企业家的再生

一般而言，企业家的政治介入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发挥生产财富，并以此为社会提供强大的自生力量，保证社会具有限制国家肆意作为的能力。二是作为建国企业家的角色，或直接发挥国家建构的作用，或间接影响国家建构的进程。这两种企业家行为的核心预设，是人类行为意义上的企业家之趋同性所决定的。

企业家绝不是单纯举办企业的专家，而是展现种种以企业家才能命名的才具的角色统称。因此，企业家才能不仅可以在实体企业的运作中呈现出来，也可以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表现出来。这是企业家才能在企业组织的固定空间中得以施展，更可以在社会自治领域和国家权力运作天地中展现出来的缘由。一个真正具有英雄气质，淋漓尽致发挥了企业家才能、在行为中贯通了企业家精神的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总是可以在所有人类的行为模式中为人们垂范，展现其企业家精神品质的精粹、行为方式的精华。张謇正是这样的企业家。他身处一个国家结构转型的混乱时局中，但他自愿放弃了按部就班的社会晋升机会，决然将自己放置到风险高企的现代企业组织之中，他承受的确实是高度不确定的行为，成败难以逆料。不过这并没有让张謇畏惧，或踟蹰不前。他以卓越企业家才能，应对一个又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挑战，不仅在企业组织的特定活动空间中大获成功。而且，他按照企业家行为逻辑，步入政界、涉足教育、建设文化、参与公益、自治地方，凡所涉及，莫不成就斐然。张謇从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建构现代工商国家、立宪民主政体、高度自治社会的企业家才能。断言他是现代中国建构初始阶段的人格典范，绝不为过；确认他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建国企业家，实非虚言。

论者指出，张謇开办企业，介入权力都以失败告终。他只不过是中国现代早期的一个悲剧英雄而已。胡适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胡适的断言不无敬意与同情，但对张謇人生的失败定位铁板钉钉。那么，断言张謇是中国现代早期促进国家现代转型的人格典范，是否有夸大其词的嫌疑？

这样的提问，会不会降低张謇的典范意义？对此，需要做出一个客观评价张謇的基本断定：张謇的失败，不是张謇之作为建国企业家设计的建国方案的失败，而只是张謇自己实践这一方案的失败。因为，张謇的建国方案至今有效，他与中国的现代建国处境高度吻合。而他个人实践的失败，与他所处的环境、临场决策和具体事务的不可控等偶然因素相关。前者之成，是理上之成；后者之败，是事上之败。人们没有理由以后者否定前者，将张謇视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需要确认，张謇是一个虽败犹荣的建国企业家之先行者。“虽败”，既是对他举办企业以失败告终的事实认定，也是指他吁求的立宪民主国家归于失败的事实结局，更是指他竭心尽力从事地方自治最终消散、无果而终，亦是指他的慈善事业并未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不易史实。从结果上看，张謇涉足的事务都未成正果。不仅如此，他期待的现代中国甚至离现实愈来愈远。这种与国家发展愈显疏离的张謇式取向，岂不失败得透里透外、彻彻底底、永永远远。

如此说来，张謇的人格典范意义便确实不能成立。因为人格垂范，是要在相应的人的活动中对人发出强大感召的人格类型。缺乏感召力的人格类型，没有理由被认定为人格典范。在论者看来，张謇不过是新旧机制交接时期的风云人物而已，这样的人物所具有的跨时代的人格范型意义一般都相当有限。

张謇没有读过新式学堂，也没有正式出国留学，他的弃旧趋新便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甲午战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士大夫，完全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也就是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他经由官绅队伍跨过企业家群体的门槛，也就是从旧营垒游离出来并且趋向于归属新营垒。由于已经具有“大魁天下”的显赫声名，又经由翁同龢而接近新旧党派斗争的核心，所以真正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使他的转化产生一般人难与比拟的社会效应，其辐射作用决非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不过这又是一种藕断丝连式的转化，也可以说是新旧相互包容式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冲突与决裂。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雄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

这是一个透彻观察中国现代早期转变的历史学家对张謇的中肯评价。在新旧之间不断游移，从来没有在新旧之间采取决绝姿态的张謇，确实缺少人格典范那种令人回肠荡气、让人觉得醍醐灌顶的震撼力。人们甚至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张謇那样的生活方式，那不过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新旧交接时期的一个人格特例而已！

说张謇失败，勿需讳饰。他确实是失败的，在各个方面的实践都以失败告终。但这种个人实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所期待的现代建国的失败，也不意味着他在新旧之间谋划国家转型企图的失败。这正是他虽败“犹荣”之处。“犹荣”谓之光荣犹在。这种光荣，是指他指引了一条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并且为现代建国者人格垂范。这条道路，清晰地展现在谋划中国现代事业的国人面前，不容回避，只能正视：不在新旧之间的中心谋求、获得新旧文化的精髓，将传统与现代的融汇波澜不惊地推向现代一端，中国的现代化就永远是镜中花、水中月。不在展示企业家才能的基础上，致力将工商事业、立宪民主、现代教育、社会自治、公益慈善与央地关系等等统合起来考量，并表现出勇于冒险、坚忍不拔、致力创新、长袖善舞的人格特征，中国的现代化伟大事业也就缺乏人格载体、宏观思路。有念及此，张謇虽败“犹荣”的断言，还会受到什么质疑吗？

张謇之作为建国企业家的才具，自然不是每个人所能模仿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离析出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格特质，并将之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这样的离析，起码浮现出两个方向，引导人们从张謇的人生实践和现代国家设计中分别挖掘“趋新”或“恋旧”的人格结构因素。在1980年代所谓儒家文化圈“四小龙”崛起的叙事中，儒商的命题，就可以在张謇那里找到支持根据。

现今中国有没有儒商？需不需要儒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但如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张謇是个儒商，大约不会引起任何争论。这不仅因为他早已自我界定为“言商仍向儒”，而且确实是从儒学营垒走进商界，虽已商化而仍然保留许多儒的本色。

这样的论断是合情合理的。张謇确实首先是儒家文化传统中内生的商人，其次才是受现代西方工商文化与法治民主影响的改革者。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对张謇个人从商表现出的人格特质的分析结论。这并不代表整个中国存在一个儒商阶层，并且由他们决定性发挥着推进中国工商立国、立宪建国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张謇在申言自己工商立国的主张时，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和经世致用传统的双向借重，至少表明儒家传统与现代国家并不是绝对对立和冲突的僵化关系。不过张謇对儒家传统的实践借用，与他后期对西学、西政的理论借鉴，有一个儒家传统之作为实践资源和工商立国、立宪建国的理论自觉之间的重大差异。因此，试图充分理解张謇，现代的维度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即便今天仍有儒商作为的广泛空间，儒商的现代价值立场与行为模式是其获得准确的现代定位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人们杜绝那种将张謇解释为回头看传统的人格范式。

张謇对工商立国、立宪建国等理念的实践，也很容易让那些仅仅着眼于政治层面的中国现代转进的人士，完全在疏离传统的意义上强调张謇的当下示范效应。这与单纯强调张謇的儒家传统归属一样，是在刻画另一个片面的张謇形象。其实最为紧要的问题在于，张謇确实是一个在新旧两界限之间致力推动中国现代建国的卓越企业家，任何将他分割在或新或旧的一边，拒绝考虑新旧界限“之间”这种双关性的个人历史处境，其对张謇的理解，都是不得要领的——离开张謇的儒家传统，无法理解张謇的理想观念和行为逻辑；撇开张謇的现代认知，无法了解张謇的工商立国、立宪建国所指与所欲。

离析张謇而从中寻找人生典范的尝试，还存在一个将纯粹的商人张謇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张謇割离开来的现象。如上所述，张謇在其人生实践中，是连贯地表现其工商组织才能、国家变革谋划、政治权力操作、社会自治筹划的，这不是多个张謇的不同面相，而是一个张謇的多个面相。各个人生面相，天衣无缝地融合成一个不能分离的真实张謇。无疑，当下对工商业感兴趣或实际操作的人士，关注中国现代工商业兴起的历史，会在张謇那里汲取力量；而关心政治立宪、民主政制发展和变革的人士，则会从张謇那里寻找设计现代政治的灵感，因此专注于张謇的政治理念与实践；至于张謇展现的教育家、慈善家、地方自治领袖等等面相，也可能吸引具有同样人生期待的人士专注模仿。

但张謇就是一个完整的张謇。他的人格典范意义，与他的企业家才能的综合展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试图学习张謇的某个方面才具，那不过是肢解张謇，降低张謇人格典范意义的举动。而今尤其是对两类人来说，这样的断言具有特殊的针对意义：一是那些视政治为畏途，拒绝像张謇那样通贯考虑工商立国与立宪建国的人士，试图躲在“在商言商”的狭小天地里，有朝一日成为张謇式名垂天下的商人，需要明白，存此意图，便有辱张謇、有辱企业家名号。因为那不过是谨小慎微、谋求个人小利，而无视国家大利的小商人盘算，殊难以企业家名之。二是那些自认清高，轻视铜臭味的工商活动，试图仅仅在国家权力高层游戏中就搞妥立宪建国事宜的人士，也需要清楚，有此念想，便贬低张謇，有辱政治变革者的角色，有辱立宪建国的使命。因为那不过是让中国的现代建国成为从根拔起，让立宪无所依傍，成为缺乏经济与社会条件支持的空中楼阁而已。

南通张謇墓园

张謇之作为现代建国企业家的人格垂范，不仅在于他人格心理的特质，也在于他贯通现代建国诸事务而行动的方式，更在于他施展企业家才能与人的行为高度融合的表现。现代建国中的企业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难当建国企业家之名。而建国企业家之谓建国企业家，不是企业家主观选择了建国事务，而是建国的处境筛选着那些堪称或难当企业家之名的人。只要一个国家处在建国进程中，就只能做张謇那样的建国企业家。回避这一点，即使一个人在从事企业组织的营运，他也都不能被称之为企业家。换言之，只要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建国进程中，张謇式的企业家就具有再生的强大动力。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