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军|张謇的中西文化观

1895年，张謇弃官从商，领士人投身实业之风气，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开拓者和先驱，为儒学与工业化的融通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面对工业化和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张謇的事功和事业使得传统儒学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儒商。儒商，区别于制艺、入仕，是儒家新的道路和展现方式。本文着重探讨张謇作为坚守儒家信仰的传统士大夫，如何学习西方文明，如何理解工业化并发展工业化，如何实业报国、教育兴邦，如何认知、处理中西文明的分歧、冲突与融通。

一、当儒学遭遇工业化

“儒学”与“工业化”本是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词汇，但将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讨论却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作坊、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革命奠定了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其价值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引领、主导甚至统治性地位也持续到直至今日。

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世界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自从西方列强意图敲开中国的国门开始，中国就开始饱受冲击，以致于沉沦、屈辱甚至沦丧。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也长期背负了民族落后挨打的“黑锅”——总会有人把中国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阻滞中国发展出与西方同样的工业革命从而导致中国数百年来的落后挨打。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工业革命狂热的欢呼者，他孜孜不倦地从思想文化上剖析工业革命出现的原因，他认为新教改革发展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本导致了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发生。韦伯可谓是工业革命早期的理论大师，他不惜花费大量工夫研究各种文明，比较、解释并得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及其他文明的劣根性。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是源于精神上的差异：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以某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韦伯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的强大，根本是由于这种精神性的原因，即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差异。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处于兴奋之中。科技、工业上的极大成功使得西方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而韦伯宣扬的是一种西方思想文化至上论，认为其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只是科技和生产方式，本质是源于思想文化的根本差距。

在中国认识、探索西方工业化，追赶、缩小与西方列强差距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延绵数百年、涉及学科领域众多的一门大学科，即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涵盖宗教、哲学、文学、历史、文化、民俗、人类等众多学科领域。一方面，在救亡图强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以西方为参照，在诸多领域寻找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也习惯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寻找西方之所以强大、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文化基因、“密码”或精神根源;另一方面，西方因为科技、社会生产的强大，也在不断强化自身价值观，发掘自身思想文化相比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不断拓展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直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形成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与马克斯·韦伯发问方式类似的观点中比较著名的还有“李约瑟问题”以及中国台湾学界经常讨论的“内圣是否能够开出外王”的问题。

“工业革命的意义，无论怎么描述都不过分。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金属的使用和农业的普及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时至今日，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遍布全球，工业化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49年之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推进的速度、形成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其中离不开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关于儒家思想与工业化的关系，如果说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特别是朱子学影响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在工业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容易让人忽视，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传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四个地区容易让人健忘，那么面对今日中国的伟大工业成就，我们无法不面对这些事实：儒家与工业化可以融合，并不矛盾;儒家伦理并不阻滞工业化，反而可以极大地促进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追求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与福利主义相比，节俭、勤劳、吃苦、耐劳等儒家伦理反而能够很好地促进工业化，与工业化有更好的融合。

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评价问题，美国学者罗威廉做了很好的讨论，将学界从关注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为何失败，回到讨论是否失败，很好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他认为，1895年中日战争惨败后，中国朝野已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即30年来中国早期工业化是彻底的失败，尤其是相对于日本而言。明治日本的“成功”与中国的“失败”多年来都是晚清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大量的中国和西方学者，专注于解释“为何”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失败，而非探讨是否失败。相反，罗威廉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是间接的，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令人注目的成功发展，其根本来自晚清工业化的经验”，他肯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成绩以及后人的接续，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没有暂停，反而得到延续、大大促进和发展。

本文通过令人敬仰的“事功派”大儒、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企业家先贤张謇，探讨其中西文化观，我们不难发现，面对西方工业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张謇为代表人物的儒家用开放、包容、谦逊的心态，既积极地学习西方所长，又理性地坚持自身文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摸索并探索出儒学与工业化的融合之道。而这些思想资源在今天仍然显得十分重要，需要系统地来探讨和研究。

二、旧道德与新知识：张謇的回应

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真正的冲击是在清末。伴随着西方列强数次侵略，清王朝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已经摇摇欲坠。救亡图强问题摆在儒家士子面前。冯桂芬、张之洞等人提出了自强事业，其主要目标是使国家强盛，不被侵略。“相对于西方观念中追求个人利益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力量的引擎，也同样地别于传统儒家观念中藏富于民的经世目标，在这个崭新时代中的关键，是坦率地追求国家‘富强’。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在未来不易遭受外国的侵略”。张之洞直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工业化改革核心理念。张謇是张之洞的核心幕僚之一，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他代为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工业、振兴实业的举措。“这个体/用二分法，不仅显示出一方面不愿意牺牲儒家的道德规范、合宜的礼仪及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又希望达成西方在物质和技术上的优势，其透露出缺乏完全的投入以及足够的急迫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工业化的冲击，张謇主张“实业救国”，从西方之所以强大、中国之所以疲弱之根源——“工业化”着手，希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推动中国的工业化。我们可以看出，面对工业化的冲击，张謇的主要回应有：

(一)反对闭关锁国，倡导主动参与世界竞争

张謇曾说，“在昔闭关时代，百事可以自守了之，自守亦实可以了。今则万国交通，人以货来，占我市场，我退一步，则他人即进一步。在我则已退之步不能复，在人则务进不已，我将无地可容。天演公例，不进则退。我如何能不退？如何能进？此非有世界之观念与商战之知识不可。如何而发生此观念，养成此知识？自非学不可”。在过去闭关锁国的时代，所有的事情可以自己保守处理，如果保护性处理能够落实，基本不会出大问题，可以相安无事、自给自足。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世界贸易、全球贸易的时代，西方大量的货物充斥在我们的市场，我们退一步，西方更进一步。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收复我们所退之处，但是西方仍然在积极进步。长期以往，我们将无地自容。按照进化论的看法，凡事不进则退。国门已经被打开，闭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唯有通过学习，增强自身的世界观念和商战知识，才有机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时社会传统儒家中的因循守旧者仍然观念陈腐，不思进取，张謇则不同，他是开放、包容、谦虚的儒家代表。

张謇认为，中国与西方最根本差距是在新知识上，中国的旧知识难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盖中国人知识，视他国人远逊，将来吾国之人，能保不为马来人乎？要之，国以农工为本。马来人之利权，为华侨所得，中国之土地资财，为他国所觊觎者，皆农工不发达之故也”。7如果仍然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不积极地、全面地更新中国的知识结构，全面地推进农工领域的工业化，将来中国人免不了会有和马来人一样的命运和结果：即国家虽在，但是利权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土地资源虽然都在国土上，但是都为外国人控制、掌握。

(二)对西方的新知识，应博取而精择之

张謇对于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是积极欢迎的，甚至抱有很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恶补。从其论著当中，我们为其西方知识之全面、深入而感到震撼。张謇曾参观张之洞的钢铁厂和枪炮厂。“与博泉、善馀同诣张韶甄(赞宸)周视铁厂。厂凡生铁炉一，熟铁炉一，白铁炉一，生钢炉一，贝色麻钢炉一，铁货厂一，铁轨厂一。复诣张月查(经甫之弟)，周视枪炮厂。于此见西人艺学之精，南皮要是可人”。张謇参观之后，感叹“西人艺学之精”，中国如果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肯定不行。

张謇在接待马来西亚华侨参观团时说，“中国旧法制糖，亦有善者。然只知泥守旧法而不知改良。须知无事，必求其博，博则精，精则可择。如有甲乙丙丁诸法，取其中之精者择之论。中国当此危险时，即为促进进步之时，故须博而学之。惟中国学校学生程度之高下，有天壤之不同，而劣者居大多数。苟长此不知自励，知识不进，不将与马来人相若乎？故余之所希望于诸位者，在博取而精择之也”。张謇举制糖为例，中国旧法制糖，也有做得很好的，但是中国人的问题在于只知道泥守旧法，不知改良，难以提升生产效率、无法进行规模生产。对于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国人应该“博取而精择之”，其中首要的就是要博学，必求其博，即全面的学习和了解;足够博学、全面，自然而然就会学精、学通;精通之后，融会贯通，自然而然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三)中学是立身始基，但并不赞同中体西用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认为，“工业社会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意义和价值观，这些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日本的决策者愿意接受这样的价值转变，然而清代的士大夫则不愿意”。可以说，张謇属于这样的士大夫，但是他“不愿意”仅限于儒家的道德伦理，这或许是张謇与张之洞之间的区别所在。张之洞是张謇的“贵人”之一，两人互动来往较多，张謇甚至曾为张之洞的《劝学篇》抱不平，但其著述极少提及中体西用的说法。细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张謇并不认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首先，对中学西学的综合评估方面，张謇并不认为西方的领先只在“用”的领域，张謇已经看到西方的领先是整体知识体系的领先，而中国的旧知识仍然主要关心科举制艺，因此他认为在知识体系上必须根本变革。其次，张謇也并不认为，中国人整体的道德水平比西方高出很多，事实上，他很早关注公德私德、公利私利说，他认为与工业化同时发展的还有西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商业伦理等思想，而这些观念中国人尚不具备或者说尚需启蒙。中国在伦理道德资源上比较丰富，但比较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和伦理规范。再次，在国体的问题上，从张謇先主张君主立宪，后又逐渐转向共和。不难看出，张謇对于改革国体的决心。因此，我们大概可以清楚基于张謇和张之洞的关系，张謇并不提及中体西用论的原因。从历史来看，事实上，张謇多次代表“帝党”争取张之洞加入支持和维护“君主立宪”的阵营，这本身也说明双方的差异。由此可见，张謇坚持中学是立身始基，但并不赞同中体西用论。

在中西关系方面，张謇持开放主义的态度，不因循守旧。若非涉及国家主权、利权，他并不常持政治立场。张謇不盲目自大，妄自尊大;也不自渐形秽，妄自菲薄。他注重理性地区分器机之学与立身之学，因此提出“中学为立身始基，从学者往往扬西抑中，未免弃本逐末”。要用平实、谦虚的态度学习西方的新知识，但是没有必要扬西抑中，抛弃自家的优秀传统。张謇所谓中学，是就中国人而言，其核心就是儒家经典思想：中国人当然以中学为立身始基。张謇看重儒家思想其在道德修养、“立身立人”方面的价值，认为是其不可抛弃、不可舍弃的内容。

当然，张謇也反感那种言必称西方、通盘否定中学的观点。“看《潜研堂集》。‘西士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所愚弄不可也。’(《与戴东原论江慎修推步书》)此可以砭今之一切专信西法与务辟西法者矣”。《潜研堂集》是清代考据大师、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钱大昕的著作。张謇认可钱氏关于西学的看法，即西方优于中国主要在“术”的层面，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之“术”，但是应当审慎、理性辨别，不可盲目、盲从，通盘否定中学、通盘肯定西学，否则定会为西方所愚弄。张謇认为钱大昕的看法可以针砭当时一切专信西学以及必须全盘复制西方的观点。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效、有理，大概与张謇坚持以“旧道德”评判事与人有关。西方人重视商业利益，为了商业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发动侵略、殖民战争，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所长，但是万不可事事由西方人主导、用西方思维主导，通盘否定中国、中学。

(四)国人当“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

张謇重视教育，希望培养出一批“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的新国民。新旧并行，体现了张謇一贯坚持的中庸思想。“旧”字在前，有特殊强化、强调之意，当然“旧道德”本身即有“始基”，立身之本的含义。但如果国民有道德，却没有“新学识”，对国家、民族、社会则毫无帮助、贡献，再好的道德修养也只能是“私德”，公德方面却无进步。

可以说，张謇“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理念超越了中西之争，符合他所说的要有世界眼光。儒家是追求普世价值的学说，应该抛弃狭隘的中西之争，追求人类的共同命运。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搁置中西之争、体用之争、古今之争，实实在在地学习西方之强、恶补自身不足之处，适应并迎合工业化，同时也要正视和珍惜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其中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资源。这方面，儒家修身之道与伦理道德思想对西学和工业化的补充和调适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难得可贵的是，张謇在那个时代，已经看到经过儒家伦理修习、熏陶的中国人容易适应工业化。“然则中国遂无人可用乎？闻诸西人，中国人最好用。西人之所以能用中国人者无他，责任专，薪水重，上有纪纲，下无壅隔而已”。西方人最喜欢用中国员工，因为中国员工责任心强，做事专注，也比较有规矩和分寸，这些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熏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当然劣势就是有关工业化的“新知识”极度匮乏。

(五)“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的工业社会能力价值观

张謇并不是迂腐的儒家学者，他就儒家价值观和工业文明的融合已经做了很多思考。比如他认为就个人而言，作为现代人，应该具备“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的现代社会能力价值观。“学生负责任，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皆我学生应知应行之事也。农工商业之至大者，曰棉铁，次则日用之百物，又次消耗品、奢侈品”。张謇认为，工业化的竞争就是现代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竞争，是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现代人应该担负责任，懂得实际操作、运作，合群乐群，不断增长自身的阅历，反复锻炼自身的能力。这些价值观有中国传统的因素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涉及，但是表述方式已不是中国古代的方式，它们与西方价值观有共通和可通约之处，具有普世性，也具有超越性，这在今天仍然是可供借鉴、非常实用的智力资源。

综上所述，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冲击，儒生也曾迷茫、自卑、随波逐流、不知所措。张謇却如此自信，为国家、民族开启新的思想资源：儒生应该广泛地从事实业、振兴商业，在国家民族发展工业化的进程中有所担当，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责。

三、张謇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张謇为什么要坚持中学为立身始基，坚持中国的“旧道德”？原因之一就是他已经发现工业化的诸多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反思。张謇除了随庆军入驻朝鲜，还专程前往日本考察，有一定的国外观感和经验。他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送儿子张孝若去海外留学，并且命他主管企业的国外关系和事务。张謇重视与外国的沟通交流，很早设立了国外分公司，并且雇佣了一批优秀的外国专家。张謇并不是守旧、迂腐的儒家学者，他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恰恰是基于充分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得出的。

(一)反对放任性的自由、平等，主张教育、教化

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被“公认”为普世价值。张謇却抱谨慎甚至批评的态度。他对自由、平等这些概念及所谓自由主义批判较多。“诸生知教育何义乎？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天何为而测其躔度？地何为而辟以河渠？此干涉之大者生铁之必数炼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此干涉之繁者。反是而思之，孰为野蛮？孰为文明？既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今甫读译书者，喜谈自由，喜说平等，此为自便放任则可耳”。张謇认为，所谓的自由、平等容易导致自便放任，而教育的本质是干涉而非放任;自由、放任是野蛮、未开化状态，有干涉、约束、教育、教化才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

张謇并非哗众取宠之人，不轻易批评某事或某种观点，他对当时西方的自由思想以及各家观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须知西儒说自由甚多。加尔来言：不服从规则不能自由。士遮夫言：真自由以法律整理。博尔克言：成自由在秩序。毕达哥拉斯言：不能制己，不能自由。语皆精粹。平等则义根内典，以铁滔所谓虽奴隶人不可忘其为同胞，是说平等之最善处。若如浮嚣之士所喜谈者，推之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之自由平等，能一日相安乎？能自安乎？愿诸生一己则思尽秩序之义为自由，对大众则思能普及教育为平等，毋沿口口相传之谬说”。在张謇看来，当时社会喜欢谈论自由、平等之人大多是“浮嚣之士”。他认为，自由就是“思尽秩序之义”，首先是遵守各种秩序后的自由;平等首先是普及教育，实现受教育的平等。

自由不能以妨碍他人为前提。“而闻人言，看剧人好言自由，不愿坐位之拘束。此则大误。如彼说必以一人之自由，妨碍他人之自由;以不规则之自由，妨碍有规则之自由，古今中外以为不可，謇亦确以为不可”。张謇因为看到剧场里人人都不愿意按照票面上的座位入座，纷纷抢座，使得剧场秩序混乱，批评这些人的“自由”是以牺牲别人的自由而实现的，以不遵守规则的“自由”妨碍了遵守规则的那些人的自由。张謇具体举师范学校为例，所谓“范”就是模，统一的刻具、模具的意思，师范学校是专门训练和培养教师的。这些教师日后还要分布在各种学校教书育人，必须严加要求和训练。“诸生亦曾思师范学校之义乎？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诸生其知之矣。学校则聚以考校诸生之孰受范，孰不受范。诸生既具志愿书而来学，是非独默许而已。校章者，管理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是为范之结果。若为一时自便，而执流俗相传自由之说相抵制，是以自甘放任之人而处愿受干涉之地，非独人与地悖，亦行与愿乖。天下可放任处至多，何为相溷？”不遵守规则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自甘放任。

(二)公理、公德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区别于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观，张謇具体提出应该“明公理、修公德”：

诸生知无古今、无中外人人所重者，何等人乎？明公理、修公德之人则人重之，有礼法、不苟简之人则人重之，能成一业之人则人重之。必有积累，乃有人格。须先从自重起，遽求之人不效也。下走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所受人世轻侮之事，何止千百!未尝一动色发声以修报复。惟受人轻侮次，则努力自克一次，以是至今日。诸生诸生，自重则明公理也，修公德也，有礼法不苟简也，能成一业也。毋以为小积则大，毋以为微积则显。一事也如何而能明是公理非公理，是公德非公德，是有礼法而不苟简，是无礼法而苟简，是能成业，是不能成业？是有界限，有分数。如何而能明界限，能明分数？试问不讲心理得乎？心理者，进于伦理而渐几于哲学之阶梯也。

张謇认为，公理、公德是古今中外为人们所敬重的价值观。要成为社会上令人尊重的人，必须要有积累，要有人格所在，因此首先要从“自重”做起。自己如果都不尊重自己，肆意放任，必然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譬如一便溺也，审其为利于人否乎？此公理、公德得失之界也。一出席请假也，审其为合校章否乎？此有礼法无礼法、苟简与不苟简之界也(诸生中有界限分数不明之事，当为面说)。有志气，能勤苦，然诺不轻，取与不此能成业与不能成业之界也。然有时容亦自知之而自犯之，则行之不力，终由知之不真。朱子言之矣。欲不为诸生讲明心理，下走之心安乎？”在社会中，遇事需要先审度是否对他人或公众有利，社会规则往往是公理、公德的界限所在。

公德通常就是服从社会公约和规则。张謇具体举日本的学校为例。“即日本各学校公德增进分数之多无过军人，其公德之最易见者在服从军之中，将校与军士恩若父子，严若师弟。一令之行，俨如山立。杜是以存，日是以兴。非数十年之积累，何能至此？然愿诸生之勿馁也。积微为显，积小为大，在志气而已，在服从而已”。张謇发现，很多学生不了解西方真实的思想，以为只要服从就成为奴隶了，所以要不断逆反、反抗。“诸生勿以服从之义例流俗奴隶之说也。西儒乌阿通阿有言：服从与独立名相反，实相成。下走谓有志气则勾践之屈身尝粪，有抱冰附火之一段精神载之，便不是奴隶;无志气则东晋、南宋之皇帝无异于奴隶。且服从者公理之事，礼法之事。弟之于师，子之于父，军士之于将帅，国民之于国君，能服从，然后能结团体。非是则角立而离矣，安能望二国之背项？然则中国积衰、积弱之弊，正为人人如流俗所说之自由，无一人实行干涉教育，遂至于此极。诸生可不猛省乎？”人是否是奴隶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志气和精神，勾践虽然身陷囹吾，饱受屈辱，却是精神之极大者;东晋、南宋的皇帝虽然是皇帝，实际上却是奴隶。因为服从，国家和民族才能凝聚在一起。中国为什么如此衰弱、积贫积弱？在张謇看来，正是因为过于“自由”，肆意放任，秩序和礼法缺失，志气和担当却不够。

(三)西方国家过于迷信武力、强权、机谋、诈术，必将带来祸患

张謇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但是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逐渐看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问题。张謇在考察日本的时候并不认为日本一切都好。他不同于那些高谈阔论而又愚昧无知的官僚，他在日本也不是游山玩水，他以严格甚至挑剔的眼光审视一切，详尽地了解日本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也不忽略对其缺陷和问题的思考。

比如，他住在东京清净轩，就发现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问题，“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张謇感慨“此为文明之累”，他感受到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相比可能的弊端所在。在东京，经过多方调查，张謇发现曾在中国向他推销过凿井图纸，大生纱厂差点准备聘请其凿井的“日本工程师”竟然是个骗子，此事还牵涉到日本驻沪领事。张謇不禁感言：“嗟乎!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张謇还发现日本也有不及中国之处，比如在农业方面：从上野乘汽车到青森，“途中所见农业颇有不良者，桑率荆种，间有为地桑之鲁种，叶亦小而薄，麦则穗短而色黯，在田者犹多。询之给仕云：七月半后，乃可刈尽，此时亟于莳稻无暇也。此已不及中国矣”。根据对西方深入了解以及结合日本的考察，张謇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以及资本主义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

夫所谓世界潮流者，何也？不观夫德皇威廉乎？转战五十月，卒弃其官室、舆服而潜遁，致乞庇于邻邦。不啻牺牲其人民、土地，以为全世界之试验品，于是知武力、强权、机谋、诈术之不可容于今之世矣。我东邻之日本，固师法德人以自雄者，今而后能不稍稍敛戢其野心乎？彼于大战期，售其伪货，肆其诈术，以获莫大之赢利，亦知此后将为人所共弃，而公理正义之所不容乎!前某日本侯爵来此参观，自言日本当轴亦将改其向日之方针，其言极谦和平易，一变向日之态矣。且云他日日人之来华者，必劝其来观于通。岂非以通之教育为公理正义之所归耶？

张謇举德国、日本为例，说明一味强调武力、强权、机谋、诈术在工业社会一样行不通，最终是为了少数人的欲望和私利，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幸福。西方国家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极其兴奋，不免利欲熏心，以致心智迷失，难免会限国家、人民于不利局面之中。“公理正义”才是普世价值!张謇追求人类永恒的公理正义，这些公理正义在工业文明时代并不过时。事实上，从今天的立场回头来看张謇的思想，可见其远见卓识：西方国家穷兵黩武，最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才使人们重新回到人所以为人的思考立场，恢复一些正常的心智。但是，从目前来看，西方价值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思，这必然会给人类社会未来带来更多的磨难。

(四)反对“自由”竞争、恶性竞争，主张“利导整齐”

张謇并不赞同没有节制的产能和市场扩张，他主张“利导整齐”。从世界范围来看，棉花、纱厂同样有恶性竞争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夫以世界之棉供厂纺外，仅余十分之一强，中棉又去产额之半于家庭消费，供不足以应求，其势至为明了。一遇凶歉，必至恐慌，非停、减纺机，即纱随棉贵。而销场滞甚者，各图自救，又必有禁棉运输之发生，此亦自然必至之势也……言乎已往，已无供不应求之预备;言乎将来，必有供不应求之竞争。竞争必至相恶，相恶必至失和，失和必且有意外之变幻，此岂非东亚和平之隐障哉!”放眼整个世界的棉花产量与纱厂的产能相比，大概只多出十分之一的棉花产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有一半的棉花产量是用于家庭消费，那么棉花市场是严重的供不应求。一旦遇到棉花欠收之年，市场就会出现恐慌，大量纱厂要停机等花，纱布的价格也随棉花的价格而大幅上涨。所以，在纱厂的竞争上，必有供不应求的竞争，需要及早做好企业的战略和计划。

即使如此，张謇还是主张中国的商人、商业应该团结起来，振兴国家的商业实力，保护中国的商业利润，同时还要积极开放，参与到世界的产业竞争中去。“或曰：‘甲国之患，正乙国之利。于彼见绌，乃于我见长。’是说也，闭关时代不相往来之言，非通港互市时代之言也。必如或说，当如历史所云：匈奴得汉缯絮驰草棘中，衣衿裂敝，示不如旃裘之完善;得汉食物去之，示不如湩酪之便美，当曲防，当遏籴”。“曲防”“遏籴”出自《孟子·告子下》：“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是葵丘盟会盟书第五条，即不得到处修筑堤坝(垄断水利、水源)，不得阻止邻国来买粮食(禁止粮食流通)，不能私自封赏而不报告盟主。张謇批评那种此消彼长、非此即彼，以为损人必然利己的财富和商业竞争观点，认为这种观念在闭关锁国时代都并不一定行得通。

如果进一步考察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对于合理逐利、积极创造的激情和“精神”，它鼓励人们忘我地从事现代职业奋斗和创造(所谓“勤奋”)，它希望人们节制消费，不断地积累、聚集财富(所谓“节俭”)，而这一切最终表现为工业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人类可以不断地创造、获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自由市场和全球贸易，工业化最终惠及全球，使全世界的人们都受益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从开始就关心伦理道德，它强调合理地追逐和享用财富，但是资本主义鼓励人们不断创造的精神却在工业产品的“供给”端不断创造很多此前人类不敢奢望的奇迹，以至于当“需求”端出现瓶颈时，资本主义会不断出现危机。关于“勤劳”和“节俭”，韦伯以及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涵义有本质区别，这些词汇和概念都打上了鲜明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即是以不断创造、追逐和积累财富为目的和前提。资本主义精神只讲求不断创造，却疏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的评估，因此阶段性就会造成产品和产能过剩的危机。

放眼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不断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终究有限的社会需求的冲突、矛盾或危机一直存在，大概有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不断寻找和打开市场的阶段。当国内产品富足、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时候，会寻求不断扩大市场，甚至发起以贸易诉求为主要目的的对外侵略和殖民战争。清王朝遇到的各种激烈的侵略战争以及签署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正是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大萧条”阶段。当殖民需求被殖民地人民所反抗、国内民众所反对，资本主义的产能消化和贸易需求只能重新回归合理的市场和经济层面。一旦发生产能与需求的剧烈冲突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就会发生震荡或崩溃，整个世界都会陷入困境。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矛盾的过激表现。

第三阶段是福利主义和全球贸易的困境阶段。“大萧条”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注重建立社会整体的福利体系，加剧了对各国及社会的成本和负担，倒逼企业追逐更高的利润和发展要求。金融业加速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它和虚拟经济一同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热衷于主导全球市场，并且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但并不依赖辛苦、庞大的劳力。表面上看，这些钱得来轻松、理所当然，但是事实上它是建立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因此，这个阶段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贸易矛盾和冲突凸显，金融资本、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影响尤为明显。可以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货币宽松和经济刺激政策带动全球经济和产能的维持、增长和平衡，中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使得全球经济暂时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开始“供给侧改革”，改变“GDP中心主义”，试图逐步实现经济自平衡，这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比较大的打击和影响，这也是全球贸易争端和冲突不断发生的直接原因。中国不是罪人，恰恰资本主义世界到了反思和调整的时刻。从张謇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思想和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当自由竞争失序、各自盲目扩张甚至演化成恶性竞争，社会和政府都有计划、疏导、干预、平抑的动力和需求，即张謇所讲的“利导整齐”。

综上所述，张謇非常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够自信地分析西方的长处，理性地看到中国的短处，并且始终坚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最广泛地最深入地发展工业化来富民强国。他的这种思想文化自信，今天仍然很多人做不到;他的这种积极学习、分析西方所长的理性态度，今天很多人也不及。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佐证了张謇当时的远见卓识。张謇的好友刘厚生认为“张謇一生似乎是一个结束二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在总结和反思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候，我们或许应当回到这个“先驱者”的思想和作为，了解我们的苦难历程，理解我们未来应该坚持和光大的思想、内容和原则。

注释从略。来源：梁林军，张謇的中西文化观，国际儒学(中英文). 202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