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以爱国心，筑强国梦——张謇“言商仍向儒”的经世精神

张謇作为一个清末状元，本质上是一个儒生，按照儒家思想为人处世，同时怀有儒家的家国情怀。所谓“言商仍向儒”强调了经商要按照儒家的准则去做，除了按照伦理道德做，更主要的是要像儒家一样，身在商海，心系天下，有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这就是张謇精神的精髓。

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去年七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谈到了中国近代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提到了五个人，其中就重点提到了张謇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实际上，几代领导人在这之前都不约而同着重强调了张謇是爱国主义者，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

张謇于1853年7月1日出生于南通地区的海门长乐镇。四岁启蒙，五岁入学塾。十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基本典籍。十六岁时，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考取秀才，但因“冒籍”风波致使家道中落。   

1874年，二十二岁的张謇为江宁发审局孙云锦担任书记，开始了涉足政坛官场的游幕生涯。后由孙云锦介绍而结识了庆军统领吴长庆，并被吴聘为高级幕僚，从此进一步开阔了政治视野，增长了参政治事的能力，也进一步确立了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期间所写的《朝鲜善后六策》等策论，既展露了他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才干，又表现出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及强国梦想。1884年，张謇离开庆军回到家乡。期间虽以读书备考为首务，但也悉心研究当年发生的中法战争、“甲申政变”、南北海疆风波等时事政治。他还秉持爱国“必自乡里始”的理念，在家乡兴蚕桑、办慈善、助文教、建自卫武装“滨海渔团”等，初步展露了他强国兴邦、地方自治的奋斗方向。

1894年，在家乡苦读十年，历经四次会试败北的张謇终于在当年的“恩科会试”中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对张謇来说，中状元并非功成名就的终点，而是全力追逐强国梦的起点。1894年下半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中国的战败，刺激了张謇爱国思想集中迸发和强国梦的最终确立。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甲午战败及大量的割地赔款，才真正刺激了所有中国人。朝野上下普遍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和灭顶之灾，社会精英中的爱国的志士仁人誓死要救亡图存，克服亡国亡种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素有爱国情怀的新科状元张謇，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因爱国、救国而不顾一切去强国的艰辛奋斗之路。

1894年9月，张謇因父去世回乡。次年，张謇得知《马关条约》被迫签订，十分愤懑。他在日记中摘录了条约的主要内容，愤然痛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还在随后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痛心疾首地陈述了《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提出相应对策。

在当时的张謇看来，面对强敌入侵、虎狼环饲的垂危局势，爱国首在救国，而救国的当务之急则在强国。张謇认为“强国富民之本实在于工”，即办好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作为士大夫的最高代表——“状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去兴办实业呢？这对张謇来说，却是一个颇费踌躇的艰难抉择。因为，办实业固然是振兴国家所必须，但对于个人来说，无异于自弃美好仕途和已有的尊贵社会地位，铤而走险，自讨苦吃。

张謇本可以“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凭借亿万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的最高平台，博取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冲顶“状元宰相”。但是，现在却要与“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难言的艰辛，周旋于官场、商界等“平生不伍之人”之中，无异于“舍身喂虎”。张謇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执着的强国梦，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身许国、“舍身喂虎”的实业报国之路。

张謇后来谈到当时的内心思虑时说道：“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不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牗，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踌躇累日，应焉”。

张謇的这段自白，核心要义有四：

• 一是表明自己最终决心经商办厂，既是为了践行自己的强国梦，也是为了为读书人争口气，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 二是办实业、搞教育这类事理应由官员富人承担，自己本可以不参与其中，但官员与富人都无法指望，只得自己亲力躬为了。

• 三是明知官员与富人不足依靠，但又不得不看重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只能委曲求全地与之应对周旋，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四是虽欲经商办厂，但自己毕竟是儒林魁首——状元，与一般商人不同，还是要保持儒生的本色，以儒家的理念经商（即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言商仍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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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到42岁期间，可以看作是张謇参政的第一阶段，即在地方上参政理政的“见习期”。丰富政治资源的“积累期”。准备冲顶最高学位（中央最高后备干部）介入全国政治的“预备期”，从此，他在政治上开始了进进退退。22岁张謇任江宁发审局书记即涉足官场。

24岁至32岁，任清军首领胡长庆幕僚（30岁时曾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结识袁世凯等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使张謇政治眼界大开，初步展现了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才华。35岁，张謇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并受河南巡抚黎文卫委托主持黄河防灾抗洪计划，草拟疏塞大纲。36岁时张謇回到家乡。

在备考赶考的同时，张謇一面帮助家庭和当地农民开展蚕桑、林木等商业经营活动，一边组织参与地方上的士绅商贩减免丝捐、布捐的抗争活动，及筹办地方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等。一般都认为，张謇告别官场回乡备考（包括“南不拜张，北不拜李”）是因为厌恶了官场的险恶和腐败，一心想远离政治，专心读书，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其实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强国富民推进全面现代化。他准备考状元，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作用和政治作为，实现政治抱负。

1894年42岁高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朝廷中枢文书，最高品级为三品），张謇正式步入正规的政治轨道并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当年，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支持老师翁同龢的主战主张，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奔走呼应。同时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上书痛斥李鸿章的主和主张，这使他名动朝野、誉满天下。

1894年张謇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三年。此间，张謇任职总办通海团练，兴办地方海防武装。《马关条约》签订后，海防团练撤销，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总理通海一带商务”，逐步走上实业报国的道路。他还借此之便，为花布商人义办认捐减负，经营义庄、社仓等，兴办各项民生事业，这是他后来在南通搞社会改良和政治改造为主旨的全面地方自治的发端和预演。

1898年丁忧期满，张謇回京到翰林院销假复职，恰好遇上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张謇是帝党首领翁同龢的门生：“翁门六子”之一，故一到北京便毫不犹豫地支持老师的变法维新。翁和张都是老成持重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基本主张，但又不赞成康梁的急躁冒进的做法，甚至也不同于后来几乎全盘接受康、梁意见的光绪。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时，张謇以宁武子“自愚得当，进退自如”的故事劝说翁同龢，实际上也反映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一贯的处事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从政，退则经商。早在青少年时期潜心读书、积极准备科举入世时，张謇的父亲就告诫他：“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这种进而科举入世，退可终老家园的家训，深深地影响了张謇的一生。后来，张謇进则搞全国的大政治，退则搞南通的“小政治”。但始终心怀天下，不忘报国、强国，也是这种家训的传承和升华。

张謇在劝说翁同龢南归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愚不可及”的既避祸又坚守责任的道路——回家乡大搞实业。就在他到翰林院和吏部听旨正式复职的第二天（6月13日），他便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借口，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当天晚上便急忙离开北京，去塘沽乘船直奔故里。张謇虽然远离北京政治漩涡中心，但并非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再担任官职。张謇在家乡一面努力办厂经商，同时兼任江苏商务局总理等职。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全国陷入混乱，义和团运动爆发，使局势更加复杂，英法联军也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到全国。为保全我国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东南地区，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等通力合作推动“东南互保”。期间张謇不仅积极呼应，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00年底，满清朝廷迫于内外压力决定搞变法和新政。12月23日，刘坤一即电邀张謇等人汇聚南京，商谈要政，张謇积极献计献策，于1901年2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他满怀爱国热情，顺应时代潮流，公开地站在了新党一边。后《变法平议》不被采纳，张謇退回家乡继续办实业。

为了进逼朝廷真正搞变法和新政，一些政治精英和社会贤达人士掀起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张謇凭借显赫的身份、声望，已有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出众的政治才能，很快就成了立宪派的关键骨干和实际领袖。

张謇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三件事：

• 一是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1903年去日本时，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便呼吁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并编译《日本宪法》等分送朝野各方（包括呈慈禧太后）。

• 二是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直接组织推动立宪运动。

• 三是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请愿活动，迫使清庭同意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预行组织责任内阁。

1909年8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被推选为议长。1910年因不满清廷一再推迟召开国会时间辞去江苏咨议局议长职务。张謇本人在晚年编写自己的年谱中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说明他最看重的还是政治救国，认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和成败在政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武汉宣布共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着上海、苏州、杭州、南通等地都相继起义光复。同年11月16日，迫于无奈的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在官府和商人之间当“邮差”、当沟通的桥梁；现在要“通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时俱进，社会声望日隆，加上雄厚的财经实力，以及广泛的人脉资源和稳健务实的政治风格，使得清廷、袁世凯、共和革命派都十分看重他，甚至都依赖他发挥不可替代的调和沟通作用，这也给了他“一手托三家”“折冲尊俎”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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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张謇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同年2月张謇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对汉冶萍公司归属问题的处理，且感到“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从孙中山政府辞职。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诏书发布。3月份，袁世凯当权，任命熊希龄为总理，熊组建了一个“名流内阁”，1913年9月，张謇就任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

张謇在工商（农林）总长任上政绩独特。一是确定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指导思想。他认为必须以政治建设促经济发展，“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他认为发展实业，亟需注重四个方面：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注意于税则；致力于奖助。

二是大力立法，依法保护产业发展。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国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银行法、权度法、典当法、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法、中国实业公司条例等等数十部。他有句名言：“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跌落），“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不在轨道上走，随时都会翻车）。

三是倡导市场经济，鼓励民办私营。他一上任就表示：“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工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画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这颇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除少数关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外，一律鼓励民营。）

四是秉持“开放主义”，主张通过合资、借款、代办三种方式引进外资。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主张引进欧美等国外资发展中国工商业。提倡对铁矿采掘业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但应“条约正当，权限分明”，以避免外国资本乘机攫取更多利益。

五是切实推进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优化。张謇具有现代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理念。他力推机构改革，把农林和工商两个大部合并起来，把八个市局改成三个市局，并大量精简人员。要求相关部门和官员“抓大放小”，不要具体地管项目、办琐事，要宏观指导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和搞好查勘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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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小政治”，也就是集中推行地方自治。所谓的“地方自治”，表面上看是清政府在被逼之下宣布搞新政时的一个举措，要求发动地方上的老百姓、士绅，一起管社会、办事业。张謇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不仅搞实业、教育、慈善、公益，还搞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创建了地方自治的“南通模式”。

让人称奇的是，他还搞自己的警卫队，花钱改造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他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的“准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创办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他的政治行为，“南通模式”也是地方政治的模式和结晶。

总之，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上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家乡地方上搞地方自治，都充分表明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他的儿子张孝若说过：“像他对于国家建设的抱负政策，早生几十百年，在贤明君主的朝廷，可以做一个治世的能臣。如果迟生几十百年，在民主政治确建以后，他也可以做一个成功的福国利民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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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学习张謇，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张謇“向儒”的核心追求，也是三代国家领导人对张謇的核心评价。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那么，该如何弘扬爱国传统呢？

• 立足本职，企业报国。

  各行各业都应爱国，但作为企业家，最终还是要立足本职，把企业做好，为国家为人民多创造财富、多作贡献。就像张謇当年实业报国一样。

• 政商并重，以政促商。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强调“两个健康”：通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爱国主义是政治理念，企业家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建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既要在商言商，更要在商言政（“向儒”），以政治建设促经济发展，以政治引领企业健康成长。

• 爱国爱乡，情系桑梓。

  张謇不仅始终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而且反复强调“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即爱国必从爱家乡开始，要建设家乡、造福乡里。这也是张謇精神的实质，其所引领、孕育的苏商精神，首先即包含“爱国爱乡情怀”。

• 参与建设，担负责任。

  企业家应全面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除了搞好经济主业、积极参政议政，还要积极参加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南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早期试验田，正如余秋雨所说，张謇是用南通实例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南通宣言。“第一城”不仅对南通具有重大意义，也引领和示范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四个统筹”、“五位一体”地全面推进；要求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建成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求人的全面现代化等。这些要求我们都可以在张謇当年的现代化实践和探索中找到参照和借鉴，张謇的最后十年，造福家乡，然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可以搞现代化，为中国的富强之路指明方向。

来源：建投书局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