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谈南通张謇和无锡荣氏兄弟

罗一民在报告中指出，长江最下游的江苏境内，沿江两岸矗立着两座卓而不凡的城市，一座是江南的无锡，一座是江北的南通。100多年前，这两座城市都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城市。而今，这两座城市都双双跨进了全国为数不多的 GDP过万亿的城市俱乐部，在江苏、在全国都颇受关注。回顾这两座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审视两地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得不从南通的张謇和无锡的荣氏兄弟说起。

一

志同道合

张謇和荣氏兄弟都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变、新旧时代艰难转换的清末民初。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和人生轨迹，但都有着共同的人生志向和奋斗经历。

（一）痴心爱国，实业强国

张謇出生于1853年，大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年生）20岁、荣德生（1875年生）22岁。他们生长的时期正是中国外患严重、苦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期。救亡图存，挽救国运，是当时所有的爱国志士仁人的共同追求。张謇和荣氏兄弟一生一世均以爱国为重，痴心爱国，苦心探求救国途径，不断追求强国梦想，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实业强国的道路。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称他们为民族企业家的爱国典范。

张謇于1894年高中状元，进入翰林院，当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中国的战败强烈的刺痛了张謇，也促使他爱国主义精神强烈迸发。他发誓要竭尽全力雪耻救国，先奔走呼号于风险重重的政坛，成为主战派骨干，后因父丧回家乡南通丁忧三年，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劝导和支持下，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纺织企业——大生纱厂，逐步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引领者和实业强国的开拓者。

在张謇看来，爱国首先要救国，而救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强国，而强国的根本在富国，富国的基础，在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业。“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强国富民之本实在于工”。因此，他决定“为中国大计而贬”，放弃状元身份和美好仕途，投身于不为人看好的经商办厂的风险之路，“捐弃所持，舍身喂虎”。

无锡的荣氏兄弟与张謇一样，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从爱国出发走向实业强国的道路。他们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二十二、三岁时独立创办广生钱庄，开始了荣氏企业的起步。老大荣宗敬年轻时就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当时洋面粉洋纱布倾销，使他感到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了极大的侵害，“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应尽吾一分忠实之心，作一分忠实之事业”。同时，他意识到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些需要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办面粉厂、纺纱厂。于是他们兄弟俩在1900年以钱庄经营赚的钱为基础，集资购买了4台石磨和若干英国机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面粉厂——宝兴面粉厂。1905年他们又开始创办振新、申新等纱厂、织布厂，在纺织业大显身手。

荣宗敬常说：“爱国之情，未敢后人”。他晚年在回顾自己创业经历时说道：“从事实业30年，不敢说对国家社会有多少贡献，但确信无疑的是，只要自己做得到的，任何艰难困苦都在所不辞，也是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荣宗敬多次呼吁抵制日货，荣德生则在无锡联合100多名工商界人士发起成立国难自救会，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正因如此，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称颂道：“无锡荣氏身为商界巨擘，非为个人谋财致富，而致力社会公益，尤其是兴办教育，称誉海内，堪称张謇第二。”而著名的商业界大佬、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则由衷赞道：“吾国之以实业名家者，南通张氏外，端推无锡荣氏。”

（二）立足东南，助推华夏

张謇与荣氏兄弟都是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轻纺工业入手，并先从家乡开始创业，然后向江苏、上海拓展，立足东南，影响全国。

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创办了垦牧公司、面粉厂、炼铁厂、轮船公司、酿造公司、实业银行等涉及一、二、三产的各类企业，建起了融上下游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团，并形成拥资3400万元的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正如翁同龢为祝贺大生纱厂开机时所题写的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张謇所创办的实业，直接增添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又示范引领了中国的民族产业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才称张謇是造福几百万人，影响全中国的开路先锋。

为了实现宏伟的实业强国志愿，张謇不仅在南通创办现代化实业，还在江苏及东南地区投资创办、合办或支持创办各类企业，其中有宿迁耀徐玻璃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连云港海赣垦牧公司、江苏铁路公司、上海大生轮船公司、吴淞江浙渔业公司、左海实业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等。

荣氏兄弟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在上海、无锡、汉口和济南，拥有面粉厂和纺织厂21家，到1936年茂新、复新12个面粉厂每天可出面粉96,500袋，占全国产量的32.7%。当时9家纺织厂拥有55万多纱锭、6万多线锭、5000多台布机，纱锭总数占全国26%。有人统计，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100,000,2306万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圈。因此，荣氏兄弟被世人誉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宗敬自己也说，他们担起了半个中国的衣食事业。

正因如此，1957年初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1986年邓小平接见荣世后人时也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

（三）深耕故里，造福桑梓

张謇与荣氏兄弟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自己的家乡作为实现强国梦的起点和立足点，精心耕耘，全力开拓，最终在示范引领全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同时，极大地造福家乡，泽被后世。

张謇在成功创办以大生集团为核心的一系列现代实业的基础上，在家乡南通全力推进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它开办了370多所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的各类新式学校；他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院、翰墨林书局、伶工学社、《通海新报》、电影公司等一系列中国早期现代文化设施；他创办了南通医院、民办公园、民办体育场、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等各种现代慈善和社会保障项目。

张謇还秉持现代化的理念，在家乡全力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地方治理现代化，使南通成为全国知名的“模范县”、“中国近代第一城”。当时的卓越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刘鸿生等人都对张謇的事业和南通的成就十分钦佩，并学习借鉴了许多东西。1921年荣德生在参观了南通以后，就由衷的说到：南通成为模范县，就是因为有一个张謇，如果全国各地都有张謇这样的人，则不愁国家不兴。

荣德生晚年对无锡籍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谈到，他们兄弟俩办厂的最初的动机之一，就是为无锡百姓解决就业和改善生活条件。他们认为办工厂解决社会就业是最积极的慈善，要胜于一般的善行。

荣氏兄弟常教育子侄辈要爱国、爱乡，“有力量要贡献社会”。他们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热衷公益事业。他们在1915年就开办了苏南第一家私人设立的对社会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大公图书馆。1916年他们发起资助修建无锡最早的城市公路，组建无锡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公司。他们还在无锡城乡捐资修造了大大小小桥梁上百座，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桥”的宝界桥。他们还创办了10多所中小学，最为著名的就是公益工商中学，从中走出了钱伟长、孙冶芳等一大批全国闻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1947年，在企业面临困境，国家战火纷飞的时候，荣德生还凑巨资创办了闻名于世的江南大学。他们还按现代工厂和社区管理理念创立“劳工自治区”，既提高了企业效率，又提升了职工的福利水平。他们为了把家乡无锡打造成全面现代化的先进城市，还精心谋划和积极推动了“大无锡规划”。有学者认为，荣氏兄弟当年在家乡的所作所为，这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工业化时代企业家带动社会转型的体现。著名学者、教育家钱基厚称赞荣氏兄弟不尚空谈，以实业家办教育，可与南通张謇媲美。

二

同中有异

从大的方面看，张謇与荣氏兄弟有着大致相同的报国志向和创业经历。但具体而言，两者却有着诸多各具特色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他们对当时和后世的不同影响。研究这些差异，对于全面了解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爱国民族企业家的人生道路和所处时代背景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关于如何对待政治

张謇认为政治乃立国之本，“实业之命运无不系于政治”。因而他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投身当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变革。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东南互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奠基民国等近代中国各种重要政治事件中，都有着张謇突出的身影。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儒商，他亦政、亦商、亦官、亦民，驰骋商海，投身政坛。他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说：“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在他看来，参与和领导立宪运动虽然功败垂成，却是他用力最多、最为看重的扭转乾坤式的辉煌壮举，比之兴办实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儿子张孝若也在传记中说：“像他对于国家建设的抱负政策，早生几十百年，在贤明君主的朝廷，可以做一个治世的能臣。如果迟生几十百年，在民主政治确建以后，他也可以做一个成功的福国利民的政治家。”

荣氏兄弟作为精明过人、世事洞察的来自民间底层的企业家，不可能不认识到政治的重要，也不可能不认识到政治的险恶，因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基本上是顺势而为和敬而远之，力求做到在商言商。尽管他们也关心政治时事，并根据政治变化为企业发展制定应变策略；尽管他们也曾部分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甚至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地方商会首领，但他们往往浅尝辄止，甘当配角。他们常自称是纯粹商人，并无政治野心。

荣氏兄弟虽然不愿直接介入政治，但却时常被卷进政治漩涡。如果说张謇对政治是主动参与，而荣氏兄弟则是被动应对。他们经常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压与迫害，特别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仗着国民党政权的支持，逼迫荣氏企业让利改组，甚至对其通缉查封，并趁机侵吞其财产。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主持茂新面粉厂，在1949年5月遭上海地方法院起诉，罪名是“倒卖公有财物”和“用霉烂面粉供应军队”等。后因上海战役开始，法院没有来得及开庭审判，却以“收监”为名，罚取荣家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荣氏兄弟虽然回避政治，但并不等于他们对政治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旧中国的政治颇为怨愤，对新中国的政治充满期待。建国后，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依然选择留在国内，并成为中国最早的把企业交给国家、带头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企业家，荣毅仁因而成为新中国的民族企业家爱国典范，后来担任了国家副主席。

（一）关于如何经营扩张

张謇和荣氏兄弟都具有宏图大志，企业稍有所成后，都会不失时机的进行快速扩张，而且早期的扩张效果都很显著。但若细细分析比较两者的扩张方式和扩张方向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差异。

首先在资金来源方面，张謇偏重于集资募股。在早期的大生纱厂和后来的大生集团企业中，张謇所占股份极少（创办大生纱厂时只入股2000元）。但由于官方股东和民间股东都信任他，特别是占比50%左右的官股全权交付他经营，他在企业中具有决断地位。因而用于企业扩张的资金，除了现有企业产生的利润之外，主要由张謇不断招股募资，并几乎全由他决定使用方向。大生企业虽然是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制，但张謇却是一个完全具有主导权的特殊企业经营管理者。

荣氏兄弟出身于钱庄伙计和老板，后来才创办实体企业，因而他们特别注重和善于利用金融工具进行企业扩张。荣宗敬说他办企业的基本诀窍就是：“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他还积极向钱庄、银行投资持股，以便“我搭上一万股子，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他的办厂四项原则就是“建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德生也说自己多年用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遵循市场竞争规律，善于运用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促使企业快速扩张。但是，很奇特的是，荣氏企业采用无限责任公司形式，公司对债务负有无限清偿责任，风险无限大（在当时的中国大型民族工业企业中独一无二）。他们对此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认为承担无限责任就会使银行和客户信得过，便于企业经营扩张，而且可以使荣氏家族，包括子侄辈牢牢掌握企业。

在自有资金的积累上，与张謇“得利全分”，把大部分利润都分给股东不同，荣氏兄弟奉行“肉烂在锅里”原则，曾规定福新一厂“三年不提取红利，用以扩充企业，股利存厂生息，以厚资力。”该厂从建厂之始资本4万元起家，五年后增加到50万元。1913至1923十年间，它拨付给其他厂的资金额达到390万元。

另外，在企业的经营扩张的具体形式和范围上，张謇偏重于不断增加自办企业，而且基本围绕生产棉纱的核心实业。他在创办大生一厂成功后，就去办了大生二厂、三厂，并筹划办七厂、八厂。为了使大生纱厂原料充足，且价廉物美，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自己生产棉花；接着又利用轧花留下的棉籽，办广生油厂；然后利用油厂剩余下脚油脂，办大隆皂厂，再利用大生纱厂的下角飞花，生产棉纱产品包装纸和翰墨林书局印刷用纸；并利用纱厂富余的电动力，办复新电磨面粉厂；同时，为了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需要，他还创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并修建了通州天生港码头和上海十六铺码头，为了织布机、轧花机设备的生产和维修，他还办起了资生铁厂、资生冶厂；为了满足厂区员工和城市居民的住房要求，他还创办了懋生房地产公司。为解决资金问题，他还创办了大同钱庄、淮海实业银行。就这样，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起点、为轴心，逐步打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系统匹配的产业链，建起了融上下游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团，并形成当时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

荣氏兄弟的企业扩张形式，更多的是合作、并购，包括采用租办、收买其他企业方式，而且始终立足于面粉、棉纺两大类。1912年茂新面粉厂的主要骨干浦文汀、王禹卿想跳出荣氏企业自办新厂，但苦于资金不足，荣宗敬知晓后，没有跟他们闹翻，反而出资与他们合办了上海复新面粉厂，并迅速扩张，形成了拥有8家大型面粉厂的复新系统。为了使申新纺织厂扩大，1917年荣氏兄弟买下日本人经营的上海恒昌源纱厂，改为申新二厂，这是华商纱厂并购日商纱厂的唯一案例。荣氏企业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从1903年到1922年间年均增长量均在30%以上，其中面粉生产能力由9万袋增加到249万袋，20年增加了27倍以上。

最后，在企业扩张所得财富的利用上，张謇与荣氏兄弟也有所不同。张謇主要将财富用于办教育、搞城市建设和地方自治。而荣氏虽然也热衷公益事业，但主要是不断扩大再生产，使企业越办越大，越办越多，并延绵不断的发展下去。从办厂意义上说，荣氏更为成功。胡适认为，张謇虽然造福一方，影响中国，但他终因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因而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三）如何培养子女、传承事业

张謇和荣氏兄弟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都希望子女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有所不同的是，张謇想把自己唯一的一个儿子张孝若培养成一名在商界、政界等各界都出众的复合型人才，以便全面继承自己各方面的事业。而荣氏兄弟则侧重于对子女进行经济管理方面的培养教育，希望自己的晚辈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以发展壮大荣氏家族企业。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张謇对儿子张孝若的培养教育十分用心，且别具一格。他给儿子精心挑选刘向、诸葛亮、颜之推、朱熹等七位古贤的诫子名言集成的《家诫》，内容涉及修身、治学、做事、为人、交友等诸多方面。他聘请日本女教师来南通，为张孝若等一群孩子“教授体操、算术、音乐、图画，兼习幼稚游戏之事，延本国教习教授修身、国文之事”。张謇家塾开设的课程，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蒙以养正”内容，而且吸收日本及欧美现代教育的做法，将德育、智育、体育纳入其中，兼顾传统与现代，融合东方与西方。后来，他又将张孝若送往德国人办的青岛德华大学、天主教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学院学习，还安排其留洋，“插入商业专门高等学校三年级，并日至纱厂实习管理法。”归国后襄助张謇兴办地方事业，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等职务。1923年，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考察实业专使访问欧美十国，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智利首任公使（未赴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在此期间，他继承了张謇的地方自治事业，任南通自治会会长，并比张謇更多的吸收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要素，更多地突出公民权利和宪政架构。1926年张謇去世，张孝若主持其父遗留的各项事业，继任大生纱厂董事长、南通大学校长等职，并对张謇的业绩和精神进行总结和宣扬，编著有《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季子九录》等书稿。

与此相对，荣家兄弟更倾向于让后辈进入企业集团加以历练，成为经营管理长才。1920年代中期以后,荣氏兄弟的子侄们开始陆续进入管理层。荣德生有六个儿子，三个专力纺织，三个悉心面粉。荣尔仁作为荣德生的二儿子，19岁便进入申新纱厂作为荣德生着重培养的对象，做了三年普通职员后升任三厂厂长助理。1935年他任申新三、五厂厂长时，正是企业举步维艰的时期，荣尔仁上任后大刀阔斧，整顿改组，制定了一系列科学化的管理措施，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抗战爆发后，荣尔仁控制的申新二、九厂在租界内部获得巨额利润并还清了债务。

荣德生四子荣毅仁1937 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专业毕业，所学与经营企业无甚大关联，但其毕业后，即辅佐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他主要在无锡茂新面粉厂恢复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战后荣德生把重建茂新面粉厂视为一件大事，委任荣毅仁承担此事，也是对其的充分信任，当然包涵着以此来锤炼提高其参与企业管理能力的考虑。荣毅仁就是通过两年的努力，恢复茂新面粉厂生产，介入家族企业并逐步开始独当一面，很快成长为一个能够擘划企业蓝图的管理者。恢复茂新生产后，荣毅仁一直担任面粉厂厂长经理，直至上海解放。建国后，荣毅仁在《人民画报》上撰文说：“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他的衣钵继承者，管教很严。”

难能可贵的是荣氏兄弟不仅将辛苦创办的企业传承给了子女，而且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也言传身教，使荣氏后代继承了前辈的爱国爱乡情怀。在解放前夕，很多人劝荣德生远走海外，甚至荣毅仁也说自己曾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但荣德生表示绝不离开故土，他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歹，不用逃往国外。当他得知有人要把申新三厂机器拆迁到台湾，便亲自赶往码头把机器追回来。后来荣毅仁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把企业交给国家，显然有着家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张謇和荣氏兄弟在实业强国的不懈奋斗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为人师表，共筑商魂，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的影响下，无锡工商界孕育了“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的锡商精神；而在通商群体中，形成了“强毅力行、通达天下”的通商精神。张謇和荣氏兄弟的精神传承，交织互鉴、发展融汇，铸就了苏商精神。可以将苏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乡情怀、开拓创新意识、务实低调风格、精良细致品质、崇文重德禀赋。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张謇和荣氏兄弟企业家精神的源头。

三

相互支持

张謇和荣氏兄弟同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这些已广为人知。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还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帮助，并相互学习借鉴。辛亥革命后，张謇在北京出任农商总长，荣德生专门拜访。他们谈及立法对于经济的保护作用，对于法律在商业经营当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双方颇有共鸣。

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筹办申新三厂的过程当中遇到阻力，张謇致函江苏省长，对荣氏兄弟鼎力相助，在张謇的斡旋之下，申新三厂终于成功办了起来。

清末民初的上海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了工商业聚集的大都市，张謇和荣氏兄弟也在这里展开实业上的合作。1920 年11月4日，张謇接受了北京政府的委任，督办吴淞商埠事宜。由于荣氏兄弟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另外他们也能够在商界（包括他们自身）筹募资金，谋划筹办现代企业。张謇十分看重、依靠荣氏兄弟给予的支持。

1920 年8 月，张謇与荣宗敬等人签订合约，以一千万元资本总额，组建左海公司。张謇、荣宗敬等人抱着开发大上海的豪情壮志，制定了左海公司的宏伟规划，包括开辟轮埠、建设工厂和经营航业等。中国铁工厂是双方合作的另一项目，是中国第一家民族纺织机器制造企业。主要股东为张謇、荣宗敬、穆藕初等，实收股金30 万元，张謇任董事长。1921年在吴淞建厂，产品供应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纺织厂。

1921年，张謇积极推动苏社的成立以促进地方自治，荣德生也积极参与。5月12日，苏社在南通开成立大会，张謇任主任理事，荣德生被选为苏社的理事。在此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诸多南通地方自治成就。目睹南通的发展，荣氏兄弟决心以张謇为榜样，坚定地走“实业强国”和造福桑梓的道路。荣氏兄弟在无锡的成就，也得到张謇的关注。张謇创办电磨发电厂，就是学习、借鉴了荣氏面粉厂的经验。1921年，张謇亲访无锡，与荣德生泛舟太湖，畅饮与谈，还考察了当地实业与教育的发展情况。之后，张謇特别做《谢荣德生书》，其中写道“名埠经营，摩击百工之肆。致钦迟于枌社，弥企慕于梅园。”由衷表达了对于荣氏兄弟的谢意和敬意。

来源：通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