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始忧患，梨枣构祸怨文章。
老来情性归恬淡，无憾岁月乃平凡。
——八十自题
由于年岁渐长，阅历略多，常有海内外友人建议我写回忆录。特别是1990年秋，与刘子健学长在普林斯顿重逢，风云变幻，仿佛隔世，他一见面就劝我写回忆录。理由是，我们都已年过六十，历经战乱，屡遭忧患，理应给后人留下若干历史记录。我当即深表赞同，并相约尽快动手撰写。
但是内心常觉歉疚，子健病故已有一年多，我却一字未写。我不知道子健写完没有，但我相信他必定早已开始撰写。他对人对事特别认真，信守然诺，何况又有那么多海内外的丰富阅历。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并非由于生性疏懒，也不是害怕再次因文字得祸。主要是觉得自己一生平凡，学术既无大成，又没有什么重要事迹值得记述。信笔涂鸦，贻祸梨枣，且浪费读者时间，实非我之所愿。因而每每执笔踌躇，欲写又罢。
直到1997年暑假，刚把同游庐山的戴绍曾夫妇等英国友人送走，武汉又难得不算太热，回忆录之事突然涌上心头。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应如何对待自己向亡友的承诺？记不清是哪位学者说过，世界上平凡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平凡人自己都不写回忆文字，后人又怎样能够理解这过去人类的大多数呢？我觉得言之成理，回忆录并非专属大人物，小人物、凡夫俗子也有权利记述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因而便在当天清晨，独自躲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欣然命笔开篇。我突然非常担心，如果再不下决心动笔，蹉跎又是数年，精思的衰颓将使自己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出生于战争连绵不绝、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北伐开始之日，我正好初现人世，由于不是什么革命家庭，祖父又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所以尚在襁褓之中的我，即已随家人“逃难”，躲进上海租界，真乃对国民革命的大不敬。
及至我稍为懂事，每天随着小叔、小姑、哥哥、姐姐，走过青石板铺成的所谓芜湖十里长街，到城里襄垣小学（原为孔庙）读书，“九一八”“七七”，直至“八一三”事变等等国难消息接踵而至。
1937年小学毕业，华北危机空前严重，淞沪抗战一触即发，更使毕业典礼充满悲怆气息。我们噙着泪水，心在流血，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仿佛自己稚嫩的肩膀已经承担了国家安危的重担。
进入萃文中学还不到两个月，便随着父母再次逃难，不过这次却不是就近躲进幽美雅静的法租界花园住宅，而是卷进仓皇逃避的难民潮，长途跋涉流落四川。
全面抗战时期，在重庆附近乡间，先后读过五年中学与不到一年的会计专科，其间还有将近两年失学、失业、打工、当兵的流浪生涯。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复员后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又爆发了解放战争。国统区也出现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我自觉地卷入这个潮流，并且以革命者的身份迎来震撼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应该说，我也算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但我只是这些伟大时代与伟大事件当中极其平庸的一员。
抗战末期当过兵，还来不及上前线日本就投降了。解放战争后期进入解放区，虽然穿着二野军服，却从未见过战场硝烟。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乃至抗美援朝，我一次又一次请缨杀敌，但却壮志未酬，只能服服帖帖留在后方教书，顶多只是为前方将士炒过几次米粉或写过慰问信。
及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连绵不绝，自己政治处境更是每况愈下。“民主青年”的光环消失殆尽，从“革命动力”“依靠力量”“培养对象”堕落成为“白专道路”“严重个人主义”“有政治历史问题”，一直演变成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与“牛鬼蛇神”……
严格说起来，我的学术生涯其实是在“文革”以后才真正开始，从辛亥革命到商会研究，到中国现代化，到教会大学史，到南京大屠杀，不断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在学术上仿佛仍然是个流浪者。虽然也曾出过几本稍有影响的书，培养过若干尚有真才实用的年轻人，但自己毕竟已经进入暮年，仿佛是已逾季节的迟开花朵，虽然也曾略显绚烂，终于迅归凋萎。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那就是又一个凡夫俗子平淡人生的终结。
东坡词云：“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部回忆录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悲，没有慷慨壮歌，也没有低吟浅唱，留下的无非是一些琐事的片段回忆而已。但愿读者不要对它期望过高，有空的时候当作闲书翻阅，敝人就很感满足了。
是为序。
章开沅
甲午之年于桂子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