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奇丨论“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

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源自时代的要求

老同志遇到新问题，但老办法还管用吗？随手试举一些问题：企业家如何参与构建“亲与清”的官商关系？如何看待社会对“996”的反应和态度？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何种姿态参与国际竞争、产业分工和技术创新？等等。

无人会否认中国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但仅靠企业家天生的斗志和创新精神，可能不足以应对时代风云的变幻。在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民营企业家及其事业，能延续到1990年代以后的实属少见；而即使在1990年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恐怕也少有人能够断言自己的事业基业长青。

企业家所处的时代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会通过对企业家提出各种新的要求和挑战，赋予企业家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无论传统上如何对其进行界定，企业家精神都是源于具体的时代中具体的人。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会主动去呼应时代的召唤，顺应历史要求，在有所继承和扬弃的同时，大胆突破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自身（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而使其行为呈现出一种“现代性”。

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企业家的命运和事业，但企业家精神是否具有“现代性”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素质的体现，也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企业家在自己的主动诉求和意识驱动下，和时代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内在动力。

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彰显于互动之中

企业家精神首先表现为企业家个人通过市场而做出的主动行为，其作用和意义，只能放在时代发展的环境下，通过和他人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进行评价。这就说明，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一定是通过企业家和其他社会参与者的互动而得到彰显。

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经济史学家们从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开始梳理企业家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企业家精神是通过企业家不断的尝试和创新而得到了承认和注视。

一直到中世纪，早期企业家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各种规避市场和非市场风险的方式和手段，例如绕开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借贷和收取利息的歧视和禁令。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流行，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对商贸和金融活动的接受程度，使得企业家主动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甚至是积极意义，刺激和加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15-16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有野心的企业家都会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开辟新航线、开拓新市场、带去新产品和新发明。新航路开辟以后， 世界市场扩大，欧洲陆续完成了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和组织革命，马上就要迎来工业革命。那个时候的企业家精神，毫无疑问是与“冒险”和“开创”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的航海也并非企业家个人冒险， 他们之所以能够组建一支前往“异世界”探险的舰队，往往要靠国王、教宗和银行家等力量的支持， 包括要从国家层面获得远方贸易的特许权，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和（政府）权力结合得非常紧密， 甚至达到一种明显具有排他性的垄断程度。这种行为模式，无论在重商主义时代迸发出了怎样的物质力量，到了近代，尤其是越接近现代，就变得越不合时宜，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行为模式也亟须改革，与时俱进。

能意识到并主动顺应这种时代要求的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精神“现代性”的人格化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现代性，首先脱离不了企业家对自己所处历史时代精神的深刻认识，尤其是主动对和政府的关系及交往方式的重新界定。只有把企业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放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坐标下进行审视和判断，才能全面反映出企业家精神的主动性和现代性。

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最早的跨国公司原型之一，在维多利亚时代或工业革命之前，其经济实力甚至是超经济力量就已经非常强大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非常具有创新性甚至是开创了历史的公司，在英国国内遭遇的非议也不曾间断。在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和投资人看来， 他们从事的是正常的、经过政府授权的、合理合法的活动。他们也不断在议会内外活动，要求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但东印度公司拥有的排他性贸易特权和垄断地位天然会受到包括商人和资本家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质疑。

另外一些人，例如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认为，东印度公司依靠英国政府的授权在海外商贸活动中攻城略地和殖民统治的做法，不仅损害了殖民地人民如印度人的利益，是腐败和非法的，而且对英国国内的政治道德和治理方式也构成威胁，必须予以谴责和批判。在那些较早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充满张力的环境下， 几经变化，用了将近两三百年的时间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复杂而平稳的局面。

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要求

企业家主动行为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的企业家尤其重要。大家都认可和接受的一个观点是，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企业具体经营，但企业家自己也要意识到在现代社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要保持健康的“亲与清”政企关系，尤其是主动拒绝从政府那里拿到超额利益，借助政府力量获得市场地位或构建准入壁垒。

实际上，一方面，政府会有滥用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倾向；另一方面，企业也有通过利用政府的权力去得到更多利益的动机。这种在排他性利益基础上的政商结合，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尤其是企业，过于依赖政府获得利益和市场地位，包括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拒绝竞争和获得垄断，不仅企业事业无法长青，企业家的独立人格和尊严也必然丧失殆尽。

企业家主动拒绝和排斥这种和现代性明显冲突的利益，不仅对企业家个人和企业自身有利，对企业家阶层乃至整个社会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企业家应该具有这种现代性的精神和意识。

除此之外，目前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和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密切相关。企业家天然应该追求利润，但追求利润的过程本来就是在和各个社会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实现的，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侈谈利益。

实际上，从古罗马时代起，企业的成长就已经与公众和公共利益发生了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也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审视。从阶级社会诞生起就存在的阶级斗争，到镀金时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再到现代社会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与界定密切相关。

事实上， 历史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已经不可能完全不理会利益原则之外的因素。现实情况是，企业既要运营好基本盘，开发好新产品，不断提高生产率，创造足够多的利润来回报股东和投资者，同时还要处理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包括企业员工、上下游供应商、所处社区居民以及政府等。

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不必然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相冲突和矛盾，重要的是考虑如何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和政企关系的形成一样，这个平衡点的形成，不会取决于某个企业的行为， 而是众多企业和企业家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以及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结一下，历史的发展会不断影响企业的责任和权利边界，现代性则要求企业家主动行为，以顺应甚至引领时代要求，实现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会主动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时代里把握其脉搏，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发挥好自己的企业家角色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