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香｜张謇“实业儒学”思想述评

“国以农工为本”

虽然近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传统治生、谋食、制产等问题，但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仍以“谋道不谋利”为主流，即便明末清初“士”“商”合流，也只是暗流；而传统的义利之辨、农工商本末之辨等问题发生根本的思想变化，却发生在清末民初。承担这一思想观念革故鼎新之使命的主体是近代民族实业家，其中张謇是传统士大夫与近代实业相结合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儒学”的典范人物。

张謇身为清末状元、翰林院修撰，走的是传统的士人读书出仕之路，熟读经书、研习经义策问之文，是其日常之务。其在《柳西草堂日记》中常记载“读文”“作文”“写字”等事，自述从“5岁到7岁，读《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孝经》《学》《庸》《论》《孟》毕”，13岁读完《论》《孟》《诗》《书》《易》等，14岁读《礼》《春秋左传》，且作诗并“制艺成篇”，15岁读《周礼》《仪礼》，20岁读《通鉴》，21岁读《三国志》，22岁读《晋书》等。但因时代风云际会，此一传统道路却不得不发生折转。

1894年，张謇中状元，不久丁父忧，赋闲在家，对张之洞举荐、委派他在家乡通州兴办纱厂一事，甚为赞许，他回复张之洞曰：“公所请借洋债千万，分办丝纱厂，合官绅商民之力通筹抵制，甚盛意也。”对此因缘际会，张謇曾多次谈起。1913年，他自言：“鄙人自前清成进士后，默察世界之大势，谛观内政之状况，知时局不可与有为，即绝意仕途，愿为社会稍效微力”，又“深信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利用厚生而正民德”。

于是“自脱离科举后，投身实业界，适当中国否塞之时”，面对如此时局，张謇在提出编练陆军、亟治海军、广开学堂外，还强调“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张謇借助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读，对后世迂儒“末务”之见提出批评。当然，这不是说张謇对农业不予重视，他指出：“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可见，就农工商三者的关系而言，张謇虽认为“农为本”，所谓“天下之大本在农”，但也不轻视商，认为“今日之先务在商”，这是因为“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概言之，在张謇看来，“商农者，生民治命，国计之原，以其本末相资而为用者”。

张謇重视农工商，虽分本末，但并不偏废，认为：“实业之曰农、曰工、曰商者”，是人类之“不可或缺者”，因为“人民之生活本此，即教育之目的在此”，即以一国之大势而筹划，则“赖农而生者十之五，赖工而生者十之三，赖商而生者十之二”。张謇强调兴实业与国家富强密切相关，所谓“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呼吁致力于“农工商”，认为“士竞学，农、工、商竞业，而天下乃无不大之族，无不昌之国”。简言之，农工商兼重，便是张謇所谓的“实业”，即“实业赅古农、工、商、矿，今声、光、电、化，事有越于《周礼》地官、冬官之外者”。

他指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而就传统论题中“本对末而言”，张謇给出的解释是“犹言原委，义有先后而无轻重”。这是说，传统的“农本商末”其意是原则上有“先后”之序，但却没有轻重之分。而且《尚书大传》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以及《史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中所谓的“就时”，便是“若乘时射利也”。

这是说，舜“无论耕渔之为农，陶与作器之为工，就时之为商”，确有其事，如果舜只是作自了汉，但舜二年成邑，可见舜之“实业发达”，如若不是，“亦未必人人归附如此”。可见，与传统思孟学派、程朱道学所刻画的舜之形象不同，张謇突出舜之耕作、捕鱼、制陶、营商等农工商事业。前者更为强调舜作为大孝子的面向，而在张謇笔下，舜的形象则是实业政治家。

在张謇看来，中国古代的圣人并非宋儒所论之形象。他指出：“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可见，与宋儒偏重从内圣德行的角度描述圣人不同，张謇对于古代圣人的刻画侧重在“平水土，教稼穑”。他指出：“中国古圣人之功，莫大于平水土，教稼穑”，而且“必水土平而后稼穑兴，必稼穑兴而后衣食足”。

而就《论语》中樊迟之问稼问圃，张謇也给出一个新颖的解读。首先，他指出，樊迟所问并非“农之学”，即不是农业知识，而是“学治农业”，对此，孔子自然承认在从事实际农业方面其不如农圃。因为“业非素习不能为”，孔子未尝学习农圃之业，因此不如老农，不如老圃。可见，孔子之言“非欺人之言，亦无疾怒之意”。而所谓农圃为小人之事，张謇认为“小人对大人言之”，就如现在所言“人民对政府”，有老农、老圃在，士大夫自然不必俱为老农、老圃，但这并不是说“天下不须稼”。如果真的不须稼穑，就能成就礼、义、信之天下，那么诗书所载，尽可以删除，为什么还要“留豳之诗”？而且古代农民，也不是一点学问没有，如《周礼》“骍刚用牛，赤缇用羊”等“定物地土化者”如此详细，再如《诗·大雅》“黍稷重稑，禾麻菽麦”等“言农种农具者”也如此详备。

于是，张謇批评“今使人学不足以治一生，而侈谈大用，疏矣”，提出“服田力穑，身不可为惰民；谈道读书，志必须为名世”，而且稼穑与读书“本是贯通”。他认为樊迟也不是小人，其用意是“用稼于世”，提倡“尚德而慨躬稼之劳”；而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是从“农之政”角度立言，认为“政盖尤有其大本”，此大本便是“礼义信”。具体而言，张謇认为，“上好礼义信，则与民相见以诚，相浃以分，有以立乎商政、农政之先”，如果是没有礼义信的君主，而言通商、劝农，则农民又如何能够勤业乐群？

综上而言，在农工商本末关系问题上，张謇对中国“尊士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此说“餍乎人心，千百年来，凡百营业，听其自生自灭，从未有提倡而保全之者”。此说在闭关锁国的时代犹可行，但“处廿世纪商战激烈时代”，那必然是“在天演淘汰之列”。由此，他提倡国家设立商部，民间成立商会。“中国之贫，全在各种实业未尽兴办，如在兴办之后，吾国何至于贫？”清末民初，由批评传统的重农抑商之见到追求富强、创办各种实业渐成潮流，张謇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自言：“余从事于实业一途已阅半世，今则愈知欲富强吾国，舍实业无由也”，自称“半生精力耗于实业”，一生创办了数十家企业。

“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

就传统的义利之辨而言，张謇将其限定在为官领域，他指出：“居官，安有致富之理？”古代虽有为贫而仕之说，但也只是从事颇为低等的职位，如“抱关击柝”之类；而且“自一命以上，皆不当皇皇然谋财利”。可见，张謇认为为官与谋财是不可兼备的，特别是官阶大的更不应该谋求个人财利。“据正义言之”，皇皇以谋财利为目的的，“惟有实业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张謇之所以创办这么多企业，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谋个人之私利。他观察到当时企业家一经规模初成，便追求个人享受，以至于五六年或三四年便亏损倒闭，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因此他强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在张謇身上得到继承和发展。据张謇自述，清末立宪时，由于“视察社会程度”相去甚远，于是不得不“兼注意于教育”。当时正值“纱厂营业日上，商承股东并竭私入，一意扩张小学，灌输人民必要之智识，与各实业分道并进，渐推渐广以迄于今”。他的志愿“不在专为股东营余利”，而在于“欲股东斥其余利之所积若干成，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

因为“处智识竞争时代，民而愚，固不足言竞争，与语自治亦不可得”，而“不能自治，则乱之本”，后果必是“大可毙国，小亦毙乡”。因此，张謇颇重“教育普及”。他自称“一介寒儒”，之所以兴办实业，是“行吾所志”，而其志向便是如山东武训那样振兴教育。张謇称赞道，武训以一乞丐，一无所有，却“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此举可令“真士大夫对之而有愧色者也”。

在张謇看来，“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首先，“实业为教育之母”，因为“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其次，教育也不能脱离实业，张謇提倡“寓农工商于教育”。如在建立纺织学校时，张謇即解释了此举的目的：“工厂所在，设纺织专校，养成将来任事之才，工厂可容人见习，为甫营此业者，养成实事求是之助。”关于实业与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泰西人精研化学、机械学，而科学益以发明。其主一工厂之事也，则又必科学专家，而富有经验者，故能以工业发挥农产，而大张商战”，这就是“工业之发达，工学终效之征也”。当然“工学之构成，亦工业历试之绩”。由此，他倡导“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并寄望今日之学生“勉为有体有用之学，以副国家维新、选拔真才之用意”。

张謇所说的“教育普及”不仅指专门的实业学校，其教育蓝图是完整的，包括“普及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高等教育、武备教育”。他也重视儒家经典教育，只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对其做了具体区分，认为《周易》《礼记》《论语》《孟子》当“哲学、教育学”，《尚书》“当历史、地理学”，《诗经》当“音乐、动植物学”，《春秋》三传“当法律、外交学”，《周礼》当“政治、经济、农工学”，《仪礼》《孝经》当“修身、伦理学”，《尔雅》当“国文学”，都是“专科而长于理想者”，此类专科须在“高等学校始得有之”。

“贫富相资，治安相共”

张謇不仅兴办实业，创办各类学校，也积极投身地方公益事业。他指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相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这是说，“既受教育，则宜有地方观念，对于地方公益、慈善、交通、水利诸要端，宜知其所以然，而爱护之扩充之，此受教育者应尽之责任”。可见，张謇也如传统士人，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担当意识。他指出：“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肯理会，肯担任，自然不惮烦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关于慈善，张謇一直秉承“盖有实业地方，即应有慈善事业”的信念。

就创办养老院而言，张謇自言既不是“迷信者谓积阴功”，也不是“沽名者谓博虚誉”，而是基于“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得心安一点”。这无疑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恻隐之心。张謇还关注戏剧等通俗教育，认为“教育既求及于普通社会，而普通社会之人，职务余闲求消遣娱乐之地，多以剧场为趋的”，即“剧场实善恶观感之一动机”。此外，他还关心水利，对江苏境内的淮河、沂泗、运河等治理颇为关注，认为“我中华号称农国。水利者，农事之基”。1916年，张謇自称从事地方教育公益慈善之事十余年，育婴、养老先后建堂、立院，念“天之生人，最贫苦可闵者莫如残疾”，更设立残废院、盲哑学校。

就资本与劳工或者贫富关系而言，张謇对当时中国资本家的眼光短浅颇为不满，认为其“眼光尚未能辨科学之足以改进其事业”，只欢迎“人能包其事业赚钱”，而张謇认为欲赚钱必须仰仗“科学之精深，而须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量度社会经济，以为发展之标准”。他也指出，自己在办实业过程中感受到“资本家种种之势利”，几于罄竹难书，但并不能就此呼吁取消银行、股东等现代经济管理运行机构。张謇以股份制形式运营大生纱厂、盐垦公司等。他对“铲除资产阶级”等言行颇多批评：“凡百事业，动须资本；人之生活，全在勤劳”，而且“地方教育无已止之时，而个人担负有衰歇之日”，因此“非筹资产不能持久”。

就劳工与资本关系而言，张謇认可孙中山所说的“劳工、资本家利益在调和之说”，并以他个人经验，认为如果只抱定“志愿而不得资本家之辅助”，那么“二三十年来无一事可成，安有地方教育、慈善可说？”因此，张謇一方面认为“无资本家则劳力且无可谋生”，另一方面指出“无劳力人，资本家亦无可得利”，因此他希望“贫富相资，治安相共”；“从有益贫民着想始”，也必须“先使资本家安心投资始”。这是说，如真为贫民考虑，那么“当为之广设生计，若农之类，工之类，商之类，劳心之类，劳力之类，使有耳、有目、有手、有足之人，皆有所效以资其生；无耳、无目、无手、无足之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而“此资生恤苦之计”，都“赖资本为之”。

正是基于“贫富相资，治安相共”的观念，张謇高度赞赏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为要”的观念，因为“唐虞三代皆君相为之擘画，而周特加详，其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以及“土地之图，土会、土宜、土均之法”均是民生之事；而且“于贫富丰凶之际，尤致意”，比如“保息六，三曰振穷，四曰恤贫，六曰安富；本俗六，五曰联朋友。正月布教，五家为比，使之相保”等。可见，其所以兴实业、办教育，其内心之志向便是恢复三代井田学校之制，其在南通所作实业和教育，正是“见圣人经训之不我欺”。因此，张謇认为《周礼》一书“调剂贫富之方法，粲然具备”，虽非社会主义，“颇足以泯除社会上之不平等”。

“立人之道，以义以仁”

正如张孝若所说：“我父是读书人，对于儒道的立论，认为十分的伟大精深，经孔子的推演，筑定了很坚固的根基，成了有系统的学理。他的伟大，是万事万物的原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总逃不出他的范围。”可以说，张謇一生对孔子、儒家的“仁义之道”是十分尊奉的。张謇认为孔子本“无宗教性质”，与佛教、道教为上等人说法“清净寂灭而失之于空”以及耶教、回教为下等人说法“洗礼膜拜而失之于固”均不同，孔子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是“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原无须凭借“国教而始重”。如果必以孔子为教主，则是“与佛道耶回争无谓之权，反觉小视孔子”。

但针对“自国体改革起，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惟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的状况，他又极为痛心，而主张尊孔设会，呼吁“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以使“儿童时代，即知崇仰孔道”。他发起尊孔会的意图就是“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具体就是“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即“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此属于分际也；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人能明分际而谨行为，斯尽人道”，而“人道尽而后可以入圣贤之域”，这就是孔子“一身得力处”。

对张謇来说，“立人之道，以义以仁”无疑是其秉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因为他同样认可传统儒者关于人之为人的规定，即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张謇指出：“人为三才之一，而万物之灵必具人之心而人乃成。人之心，仁是也。原一己之仁而施及人人，是之谓人之仁。”可见“儒者立身大本，曰智仁勇”无疑是张謇秉持的立身处世之道。他指出，所谓“儒之言”则“衣衣食食、居居处处、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朋朋友友、君君臣臣，范以礼而安于常，事至平淡而理极高深”，即“圣人之道则中焉”，而“中即事以为权，非执一以驭事”。

张謇指出：“圣贤经纶之业，无不从性分而来”，对君臣父子夫妇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之说颇为肯定，认为此是“合君臣父子而尽所为，止善之义见矣”。可以说，其所以兴办实业、振兴教育、从事公益也是从“性分”中来，正如杜恂诚所言，“大生纱厂和南通逐项事业的创办人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科举状元，此后投身于实业，“在价值取向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在兴实业与办教育的过程中，张謇极为重视道德与学术。他认为中国商业之所以一蹶不振，“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并反思古代中国“取贱商主义”，而近年来虽然“渐渐崇尚实业”，但商界中“受教育者实少”，因此他组织了商业学校。其中就银行业而言，张謇认为“尤宜注重学术”，因为“银行事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对以前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的状况持批判态度。可见，张謇颇为重视商业与道德的关系，他指出：“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虽有知识、技能，无所用之”。“知识、技能与道德相辅，必技能、知识、道德三者全”，而后“商人之资格具”。此处所谓“道德”便是“自我求之”，便是要求诸生在学校养成道德之习惯，即“毋谎言，毋占便宜，毋徒取虚名，著著从实上做起”。

张謇对“无道德之智识”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无疑是“借寇兵齑盗粮”。也就是说，“无道德之智识”就如同把武器借给贼兵，把粮食送给盗匪。1915年，张謇批评晚近兴学之士“震惊于外人之物质文明，以为富强之基础皆在于是，而不悟彼之所以立国之本，用是道德一方”。如果弃置道德勿讲，只会造成“青年堕落，成材鲜睹，而浮夸之习，转以加甚”。因此，他倡导“待己，则以奋勉笃实为归；待人，则以仁民爱物为志”。他对学校教育中“修身”一项颇为重视，希望学生“既受父母干净之身，而仍以干净之身还诸父母”，指出：“对人宽，是之谓恕”，而修身之道“固多端”，不说谎不骗人即是一种。

对于士商关系，张謇认为：“商无士行者，驵侩数也。士不治生者，世大蠹也”，唯有“娴于商而士其行者，如是曰商，其殆庶也”。认可士商互通。简言之，张謇期待的是“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一个“良”字规定了农、工、商皆值得去从事，且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应该做好。这无疑是对传统耕读社会的更新，即把传统的关于儒学与农耕社会生活的融洽关联扩展为儒学与农、工、商诸种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容并处。

结语

2018年，资中筠指出：“中国在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实业家，对民族振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却不大进入当代人的视野”。1927年以前实业家的代表人物是张謇，张謇之后有荣德生及荣氏家族（棉纺、面粉）、穆藕初（纺织）等，而且当时社会“中产阶层不仅是在经济实力上，更重要是文化意义上，主要由实业家和知识精英组成。他们承载了中西交汇的文化，大多数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特点，又是‘海归’，一起撑起了当时代表现代化的社会价值观”。正是这批实业家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但当下学界对这批实业家关注不多。关于这批实业家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探讨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经营运作等问题，也应关注其“文化意义”，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传统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即其中“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也许是最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