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章开沅对近代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研究

一、对近代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研究

张謇是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也是一个拥有传奇经历的近代历史人物。章开沅在青年时代即着力于张謇的研究，前后延续了数十年，取得了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关注和好评的系列研究成果。

为什么会研究张謇？章开沅在《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自序中有如下说明：张謇作为一个在科举道路上累遭挫折的旧式读书人，年逾不惑才幸而取中状元，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转而以全部精力创办新式实业与教育，锲而不舍，乐此不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什么历史机缘孕育了张謇这样的历史人物？又是何种动力促使他在商海中不畏艰辛奋斗了一生？这对近代史研究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以张謇一生的经历跨度较大，涉及事变甚多，历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研究他亦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显而易见，张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不仅张謇个人的传奇经历与奥秘值得探讨，而且透过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可以考察中国近代实业、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时代特征。

早在1961年，章开沅就对张謇研究产生了兴趣。是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海学者徐仑在会上报告论文《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认为“张謇在经济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包括章开沅在内的部分与会学者不赞同这一结论，并就张謇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倾向进行了热烈讨论。1962年章开沅首次赴张謇的故乡江苏南通，实地考察相关历史遗址，为张謇、赵凤昌等部分未刊函电做笺注，并以《啬翁自订年谱》与《柳西草堂日记》为基干，将《张季子九录》及其他重要相关人士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了较详细的史料长编，这是老一辈学者研究历史人物的前期必备工作。

次年，他即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并在《光明日报》发表《辛亥前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这两篇论文表达了章开沅对张謇一生的初步理解与基本评价。与此同时，章开沅根据个人研究计划开始撰写一部张謇传。由于学校为其提供两年在京进修时间，故他较少受其他事务拖累，很快就完成了40万字左右的书稿，但出版却颇费周折。书稿依先前约定提交上海某出版社，因当时“左”倾思潮已对学术研究有所影响，出版社认为不宜为资本家出版大部头的学术传记，要求将篇幅压缩为20余万字。编辑审读后又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原稿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要求修改的签注，无非是要求进一步删削和压缩，加强对张謇“阶级局限”的分析，肯定之处也不宜过多。如按照编辑意见再做压缩和修改，书稿肯定会面目全非。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章开沅因为发表评李秀成的一篇文章，于1964年秋被从北京召回武汉接受批判，书稿的修改与出版不得不搁置下来。“文革”期间章开沅成为被批斗对象，罪名之一就是为大资本家树碑立传，这部书稿也被视作反面教材。直至“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章开沅才得以恢复从事学术研究，幸运的是这20余万字的书稿未丢失并予发还。

1978年，他摘取书稿部分内容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3两期连续发表《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评传〉选载之一》和《在两个世纪之间——〈张謇评传〉选载之二》，1981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

直至时隔20多年后的1986年，这部历经周折的书稿才定名《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章开沅曾说明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的修订时间，远不如20余年前撰写初稿时那么宽裕，因1984年在其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后，主要精力都用于学校行政事务，只能将每天早晨4时至8时作为个人科研写作时间，交稿期迫才请假15天到南通最后定稿。该著虽名为张謇传稿，但出版后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专著不仅是反映张謇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

综要而言，《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学术价值与显著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深刻揭示了张謇虽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经营各种企业，但与一般资本家又有所区别。他具有极大的爱国热忱，始终保持儒商本色，利润的追逐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驱动力。他办实业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办教育又是为地方自治奠定基础。从最终结局看，他是一个失败的企业家，但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事业家。这是对张謇个人特点及其一生事业的准确评价。

其二，创造性地运用“群体”概念，阐明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多个身份的转换，早年身为农家子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士人群体，并且由低而高逐渐升至士人群体的上层，最后又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成为近代最为著名的儒商，亦即新兴资产阶级的一员。张謇的一生表明，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谓阶级属性错综复杂，有些历史人物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不断变化非常显著，常常很难简单地予其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的确切定性。如果使用“群体”这样一个涵盖面较宽、同时又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将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状况，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阶级分析的方法。

其三，深入阐述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人的活动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对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论述，揭示了张謇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较为自如地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之间的角色转换，以及如何接受这一个个小社会的深刻影响，逐步得到各个群体成员的认同，又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与努力，为这些小社会增添了新的色彩与能量，可谓从社会的客观层面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人与环境互动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其四，摆脱了以往长期流行的不实之论，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言行给予了全新的评价。这在现今似乎感觉不到有何重要意义，但在过去由于受革命战争的影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长期受到反复的批判，对张謇的评价也因此大受影响。事实上张謇的救国之心是真诚的，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并不是空洞的高调，而是切切实实办起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为后来南通乃至中国的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应予充分肯定。

《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内史学界好评，而且也引起国外相关学者关注。1987年，南京大学与南通张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书作为最新研究成果赠送与会的中外学者。日本北海道北海学园大学的藤冈喜久男教授也是著名张謇研究专家，在日本刚出版了《张謇と辛亥革命》一书，在会上与章开沅一见如故，主动提出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9年10月，日本东京东方书店出版了该著的日文版。在章开沅的有力推动下，此后陆续有更多学者对张謇研究产生兴趣，研究成果随之日益增多。章本人也未停止对张謇的研究，相继又发表了《对张謇的再认识》《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张謇与中法劝业银行》《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等论文，为推进“张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20世纪末，年逾七旬的章开沅决定完成张謇研究的夙愿，将传稿修订扩充改写成张謇传。2000年8月，44万字的《张謇传》由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该传在很多方面增补了新的研究内容。例如利用新史料对张謇早年的成长，特别是在庆军幕中8年的军旅生涯做了较详细论述，说明这段经历对青年张謇的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于张謇的科举应试，改变了过去以虚写笔法为多的不足，详释其备试和应试长达20多年的科举生涯，阐明张謇一生的文化基础和素养，与反复备试和应试密切相关，而其后从对科举的迷恋中幡然醒悟，转而全身心投入兴办新式教育事业，也正是由于他所受科举之害最深，对其弊端了解最切，谋求革新最力。

从研究理论和方法看，《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主要是运用社会学对群体的理论分析，阐明张謇如何从一个群体转向另一个群体，并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为近代人物研究探索出一个富有创意的新路径。章开沅认为这种研究路径虽能使读者深入了解张謇社会角色的转换，但却难以充分展示其内在的心理变迁与思想境界。因此，《张謇传》特别着力于对张謇人性的深层发掘，描绘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魂的张謇，使读者认识到张謇既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同时也有活跃的思想与丰富的感情，不愧为有头脑有抱负的性情中人。

《张謇传》的出版不仅使张謇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为近代工商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我们可以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但资本家毕竟是人，不是抽象的经济关系或政治符号，作为历史人物传记，传主应该首先是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通过他的言语和行为分析所体现出的社会角色，任何简单的脸谱化或类型化的陈述都是不可取的”。

章开沅对于近代工商代表人物张謇的研究，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一致好评。例如蒋建民指出章开沅研究张謇所取得的成果，“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张謇研究第一人’，令世人景仰不已”。法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巴斯蒂认为：“在其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著作中，章开沅教授为读者展示了他对张謇不断增多、深化、升华的研究成果，其视角也在不断更新，堪称最丰富最有吸引力，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是在与这位人物共命运同呼吸。”如所周知，在想象中回到历史现场，与研究对象“共命运同呼吸”，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毫无疑问，章开沅数十年间的张謇研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注释从略 来源：朱英，章开沅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学术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