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琴|企业的利润追求与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张謇、涩泽荣一“企业与社会”思想比较研究

张謇与涩泽荣一既是同时代人，又有着相似的经历。特别有意义的是，两人在各自国度的现代化道路上都曾留下过深深的印痕。在中国，张謇有“中国早期现代化之父”之誉;在日本，涩泽荣一则有“日本近代化之父”之称。对这两位企业界巨子的创业经历、社会理想的实现、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利润是张謇与涩泽荣一的相同追求

1.张謇创办企业的利润追求

追求利润，这是企业创办者的本能。张謇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张謇办企业并不追求利润，笔者不以为然。

首先，从张謇选择办企业的地理位置来看。张謇将他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选择在唐家闸，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尽管当时的唐家闸仅是一小集镇，萧条、荒凉、闭塞、落后，但是，这里却有着张謇办企业的天然优势。一是交通便利，有水路通到长江，便于物品的运输;二是地价便宜，这里当时每平方米价格仅为7元。这两大优势，使得张謇在此办企业，既节约了办厂成本，又降低了运输成本，无形中也就增加了利润。

其次，从张謇对所办企业的目的看。张謇办企业的目的与一般企业家不一样，他不是单纯为获得利润而办企业，他办企业的目的之一，是为他所热衷的社会、教育、慈善等事业筹措资金。然而，要筹措足够的资金不可能不追求利润。张謇办企业的目的之二是“为开风气保利权”、“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这里，一再道出要与外资争利权，维护中国利权。张謇办企业还谋求“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渐以开投资合群之风气”。为了让投资者有丰厚的报酬，张謇也必须追求利润。

第三，从张謇对企业的管理状况看。张謇在所创企业实行的一套管理模式是一种权威式分层管理的模式，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形，以确保张謇的权威性和运作的高效性。以大生一厂为例。大生一厂创立时，工厂之组织结构形式主要是学习模仿了上海一些近代工厂的模式，再根据本厂实际情况设置的。采取的是总理负责制。即设一总理，总理以下设四董:进出货董、银钱帐目董、杂务董、厂工董。并且张謇明文规定了各董的工作职责，排列在第一的进出货董的工作职责首先就是:“察岁收，权市价”，他说:“纺厂获利之多寡，枢纽在进花出纱。”因而，张謇将进出货董排在第一。可见张謇将利润摆在首位。张謇所创的主要企业，每年必有“帐略”与“说略”。“帐略”是将每年的收支情况列出，让人一目了然;“说略”是将收支等重要情况用文字作一说明。可见，张謇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是小心翼翼地追求着利润的。

第四，从张謇办企业的获利情况看。以大生一厂、二厂为例。大生一厂于1899开车，开车当年就获利38712两，纯利占资本额达8.7%。从1900年开始，大生一厂利润除少数年份外，均逐年上升。1919年和1920年更是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达到264.44万两和207.7万两。大生二厂也是获利丰厚。1907年开车当年就获利131089两，纯利润占资本额的15.18%。其后，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其余各年份也基本是稳步提高。1919年和1920年分别高达134.96万两和108.72万两。而1914年至1921年的八年中，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的利润之和高达1000万两以上。如果不谋求利润的话，怎能有如此丰厚的利润。

2.涩泽荣一创办企业的利润追求

涩泽荣一一生创办或与之相关的经济事业有500多项。他办企业是很追求利润的。

实业是图利的事业。涩泽荣一曾对“实业”概念进行解释，他说:“应如何看待实业呢?不错，一般是指社会上的商业、工业等图利的事业。如果说工商业而又不具有使物质增加的效能，那么，就变成毫无意义了，工商业也不会带来什么公共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涩泽荣一认为，工商业就是要创造财富，创造物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带来公共利益，企业也在此过程中获得利润。

如果不图利，社会财富就不能增加。涩泽荣一说:“试就石油、制粉，或者人造肥料等工业来看，如果没有图利的观念，一切听任自然，那么，很明显，事业就决不会发展，也不能增加财富。或者说，如果这些事业与自己的利害无关，每个人不管是赚钱，还是赔钱，都不影响自己的前途，那么所从事的事业就不会有所进展。”涩泽荣一在此道出了一条定律，那就是利润追求是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的原动力。

涩泽荣一在创办银行的过程中，实现着他的利润追求。1873年，涩泽荣一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自己担任总监。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所银行，甚至连“银行”一词也是他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同时，也是他在创办并经营银行的过程中，使“银行”一词逐步使用并普及开来的。在第一国立银行创办最初的几年里，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不稳定，而银行又是新生事物，不为人们所了解，加之，该银行的两大股东之一的小野由于在别处的投资破产，第一国立银行起初的运行很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然而，涩泽荣一凭着自己积累的财政经验，一边采取各种措施对上争取权益，一边对内进行整顿，修改银行条例，培训人才，全方位进行整治和改革，终于使第一国立银行站稳脚跟，并逐步扩大业务范围。第一国立银行的成功经营，不仅带动了一批银行的设立，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担当起极为重要的角色。银行业也成为涩泽荣一大半生所钟爱的事业。涩泽荣一创办银行抑或其他企业而获取利润的具体数据，笔者未能找到确切的资料。不过，从他创办企业的数量以及创办企业的绩效来看，企业的利润总体上看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张謇的经济生涯是从创办企业起步的，而涩泽荣一的经济生涯则是从创办银行发家的。两人在各自生命的旅程中，在各自国度的经济领域内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起到过无人能够替代的作用。尽管两位企业巨子的经济思想不完全相同，所采取的经济手段有所差异，所办的企业也各具特色，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重视企业利润的追求。追求利润，使他们对所创办、经营的企业既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治理。当然，他们对利润的追求又与一般企业主、投资人不一样，张謇与涩泽荣一都可谓是一代儒商。

二、价值取向各异导致张謇与涩泽荣一对社会理想实现路径的不同选择

从大处看，张謇与涩泽荣一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在那个中日都很贱商的年代，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感悟到西方文明进步发达之根源，看到了工商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都选择了将工商业作为自己社会理想实现的第一步。而他们的差异在于:企业与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人生价值怎样才算得到实现?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社会理想最终实现?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就导致了二人对社会理想实现路径的不同选择。

1.两者对办企业的不同理解

张謇将企业看成是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手段。如前所说，张謇办企业的目的是:筹资金以“挹注教育”，“开风气”，“保利权”。

筹资金以“挹注教育”。张謇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1903年，他在师范学校开校演说时道:“各国师范学校皆国家建立。七八年来无可希冀，欲与二三同志图之而又无资。遂有从事实业之想。”这里，张謇道出了他兴办实业的初衷。他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上说:“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借。”张謇认识到，若没有资金，想办教育寸步难行。那么，张謇为什么会选择办实业来筹措资金挹注教育呢?因为“据正义言之，其可以皇皇然谋财利者，惟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由于办实业可以堂堂正正地谋利，所以张謇选择了办实业。直到去世前的1925年，张謇为南通保坍会及垦地致函给省长时开篇即说:“走以欲致力教育而投身实业”。可见张謇的教育情结伴随着他一辈子。当然，张謇为办教育先行实业，并不是说，实业对教育的挹注是无回报的。张謇认为，实业与教育叠相为用，实业为教育筹措资金，而教育为实业培养人才，“实业、教育相维，益贯而流澈”，二者相辅相成。

“开风气”，“保利权”，这是张謇走实业道路的又一宗旨。早在大生纱厂创立之初，张謇为纱厂力邀洋行买办潘华茂、郭勋为董事时说:“弟之本意，为通海地方塞漏卮，兴商务，自以通海人能集公司为是。”在工厂创办之初，张謇致函张之洞说:“乙未之岁令即通州设立纱厂以开风气而保利权”。

从上述可知，张謇视实业更多地是作为谋利的工具，开风气、获利权。在获利后，就可以有资本去办教育。事实上，张謇在他的半生经济生涯中，伴随着企业的创办、发展，张謇不停地创办着教育。他一生中创办的各类学校有300多所。从大生纱厂的帐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謇每年都要为通州师范学校提留一大笔资金作为其维持费。

涩泽荣一则将企业看作是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目标。投身实业，当一名出色的商人，这是涩泽荣一的最高理想。

涩泽荣一的商人志向是经历过了风风雨雨之后确立的。据涩泽荣一自己所述，他在17岁时，一心想当一个武士。因为那时，武士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商人和农民。当时的日本，商人和农民地位卑微，出身武门就高人一等，能够跻身上流社会。于是，当时的涩泽荣一曾一心想当武士。当然，他想当武士还并不纯粹是为武士而武士，而是想自己在成为武士后，能否对当时的政体有所改变。然而，涩泽荣一的这些想法后来被现实击得粉碎。其后十多年的时间，他背井离乡，四处漂流，左冲右突，最终并没能成为真正的武士。在经过了许多事情和许多挫折之后，涩泽荣一的志向渐渐清晰了、坚定了，那就是在他供职大藏省之后毅然决然地辞去官职，投身于实业。

涩泽荣一认为，经商应是能人所为。他说:“恕我直言，平庸之辈能担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从事工商业界。”他还说:“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经商不需要学问，有了学问，反而有害，说什么‘经商挣来的钱，传不过第三代。’第三代是被目为危险的一代。因此，我下了要靠学问生财致富的决心，变成一个商人。”

涩泽荣一认为，日本要想与欧美并驾齐驱就要大力发展商业。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繁荣的原因，所以他把自己投身实业之志说成是自己真正的立志。他说:“我也真正感到了当时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繁荣，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所致，而日本只维持现状，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同欧美并驾齐驱的时代呢?为了国家，我产生了谋求工商业发展的想法，从此开始我坚定了成为实业界人物的决心。就这样，此时的立志，从这时候起下定决心立志起，一直经历了40多年而始终不变。所以对我而言，真正的立志，就是这个时候。”他还说:“真正的文明必须兼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实在的财富”。涩泽荣一认为，日本要繁荣，必须向欧美学习，大力发展工商业。而要办工商业，必须有德有才之人，自已决心做这样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日本走上文明之路。

2.两者对企业利润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

张謇将较多的利润投入了社会的各项事业，个人办公益、企业办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讲，张謇潜意识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将办企业积累资本作为他实现社会理想的工具。因而，对待企业利润，他就采取了与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分配方法。从大生企业集团主要企业大生纱厂历年的分配情况来看，利润分配去向一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官利。张謇所创企业官利，也称官息、股息或正息。这是一种由合伙契约规定的、结算时无论有无利润均须对所出资金年年支付利息的一种方式，这种利息率一般是固定的，而且出资(持股)的方式也可以劳动力或财产充当债权。根据这种制度，公司不论是盈是亏，每年必须支付固定的官利，一般在8%以上。官利制度是中国近代国情的产物。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在开始筹建的四五年中，尽管资金万分紧张，几乎难以成行，但官利却一分不能少。据悉，1900年至1908年，英法美等国家的年利率大体在3%左右。而大生一厂在22年中所支付的官利为纯利润的21.13%，大生二厂在15年中所支付的官利为纯利润的26.32%，垦牧公司在所支付的官利竟为纯利润的75%。

二是红利。在张謇的企业里，在发放了官利之后，还发放红利。大生资本集团的不少企业将大部分的利润分配给了股东，张謇给了股东最多的关照。例如大生一厂，在提取了少量公积金后，从1902年开始，将红利分成十四成，十成分给股东，三成分给办事人员，还有一成作为通州师范学校经费。从1907年起，师范学校的一成又并到办事人花红中，花红并为四成，然后，再酌情提取。大生二厂的红利分配办法与大生一厂相似。在提取了少量公积金后，分成余利和花红，然后再按成分配。在红利分配中，分给股东的余利所占红利的比例最高。大生一厂余利占红利的60.82%，大生二厂余利占红利的59.55%。可见，大生资本集团养富了股东。张謇为讲诚信，也为满足股东的获利欲，同时还为刺激股东的投资欲，将企业盈余的百分之七十多的资金分给了股东。这样做股东固然很乐意，但是对企业的发展却很不利，资金的严重匮乏使得其企业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三是作为新的投资。张謇不断进行新的投资。从大生纱厂投产并获利后，大生系统几乎每年都有新企业问世，有时，甚至一年创办几家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既有股东的投资，也有是大生纱厂的利润。公积金包括利息在内，也有不少部分用于业外投资，约占公积金的2/3，据查仅投资通海实业公司就有33万两，投资大生三厂23万两。股东余利中，也有部分作了业外投资。大生二厂情况也较相似。大生纱厂对垦牧公司的支持亦是很多的。垦牧公司历届帐略可以看出，每年都有“存大生纱厂”、“存大生沪帐房”的一定数目的资金，说明在通海垦牧公司创办的最初十年中，大生纱厂对垦牧公司的支持和援助是很大的。

四是办教育、文化、慈善、社会公益等。大生一厂不仅常年负责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费用，而且提取利润开办其他学校、办医院、修马路等等。他曾总结说:“南通各种文化事业，向由私人经营，绝不仰给于政府，亦不募捐于他处，更不受军阀牵制。故已成立之中等以上各学校，及其他关于文化事业之种种场所，均由张詧、张謇、张孝若于各实业私人红利项下，次第拨款建设。偶有不敷，亦以其他私资设法筹补，盖以私人志愿与能力，为地方文化事业之原素，此彰彰在全国人耳中者。”1912年，张謇在为南通各项事业进行设计时说:“实业自应另设公司。卫生、教育、慈善三项，共须银十三万二千七八百两。顾安所得此款以成中国之模范乎?常年经费，且不在此。须于沿海荡地为之分别置产为基本金。其基本之基本，又非二三十万不可矣。”各项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在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之时，张謇试图通过自己大兴实业而获得资金，从而为各项社会进步事业提供资金。在近三十年中，张謇究竟为各项社会事业提供了多少资金，很难统计到确切的数字，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

涩泽荣一则认为，企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因此，企业应首先关注自身的发展，企业利润要用来扩大再生产，当企业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在有余力之时才应该回报社会。

涩泽荣一认为，商业发展，财富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振兴商业，才能增进国富。他说:“我们日本，商业最为不振。商业不振，就不能增进国富。因此我认为在其他方面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振兴商业。”在涩泽荣一的理念中，商业发展，国富增加，社会也就向前发展了。商人成功之后，要关心社会，尽道德义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财产不至受损。涩泽荣一认为，富豪们不应只盘算自己如何得到更多，而对社会冷淡，赚钱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本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社会，“自己而成这样的富豪，就应自觉地知道这是受惠于社会，所以对于社会救济或者公共事业，也应常领头资助，这样，社会就会日益健全，与此同时，自己的资产的运用也必会更见稳妥。认为用不到去关心社会，离开社会，也能维持财富，从而对公共事业、社会事业置之不理，那么，就会形成富豪与社会民众的冲突，对富豪的怨声很快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浪潮，导致罢工示威，结果就会招致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致富的同时，应经常想到社会的恩义，不要忘记作为道德上的义务而为社会尽力。”在涩泽荣一的理念中，经商到一定的程度会成为富豪，而当人们成为富豪后，不要忘记对社会进行回报。这种对社会的“回报”，与张謇的个人“办”社会是有程度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本质区别的。

3.两者不同的态度产生的不同的影响

(1)对企业的影响。

张謇与涩泽荣一二人对办企业的不同理解、对企业利润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各自所创企业的兴衰。

张謇所办的数十个企业，从总体上说，取得过辉煌，产生过很多利润，更为重要的是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但是，张謇对待企业的态度和处理利润的方法对当时各企业的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1922年至1926年期间，大生企业集团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现亏损，资金无法周转，大生的几座纱厂不得不靠抵押借款经营。大生一厂于1923年抵押借款就有442万多两，这一年借款总数是784万两，抵押借款占总借款的56.4%。大生的主要企业大生一厂、二厂、三厂不得不交由债权人银团接管。由于没有什么公积金，就导致了工厂资金周转的困难。然而，两厂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资金，问题是，资金都放、垫在大生系统的其他企业。仅一厂，就放款、垫款332万多两，主要是盐垦、实业公司、地方事业等，而这些企业一时又无力归还。因而导致了企业陷入三角债之中不能自拔，在张謇去世前夕被银团接管。

涩泽荣一一生所办企业或者是与之相关的企业数百个，这些企业的创办虽然大多也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是总的来说，它们在涩泽荣一的有生之年并没衰落。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不能不说与他创办企业的目的、对待企业利润的态度以及处理利润的方法密切关联，他并非将企业的主要利润用来回报社会。

(2)对社会的影响。

张謇所创企业，大多在他的有生之年衰落，甚或被银团接管，但是，其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仅就大生几座纱厂来说，亦可见其影响。大生的纱厂对棉纺织工业界的影响，在当时就已经很大，“江苏省在中国棉纺织业界之地位，最占重要，堪与英国棉业中心之兰克夏(Lancashire )比拟。1918年该省之纺锤占全国所有纺锤80.32%，即以后他省纺织业逐渐发展，但不能摇动江苏省在中国棉纺织业界之领袖地位。以百分数表之，1924年以来，江苏之纺锤占全国所有之百分比:1924年为66.11，1927年为66.30，1930年为66.42。”而江苏又主要集中在上海、通崇海和无锡。在1890-1910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形成一个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共设纱厂26家，其中，江苏就占19家，南通占了2家。可见江苏在全国纺织业中的份量。1922年，张謇创办并经营的大生纺织集团的一厂、二厂、三厂的纱锭总数占全国纱锭总数的6.91%，无锡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集团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5.65%。可见，这两家企业集团就占全国纱锭总数的八分之一。“大生纱厂的成立和发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帝国主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同时，大生纱厂一开车就年年获利，也推动了一些官僚、地方、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从1895-1911年间，江苏先后开办了一百四十余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一千九百二十八万余元。企业家数约占全国新办企业的四分之一。资本额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在这一百四十余家企业中，张謇创办和参与投资的有二十三家”，占了江苏企业总数的17%。美国学者武凯芝在经过研究后认为:“大生纱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自己创办的最成功的工厂。”章开沅先生认为:“晚清状元有好几位，但是只有张謇在兴办近代实业、教育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

不仅如此，张謇在南通创造了许多个全国第一。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将南通由一个偏僻落后、“寂无所闻”的小城建设成为“实业教育发达之区”、“全国模范县(Model district)”、“中国之地上堂(Paradise on earth in Cahina)”。张謇站在南通早期现代化源流的起点，为南通早期现代化夯下了地基并引领了其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他让南通在民国1700多个县的地形图上快速隆起，让南通从历史的边缘走向了时代的中心。张謇的南通事业在当时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乃至在今天仍然产生着影响，今后的影响还将继续下去。

涩泽荣一所创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从1873年创办第一国立银行和王子造纸厂之后，遍布许多行业，诸如铁路、矿山、钢铁、造船、海运、纺织、机电、建筑、保险等各个领域，他也引领了日本近代化的潮流。

三、历史启示

张謇与涩泽荣一毕生的创业经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对企业兴衰的影响留给后人诸多的思考和启示，同时，社会环境和政府角色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发人深思的。

1.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问题

企业是否应负有社会责任感问题，是自上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与管理学界争论颇多的话题。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思想。所谓“利益相关者”，经过弗里曼、布莱尔、多纳德逊、米切尔等学者的界定、解释，其含义变得清晰、明确。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17]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利益相关者”思想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这样的讨论是在张謇之后的半个世纪才逐步展开的。人们的共识是:企业注意“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应该是在企业有能力有实力来进行回报的时候。这就是说，企业对社会责任感的“度”的把握方面应恰如其分，否则，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2.是否将企业作为成长型可持续发展来进行维护，这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张謇在自己的时代，在他的企业羽毛未丰之时，在外部环境、企业发展方向等很多因素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将其利润除大部分分给股东外，相当一部分投入文化教育、社会公益、慈善等各项本应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的事业，背负着私人办公益、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过多地肩负着社会的责任，艰难地履行着社会的职责。不仅如此，张謇将办企业的终极目标定位于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就预示了大生企业集团的命运。不能将企业作为成长型可持续发展来精心维护，这就导致了企业的成长乏力，而不难想象，一个成长乏力的企业，它的发展后劲还会有多大。

3.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企业要获得发展，需要各种条件，概括起来，不外乎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作为民营的大生资本集团也不例外。它兴盛与衰退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而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外因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令世人惊异的是，张謇创办的大生各个企业，尤其是大生的几座纱厂并不是逐步走下坡路的，而是在它们经营的顶峰时期急转直下，一下子走向了衰败，中间几乎没有缓冲的平台。昨天还是“座上客”，今天忽成“阶下囚”，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连年的大量盈利，1921年的张謇还雄心勃勃，准备在大生一厂、二厂、三厂的基础上计划筹办大生南通四厂、如皋五厂、东台六厂、盐城七厂、南通八厂(即后来的副厂)。正当他准备在大好形势面前趁热打铁的时候，大生已办的几个纱厂形势逆转。1924年之后，多由银团贷款监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除了它们的资本积累不够、发展基础薄弱以及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以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外因是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棉纺市场。当时，外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纺织业投资的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棉纺织市场也形成了严重的冲击。“日本在一次大战前，棉纺织工业已是首要工业，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而旧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始终没有起到带动整个工业发展的作用。”“1914年以来，日本在上海的投资，相对数的增加较大。上海在日本纺织业投资上所处的地位特别重要，几占投资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三. 六)”，日本在上海的情况如此，那么，与上海一江之隔的通崇海地区，其所受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据统计，到1925年，华商纱厂共有69家，纱锭数为203万枚，占中外纱锭的57%;而此时的日本在华纱厂共有45家，纱锭数为133万枚，占中外纱锭的37%;英国在华纱厂共有4家，纱锭数为20多万枚，占中外纱锭总数的5.7%。而仅仅在1921至1922年两年中，日本在上海增设了六家纺织公司、在青岛新设了三家纺织公司，并在原来的纺织公司内增设了五座纱厂和一座织布厂，同时吞并了四座华商纱厂，美商也吞并了两座，三座华商纱厂被迫出租出卖，八座被清算改组。1925年，日本在华纱锭数是1919年380%，“由近日棉贵纱贱之现状观之，殆已入于棉纺织业恐慌时代矣”，“其大部分原因，实由于日人垄断耳”。从1923年开始，各华资纱厂就纷纷溃不成军，闭歇、拍卖、改组比比皆是。如常州、大中华、德大、宝成第一、宝成第二、久安、利民、广新和华丰等纱厂，先后宣布破产，纷纷登报拍卖;向外国洋行或银行借贷的纱厂更不例外，几乎都被外国资本所兼并。从全国来看，“1925年以后，中国棉纺织业入于衰颓时期。”纺织工业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流，但却早衰了。

由此可见，大生企业集团衰退的外部原因，是因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大变化，引起了国内棉纺市场的大变动。正如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所说的:“謇半生精力，耗于实业，艰难辛苦，所历已多，而不敢谓有所得也。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由此，我们也能深深感悟到，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要想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完全不可能的。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与企业的兴衰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张謇时代的中国政府既没有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没能对民族工商业给予强有力的保护。政府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而对民族工商业则大肆盘剥。尽管张謇在出任农商总长期间曾制定过一系列保护奖励政策，但真正落到实处的却相当有限。张謇基于对自己艰难创业的体验，也基于对官府关于民营企业态度的反思，他得出的一条结论就是，对待民营企业，政府必须“提倡保护奖励补助”，否则，民营企业将会步履维艰。

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当时的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大相径庭。张謇于1895年代张之洞所拟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曾明确地指出过当时日本的情形。他认为日本与西方通商，着重制造日本土货，然后运往西方，“商本亏累，则官助之，不以赔折而阻。”日本对待本国工商业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官方对于商人的支持和援助，商人的积极性颇高，不会因亏损而停止外贸，日本的商贸因而兴盛。而当时的中国，“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工商业衰落的命运。尽管张謇曾大声疾呼要“护商”，然而，并没得到政府应有的回应。

注释从略 作者王敦琴系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南通大学教授，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文章来源 王敦琴：企业的利润追求与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张謇、涩泽荣一“企业与社会”思想比较研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