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远|论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迁中，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县南通却一度名噪海内外，中外人士纷至沓来，留下无数赞美之语。使他们醉心的是南通当时所呈现的国内罕见的社会协调发展、安定祥和的局面。当时的一份英文版的张謇传记这样写道：“美国的流浪汉、欧洲的醉鬼、中国的乞丐，这些街头熟悉的身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南通州是没有的。这里的工厂、农垦工程、公路建设项目有效地吸引了所有的劳动力，而余下的老弱病残则被张謇帮助设立的慈善机构很好地照顾起来了。”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在张謇的主持下，南通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的成果。今天，南通再次处在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回顾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1 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来源——传统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

南通地区偏处于江海之交，在成陆建州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周边的苏州、扬州。宋杨庭秀《谈苑》谓：“通州南阻江，东北濒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希事简，仕官者最为逸;士大夫号通州为淮南道院。”古代南通社会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变迁缓慢。对于这种传统的基层社会管理形态，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作过深入研究，他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中央所作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在这种基层治理建构中，地方乡绅是“中国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有限皇权下由绅士主导的自治团体对地方公益事业的管理，是一种在天高皇帝远之下稳定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儒家社会伦理、礼治规范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乡绅则成为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中心人物。在晚清到民初，状元张謇成为南通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中心人物，他在南通一带“独立开创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而这并不是同时代的乡绅们都能做到的。

在张謇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处在危机和动荡之中，主权逐步丧失，利源遭掠夺，民生日益窘迫，原有的社会运行系统被打破，南通已不能偏安于一隅。1894年他大魁天下之时，甲午战败，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张謇不仅深深忧患于国家危亡，也忧患于家乡困苦，他说：“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州，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作为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张謇，自幼饱受传统文化和儒家经世哲学的浸润熏陶，明末清初民族存亡、王朝更替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先哲思想更是张謇孜孜汲取的源泉，“此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志益坚，植气弥嶙。”“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黎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故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袚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时，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此时的张謇更是深怀民族大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国富民的探索实践中。

早在1884年，张謇离开吴长庆军幕回乡，继而应顺天府乡试得中“南元”，他就在家乡倡导兴办蚕桑业、谋减花布厘税、兴办义仓社学，兴修桥梁道路。1895年以创办大生纱厂为标志，他全力投身实业、教育救国之中。从参谋东南互保、领导立宪运动到调停南北议和、出任农商总长等等，作为名士和状元的张謇曾以极大的热情介入政坛。但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当局者采纳，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他深感“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于是他把儒家政治理想和绅士乡土责任结合起来，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去实践他的理想。

传统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是张謇社会管理思想的源泉，也是他社会管理活动的动力和目标。张謇的理想世界是儒家经典中描绘的“大同”世界、“三代”盛世。他曾作《尧舜论》，钦羡远古圣王时代升平之世：“尧典之亲九族，平白型，协万邦，雍黎民，定历授时，厘工熙绩，咨岳登庸，不私其子。舜典之察天齐色，同度量衡，命农工虞，明刑罚，敷教化，作礼乐，重纳言，慎考绩，六府三事，粲然备举。”儒家追求的就是这种“王政”——远古社会政治理想状态。张謇甚至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也是因为他们的体制符合中国远古的“王政”：“朝夕环伺之强邻，其所以驯致富强者，转有合于我二千年之前之政治”。张謇把这样的社会图景作为当代南通的发展蓝图，希望南通向这样的理想社会回归，而他本人则努力效法尧舜式“圣王”的领导风范和治国之道，“循其设施之迹，通其意而践之”。张謇曾作《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表达了自己向往远古贤君发展实业、经营地方，希望领导南通实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宏伟志向和理想。儒家的价值取向化为经营乡里的理想目标，引导着张謇的社会管理实践。

如果说“王政”是张謇追求的理想世界的话，那么“仁”学伦理则是他经营乡里、造福社会的道德本源和内在动力。“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为根基，以亲亲之情为出发点，进而推己及人，扩充为社会伦理和道德情感。张謇说：“人之心，仁是也。原一己之仁，而施及人人，是之谓人之仁。”“呜乎，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凡人之欲为仁者言之也。”张謇认为“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举办社会公益事业、从事社会慈善救助活动是人人所应进行的基本道德行为，为此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2“地方自治”与张謇社会管理理念的形成

社会管理是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密切相关的。19世纪中叶，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绵延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迁来临之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救亡图存、革新自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维护礼教、保持安定、保持自给自足为目标的稳定而封闭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已不可能维持下去，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是变革，而最迫切的任务是建设和发展。西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同时带入的现代科学文化包括社会管理经验，给张謇这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参照和学习的范本。

1903年，张謇对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其间参观了神户、东京、大阪、横滨等20个城市，日本社会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东游日记》中写道：“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事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初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孟子以晋国为仕国，余为日本真学国也”;“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义矣。”虽然，张謇在日本的治国经验中寻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但是他更多地看到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日本奋起直追、锐意进取的决心，“与世界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通过对日本及西方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借鉴，张謇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念。张謇采用了一个西方近代政治名词来概括他的社会管理和发展思想，这就是“地方自治”。从1905年起，张謇开始高频度使用“地方自治”一词。

“地方自治”原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地方自治”思想得以在国内传播。然而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实践已失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却和绅士经营乡里和建设地方的传统有机结合起来，使“地方自治”成为当时变革中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建设的代名词。这个“地方自治”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首先是社会建设和发展问题，其次是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方式问题。

社会建设和发展问题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社会局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地方建设和发展成为“地方自治”第一要务。张謇说：“目睹世事纷纭，以为乡里士夫，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当以地方自治为务。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张謇将士大夫的乡土责任和“图存救亡”的国家使命相结合，认为以发展实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才是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路径。

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一直在探寻一条适合南通实际的建设和发展路径，从棉纺织业向盐垦、教育逐步推进。1907年，清廷正式谕令择地依次试办“自治”，1909年初正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张謇按照章程各款项，对南通“原已举办者”、“甫经创办者”、“尚待筹办者”、“不能强办者”仔细研究、详加规划。1912年，张謇因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次谈话而有了更多启发。在谈话中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与李提摩太的谈话与其对南通建设的思考不谋而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和决心。谈话次日，张謇就写了《感言之设计》一文，对李提摩太提出的四个方面的事项进行了规划，在已有的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实业投资350万两、卫生教育慈善40万余两的建设思路和具体项目，这些计划在以后的数年中逐步得到了实现。

“地方自治”思想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社会管理的具体体制和方式。在20世纪初期，具有自治传统的南通地方，张謇及其所领导的乡绅们已经以新的管理形态陆续建立了一批自治组织，如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警卫团等，逐步掌控了南通社会管理的实权。1907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试行议会及“地方自治”制度，张謇参照天津自治章程，会同教育会、劝学所及商会，草拟自治章程，办理自治事务。1909年初，随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州成立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和董事会，选举张謇为议事会议长、知州琦珊为董事会会长，另选30名议员、8名董事，并推定户籍、财政、工程、警务等各课人员，建立了社会管理自治机构。南通的“地方自治”的体系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张謇领导的绅士集团取得了南通的实际控制权。在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中，“注重的是一系列改造效果和建设成就，而人民自主、自决的参与过程从来都不是其刻意追求的目标。”

首先，张謇对民众乃至议员的才智能力表示出相当的不信任：“众人知识才力，一与否?不一有憎与忌否?有能涵覆而救剂之者否?非一日而先后左右其行者，有他变他患否?是皆可虞而当计及者。”

其次，他对议会民主的方式表示怀疑：“自治事业之能否发达，全视监督机关之能否敦促实行。否则尽南通之人，人各一舌，舌各一语，语各一自，名曰自治，未必能自治”。1920年，张孝若发起组织南通县自治会，希望能够改变过去“个人统系的南通”、“个人自治模范之南通”，让自治会成为南通一百二十万人民的代表。对此张謇表示了担忧：“县之人，为地方实心办事，能为自治表征，不尽系乎县会之有无。”谆谆教导儿子要“少大言，多成事”。所以，张謇的“地方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就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治”，是张謇领导的南通绅士集团的精英“自治”。

张謇社会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就是通过建立“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的方式和内容，以应对新的时局。这个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有效地排除了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同时运用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社会管理权力，迅速集中起南通有限的社会资源，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行动，使南通在短期内实现了一次惊世崛起。

3 张謇社会管理思想的特点

(1)民生为本。民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张謇社会管理思想首先着眼于保障民生，他认为民生问题是“地方自治”根本。在当时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状况下，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权利显得极为重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即以“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为目的，厂名“大生”即意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后兴办的企业仍多以“生”命名，如资生、广生、泽生、阜生、颐生、懋生等等，无不体现“民生”的重要。张謇曾对好友刘厚生说：“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这段朴素的表白其实阐述的是张謇一生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为了民生事业，张謇不仅创办投身实业，而且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力图构筑起南通的社会保障体系。张謇把“地方自治”概括为实业、教育、慈善三个方面，他这样阐述三者的关系：“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张謇曾这样教育其子张孝若：“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记之。”经过多年的努力，张謇创建了育婴堂、养老院、医院、盲哑学校等9类15处社会慈善与救助机构，构成了近代南通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实业为母。社会管理的主体应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对此张謇早有认识：“惟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亦多属公立。”但从总体而言，在当时中国政府不能承担起基层社会管理与保障的责任，“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张謇兴办南通的社会事业，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唯有通过取资实业“以为挹注”，以解决投入问题。他说：“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企业办社会、实业支撑事业已成为他社会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南通大生企业集团是南通各项社会事业投资兴办的主体。1902年，通州师范学校创办，张謇即力排众议，从该年起将大生纱厂“余利”抽出1/14作为通师固定经费，以后，南通所办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均从大生企业集团获得资助。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等企业的历年帐略中均有“善举”一项固定支出，有估计这种慈善性支出在这些企业的年度支出总额中平均占有近1%。其中大生纱厂尤为突出，据统计，从1900~1922年该厂用于教育、慈善、公益事业的支出达937 560.8规元两，竟占纯利的8%。张謇指出：办实业不单是为企业谋求最大利润，为股东谋求最大投资回报，而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张謇将实业利润挹注公益的行为引起了某些股东的反对，对此他在股东大会上义正辞严地宣告：“须知张謇不为地方自治，不为教育慈善公益，即专制朝廷之高位重禄，且不足动我，而顾腐心下气为人牛马耶?”为了实现自己的“地方自治”理想，张謇是不可能屈从于股东的意见的，他以自己的权威手段为南通的社会事业提供了经济支撑。

(3)有序推进。关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先后问题，张謇有明确思路。实业发展方面，早在1895年他就提出了“讲求工政，工先于商”的建议，他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在工业中又进而提出“棉铁主义”和“棉尤宜先”方略，所谓“棉”指“推广棉地、纺织厂”，所谓“铁”指“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张謇看到了纺织工业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前期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导工业”，提出“棉尤宜先”战略，以发展纺织业作为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在南通经济和大生企业系统中，纺织业的确起到先导作用。在大生纱厂成功后，除了纱厂自身的扩张外，植棉、运输、制铁、食品、电力、造纸、制皂等十多家企业先后从中派生出来，大生纱厂的利润是它们主要的资本来源。优先发展工业——纺织业的战略，不仅关乎民生，关乎产业发展规律，而且为南通的教育、公益事业提供支撑，这也是张謇优先发展实业的目的，这在上节已经论及。在张謇的“地方自治”中，教育是与实业并重的内容，他说：“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父教育而母实业”。在教育发展的序列上，张謇提出的是优先发展师范教育，他指出：“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由此确立了由师范教育到普通教育然后扩展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及其他文教事业的路径。张謇领导的南通社会发展形成了由实业而教育、而慈善的发展序列。“謇自乙未(1895年)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年)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年)以后，乃措意于慈善。”纵观张謇一生经营的事业，各方面的工作他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每一项事业的时机选择、项目推进、衔接拓展都有条不紊，科学有序。

(4)系统全面。南通的进步源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但是张謇对南通的经营思路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张謇着眼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事业的推进和民生环境的改良，全面谋划、系统推进着区域发展的进程。张謇认为：“查地方自治，以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增进，慈善周遍，憾于以弥补。”在全力推进实业、教育的同时，通过公益事业来保障社会公平和谐，所以他的经营思想是全方位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凡自治国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如建设社会事业方面，从师范学校开始，张謇在南通构筑了由400多所中、小学组成的基础教育体系和以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纺织专门学校等为代表的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体系;创建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场等文化设施构成社会教育体系;兴办育婴堂、养老院、医院等慈善事业，初步构筑了社会保障体系;除了交通、水利、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建立苗圃、气象台、体育场、公园，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上述众多社会公益事业中有一大批领先于全国而创立。南通的各项社会事业共同构建了一个较完备的社会管理系统，体现着张謇思想的系统观、全局观。同样，在城市的功能布局方面，南通在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的城市布局特色——一城三镇：保持了老城区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在老城以南规划为新的市中心，增添了近代化的教育、文化、商业、市政设施;各企业集中设于唐闸，建设唐闸工业镇;天生港是港口运输区;南郊狼山一带为风景区。新城镇和南通旧城区组成一个互有分工的城镇组群。这样的区域功能布局，其规划理念的系统性、科学性、超前性，影响一直延及当代南通的发展。

(5)因地制宜。张謇是个务实主义者，他的社会管理思想既吸收了西方社会管理经验的重要成果，又适应了中国国情和地方实情。他说：“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餧，不自大而夸。”他认为各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千差万别，不能崇洋媚外，而应立足本地，从实际出发，从一点一滴做起。他说：“地方自治云者，人各其地方，人各有一自治，先明白自治何事，地方何在。欲治与否，则在各人。如果欲治，自一人一家一村一镇始，治之而已。国无大，一家无小，视吾力所能，大不足矜，小不足馁也。”“察地方之所宜，度吾兄弟思虑之所及，财力之所能，以达吾行义之所安。”张謇在南通所进行的建设活动无不切合南通实际：办纱厂是基于南通地区盛产棉花、土布对棉纱需求量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等因素;进行区域建设首先就想掌握地方地理实情，于是1906年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测绘科，两年后以测绘科毕业生为基本队伍，建立了通州测绘局，张謇自任局长，开始了对南通全境的大规模地理测绘工作，使南通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在一个因地制宜、科学务实的基础之上。

(6) 自力更生。张謇领导的近代南通的建设是在西方殖民势力尚未抵达、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规划建设。虽然张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呼吁政府的支持，但却难以如愿。所以张謇的思想中一直拥有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南通事业向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

张謇认为“地方自治”就是“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以成自治之事。”自力更生关键是人的“自治”、民众的自立自强。张謇说：“欲预备自治，必自治其地其人始。欲自治其地其人，必自治其地其人之人始”。“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题写的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既是“勖勉诸生”，也是“生平强勉自励”。张謇认为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自治。同时张謇认为自治就是要从我做起，他指出：“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只有人人奋起，各任其职，各尽其力，脚踏实地，日积月累，方才是真正效力于地方的发展进步。张謇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精神令世人钦佩。1921年底，上海海关税务司向英国政府提交的《1912-1921年海关十年报告》中，曾这样深刻地评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显然，南通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7)以文化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观念和心理施加影响，以达到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文化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中，在重视教育对启迪民智、提高素质重要作用的同时，文化事业陶冶民众心灵、移风易俗之功效也倍受张謇重视。张謇不仅搜集文物保护收藏图书，对名胜古迹以及乡土名人的纪念物他也加以修缮维护，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社会教化。同时，张謇认为以戏剧为主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促进社会文明和改良具有更直接的作用，他曾对梅兰芳说：“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供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而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的创建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它们推出了以改良社会、教育民众为宗旨的新剧目，还实行了一套移风易俗的新式管理制度。学社与剧场相互呼应，为南通的社会生活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气息。张謇注重生活环境对人们心灵的陶冶、观念的影响，修建公园便是很好的方式：“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毕，而教育之圭表也。”南通著名的五公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游乐设施，应有尽有，并且在各种陈列中精心地融入社会教育内容，人们在游乐中所体会到教育感受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1914年，在南通城中心、旧州(县)府的谯楼前建造了一座高冠全城的钟楼。高大的西式钟楼刻意地建在旧城标志的谯楼前面，成为以张謇为代表的新势力全面控制南通的标识。张謇为它提联“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通过钟楼这一建筑符号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随着城南模范路至桃坞路一线的开辟，张謇建造了以濠南别业、商会大厦、更俗剧场等为代表的大批新式建筑，这些高大的外来形式的建筑，与南通旧城的低矮房屋形成强烈的对比。张謇通过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南通市民心理。

(8)奉献精神。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型”，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他的社会管理思想中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不仅体现着一位伟人高尚的人生境界，也使他能够成就一番伟业。早在1904年张詧、张謇兄弟分家，在他们的《析产书》中曾以这样的言辞表明二人共同的志愿：“要之此后之皮肉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南通的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张謇将个人的金钱收入大量资助到公益事业中去，具体出资难有确切的统计。张謇去世前一年谈到他对教育、慈善等事业的资助曾提到：除纺织专门学校和通州师范外，他和叔兄每年承担的费用为教育事项58 440元，慈善事项22 560元，公益事项4 080元，总计达85 080元。二十余年来，“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余元。”资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张謇曾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书法来谋取经费。从1906年开始，张謇先后多次为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鬻字筹资。1922年，大生企业集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更为困难。年逾古稀的张謇再次在报纸登出《为慈善公益鬻字启》，约定期为一月，每日写两小时。事实上这次鬻字竟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4年九月初一，七十二岁高龄的张謇才最终放下了鬻字的墨笔。张謇不再把书法看成怡情遣性的艺术，而是当作一种普通的劳动技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并说“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庆幸自己的书艺也能为社会公益多作一份贡献。张謇说过：“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的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宗旨。正因有这样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动力，张謇成就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事业。

4 余论

在张謇时代，中国面临的是原有的社会系统被打破，新的社会管理形态亟待构建的重大社会课题。张謇选择“地方自治”方式，力图在南通“建设一新世界雏型”，希望南通不但能够向理想中的“三代隆政”社会回归，而且能在“与世界争文明”中自存自立，实现富强。南通的“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张謇仿效先儒、以天下为己任，实现其理想与抱负的一种途径。张謇号称“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以其社会声望、经济实力、文化精神领导和感召南通人民开始迈向区域现代化的征程，所以南通“自治”充满了张謇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他权威而强大的号召力、因地制宜的科学谋划以及毫不懈怠的持续努力，使南通能够在短时间动员和集中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并且一以贯之二十余载，从而确保了他规划思路的有效实施，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此，张謇晚年曾多次自豪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余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之士，目为模范县。”

然而，南通的“地方自治”进行的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社会需要持续的发展，新的社会系统需要构建和维护，张謇自恃个人的权威，寄望于少数精英的牺牲和奋力，却始终忽视建立起有广泛公众参与的、和政府与社会相协调的管理体制，南通的社会管理系统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稳定、不可持续性。而张謇去世后的南通再也没有出现像他这样的权威领导人物，对此张謇晚年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而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社会管理都必须主要通过政府的职能来体现，近代南通的社会管理因为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支持，更没有稳定的国家政治保障，所以近代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定和谐局面最终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注释从略 作者系民盟南通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南通市政协常委，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南通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来源赵明远：论张謇的社会管理思想，《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