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梁伯|社会的脊梁：张謇政坛三进三退评析——再论民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清末民初，杰出的爱国实业家张謇，曾在政坛三进三退，学术界多有评述。对其第一次进退，訾议不多。对第二次进退，因他对孙中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颇有微词。对第三次进退，因他曾一度积极支持袁世凯，更多非议。如何看待张謇在政坛的三进三退，实际上牵涉到坚持什么样的评价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本文不揣浅陋，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张謇政坛三进三退，是指他在官场正式当官，当了官又很快辞官的三次经历，不包括他当时以社会名士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进退。

第一次进退：1894年5月（光绪二十年四月），以新科状元的身份任清翰林院修撰；1898年7月（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正式辞官还乡。张謇经过多年苦学奋斗，于1894年5月28日，以一甲一名进士在京师高中状元，实现了乃父期冀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夙愿，时年已经42岁。根据“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张謇立即获得朝廷的嘉许，“授翰林院修撰”。用今天的眼光，大概已相当于中央的正部级，正可谓官途无量。

可惜，当年10月，他的77岁一向“体气特健”的父亲，突患背疽，遽然去世。按照当时官场规矩，新官张謇请假回家丁父忧，守制三年。服丧期满后于1898年4月回京都销假履任。7月20日复到翰林院听宣旨，闻由孙家鼐尚书奏荐京师大学堂教习。7月21日张謇即以自己在家乡创办的“ 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辞大学堂教习职，请假南归。为何多年奋斗官途初通，可以堂堂正正做官的张謇，却突然辞官呢？这和张謇的政治观、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他读书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将自己磨炼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干一番事业。他曾说：“謇天与野性，本无官情”，“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他还抄录过4首《逢官便劝休》的诗，其一为“逢官便劝休，言下一刀断。若还须转语，溺鬼不上岸” 。表明他对当官毫无兴趣，是一个愿意干实事，不贪恋权位的人。

他在回乡丁父忧期间，正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从宫廷内部到社会群体，讨伐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昏庸误国，支持以光绪帝、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谋求改革维新的政治运动。但在这场具体表现为帝党、后党争权的斗争中，帝党节节失败。1898年6月，正当张謇返京参与筹划变法的高潮时期，翁同龢首先被革职还乡。翁是张謇的恩师，翁张关系极为密切。翁的去职无疑给张謇极大的打击。目睹官场的腐败与险恶，张謇下决心离开京师。

他在丁父忧期间，为抵制日纱的入侵，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创办南通纱厂。此时，正处于资金紧缺的关头，需要他处理。也正因为他及时回到通州，经过艰苦努力，使纱厂渡过难关，为以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办实业、办教育，实行村落主义，以救亡图强，才是他当时追求的目标。

第二次进退：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实业部长只有一个多月，2月12日即辞职。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内外矛盾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对张謇来说，也是他以南通为基点，施行实业、教育救国大有成就的一段时期。但他并未置外于这一时期激烈动荡的政坛，而是从他的事业，从国家的安危，从国计民生出发，始终予以高度的关注。在他离开京师以后，帝党和维新派发动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很快便遭到镇压。随后兴起的列强瓜分中国，引起北方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为保东南各省的安定，张謇与江浙绅商名士策动两湖两江总督实行“ 东南互保”。事实证明，这不失为当时的明智之举。

20世纪初期，张謇在经营南通地方实业和教育普及的同时，继续参与推动当时风靡一时的晚清新政运动，积极谋求君主立宪，归政光绪帝，实行政治改革。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获得意外成功，清王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这给张謇以极大的震动。然而当时的张謇，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封建忠君思想，而是从当时民主的时代潮流出发，下决心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积极参与策划江苏光复，他还致电进攻武汉民军的袁世凯，劝其迅速北返，入定京师，共成共和大业。

12月，孙中山归国，29日被选为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謇被任命为实业部长。他在1月3日致孙中山函中说：“ 辱书猥承实业部长......辁材良不胜任......顾临时政府方成，建设伊始，若人推诿，不独有负盛旨，抑无以尽匹夫之责。谨当竭所知能，以酬眄睐......勉任短期，以俟能者。”表示支持新的民主共和政府。可是经过一个多月，即于2月12日致电辞职，“即日归里”。这是为什么呢？事情的直接原因即他在辞职电报中所说：“以汉冶萍事，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汉冶萍事”是指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资金紧缺，孙中山、黄兴秘密胁迫盛宣怀同意，用当时中国最大的也是日本觊觎已久的湖北汉冶萍煤铁公司作抵押，换取日本借款事件。事情泄露，遭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的强烈反对。张謇以实业部长之职，对此重大事件，事先毫无所闻，事后又无法挽救，当然感到气愤，于是决意辞职。

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张謇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了解、不信任、不放心。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识见分析时局，担心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当时的局势，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社会实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一，张謇是一位深受儒家传统影响，一直活动于晚清统治阶层中的正直、爱国、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实业家。他虽然长期参加过变法维新争取立宪的政治活动，但从未跟远处海外以及南方边陲、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党人打过交道，对他们的思想理论、革命方略知之甚少，当然谈不上出于理性的支持和同情。武昌起义的意外成功，在终结清廷腐朽昏聩的亲贵统治，建立共和这一点上，他是从世界大势、时代潮流的角度认可的。至于接受实业部长的任命，也是一时为形势所迫的权宜之举。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能否将新生的共和国巩固下来，他还要拭目以待。故他在接受实业部长职后，1月3日曾跟孙中山进行过一次长谈，希望通过长谈，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思想理念、建国方针政策作进一步了解。可惜这次谈话很失败，只在日记中留下一句话：“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意思是不着边际，不得要领，很不以为然。由此可知这次谈话张謇很失望。也为他的最后辞职种下基因。

第二，当时的政治局势也佐证了张謇的看法和担心，南京临时政府难以巩固。

首先是革命党人缺乏建立政权的充分准备，包括思想准备、物质准备。仓促起义，仓促胜利，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十多万军队，每天到陆军索饷者数十起，环顾各省无一钱供给”，借无可借，筹无可筹。陆军总长黄兴急得吐血。

其次是各帝国的孤立封锁。再次是清廷尚存袁世凯一支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加上南京临时政府及各省都督府大都有立宪党人参加，他们也不积极支持，孙中山相反对袁世凯持观望等待的态度。这些张謇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他作为一个从旧营垒中分离出来的有声望的爱国实业家，希望社会很快稳定，出现共和新环境、新进步。谁有能力主持、控驭这一新局面就支持谁。革命党人无力充当这一角色，他选择离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常的事。

第三次进退：1913年9月11日，被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内阁农商总长。后又兼水利局总裁。可是从1914年11月5日起至1915年12月28日止，先后4次提出辞呈，终获批准。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出现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为了尽快实现推翻封建专制、建立统一共和政府的目标，当时的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立宪派选择了南北议和，希望北京政权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反正，逼迫清帝逊位，走建立共和的和平道路。从当时的形势看，工于心计、野心深藏、又具有一定新思想的袁世凯，经过多年的经营，党羽密布朝野，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又掌握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不仅为国内立宪党人所瞩目，而且为革命党内大多数头面人物所重视，同时受到各帝国主义的吹捧和支持，认为当时的中国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这一局面。因此，南北议和，希望袁世凯反正，逼迫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的思潮，一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

张謇在南京临时政府辞职后，在这一思潮的裹挟下，积极参与议和策划，为袁世凯最终击败革命党人、窃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实，对张謇来说，他从儒家伦理出发，对袁世凯的为人并没有好感。

早在20多年前，他对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不尊师长、忘恩负义、不学无术、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狂躁贪鄙的不良行为，曾亲自写信予以严斥和教训，并为此与袁绝交。此时何以又支持袁世凯？之所以然者，并非出于个人的好恶得失，并非因为袁世凯的发达而趋炎附势。而是从他所理解的大局出发，也认为此时只有袁世凯才能带领新生的共和国走出困境，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统一与秩序。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袁世凯“用忠诚的姿态欺骗了清朝皇室，用信守共和欺骗了革命党人，又用统一和秩序欺骗了整个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虽然两次拒绝了袁世凯邀请他入阁的拉拢和示好，在第三次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时，便毅然加入，且天真地准备大干一场，为发展工商实业进一步拓宽道路。当内阁总理熊希龄因和袁世凯的矛盾而辞职时，杨士琦问诸阁员是否与熊同进退时，张謇明确回答：“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当他发现袁世凯正式成为大总统后，大肆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重新制定专制集权的袁记约法，尊孔祭天，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践踏共和、复辟帝制的倾向后，他这时所面对的袁世凯，再也不是他原来所期望能巩固共和政权的袁世凯，于是便毅然请假离京，4次提出辞职。终获批准后，他在日记中记到：“得政事堂电，许解局职并参政，可喜也。”由此可见他一身正气，“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鲜明政治立场和正直个性。

综观张謇的政坛三进三退，他以儒家“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作为自己终身追求，以发展实业、普及教育、实行村落主义为振兴中华的手段，紧紧追踪时代进步潮流，把握历史的大方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职志。他跟清王朝统治集团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过密切的关系，但从没有一丝一毫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不分是非的个人私心杂念。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袁世凯的判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有点失误，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他考虑的是共和的前途、国家社会的稳定、国民生计的利益，没有丝毫的个人利害和党派成见。特别是袁世凯的真面目日渐暴露后，他立即决心与袁分道扬镳，辞职南归，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实业教育救国事业。他以实业家的身份，将实业家的社会良心责任发展到极致，不愧为社会的脊梁、时代的典范。

今天，我们研究评价张謇，没有权利要求他按照今人认识的政治是非，决定他当时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褒贬他的依据。关于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从对张謇的研究评价，我们再次得到启示：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要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采用多种方法研究、分析、理解，切忌简单化，否则就会犯定位不准确的错误。多年来我们讲得最多、用得最多的方法，恐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对历史人物社会经济地位、身份职业，甚至思想言行，以定其当时所属阶级，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地主还是农民。在极“左” 思潮流行时期，对前者是立足于批判否定，对后者是立足于歌颂肯定。这种情况随着思想解放、时代进步已成过去。

其实，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错，错在简单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他的思想、言论、行动之由来，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但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标准。反动阶级反动，但作为其成员，未必个个反动；革命阶级革命，作为其成员，未必个个革命。这是最简单的辩证法。另一种流行方法，即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方法。以革命或反对革命，以这一派那一派，以权威人物或路线斗争划线、定是非、分敌我。站队站对了，万事大吉，一好皆好。站队站错了，一切皆错，不错也错。这一现象到“文革” 时期发展到疯狂荒谬的程度。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确实十分重要。先进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群众所掌握，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但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所具有的先进的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回事，他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等同。因为从理论到实践，两者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甚至是事与愿违，造成重大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相对于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它也包涵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对反动统治集团中的人来说，他将这种意识形态付诸社会实践，同样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恶性发展，危害极大；二是持中守常，危害一般；三是以民为本，推崇传统，或者在政治领域以外的其他方面，有特殊贡献。以上的情况，说明不能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判定历史人物的是非。另外，无论是革命的或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对社会的影响、受众的分布、接受的程度，均有极向化的特点，即真正接受、掌握、信仰、忠实执行革命或保守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只能是社会群体中的少数人，特别是政治群体或政治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对政治群体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处于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未必清楚，往往处于一种随大流的朦胧状态之中，很难准确地将其划为哪一种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民国历史人物研究已开始摆脱过去极“ 左”思潮影响，但有时习惯使人们总是不忘“ 政治”，“政治” 始终是一把或隐或现无法舍弃的重要标尺。拥护、支持、亲近革命派为是，相反为非；拥护、支持、亲近反对派或反动派的当然为非，相反则是。哪怕是反对派或反动派的真面目尚未暴露时，曾经拥护和支持过，也一样难脱干系。在张謇研究中，对其疏离孙中山、一度支持袁世凯的非议，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时至今日，应该彻底跳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误区，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本人在2000年曾就林森研究提出过评价历史人物的看法。现从张謇研究的启示，再作一点芹曝之献。第一，首先要跳出用政治是非来评判一切民国历史人物的框框。笔者认为，对社会政治群体的历史人物，当然要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加以研究评判，以分清是非功过；对政治群体以外的代表人物，大可不必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斤斤计较。当然，有重大的政治行为另当别论。第二，要从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一总目标、总任务、总趋势出发，作为研究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标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历史赋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社会转型的重任，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趋势。要完成这一宏伟的目标，需要中国社会各种群体的分工和努力。无论何种政治群体、何种其他社会群体，只要符合这一总目标、总任务、总趋势，不管属于哪一派，有贡献都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相反则应否定，即使革命派的失误也不隐讳。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第三，对民国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是非，要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实际出发，多加理解。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提出：治史者对所治之对象，既要考察其外，更要神游其内。所谓神游其内，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此比较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说：“ 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判定此为善彼为恶......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他在该书的最后呼吁：“千言万语，归根到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第四，要加强对历史人物的伦理道德、个人气节、操守的研究，并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多年来在大讲阶级斗争、注重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表现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以所谓“大节”和“小节”论，“小节无害”论，“道德有阶级性”论，完全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只有“ 政治表现” 才是最重要的“大节”，其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都是次要的“小节”，“小节” 不好，无关大局，一切旧道德都是统治阶级道德，都是应该批判抛弃的观点。在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传统的优秀的伦理道德、个人操守也应该作为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历史事实表明，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是推动个人发展走向完美、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谐具有强大的功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尝到了否定中华传统美德的苦果，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滑坡”、“ 贪污腐败，越反越多”，除了体制性的原因以外，传统的伦理美德被抛弃，人们的伦理素质下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党中央提出抓精神文明建设，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正是针对当前社会伦理道德的现状提出来的。作为历史研究，总结既往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历史人物的伦理道德研究，并作为评价的标准之一，是十分必要的，也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