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儒商精神的特质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儒商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溯源

据明代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明代憺漪子《士商要览》和清代吴中莩《商贾要览》所记，先秦文献中只有“儒”与“商”两个概念。春秋末年，随着自由市场和自由商人的出现，人们开始把那些讲求信义有德行的商人称为 “诚贾”和“良商”,如《管子·乗马》篇中有“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的话，意谓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没有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在《战国策·赵策中》也有“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的话，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商人不会与人计较买卖价钱，而是善于把握商机。到了汉初，司马迁则依据商人品德高下把商人分为“廉贾”与“贪贾”,“廉贾”薄利多销，让利客户；“贪贾”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司马迁肯定“廉贾”,认为“廉贾”能最终赢得客户，占领市场，“廉贾归富”。子贡、范蠡、白圭等则是这些“诚贾” “良商”和“廉贾”的代表。西汉之后，因政府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右儒左贾”成为社会上主流价值观念，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但随着唐宋以来儒家重商观念的兴起，尤其是明中后期王学崛起，人们开始冲破传统的“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从“重农抑商”的价值观转向了“工商皆本”的价值观，尤其是随着明中期以来江南地区城市市民经济的发展，“儒”与“商”概念逐渐结合形成了“儒商”这一新概念，其内涵是指具有儒家道德理念和商家经营智慧的商人。因此，笔者曾提出“‘儒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商业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商人”。

儒商经历了传统儒商到现代儒商两个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商人都可称之为传统儒商。现代儒商是指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型企业家，也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商人。本文所讨论的儒商包括传统儒商和现代儒商中自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型企业家。这些企业家都同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传统儒商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与传统儒商一样，他们秉持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企业家不但从儒家文化中汲取许多人生智慧和管理之道，而且在个人气质、人格魅力和思维方式上也都不同程度地烙有儒家思想价值观的印记。现代儒商展现了东方商业文明独具魅力的高尚境界和人文情怀，并在现代商业实践中不断汲取不同文化的优秀精神养分，传承和发展了儒商精神，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现代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现代儒商精神是一种“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概念最早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提出，坎蒂隆在其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中首次提出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冒险精神。他把“企业家”定义为市场的冒险者：“这些业主永远不知道，在他们的城市里，需求将会有多大，也不知道他们的主顾的光顾将会维持多长时间，因为他们的对手会千方百计地同他们争夺主顾。所有这一切，在这些业主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他们之中每天都有人陷于破产”。“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的特殊技能，是对市场的预期能力以及建立、组织和经营企业的综合才能，企业家的利润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坎蒂隆认为，对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测能力是企业家重要而特殊的无形资产，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就是“敢为天下先”并勇于承担市场风险。在坎蒂隆认识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Frank Hynenman Knight)进一步提出企业家是经营风险的承担者，并从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了企业家在利润形成中的重大作用。在奈特看来，企业家的出现与不确定性有关，“不确定性引出的社会组织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第一，商品的生产并不依据对某个人的欲望的预测而进行，商品是为生产而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欲望而生产的。生产者承担起预测消费者欲望的责任。第二，预测工作以及同时产生的对生产的指导和管制行为，进一步集中到很少一部分生产者手中，这样，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职能——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在于预测市场并承担经营风险和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这需要面对风险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和魄力。

坎蒂隆之后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包括对产品、技术、市场和组织形式等的创新，强调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对企业家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挥。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企业家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企业家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具体包括引进一种新产品或者给原有产品增加一种新特性，创新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开辟一个新市场，开拓或控制一个新的供应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基地等。熊彼特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不同于技术发明，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了新的经济能力。企业家就是能不断“实现新的组合”的人。企业家所拥有的智慧、性格、习俗、情感、意志构成企业家精神，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经济周期的繁荣和停滞就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当创新停止时，经济就停滞，直至新的创新出现才会带来新的繁荣。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性破坏”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企业灭亡的命运。“创新性破坏”体现了企业家的自我革命精神。

如果说“熊彼特创新”是对企业家战略素质的抽象要求，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管理的实践》中从战术执行方面探讨了创新在管理中的落实。在熊彼特观点的基础上，他把企业家的创新与领导管理能力等同起来，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是组织健康长寿的基因。他认为企业家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主要表现在提高了资源的产出、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产品以及开创新市场和新顾客群，在市场中不断寻求变化并将它视为机遇而加以利用。德鲁克还强调企业发展在时间与空间的放大和缩小的节律取决于企业家自身驾驭市场、运筹市场的节律。在他看来，仅仅创办企业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以及新的营销和生产方式。例如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鲁克同样是开了一家餐馆，但与其他餐饮从业者不同，他让汉堡包这一西方普遍流行的产品通过创新的连锁方式实行了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也增加了新的消费需求，并形成了一种引领时尚的商品味觉和消费文化，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上述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提炼出了企业家精神的一些共同特质，如富有开拓、冒险和创新精神，强调经营中的科学和理性。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石的、强调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精神内核的主要特征。中国儒商在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基本特质外，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征。这种独特的精神特质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有超功利的家国情怀，有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崇高责任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儒商精神的四种特质

儒商精神是传统儒商与现代儒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与商业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其精神特质具体表现为：经营成功后“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注重回报社会；在“穷则变，变则通”“日日新，又日新”价值观的影响下，对创新有强烈的执着追求；受“自强不息”价值观的熏陶，具有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强调“致良知”,把人品、产品合而为一，经营上追求专注、极致和口碑。

(一)“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儒商的企业家精神体现了儒家“以财发身，兼济天下”(又可表述为“达则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大学》中有“仁者以财发身”的提法，“发身”指人的生命得到升华。“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强调，“仁”者应该把自己掌握的财富作为手段和资源去做一些让天下人受益的事情才有意义和价值。孔子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也蕴含着“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仁”者精神。在古代中国能践行这一“仁”者精神的商人从先秦以来不计其数，如子贡富可敌国，但他的财富都用在了帮助孔子“传道授业”的事业上了；又如范蠡三散家财，乐善好施，博施于民，兼济天下。明清徽商有了钱就报恩于父老乡亲，做慈善捐献。儒商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仅能“以义生利”地创造财富，还能“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回报社会，尽一份社会责任。如明成化、嘉靖年间，儒商吴荣让和家人“自奉俭约”,但所至之处，“捐资修路造桥”,又在“桐庐立义塾、义仓”(《太函集》卷四十七)。如清初盐商汪应庚“累世业盐于两淮，积资巨万”,富而好施，“以汲汲济人利物为心”。雍正年间，大灾民饥，“运米数千石赈济，设药局救治患者”;“又运谷数万石，成活九万余人”。乾隆年间，“捐银五万余两，重建扬州学宫”(《扬州画舫录》卷十六)。明清儒商中类似案例甚多。

中国近现代的儒商将“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精神细化为“服务社会”,张謇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在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命运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他毅然放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知识分子所走的老路，提出“实业救国”,回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解释就是一切政治和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这也是他把自己创办的企业以“大生”命名的原因。张謇创业的初衷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以“利济天下”为目标，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实业强国。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大多用于家乡的教育和地方建设，将原本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城，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的家乡南通建成了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近现代民族企业家和当代企业家中还从“服务社会”发展为“服务国家”。卢作孚在任民生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公司经营目标，提出“以个人影响事业，以事业影响环境，以环境影响社会，以社会影响国家”的口号，希望通过努力兴办实业以振兴中华民族，并提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民生精神”。卢作孚强调“个人为事业，事业为社会”的思想主张：“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来，扩大帮助社会。”6由于卢作孚强调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民生公司职工养成了与企业、社会、国家共荣辱的强烈意识。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事业成功之后，衣食简朴，热心回报社会。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两手空空，我能吃多少，穿多少?去时也带不走什么。我要在有生之年多为祖国做好事，为家乡人民留下一片爱心”7。他生前多次向家乡捐赠巨额资金帮助建设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等社会基础设施，并设立中山大学研究基金、“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等基金，用于内地教育和科研发展。在现代企业家身上延续了这种“达则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如2008年《任正非在市场部年中大会上的讲话纪要》中明确提出：“我们奋斗的目的，主观上是为自己，客观上是为国家、为人民。但主客观的统一确实是通过为客户服务来实现的。”

“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企业家精神在现代儒商的企业经营战略上体现为“和气生财”“和衷共济”,不搞恶性竞争，只追求合理利润，“在让自己活下去的同时，也给予对方生存空间”。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社会分工细化，每个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一分子，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需要在企业经营中互补共享，共同发展。任正非就明确强调，企业家“在价值创造问题上，存在一个悖论；越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越是达不到利己的目的；相反，越是从利他的动机出发，反而越使自己活得更好”。未来企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网络全球化、数字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靠一己之力已经无法做大做强，每个企业只是庞大产业链上一个单独运作的节点，必须融入产业生态中，“和气生财”“和衷共济”,企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二)“变则通”“日日新”的创新精神

儒学主张弃旧图新。《易传·系辞下》认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对弃旧图新的描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告诉人们世间万物的发展日新月异，要求人们不断创新，在变化中寻求生存的机会。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尤其重要，它向中国当代企业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企业要不断创新，生产出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才能生存下去。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中不仅要适应消费者需求偏好的改变，还要紧抓技术变革和市场扩大的机遇，对产品和服务不断进行转型升级；同时要求企业家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不断否定自己，进行观念、组织、营销策略和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创新，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似乎已成为现代企业竞争的不二法则。

知常达变、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一直是儒商的基本精神。任正非把“创新”巧妙地比喻为“磨好豆腐给妈吃”,并将之作为华为的总体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真心诚意地为客户创造价值，通过利他获得利润。华为跳过运营商，敬畏最终用户对美好生活的巨大无穷需求，对最终用户的诚信，是驱动其成功的文化力量。把天底下的用户当成妈，就与所有用户连接在了一起，体现了从事商业的基本态度：虔诚、郑重和创造，也体现了中国哲学“万物一体”的真善美。任正非强调“面对着未来网络的变化，我们要持续创新。为世界进步而创造，为价值贡献而创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8年专利国际申请数量，华为 PCT专利申请数达 7689 件，是第二名专利申请数量的 1.8 倍，连续6年排在世界企业首位。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创新企业就难以发展甚至难以生存，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尤其如此，所以现代企业都很重视创新。然而，纵观中外商业活动中的创新现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急功近利、危害健康、混淆是非、丧失底线等。究其文化根源，就是一些人把“牟利”作为创新的动力、把“无度”作为创新的原则、把“市场或流量”作为创新的唯一目标。当代中国的许多优秀企业家则不同，他们将创新作为服务社会、实现企业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这种创新理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仁”者精神。如厨具行业方太集团明确提出所有的创新都是要去实现“为了亿万家庭的幸福”这一新使命12。关于“创新”,方太提出三个观点：创新的源泉是仁爱、创新的原则是有度、创新的目标是幸福。方太的创新理念是其倡导的“方太儒道”“以道统术”企业经营核心理念在创新领域的表现，体现了儒商造福利民的家国情怀。

(三)“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孕育了中国儒商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这一“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推动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银行家陈光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陈光甫从小深受家学的熏陶，推崇儒家精神，曾将儒家经典《中庸》分发员工，嘱其身体力行。《陈光甫日记言论集》中收录有不少他勉励上海银行职工的谈话，他强调做事要依赖自己才能自立，“依赖自己，当以心为主体，时常运用其灵敏之脑筋，与其坚卓之能力，智力兼行，无事不可成功，此所谓自强不息也”。他鼓励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永不言败，“行之失败，亦不过如路人之颠仆，颠仆之后，仍跃然自起再行前进，具此毅力乃有成功之望”。他以山西票号的衰败告诫同仁：“抱定自强不息四字为办事之基本观念。”在另一处谈话中他对“自强不息”精神在当代的运用有着更为具体的阐释：“吾人之精神，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俾创办、改革、成功三事循环不断，周而复始，一直向上进展，此即所谓自强不息也。”上海银行问世后曾饱受钱庄和外资银行的歧视和排挤，陈光甫就是凭借着自强不息精神，在处境艰难之时坚忍不拔拼搏经营，最终打开了局面。

清末张謇在创立大生纱厂的过程中经历了千难万险，也是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最终获得成功。张謇在其《啬翁自订年谱》中有一段纪事，记叙了他创办企业的艰辛历程：“五月，……仅有之棉不足供纺，卖纱买棉，时苦不及。留沪两月，百计俱穷，函电告急于股东者七次，无一答，仍以卖字给旅费。”张謇的大生纱厂，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流动资金极为缺乏，而拥资者又无人肯做雪中送炭之举。他自己的旅费也须“卖字”筹得。但他创办大生纱厂，就是凭着一股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精神才获得成功。中国近现代的企业家们，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就不会有中国近现代新式工业、新式运输业、新式金融业的发展。

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现代企业不仅面临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且要面对来自于国际企业及其企业生态群体的竞争压力甚至非市场压力。现代企业家要带领企业在国际市场立足，更要弘扬“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一点在华为总裁任正非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任正非在人生低谷时期创立华为，成功后，又面临中美贸易摩擦。面对美国的断供打压，任正非提出，“如果美国不给我们科技制造的要素，哪怕是从零开始，我们都需要自己去创造要素。……要敢于加大战略投入，持续攻击前进，决不屈服，从不畏惧，英勇进步，为人类社会的万物连接、万物数字化、万物智能化而不懈奋斗”。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未来的中国企业将面对比以往更加复杂多变的经济周期和市场环境的挑战，企业的生死存亡是每个企业家可能都要面临的问题，因此也更需要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支撑。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局和变化中的环境挑战，把危机变成生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增长方式。

(四)“致良知”的经营价值观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基本价值观，“致良知”的核心是做人要讲良心，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人性哲学。孟子对“良知”的定义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强调良知是一种与生俱来作为人之为人的本体论伦理规定。王阳明对孟子的“良知”说作了进一步发展，成为“良知”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良知是本体，未有超乎其外者，“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王阳明全集·答陆原静》)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即天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王阴明全集·答顾东桥书》)。“致良知”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即是良知，行即是致良知。“致良知”在企业经营上具体表现为生产“良心”产品，诚信经营。《论语·述而》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字在《论语》中三十八见，可见孔子对“信”的重视。在他看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认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古代儒商，无论子贡、范蠡或晋商、徽商等，能够享誉至今，都是以讲诚信为基础的。古代儒商的诚信虽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明文规定和制约，但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商人们明白“诚信经营”“有德性地做人”是一条道德命令，也是经商成功的秘诀。正是在这一精神的牵引下，古代儒商才得以在大江南北有着广阔的市场开拓力，在信誉满满的情况下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回报率可观的生意。徽商吴南坡宣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古歙县岩侯东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徽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人之适市有不欲之他而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新安歙北许氏东支宗谱》卷八《逸庵公行状》)姚鼐的《赠中宪大夫武陵赵君墓表》记载了湖南商人赵宗海逝后之事说：“初，君所受托以财贿者，有数千金。及君没，颇乏偿訾。或谋以孤寡辞而弗与，大恭人(宗海妻)曰：‘吾夫信义，故人托之。今弗偿，为夫取恶名也!’乃破产鬻室中衣物以尽偿其负。”赵宗海是一个小商人尚且如此，大商人们更是珍誉如金，视信为本，造就了明清儒商的辉煌伟业。

诚信价值观在现代儒商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的北京同仁堂自创业之初，其创始人就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料”作为永久的训规，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从济世养生出发，同仁堂的药品经营与服务一直保持诚心本色。曾宪梓在1万港元的基础上能取得辉煌成就，也是“以诚待客”的硕果。他强调只要我们以诚相待，遵从企业训条，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李嘉诚也告诫说，“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做生意，毕竟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还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致良知”还体现为追求专注、极致和口碑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员工在工作时恪守“致良知”的理念，对工作追求专注、极致，把工作的目的与人格完善的修炼结合在一起。这与儒学的人格修炼一脉相承。《荀子·劝学》中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工匠精神对工作的追求就是“锲而不舍”“止于至善”,树立口碑，把做人和做产品统一起来，追求“知行合一”“身心合一”。《诗经》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形容当时加工骨器、玉石的过程，朱熹对此作了“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解读(《论语集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商在历史上用他们精湛的技艺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产品，打造出了诸多的百年老店，如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等。当代中国企业家继承了传统的工匠精神，重点在“专注”上下功夫，形成了执着坚定、专攻其一的新时代工匠精神。如华为自1984年创办以来，一直坚守在电信设备行业，不断投入研发创新产品，成为全球电信设备行业的领先者。未来的企业家将面对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市场，能否具有将产品或服务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将是企业生存的关键。

三、儒商精神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项事业成功的背后都有着一种无形精神力量的驱动。较早深入揭示文化传统与发展之间内在关联的是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韦伯就阐发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种“文化力”驱动的思想。韦伯研究的最大成果在于他分析和解释了西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首先在16—17世纪的西欧兴起，得益于路德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新教伦理的支撑，新教伦理是促进西欧理性资本主义即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韦伯提出，经济发展需要精神动力，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理性资本主义，是因为在西欧居住着大批新教徒。新教创造了一种既拼命扩大财富又极度禁欲、节俭和积累资本的伦理价值观，正是这种伦理价值观推动了西欧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世界银行在1993年《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 “东亚模式”。受韦伯研究的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模式”中发现这一模式可能深深烙有儒家文化的印记，如“儒家思想强调的国家本位、重视家庭血缘关系和教育，鼓励自由经营和‘藏富于民’,提倡‘义利合一’和勤俭的价值理念，都是促使东亚地区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对“东亚模式”的影响是通过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了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对东亚诸国和地区的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发展战略产生了影响，如推行“国家导向”的发展战略和家族主义的经营模式，实施自由经营与“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和“高产乃为善”的经营理念以及“教育先行”的发展方针。总之，在儒家伦理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东亚模式”具有与“西欧模式”不同的精神文化特征。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文化传统可以直接影响到经济的运行机制，其促进作用巨大，如文化传统影响着群体的经济行为，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人们经济行为的准则，还影响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消费和使用，影响着生产组织的方式等等。儒家思想高扬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必然会成为新时代现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驱动力。中国道路的成功也必然需要中国企业家的爱国爱民族的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积淀千年的儒商精神重新焕发生机，形成以儒商精神为基因的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文化精神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新能源等领域，创新尤其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创造出新的技术和经济增长点，为现代化强国建设夯实物质技术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具有创新精神的儒商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中央对企业家和优秀企业家精神的高度重视，对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意义重大。2023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并提出要支持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儒商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经营主体，要培育出一批关键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就要激发富有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和“致良知”的现代儒商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勇于和善于把握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价值创造能力、转变发展方式，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四、结语

任何一种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和企业家精神，都要根植于本土文化，完全照搬外国模式或经验必然水土不服，全盘接受和完全回归传统文化亦行不通。伴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化，向“欧美模式”和“东亚模式”学习是必要的，但这绝不能替代中国道路的探索和追求，中国企业家需要在汲取历史上“儒商”行之有效的经营经验基础上，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家精神，这就需要从中国儒家文化中去发掘商业伦理的道德价值。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现代中国企业家自身文化素养和经营智慧。一代企业家有一代企业家的使命。古代儒商历经明清、民国到现代，儒商精神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在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当代中国企业家融会儒家思想之精粹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探索创建中国企业家精神，一定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也一定会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商业伦理构建贡献出中国智慧。

注释从略 资料来源：马涛，儒商精神的特质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求索》，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