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同为江苏人的盛宣怀与张謇

江苏历来被看作是人文荟萃之地、物丰民阜之地，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更被看作是民族工业发祥之地、工商业兴旺发达之地。清末民初时，该地又产生了两个几乎一前一后执中国工商界牛耳的工商巨子，一个就是江苏常州的盛宣怀，一个就是江苏南通的张謇。盛宣怀（1844年生）大张謇（1853年生）九岁，开始从事工商业是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比张謇从事工商业（创办大生纱厂）约早23年。尽管他们俩从事工商业早晚不同，方法路径不同，作用影响不同，乃至历史评价亦有所不同，但平心而论，他们都是江苏籍工商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都是全国近代工业的卓越领军人物。另外，尽管盛宣怀与张謇在为人处世、思想意识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乃至在两人的实际交往中有着若干矛盾和恩怨，但绝不能否认他们都是新旧时代转换过程中的“新潮人物”，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正因如此，将盛宣怀与张謇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深入准确了解他们乃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特定价值。

一、盛宣怀与张謇的交往及恩怨

盛宣怀1866年（22岁）考中秀才后，连续三次乡试均不中，与“举人”无缘，便与正规的科举仕途告别。他在1870年（26岁）开始当李鸿章的幕僚，之后不久，便积极建议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并于1872年春受命拟定第一个轮船招商章程。

1875年，盛宣怀主持创办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经办大冶、广济煤铁矿务，并直接买下大冶得道湾矿山。

1880年，他创办天津电报总局，主持架设津沪等二十多个省区的电线，经营电线电报业。

1882年，他创办山东平度和辽宁金州等多地金矿。

1886年，他任山东登莱青道后，创办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1893年，他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建立华盛纺织总厂。

1896年，他接办汉阳铁厂并改官办为商办。同年，他督办全国铁路总公司，并主持修筑卢汉铁路干线。

1897年，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1902年，他设立全国勘矿总公司。

1908年，他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阳铁厂

盛宣怀在开创性地兴办了一大批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工矿交通企业后，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等中国最早、最正规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

作为在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中国近代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盛宣怀与后来成长起来的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新一代民族企业家，形成了较为独特而又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传承，有超越；有合作，有竞争；有趋同，有冲突；有友情，有恩怨。

张謇于1895年底开始谋划创办大生纱厂。纱厂初创时，张謇等创办者对现代工厂的营运管理知之甚少，想到上海外国人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学习取经，但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允许他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张謇退而求其次，去盛宣怀依照现代工业模式创建的华盛纺织总厂参观学习。之后，张謇参照盛宣怀所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制模式，确定了大生纱厂股份制架构，借鉴华盛纺织的办厂经验，谋划了大生纱厂的经营管理方式及相关规章制度。可以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张謇，从老一代的企业家盛宣怀那里汲取了不少有益养分，以滋养先天不足的孱弱新生企业婴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謇与盛宣怀这两个江苏人有了来往和交集。

张謇在日记中记载他与盛宣怀的最早交往，是在1897年的阴历二月。当月十八日，张謇与“内子同至上海”。二十二日“晤盛杏生（宣怀）。”两人晤谈后，张謇便在二十四日：“同书箴、敬夫、立卿、一山至潘、郭处会议，定三月内集二十万造厂。”（最早的办厂合伙人“沪、通六董”会商办厂大计）二十七日：“木斋、杏生、爱苍置酒，皆不赴。充刻附‘江宽’船（盛宣怀等人设宴，张謇急着乘船去南京了）。”

张謇在上海盘桓了十天，经与盛宣怀及沪通合伙人商讨，对办厂思路更明晰，决心也更坚定。他在三月十日致好友子培（沈曾值，曾任安徽巡抚）信中，系统地表达了他最终人生道路选择的心迹。针对有人劝他回朝销假，重归仕途，他说：自己“天与野性，本无宦情。”自甲午三年以来，丁忧返乡，“举讳、治丧、营葬”，并筹办团练和实业，及赞助“家庙、义庄”等慈善事业，“负累以逾万数”。目前，“与叔兄卖文鬻力，仅足以偿债息、资家计”，照这样下去，“非兄弟忍苦作客十年，殆不能了。”现在又处于“抟合通州纱厂，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益不可以舍之而去。”这就是说，为了家计营生和国计民生，他不能舍弃办厂而去京复职。张謇说他在之前就向上司表达过，“如其与例乖违，合有处分，如罚俸之类，心愿受之。”接着，他说明了原因和自己的志愿：“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随后，他进一步说到：“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张謇在这里表达了他为了民众与国家的“百岁”功业，要尽力办厂，默默耕耘于穷乡僻壤的信念。信的最后，张謇还希望沈增植若见到翁同龢等政坛前辈时，帮他转达和解释自己的心愿，并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倘能见虞山简书、桂卿前辈致㥪㥪之意乎？”

当然，当时张謇下决心弃官场下商海，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那就是他已隐隐感到陷入政坛险情之中。由于他在甲午年竭力主战，并上书弹劾李鸿章，目前已被李鸿章列入意欲整肃的五十七人“黑名单”。“闻李鸿章使俄时请见慈宁（慈禧），折列五十七人请禁勿用，第一即文道希（廷式），”而他自己不仅赫然在列，而且排名靠前，“名殊不后”。

总之，种种原因促使张謇不顾仕途常规和众人的不解，死心塌地要迎难办厂。

对于张謇来说，在办厂的种种艰难困苦中，最难的是缺钱。俗话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唤鸡也不灵。张謇手中没钱，只得到处磕头作揖，恳求相助。当时，在商场和官场极具能量也颇有实力的盛宣怀，自然成了张謇求助的首选对象。由此，也引发了他们两人的诸多纠葛恩怨。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中，张謇与盛宣怀的来往函件共有108件。有关资料显示，1897至1898年间，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处于困境时，盛宣怀与张謇多次会面，答应与张謇合领官机、集股办厂。“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发行时，主署为“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但同时印有盛宣怀的姓氏头衔。1897年9月22日，盛致函张，明确告之，他将遵照以前所约定的“官商约款”行事。但后来盛却一直没有具体行动，令张十分焦急和不满。

1898年12月26日，张称：“公（筹股）之言，恃无恐，不意皆如捕风”，“乞拨借十万，以一年为期，息认八厘，及期归还。”当天，张謇还致函张之洞：“筹度再四，唯有仍祈我公为京卿（宣怀）函意，力为维持，暂资挹注。謇自谅人不遂争未寒之约，京卿健者，亦当念己出之言，骑虎势成，枯鱼望甚。幸分牙惠，以救燃眉。”不久，张不见盛答复，又向盛致函求援，但仍不见任何回音。

1899年1月10日，张怨愤不已地致函指责盛：“公方以信义号召天下，岂可失言于匹夫？”同时再以“五六万金”求助。然而，盛百方腾闪，迄不应。对此，张謇万般无奈，欲哭无泪，只得殚精竭虑地另想他法。在经过了千磨百折、千难万险后，大生纱厂总算在1899年5月开工投产。此时，张謇对于办厂过程中为难他的人耿耿于怀，对于有关教训和感悟念念不忘，让江南画家单林画了四幅“厂儆图”悬于纱厂公事厅。其中，一幅《桂杏空心图》，就是针对盛宣怀等。

张謇为《桂杏空心图》题记：“遥曰本心空，花棻背。杏乎杏，桂乎桂，贻汝悔。”此处的“杏”，就是指盛宣怀（杏森），“桂”指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局总办桂嵩庆。他们两人都曾答应资助办厂，但均是“空头支票”，令张謇懊恼不已，被他看作是“贻汝悔”的言而无信“空心”之小人。

由此，盛宣怀不讲信用甚至颇为奸猾的形象，被张謇及其“謇粉们”“锁定”。后人也大多以张謇之论看待盛宣怀。然而，近年来有人开始为盛宣怀“辩白”，认为盛在张早期办厂过程中未能以投资相助，有其具体情由，其所作所为并非如张謇及其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堪。盛宣怀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易惠莉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易惠莉在《从张之洞所购“瑞记纱机”到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一文中论述到：1893年，主政湖北的张之洞为了创办现代纺织厂，以洋行代垫借款方式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纺纱机器设备，准备在武汉办南北两个纱厂。1895年夏，这批机器设备运抵武汉，但张之洞办厂计划遇困受阻，他便利用署理两江总督的机会，决定将南厂纱机设备转移于两江消化。他意欲从江苏“息借商款”126.25万两中，挪用50万两，用作沪上商务局“新设纱厂”之官本。但此举受到了商务局督办及一众上海实业家的“软抵抗”。无奈之下，张之洞提出变“息借商款”为贷款方资助办厂资本，但依然应者寥寥。

1896年1月，张之洞回任鄂督，江督由刘坤一接任。临别前，张之洞致电黄祖终（上海道）、盛宣怀等人，希望继续推行沪上工商界以“息借商款”用作承领瑞记纱厂在沪建厂商本的主张。所谓“息借商款”，是指甲午战争时，朝廷向各省会城市和通商口岸民间工商机构的备战款项，江苏、沪、宁三地募集的商款均未动用，一直存放于当地的招商局。这时，盛宣怀正在交涉接办湖北官办汉阳铁厂事宜，不得不表现出与张之洞在上海办纱厂配合的姿态。

1896年1月14日，盛宣怀出面召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若干上海实业家开会，动员大家以“息借商款”认领办厂，但各方均不认可。于是，盛建议张之洞，将价值40万两的瑞记纱机合并苏州“息借商款”60万两，建官办纱厂，“适成一公厂”。此时的苏州状元陆润庠（苏州招商局总理）正在授命领衔筹办纱厂，张接盛电后，立即电邀陆润痒“请即速命驾来宁，面谈一切。”由于要在订购瑞记原价四十万两的基础上，额外再增加二十二万两各种费用，苏州方面放弃了这一方案。

在此之前，张謇曾与张之洞多次商议办厂事宜，但由于南通不像苏州那样有“息借商款”，且南通本地商人又不愿官方介入办厂，张之洞并不指望南通方面承领瑞记纱机。然而，在张謇的苦心运作下，沪商潘华茂表示愿意领衔在南通办厂，并在1896年1月26日出台了《潘华茂等尊办通海纱丝厂禀》。该文明确：“拟在通州城西唐家闸地方水口近便之处，建立机厂，拟名大生，先办纱机二万锭……周转营运需本六十万两，股票仿造洋厂，以一百两为一股，合计集股六千份。议由职等六人共同在上海召集四十万两，在通、海两境内召集二十万辆，通、海不足，仍有上海集补足数。”这时，张謇愿意承担瑞记纱机额外支出之款，只是希望瑞记纱机折价60万两为“官本”，承领办厂的民间股东无须分担付款之责，而且官方不介入办厂事宜，“听商自便”。

1896年2月，张之洞表示认可张謇承领瑞记纱机的意愿。当年4月，接任江督的刘坤一同意张謇关于通海办厂及瑞记纱机处置方案。但是，在9月召开的沪、通商董会议上，大多数人不赞成记纱机处置方案，并萌生退意。沪董樊棻、通董陈维镛“请退”，另两位沪董潘华茂、郭勋虽未退出，但十分消极，主张收缩承领瑞记纱机的规模。10月，张謇去南京与时任江宁总办桂嵩庆交涉瑞记重新核价，无果而返。后来，在张之洞派代表恽祖祁说合后，两江政府接受了张謇的诉求：大生纱厂“成本以一百万计”，瑞记纱机“作价五十万两”为“官股”。随后，即“由謇添招蒋锡坤、商清二人，与沈燮均合为通股；潘认包刘，以刘桂馨与潘华茂、郭勋合为沪股，各认集二十五万，合五十万，与官机价称。”但事隔不久，代表官方的江宁布政使桂嵩庆与沪董潘、郭二氏，均对瑞记纱机处置方案持消极态度。此时，坚持迎难办厂的张謇，唯可依赖的只有实力远不如沪董的通董。同时，他又将求助的眼光投向了亦官亦商的盛宣怀。这才有了1897年3月张与盛第一次会晤，以及张召集沪、通两地商董议决“三月内集二十万造厂”。

盛宣怀碍于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情面，以及想在华盛租让案中得到刘坤一的支持，答应与张謇“合领官机分办”。之后，盛宣怀欲将华盛租让给外商的方案未能得到官方批准，同时，瑞记纱机费用成本又由62万升至84万，他便向政府表示要退出“合领官机分办”案。盛宣怀还致函张謇，告知自己无法“合领官机”，也无法向张謇提供贷款。同时建议张謇将瑞记的四万纱锭分两期安装建厂。于是，归张謇名下的沙锭运往南通一期建厂，归盛宣怀名下的沙锭转移于“华盛浦东东栈”存放（以待二期建厂用）。此时的盛宣怀，几乎将所有的精力和财力投入耗费巨大而困难多多的汉冶萍公司建设中，根本无暇也无力他顾。自此，张謇准备独自承接全部瑞记纱机，并按盛的建议分两期承办，他与盛宣怀“合领分办”的纠葛也告一段落。

汉冶萍公司

由此可见，张謇对盛宣怀不能始终如一参与“合领分办”，以及不能对身陷困境中的自己施以援手，颇多抱怨和指责，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在商言商的精明商人盛宣怀，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投资意向，且并无违法违规之处，也是情有可原。而且，这也并没有影响盛与张在后来的多方交往和合作。

1900年春，在大生纱厂开工投产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庚子之乱”。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由山东向京津蔓延，到处烧教堂、杀教民、袭洋人、拆铁路、毁电线。西方列强在对清政府照会、抗议无果后，组织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向北京进发。清廷于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布诏书，对外宣战。此时，东南督抚和士绅精英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危局、保护东南。盛宣怀与张謇都主张东南督府与列强合议“保卫东南”，使战乱不要殃及经济繁华的东南一带。在此过程中，他们同心协力，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始，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只是想自任保护，不与外国冲突，并没有考虑与外国订约互保。后来，江苏籍社会名流何嗣焜、赵凤昌等人建议，由东南各省督抚补道员来沪，随上海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最后商定由盛宣怀出面致电东南各督抚，推动中外互保订约。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电询张之洞：“盛请会饬地方官沪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等语。是否可行，祈速电示。”张之洞随即复电表示，此事可行，且刻不容缓，应立即付诸实施。但这时的刘坤一却犹豫起来，迟迟不回张电，因为其幕府内有了不同意见。于是，经盛宣怀、赵凤昌与汤寿潜、陈三立等人商量，决定由张謇游说刘坤一。

张謇果然不负众望。他在自定年谱中生动描述到：“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电议鄂约张，张应。”张謇针对刘坤一怕担不守君臣名分、擅违谕旨罪名的心理，以既保东南、又护朝廷的伦理大义，打消了刘坤一的顾虑，促使刘第二天便赴沪签约。满腹经纶而又务实变通的张謇，确实很有能耐。张孝若在张謇传记中说道：“在我父为刘公决东南互保的当口，真所谓千钧一发，稍纵即逝，长江一带没有牵入漩涡，我父定策保全之功，可不在小处了。”张孝若还说：针对义和团所表现出的“民气”，张謇“认为一国没有民情固然不好，而不上正路的叫嚣民气，也不是国家的幸福”。

在随后的中外互保议约会上，精干老到的盛宣怀，同样有着精彩表现。除了事先精心起草修改和约文本，当中方主谈的上海道余联沅难以应对美国总领事古纳提出的刁钻问题时，正是盛宣怀帮助解了围。古纳问：“今日各督抚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如果答“遵办，则此约不须定”；若“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既无外交；焉能订约”？余联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求教于身旁的盛宣怀，盛告他答“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好一个“奏明办理”！这样既可以推进合谋签约，又规避了授权合法问题。盛宣怀的急智和圆妙，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盛宣怀也自诩“保护东南，非我策画，难免生灵涂炭”。

从“东南互保”活动中可以看出，盛宣怀与张謇认识一致，动作协同，关系也较为融合，似乎已看不出他们之间不久前还因办厂问题有过嫌隙。这似乎表明：要么他们之前的矛盾并非如外人认为的那样严重，要么他们都是具有家国情怀，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

另外，在慈善事业方面，盛宣怀与张謇也多有共识和合作。

盛宣怀注重以“义赈”的形式开展赈灾救荒工作，就是以地方士绅为主，由民间人士主导赈灾募捐活动，以弥补“官赈”之不足。由于盛宣怀在商界、政界的地位突出，在他主持义赈和官赈的过程中，往往可以调动相关联的大企业资金，并且常常采用先垫款散赈再募捐归还的方法，比官府赈灾要更为及时高效。因此，他成为了“义赈”界领袖人物及灾区首要的求助对象。

盛宣怀在《行述》称：“平生最致力者，唯赈灾一事。”他还说自己“于赈务数十年来无役不从，虽皆量力倡捐，全仗四方响应，远极欧美，细至妇孺，每一役也，或十余万，或数十百万，乐此不疲，亦并无求福之心。”此番言论与张謇的慈善观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张謇坦言：“慈善事业，迷信者谓其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由于盛宣怀热衷慈善事业且卓有成效，他还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张謇因在家乡创办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色彩的慈善机构，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可以说盛宣怀与张謇都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和引领者。而且，他们在赈灾等方面还互相配合支持。

大清红十字会

1909年海州发生大水灾，张謇和许鼎霖等组织赈济。盛宣怀和吕海寰联名去函表示：“既经阁下及季直殿撰、少卿观察相为提倡，弟等谨遵尊示，即在海州平粜项拨助规银三千五百两。”另外，岑春煊捐助赈款五千元，也是请盛宣怀转致张謇归入工赈。

后来，张謇在家乡通州主持潮灾救济时，也曾致函盛宣怀吁请“定例设法，迅赐拨给赈款若干，俾速集事。”这时，盛已因辛亥风波避祸日本，收到张函后，他即以汉冶萍存款归银十八万两支票交公司经理由神户带回上海用于救灾。他说：“众檠易举，张季老领袖具间，必能念及灾黎，得此不无小补。”

詹美生勘测队

张謇除了对赈灾义无反顾，对能够防灾减灾的导淮事宜极为热衷。在这方面，他也得到了盛宣怀的支持。张謇曾将导淮函件、章程、图说等寄给盛宣怀，便于盛对治淮情况加深了解，并予以支持。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师詹美生勘淮，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的盛宣怀负责安排。张謇对盛宣怀提出了许多建议。盛向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报告：“业经商请张季直殿撰酌派熟悉河道情形员伸照料，会同前往，详慎测勘，并于江皖新捐款内提拨规银一万两，解交张殿撰查收，先备支用，除另文咨请尊处查照，并分咨江苏、安徽、河南三省抚院暨查振大臣外，该工程师到宁，趋谒馆辕，尚祈即赐延见，并谕照料员绅及沿途地方官一体妥为接待，以昭妥慎。”盛宣怀如此细致周到的安排筹划，完全是为了争取美国人对治淮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在听取张謇意见的基础上，对张謇治淮事业的支持。

然而，好景不长。盛宣怀在“东南互保”、赈灾与导淮等问题上，与张謇友好相处、密切配合不久，两人又为铁路国有，汉冶萍公司处置等问题，产生了矛盾。

189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盛宣怀就任督办，主导铁路建设事宜。针对当时政府资金匮乏，外国又欲以入股方式控制路权，盛宣怀主张铁路干线由国家控股，但需向外国借款，支线以民间集资为主。1898年他代表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订立《沪宁铁路草合同》，初定向英商借款修路。但在1905、1906年，浙江和江苏两省绅商又经奏准，先后成立商办浙路、苏路铁路公司，欲自行筹款修筑沪杭甬路。张謇任苏路公司总理、协理，满腔热情地投入自办铁路事业中。然而，在英方的勒逼之下，清廷下令重申向英商中英银公司借款筑路，绅商只能搭股。于是，汤寿潜、张謇等人掀起了浙、江两省绅民拒款保路斗争。张謇在1907年的日记中记载道：“八月二十五日，外部允英人强借江浙铁路资本事发见，蛰先先争，苏人继之。”

张謇在1906年的日记中记载道：“四月一日，苏绅来会议铁路。”“闰四月三日，见苏路商办俞旨，丹揆总理，謇协理，苏人请也。”“二十八日，苏路公司成立，租屋于大马路五福弄对门。”“五月一日，会议路股章程。”“二十日，十二时至杨树浦，午后至铁路公司、图书公司。”“六月九日，与施、钟、王议沪宁路地价事。……任地价则地主之权犹在苏也，是亦不得不尔之势，其款则由盛借萍醴款，索还凡本息一百四十余万两。”“十八日，相度铁路学校改筑之事。”“十九日，与陈飞青、范冰臣二生勘路……往返瓜泾十八里，幸日光不烈，有微风，强可忍耐。”“二十四日，定购地章程。”“九月五日，王少谷来谈，未值，复晤于苏路公司，说路事。”“十五日，苏路公司开股东会。”“十九日，公司董事会议，推刘厚生为稽核总司理，印隽臣为银钱总司理。”“十一月二十二日，铁路开会集股。”二十五日，开商会议劝路股。”“十二月一日，借住铜元局，并借以为苏路驻浦事务所、工振事务所。”

从张謇日记可以看出，对于利国利乡、利绅利民的铁路自建，他是尽其所能、全力操办的。同时，他也寄希望于和求助于老乡盛宣怀。他在1906年8月9日致赵凤昌的信中，为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的款项贷给江苏铁路公司设计了具体办法，包括贷多少，如何贷，以及本息如何逐年偿还等。他还一厢情愿地说道：“杏翁（宣怀）打一头阵，到末数，便可接应，亦稍可周转，在杏翁可为桑榆之收，亦尽梓桑之谊，苏省藉此可合大群，而外界之激刺，亦从此可减，想杏翁必以为然。”接着，张謇又在同年9月3日致函盛宣怀，提出对铁路公司订购汉阳铁厂钢轨的有利方案，并恭维盛：“揆公关怀桑梓之心，当亦无所计较也。”如此动之以家国之情，晓之以利害之理，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然而，盛宣怀作为清政府主管铁路建设的负责人，迫于内政外交的种种考虑，尽管对张謇等人的诉求多有应答，但还是与之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识见。他还是主张依约向英方借款筑路。由此，张謇与盛宣怀顿生龃龉。1906年7月16日沪宁铁路沪锡段举行通车典礼，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愤然说道：“入坐之客多不成礼，盛杏翁犹腼颜宣颂词也。全球路价之贵无逾江苏者，即江苏人之受累逾于全球，然则是日之举独银公司受贺耳，江苏人应受吊。”

1908年3月，中英双方在原来的《沪宁铁路草合同》基础上，正式订立《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由盛宣怀所负责的邮传部出面借英款、聘英人为总工师。此举更激起了江浙两省绅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蔚为壮观的保路风潮，矛头直指盛宣怀。但此时张和盛的私交似乎还不错。1908年4月，张謇夫人徐氏病逝，盛宣怀专门发函吊唁，张謇则复函称谢。

1910年，汤寿潜电劾盛宣怀“损中益外，假公济私”，致盛被革去铁路公司总理职。不久，四川等地掀起了声势更大的“保路运动”。竭力主张变铁路商办为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首当其冲。此运动直接引发了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盛宣怀成了清廷替罪羊被罢黜，若丧家之犬亡命日本。

此时，张謇顺应当时的普遍舆情，对盛宣怀大加鞭伐。他在1912年2月7日为反对汉冶萍与日本合办，致函孙中山、黄兴，还不忘抨击盛宣怀在铁路问题上所为：“盛宣怀为人，小有才能，不顾大局，无丝毫国家观念，即如铁路国有政策，本不为非，而彼乃以卑劣市侩之手段行之，致激起全国反对，满清由此覆亡，吾侪正宜奉为殷鉴。”呜呼哀哉！与张謇同为苏籍政商名流且公谊私交尚可的盛宣怀，若闻此言，当如何是好！

在后来的汉冶萍处置的问题上，张謇与盛宣怀亦十分对立。盛宣怀自1896年从张之洞手中接办困难重重的汉阳铁厂后，励精图治、千方百计，总算使铁厂有了起色。1907年11月，花费巨资建造的铁厂新炉告成出钢，效益大增。为了更大规模的减本增效，盛准备将煤矿与铁厂一体化。1908年春，他向清廷上奏《汉冶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析》，表明“已函商前督臣张之洞，力筹保守之策，拟将汉冶萍煤铁合成一大公司。新旧股份招足银元二千万文，一面拨还华阳债款，一面扩充炼铁……以期保全中国厂矿挽回中国权利。”经清廷批准后，盛宣怀全力实施推进，公司经营成效非常明显。特别是公司的主产品钢轨产销两旺，既顺应了各地（包括江浙）新建铁路的旺盛需求，又使国产替代出口，与洋人争夺权益。为了筹措汉冶萍公司资金，盛宣怀把自己在轮船局和电报局的巨额股票几乎全卖掉，然后大量投资汉冶萍公司。

1912年前后，针对动荡不宁的政局和黯淡不明的经济前景，为了保全自己一生创办的最后一个大企业的资产，盛宣怀希望以公司财产担保向日本借巨款，但日本不愿单纯借款，而是主张合办。这时，新成立的孙中山临时政府财政非常困难，便通过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株式会社洽商合办。1912年1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汉冶萍公司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订立了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十二款。

闻此消息，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又急又气。他在2月7日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说道：“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今盛宣怀因内地产业为民军所占，又乘民国初立，军需孔亟，巧出其平日老猾手段以相尝试，吾政府不加深察，一受其饵，则于国防、于外，皆为大失败。”接着，张謇以此为由、愤而请辞。他在2月12日致电孙中山：“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占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于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

后来，因张謇等各方人士的强烈反对，以及参议院严加质询，临时政府不得不取消合办草约。这使孙中山深感遗憾，也使盛宣怀耿耿于怀。然而，盛对张謇表面上并无任何不满的表示，甚至还出现了盛认同和挽留张謇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戏剧性一幕。

1912年4月，在滞留日本的盛宣怀认可之下，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再三敦请张謇出任公司总经理，张答应“暂任数月”。数月后，他果然要辞职。盛宣怀率公司经理致函挽留：“先生关怀大局，断不以事属危难，走等庸懦无能，不恤教诲也。”1913年初，盛宣怀回国任公司总理，张謇终于辞职成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盛君经营有年，此次复被股东大会之公推，为尊重公司公例计，犹当责之盛君，何况鄙人亦股东之一，尤应服人多数者乎？”盛宣怀则写信给梁启超说：“赵竹君已辞职，季直亦不过问，多数股东欲要求鄙人出面任之，老病岂堪任重，然关乎甚巨，进退极难。”

之后，张謇虽然不再参与汉冶萍公司事宜，但与盛宣怀仍多有交往。1916年盛宣怀去世，张謇作挽联：“乡闾通吊今方始，封殖论才世亦稀。”由此可见，张謇还是很看重他与盛宣怀的乡谊，对盛的卓越经世才能也很感佩。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恩怨是非，但张对盛的“盖棺定论”还是比较公允的。

综上所述，盛宣怀在与张謇近三十年的交往中，虽然政见时有不同，商路手法各异，甚至常有龃龉，但乡谊私交一直保持终生。从两人的个人相处关系来看，张謇有求于盛宣怀较多，对其抱怨责怪也较多；而盛宣怀对张謇所求不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满和责怪。张对盛在自己早期创业时未能伸以援手，后来又在铁路兴建和汉冶萍处置问题上盛遭国人指责，故对其负面评论较多。而盛对张从无恶评，或许是因为张本身很少有受人指摘之处，或许是因为盛的精明处世之道。另外，张总以圣贤为师，一切以国家利害律己论人，而盛则在待人处事中，倾向于兼顾平衡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多方利益。例如，张謇为了实业报国，可以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捐其所持，舍身喂虎”，盛宣怀则既要“干大事”，又要“当大官”、“发大财”。这也是造成张贬盛，而盛不能或不愿贬张的原因。

二、盛宣怀与张謇创业路径选择的差异

毫无疑问，盛宣怀与张謇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引领者，他们都在中国近代史上多领域、多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业绩。他们是同乡，也是同道。但是，由于兴办各项事业的具体年代背景和客观条件不同，以及个人禀赋和志趣等主观因素的区别，形成了他们在具体创业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具体功效及历史评价的不同。研究分析这一点，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盛宣怀和张謇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有裨益。他们的创业路径选择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创办实业方面。

由于盛宣怀比张謇早起步二十多年，且处于洋务运动的兴盛期，故他的实业方向主要是航运、矿山、铁路、电报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产业，并且具有强大的官方背景和洋务领袖李鸿章的鼎力支持。他创办的实业，要么是官办，要么是官督商办，要么是商办官助，尽管他内心深处向往市场化的“商本商办”，但无时无刻不得益于同时也受制于无所不在的官方力量。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由官办改为商办后，政府仍然将粮食等大宗货物特交招商局专运，并用公款为电报局款培养人才。这些都为改制后的商办企业增添了额外的利益。另外，他年轻时从事典当钱庄行业的经验，使他极善于运用金融手段筹募运作资金（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同时，盛宣怀秉持“在商言商”理念，在为国家和企业谋利时也合理合法为自己赚了不少钱。

而张謇创办实业时，官办式微，民办勃发。尽管他也不得不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大生纱厂中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官股”，但仍是以民间商办为主，官方仅按股分红，不过问企业任何经营管理，“听商自便”。张謇从直接关系民生且进入门槛较低而又竞争激烈的棉纺业起步，意向高远，但步履维艰，全凭一己之力运作民间和官方资金勉强成事。另外，他作为一介书生下海经商，既无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又无金融运作技巧，早期创业的艰辛困苦远非一般人想象。同时，他在企业成功获利后，除了“厚待股东”，便是无休止地将企业和自己的资金投入教育、城建等各项公益事业中去。这使得他身后留给子女的财产不多，所创办的企业也后继乏力。

（二）在兴办教育方面。

盛宣怀由于有着雄厚的财力来源和强大的官方背景，加之长期生活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并多与外国人和西方文明接触，因此他办教育的起点比较高，手笔比较大，且筹划规范、运作顺利。他一出手，便瞄准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正规大学，而且向国际一流水平的美国名校接轨看齐。他制定和践行了中国最早、最规范的大学章程和规制，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政府审批支持、巨额资金筹措、校园选址施工、师资学科建设等常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于1895年、1896年相继创立了北洋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天的上海交大），涵盖了文、理、工、法等各个学科，多年引领和支撑中国的大学建设，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贡献重大。

张謇1902年开始创办学校时，主要着眼于乡村小学及为小学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由于经费不足，他分别逐个创建学校，时办时停，还往往贴上自己和亲友的“私房钱”。他在创办通州师范时，本想让江苏省政府出资办成公立学校，但没人搭理，便只得办成私立师范，靠私人和民间筹资。办学过程中遇到经费、买地、基建、师资等各方面的问题，十分艰难。1903年，通州师范勉强开学。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借鉴日本学校的办学经验，聘请了日本的教员，学校才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张謇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在一个地区建起了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特种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树立了地区性样板。而且，他创办的私立师范、盲哑人学校、戏曲学校、纺织刺绣职业学校，均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

（三）在从事慈善事业方面。

盛宣怀的主要特点是：

1、善于定规立制，规范运作。他年轻时就熟悉祖辈和家庭对义庄、慈善堂等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规矩，自己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后来在上海等大城市又了解到西方慈善组织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方式，因而他注重对慈善运作进行“顶层设计”，从募捐筹款到济困扶贫，均有详细而严谨的规定。

2、他动员募捐和动用官办企业资金的能力特别强，手中积累了较多的捐助款项，且主要针对灾害和战乱展开救助（较少办养老院、婴儿堂等慈善实体），在义赈应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大。

3、他的慈善行为遍及全国各地，并不偏重于一地（包括家乡常州），他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在多地分设机构开展活动，因而具有广泛的影响性。

4、他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和国际声望，因而能够与外国人联手开展慈善活动，并一道创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来，他还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创会会长。

张謇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偏重于南通一地，对全国的影响力主要靠南通的示范作用；2、偏重于慈善实体设立，建立各种慈善机构；

3、偏重于慈善实体的广覆盖和全面性（从育婴堂到养老院，从栖流所到改良所，从贫民工厂到盲哑学校，几乎无所不包）；

4、资金较缺乏，往往边筹划、边建设、边完善，有时要靠卖字和生日寿礼所得资助养老院等机构。

（四）在推动地方建设方面。

盛宣怀20多岁便跟着李鸿章当幕僚，为官经商经历十分丰富，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但由于他没有当过地方官，又没有成为地方上的士绅领袖，因此他主要创办铁路、矿业等全国性的实业，而惠及相关联的地方，并没有深耕某一地方，全力推动某一地方（包括家乡常州）建设。对某一地方建设影响较大的个案，是他在主管招商局时被任命为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时，为了发展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全力疏浚山东境内大干河——小清河，从而造福两岸民众，推动地方交通和经济发展。1893年12月，山东巡抚上奏朝廷：“小清河全功告成，推盛首功，传旨嘉奖。是河工程阅时三载，用镪七十余万，皆盛筹集。”

张謇则有所不同，他虽然也因经济和政治活动常年在外奔波，甚至一度在南京和北京当官，但他始终立足南通、深耕南通，全面推动南通早期现代化建设，以至于当时就使南通被誉为全国的“模范县”，后人则将之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怀抱建立“新新世界”的理想，推动南通地方建设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他虽然不是地方官，却依靠自身独特的身份和影响力，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号，以治理现代化为先导，促使南通实现了跨时代发展，使之成为地方建设的楷模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样板。

（五）在为官从政方面。

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年轻时就成为官场翘楚李鸿章的幕僚和亲信，对官场情形和能量十分熟悉，因而对当官很精通，也很感兴趣。他深知，在他那个时代，官场政坛主宰一切，即使经商办实业，也完全取决于官方的支持。因此，他在创办实业时，要么兼任官职，要么主持官办企业，要么当“官督商办”的“督办”，要么以官方为后台“商办”。他的努力方向是“当大官”、“干大事”（可能也含有“发大财”的意思），亦官亦商，官商结合（这或许是他常被人称为是“官僚资本家”的原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不得已而又颇有成效的选择。当然，本着强国利民的理念，他在当官理政时，也颇有若干建树。他在当全国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尚书及电报局、海关负责人时，采取了许多争国权、利民生、促发展的政策举措。特别是他本着“欲谋富强，莫先于铁路、电报两大端”的认知，抓住交通和通信这两个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命脉，奏请朝廷全力以赴。他在职权范围内，直接制定了铁路和电报领域许多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大政方略和运行规章，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张謇也是一个亦政亦商、亦官亦绅的人物。但是，由于他是出身寒门的读书人（状元），他的为官从政具有独特的个人特点。一是对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改革充满热情。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就以新科状元和翰林院编撰的身份公开发表政见，抨击李鸿章；在清末时以江苏咨议局负责人身份，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二是当做官有利于企业和国家事业时，他就当官，当做官无助于企业和国家发展时，或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时，他便毅然挂冠而去（包括辞去国家农工商总长）。三是不当官也照样做事，包括从事地方建设治理和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活动。另外，即使不做官，也与官府、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利用官方资源干事创业。四是在农商总长等高官任内上，基于“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的认知，在经济立法、政策扶持、机构改革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开创性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政务改良。

三、盛宣怀与张謇的共同点及其时代意蕴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盛宣怀与张謇有着太多的差异，甚至经常以两个对立的形象出现。盛宣怀往往被看作是买办官僚资本家，而且在个人品行和政治行为方面饱受诟病，而张謇则是公认的爱国主义民营企业家，且品德高尚，在政治上与时俱进。显然，人们已习惯于褒张贬盛。然而，随着对盛宣怀研究的逐步深化，对其认识渐趋客观，人们会惊诧地发现，盛宣怀与张謇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同类人、同路人。而且，通过探究他们两人相似之处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动因，不仅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他们，还可以看出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内在特质和基本走向。因此来说，盛宣怀与张謇的共同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他们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而走上实业报国的道路。

盛宣怀与张謇都生活在国家被不断侵蚀、瓜分，内忧外患深重、危机四伏的晚清，如何拯救国家、振兴民族，是当时所有爱国的志士仁人共同追求的使命担当。《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痛心疾首，盛宣怀则“病榻拆膺长叹”。与此同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救国必须强国，要强国必须富国，要富国必须兴办实业。张謇的信念就是“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富国强民之本实在于工”。盛宣怀则在1896年被光绪皇帝授予专折奏事特许权后，在所上的第一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中，就明确提出：“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他从甲午战败后，中国亟须强军富国出发，提出将练兵、理才、育才有机融合的治国要策，并主张像“泰西诸邦”那样，“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张謇说他办纱厂，就是为了与列强在纺织业上竞争，以“堵塞漏厄”，“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盛宣怀则说他热衷于矿业，就是因为“中国财产莫大于矿”，且列强多虎视眈眈于此，“故宜大力自办煤矿，用先进技术开采”。由于思想理念趋同，盛宣怀与张謇先后走上了实业救国、兴国、强国的道路。

第二，他们都在创办实业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委屈和磨难。

由于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实业的先行者，或者说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难免不受制、受困于旧时代的思想观念和客观境遇的种种困阻。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经历种种屈辱、困顿、煎熬，几乎事败梦碎。当他四处为办厂在民间募集资金时，有人报以白眼和讥讽，有人奚落地问“工厂是何物”；当他向官府求助时，“心口相商，笔舍俱瘁”，“告急之书字字有泪”。甚至当厂房初步建成后，还有人居然纠众要烧毁厂房。张謇形容当时就如“跻危涉险之人，攀虎豹而出居虬龙，稍一错止，瞬晴皆有齑粉之势。”他在功成名就多年后，仍感慨万千地说道：“困苦情形，不但他人未曾尝试，及鄙人回溯生平，亦有数之厄运也。”当然，他也就因而能做到：“不顾牺牲目前之快乐，力与患难为敌，久且相安。视烈风雷雨与景星卿云等量齐观矣。”

无独有偶。盛宣怀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也有着张謇那样忍辱负重、千磨百折的苦难经历。由于煤铁矿业关系国计民生和维护国家权益，1877年，盛宣怀在创办招商局有所成就后，便在李鸿章的支持和鼓励下去湖北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找矿、办矿。他先在广济采煤，后在大冶炼铁，但由于所需资金巨大，科技水平和人才又跟不上，在大量投入后，宏伟的煤铁同时开采计划只得中途搁浅。此事引起了地方士绅的非议和官府的不满。湖北督办李瀚章在收到民间的告状后，致信李鸿章说：荆门矿务局“上损国税，下碍民生，而于洋煤无毫末之损，于公亏无涓滴之益”。李鸿章面对湖北矿业的困境，又无计可施，只得严厉训斥盛宣怀“实属办理荒谬”，并下令撤销了荆门矿务局。盛只得抱憾而归，蒙丑而退。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五年艰苦，履濒于危，十万巨亏，专责莫诿。地利亿万年暂置之犹可望梅止渴，竟舍之则泼水难收。天理人心，昭昭如揭。原拟俟东海得手，分资派员，先办荆矿，俟煤可供用，而冶炉反掌可成矣。”

祸不单行。几乎与此同时，湖南著名学者王先谦带头弹劾盛宣怀在招商局购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案中，“扣帑入己”、“侵渔中金”。后虽经招商局负责人唐廷枢为之辩白：“领款付款，盛道皆未经手，其因公而未因私，不言可知。”但是，盛宣怀还是因弹劾风，于1882年黯然离开招商局。更为可悲的是，清廷1884年责令盛宣怀全额赔偿湖北开矿亏损，几乎全部赔进了他和父亲在江苏开设典当钱庄的多年盈利。后来，盛宣怀通过创办电报业东山再起，大获成功，但又多次受到官场参劾。他深有感悟说道：“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即身其事，成败利钝亦绝无把握，若非不辞劳怨，不避疑谤，惨淡经营，焉有今日！”这与张謇“舍身喂虎”办实业的经历和体验，何其相似！

第三，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首创者。

盛宣怀和张謇在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都认识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因而都在创办实业稍有成就后，便不遗余力地兴办现代教育。

张謇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基本理念，主张以实业为支撑兴办教育，以教育反哺实业和各项现代化事业。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第一所聋哑人学校，以及中国最早的戏剧学校、刺绣、纺织学校等。他参与创办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海事大学等一批中国早期的大学。他在南通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各类学校共三百七十多所，在一个地区率先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由衷赞叹道：“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犹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盛宣怀与张謇一样，充分认识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他早在1895年就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向光绪皇帝奏请设立新式大学堂，并同时呈上《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随后，光绪御笔亲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它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所国立新式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现代大学。盛宣怀所拟定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规范性章程和第一个规划性文件，是我国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第一个范本。北洋大学堂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用书等方面，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蓝本，其培养的学生也基本达到美国著名大学水准，因而毕业生进入美国大学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试。

刚创办北洋大学堂不久，1896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北洋大学堂以培养工科、法科人才为主，南洋公学则以培养文、理科为主，兼及政法、财经，两校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基本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基础。盛宣怀与张謇一样，特别重视师范和小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先务中之先务”，因而于1897年3月，在先期的南洋公学中，“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学院”，并“复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之法。另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的国立师范学校办学模式，使张謇于1903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私立通州师范得以借鉴模仿。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较为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它的首创性、奠基性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人物郑观应赞誉道：“此乃东半球未有之事，其非常不朽之功业也。”

第四，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慈善向现代转型的奠基人。

盛宣怀和张謇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乐善好施，热衷慈善，而且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吸纳西方慈善理念和方式，促成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建立的先行者、成功者。

张謇为了推进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建设，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张謇1903年出访日本时，认真考察了若干具有现代色彩的慈善机构，回国后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哑学校。接着，他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育婴堂为蓝本，移植其一整套制度和方法，重建和改造南通育婴堂。“力去普通育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他早期所从事的慈善是传统型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晚期，他借鉴西方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力推跨越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和扶助并重，践行“养”与“教”相结合，“教养并重”。例如，他办贫民工场和济良所，一面对贫弱残缺和误入歧途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还在传统的育婴堂设立幼稚园，使“育婴”与“幼教”相结合。他所创办的栖流所收养的流浪人员，也要“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养成独立走向社会的生存能力。

盛宣怀在1892年就创立了“龙溪盛氏义庄”，着重对族人“赈贫”、“优老”、“恤茕”、“助婚”“劝学”。后来，又创设“家善堂”，对苏州普通苦难民众实行“拯难、救急、解衣、推食、恤婺、悯孤、施医、送药，惜字、放生”。1897年盛将久已成立并在全国多地运行的广仁堂，主干迁往大上海，不仅收养孤寡幼童，还设立戒烟所，帮助吸食鸦片的烟民戒烟，办义诊所，为穷人免费治病。他在去世前，立下遗嘱，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以家庭财产的十分之四用于赈灾济贫等慈善事业。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模仿欧美创立的现代家庭慈善基金会。

1904年，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集会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型慈善组织。作为中方代表之一的盛宣怀，拟定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建明章程》八条，建立分会二十多家，募集大量筹款。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完成历史使命，中国会员开会决定成立独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公推盛宣怀为首任会长。在不太长的任期内，盛大力推进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建设。辛亥革命被革职后，盛仍关心支持红十字会工作。1913年，盛个人出资租用外轮，解救南京难民三千余人。1914年，他再次向红十字会捐银一万两，用于安徽难民救助。1916年，盛去世，沈敦和副会长在追悼会上，称赞他是“大实业家而兼大慈善家”。

第五，他们都热衷于家乡的文化事业。

盛宣怀与张謇都很热爱家乡，并都希望家乡的文化建设继往开来，独领风骚。张謇于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开办了中国最早对市民开放的私人图书馆；1913年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地方性报刊，并创建了翰墨林书局；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具有现代色彩的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成现代化大剧院——更俗剧院；1922年还创办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所拍摄的《四杰村》等影片，被送往美国纽约放映。

盛宣怀为了使家乡常州的文化薪火相传，“卒前辈之精神，为后人之模范”，于1895年就开始出巨资主编地方大型文献丛书《常州先哲遗书》，将历史上颇有建树的常州先哲大师们的著作汇编成集，以传承常州文脉，引领家乡后人。该书从选材到校勘，从抄校到刻字全由名家执掌，内容丰厚，刊刻精雅，被看作是近代郡邑丛书之冠。该书的刊印，使常州诸多珍贵文献得以流传于世，使后人真切了解古人的思想、文学、艺术和科技成果。该书在清末面世后，引起学术界、出版界很大反响，被誉为中国出版界的“师资”和中国版本目录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似乎也成了图书善本和精品的代名词。

除了出生地常州以外，盛宣怀对于长期生活的苏州的文化事业也十分热心。他对苏州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十分关注，自己也多方设法收购了大量藏书。1910年，盛宣怀将藏书集中起来，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首家私人公共图书馆（后因种种原因，在他去世前未能向公众开放）。

综上所述，盛宣怀与张謇诸多共同点的本质在于：他们都具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执着的强国梦想，这是他们百折不挠、负重前行的根本动因；他们都是从旧营垒中脱颖而出的时代引领者，这是他们超前性、领先性的基本条件；他们都是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文明意识的先知先觉和先行先试者，他们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但并不坚持“全盘西化”，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的国情和对外国取长补短，这是他们在早期现代化探索中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们在早期现代化的推进中，不仅坚持领先性，而且注重全面性，将自己的事业和视野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注意到现代化各个方面的相互关联性和共促性，全面着手和推动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个共同之处：是时代需要他们，时代选择他们，从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引领了时代，推进了时代。

关于盛宣怀和张謇等时代先驱所从事的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有学者明确指出，以追求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主轴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在徐徐展开过程中，呈现出三大基本特征：

一是以自强救国为主要动力。奋力发展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负，是志士仁人力推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因。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先后出现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实业报国”、“收回利权”、“提倡国货”等一系列动作，有意无意构成了中国式早期现代化的民族特征。

二是以官商共进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现代化核心的工业化，在西方国家主要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近代，最早则主要靠官方启动和推进。早先的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是官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逐步演变为官商结合、官督商办，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企业就是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清末民初，则形成官商分途、以商为主、商依官助的局面，代表性企业就是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这也表现为原先的商为官用向着官为商用转变。这时出现了一批类似于汉冶萍公司、江南造船厂等由官商合办转制为完全商办的企业。

三是以为民谋利为最高目标。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充分意识到富民生与固国本的关系，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既追求“强国”，又追求“富民”，力促改善民生。后来的张謇等民营企业家，更是本着“大德曰生”的理念，以为民谋利造福为兴办企业的主要追求。

以上所说的三个基本特征，涉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体力量、最高目标，具有较多的中国元素和时代特色。在动力系统方面，具有外来被动性刺激因素，更有内在主动性的自救、自强内生因素；在力量结构方面，并非表现为国家或民间的单一性，而是呈现出国家、地方、商人、民众等各方共同发力的多元性；在最高目标方面，不单单表现为以“利”为先的资本性，更有“义”在“利”前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种种积极因素，促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种种艰难困苦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由于政府治国理政有误，社会力量发动不足，朝野内在积极性发挥不够，加之列强侵扰，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并未能达到理想的彼岸。盛宣怀与张謇的创业经历，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成功，是时代的成功，他们的失败，是时代的失败。

由此可见，盛宣怀与张謇的所作所为，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奋发图强、砥砺前行的动因和条件，同时他们也囿于时代条件的制约而不能走得更远更好。他们的成败得失，很值得后人总结反思。当下，我们所全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外无强敌入侵、内无动乱纷扰，近现代形成的物质基础较为厚实，国内外现代化的知识经验积累十分丰富。只要我们主观认知正确、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我们就能创造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光辉业绩。江苏，作为盛宣怀、张謇等一大批有所作为的乡贤生于斯、长于斯的风水宝地，我们一定要秉承先贤精神，“做示范、走在前”。

本文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于2024年4月13日在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城讲坛”所作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