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宏|试论张謇的时间意识

所谓“时间意识”是指人们对时间及其流逝所产生的感觉、情感、思考与观念。时间既是一种衡量尺度，也是一种意义源泉。“时间意识”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向方式不同，也决定了不同时间所蕴含的资源和能量各不一样。检视学术史可以发现，学者们多对西方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牛顿、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等的时间意识进行研究，或对《离骚》《诗经》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以及屈原、陶渊明等文学家的时间意识进行考察，而对置身中国近代社会剧烈转型期的著名历史人物的时间意识则探讨不多，如丁贤勇即曾直言，学界对古代传统时间观念研究较多，对于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时期的研究很少。

另一方面，百年来的张謇研究虽成果丰硕，但迄今尚未见有从时间意识角度切入，对张謇内心世界进行洞察和探究的专文。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张謇的时间意识进行考察，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近代转型期知识分子时间意识问题以及张謇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

一、“光阴宜节也”

节约时间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运营效率和企业收益的必由之路。张謇的生活节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通海垦牧公司职员包少书之子包谦六回忆，在垦牧公司视察时，张謇“穿竹布衣裳（礼服），外面的衣服好，里面的却是典当拆当时买来的衣服”。张孝若也说乃父“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袄子、袜子破了总是加补钉，要补得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候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起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用。拿了口利沙的空酒瓶做了一个塞子，寒天当汤婆子，自动告诉人家适用得很。有时候饭后吃一支小雪茄烟，漏气就粘一纸条再吃，决不丟去。平常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等到相当的时候应用他”。

其实，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张謇不仅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力行节俭，而且在实业、教育实践中也注重对时间的节省。为满足学校对于书籍、讲义以及宣传品编辑、印刷和发行的需要，张謇在通州师范成立后不久即创办了翰墨林书局。

在其《章程》中，张謇强调，要注意从多方面节省，时间即是与物料、地皮并重的一个方面，他还把节省的范围从企业经营延伸、扩大到个人发展，说：“财宜节也，用料不爱惜则费财；地宜节也，置物不谨严则费地；工夫宜节也，办事无条理则费工夫；光阴宜节也，平居妄言笑、妄游衍则费光阴。节则常可有余，费则终必不足。为本局计宜如此，为诸执事一身计，亦宜如此。”翰墨林书局下设有工料帐房，在其《章程》中列有具体的作息时间表，并对考勤和处罚做出明确的规定：“每日早六点钟起，早膳后七点钟上工，十一点三刻停工（立夏至立秋六点三刻上工，十一点二刻停工）。午膳后十二点三刻上工，六点钟停工。均拉钟为号，违者记过”，“星期日如有要工，午后一点三十分开工，五点三十分下工”，“遇有要件须开夜工，六点三十分上工，九点三十分下工，熄灯。”

为满足大生纱厂对优质棉花的稳定、大量需求，1901年，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这是全国第一个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张謇对员工除了要求他们不惧辛劳外，还对其作息时间做出明确规定，强调“日行之事，须照日课时间表，切实力行。即如晨兴夜寝，亦有一定之时间。今定春冬晨以六点钟兴，夏秋以五点钟兴，寝以十点钟为定，至迟不得过十一点”。垦牧公司的管理人员除总理、经理、办事处主任外，还有兼具助理和实习性质的学生若干。张謇对他们期望甚殷，也要求甚严，规定他们“每日晨兴须令先十五分钟，夜寝须令后十五分钟。所记日记及一览表，各经理须时时察看，务期周详，若字句不通不妥者，须为改正。六月、十二月，次第呈监督复核，以备汇成一年之历史。有不守规则者戒之，戒之而不悛改者去之，以励其余”。他还根据日出光照的特点，分别制定了春夏秋冬各季具体的日课时间表（作息时间表），规定了每天起床、早膳、工作、往返工作地与住宿地、午膳、小息（午休）、晚膳、完结今日事并预备明日事、就寝等的具体时间，要求严格加以执行。

为抵御日本可能对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的侵略，1895年，守制在籍的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总办通海团防。他认识到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忠诚可信对军人不可或缺，对来自乡野、未经训练、素来散漫的团练尤为必要，因此申明纪律，主张“约众贵信，信始于时”，强调守时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团民勤加训练，“早练以卯，晚练以未。早归练杂技，晚归听训。未练以先，值大风雨，可缓可止也；方练不避风雨，绅不笠不盖。或大风雨归，行必成列，不许奔竞扰乱”。

要抵御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培养大量人才，所以张謇力主教育救国，把它放在与实业救国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强调：“今日救亡在吾辈，异日强国在儿童。”因此对儿童寄予厚望，对他们在珍惜时间方面要求也更为严格，希望他们能爱日惜时，厚积基础，以便将来能担当重任，救亡图存。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谋一家儿女之教育而及族戚邻里之儿女”，张謇在海门常乐镇老家开设了幼教层次的扶海诧家塾，聘请日籍女教员兼保姆森田政子“课怡儿及邻童十人”。张謇专门制订章程，对创办宗旨、规章、礼节、开设课程、课时安排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学课》规定，每日上课四小时，上、下午各两个小时，上午为八时至十时，下午为二时至四时；凡“到学误时者，罚其父母，每次小银元一角”，“上堂下堂，鸣钟为节。临上课时，外人不得阑人教室”。

现代学校离不开严格的时间管理，也是进行时间观念教育的重要场所。对小学生，张謇要求他们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他给师范附小新校所定的校训就是“爱日爱群，爱亲爱己”。通州师范学校为全国第一个民立中等师范，也是张謇创办教育事业的起点。张謇强调学生必须珍惜时间，他对在校学生的考勤特别重视，在审查了《各学级上课缺课一览表》后予以点评，说“讲习科每人缺课平均数四十三小时有奇，何其多也！三年级每人平均缺课数十四小时，亦不可谓少”，并称其为年级之耻，要求后进者自加奋勉，先进者予以监督和帮助，以“减少缺课数而增益上课数”，以期共同提高、取得优良成绩。他强调“学生入学校，以求知识为目的。

如入校数年，于知识上一无所得，其个人将来之知能何从发展？社会将来之幸福何从创造？”

二、闲暇 麻将 勤苦

胡适曾说，如何度过“闲暇”时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他认为，打发“闲暇”时光的方式对一个人的未来影响很大，“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许多人并不珍惜时间。1917年自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感触颇深，说“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表现之一就是国民热衷于打麻将。这使曾在西方留学、生活，熟悉和适应了工业社会的快节奏，并对曾经一度沉湎于打牌而深深自责的胡适深感可惜。他认为沉湎于麻将荒时废业，是国人不思进取、落后愚昧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他对打麻将盛行，而其危害不为人警惕感到遗憾：“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

“勤”是与“懒”相对立的一种行为方式。通过“勤”，人们可充分、合理地利用时间，增加有效的学习、工作时长，无形中相当于延伸了个体生命的长度，也丰富了生活，提升了人生的层次。胡适认定好逸恶劳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之一，也是造成中国贫弱以致被列强侵略奴役的重要原因，说“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他对日本人的勤苦大加赞赏，感叹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与胡适一样，张謇对浪费时间、虚掷光阴也坚决反对。“赌纸牌”、“作叶子戏”与打麻将同科，常具赌博性质，在清末民初的南通十分流行。1914年，张謇在南通设立女工传习所，初衷是传授手工技艺，使那些原先不能就学之女子掌握一技之长，以助其谋生自立。孰料应者寥寥，城内不少女子“浮惰不振”“日晡而起，捧水烟、赌纸牌者比比也”，其结果不仅衣食不足自赡，且“风俗之日下而日广”，张謇深感痛惜。鉴于“比年以来，风俗日益偷，闾巷流播之声日益垢”，张謇“思有以拯之刷之”，他在女工传习所扩充柳编、花边等手工的教学，“冀植城中妇女生计之本”，但许多妇女却以畏寒自诿，“或领料未作，或作而不终，相聚作叶子戏”。张謇倍感失望：“甚矣，其逸而惰也！”

张謇要求学生珍惜闲暇时间，把它用到学习知识和技能上来。他在给儿子张孝若的家信中也叮嘱其要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多学习，“无事时，可看一小段，或属润讲之，胜似说无益话”，在学校“自修功课时，非自修课游戏时，均请张先生监视时间及规则。”

与胡适一样，张謇对勤苦也大加褒扬，视其为事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认为：“有志气，能勤苦，然诺不轻，取与不苟，此能成业与不能成业之界也。”？在他看来，商人勤苦是英国和日本之商业发达的不二要因，“世界劳与逸较，能劳者成，苟逸者败。英为世界商业先进之国，日为后起之国，而其商皆能勤苦耐劳。诸生诚能知逸之不可乎？”他赞扬灶民“笃实勤苦”觉得即使被一般人看不起的商铺学徒也有值得肯定之处：他们“虽乏知识，然其勤苦耐劳服从有足多者”。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他希望加强对工人的管理，“以兵法部勒，分段安派”使其养成“勤苦耐劳之习惯”他把勤苦列为从事垦牧工作的基本要求，对“牧场办事人，每晨有至八点钟尚未早膳，殊属耽逸”非常失望，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说他们不像“垦牧人”，担心“人人如此，垦牧之效，何日方见？”强调“以后必须早起，毋使人责下走用人不当”。

张謇告诫学生要在静心、耐苦以及多看书、少发议论三个方面“痛做工夫”，不以兴趣为借口，因怕苦畏难而不读书。他给私立南通农校和大生乙种农校分别确定了“勤苦俭朴”和“勤苦敦朴，立命於学”的校训。

1916年，农校开学之际，他发表演说，对校训“勤苦俭朴”进行了解读：“夫勤者，乾德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所以加一苦字于勤字之下……非为凑成字句而然。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者也”，“若能切实做将去，诸生之名誉在此，生计在此，而予之希望诸生以图应用于社会者亦在此”他将“勤逊”定为张氏私立高等小学的校训，强调：“勤则不匮，逊则易亲。不匮则能自立，易亲则能得助。人人自立而得助，族其兴矣！”

三、“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

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本质要素。？每个人降临人世，便开启了走向坟墓的不归旅程。面对生命的有限性与时间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许多人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此，儒、道两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道家主张以恬静、旷达的心态看淡生死、随遇而安、与时同游，或修炼方术、服食仙药，以延续生命，甚至幻想长生不老，超越时间的限制。儒家则主张在有生之年爱惜光阴、勤勉进取，以增加生命浓度；或者各有建树、立德立功立言，以留名青史，达到精神不朽，从而将存在延伸为永恒，以超越个体生理的死亡。以儒者自居、自律的张謇显然服膺后者。他正视物理时间的不可逆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睿智地看待生命的长度与高度，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1921年，张謇69虚岁，按本地习俗，亲友拟为其庆贺70大寿，张謇加以婉拒，且将礼金转用于地方慈善公益事业。在回顾其人生历程时，他谦虚地说：“生平所志，十不得一施。约诸地方，试诸村落，以是自娱，亦犹婪货贿者之弄兵，挠国是者之舞智，自行其心之所明而已。”并且阐述了自己对于长寿的看法，认为贪生与贪财、贪名一样是贪，都不必追求，对一个人，不仅要看其生命的长度，更要看其人生的高度，人生的价值在于其创造，在于对社会及他人的贡献人之举事，日日可百年，不必以血肉之躯，贪望百年。设充下走地方村落之志之量而为之，则天即假我百年，不足云久，又何今日庆之足云？”

1922年，在虚岁70到来之时，他再次论及对寿夭问题的理解：“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他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造福桑梓，服务社会，体现生命的价值。

四、“道民勤事业，节兴作，必先明晷刻”

20世纪20年代，美国游客格雷琴·梅·菲特金参观南通后指出，南通城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张謇阁下的思想。每一件事都具有现代思想和发展的典型性”。在南通县署和大生纱厂设置钟楼，显然都非可以忽视的小事，它们既是张謇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和缩影，也是其树立现代时间意识的显著表征。

与许多古城一样，南通也建有兼具报时和报警功能的憔楼。该憔楼始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其前身为宋淳熙年间建成的戌楼。明洪武三年（1370）重建，后又多次重修。在发展实业、教育，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实践中，张謇认识中转变民众时间观念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道民勤事业，节兴作，必先明晷刻”，于是倡议在谎、憔楼前建造钟楼。

钟楼工程共用银、6000元，由时任南通县知事储南强主持，中国最早的建筑师之一孙杞负责设计、监造，著名营造商李顺记负责施工，1914年12月开始动工，历时5月建成，其势“俯掖谁楼，横晞三塔”，成为民国期间南通的最高建筑物。

钟楼仿照英国伦敦著名的大钟楼设计，方形，底部直径18尺，高78尺，上下共６层：顶层为一小平台，中竖旗杆，以备喜庆升旗之用；第五层为气楼，四边有百叶窗以便通气；第四层有门，可通外面回廊，作瞭望台之用；第三层安装巨型机械钟，为张謇兄弟用潘姓花布商所捐5000元自上海购得，四面朝外有直径近一丈的钟面；第二层有窗，可供值守居住；底层四向有弧圈门，北向门与谯楼门相接，可直达县署，楼前悬挂了张謇撰书的“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对联。后在第四层瞭望台东南角安装了消防警钟，以监报火警，可通过警钟的敲击声数来指示火灾方位，另外还配备了代表方向的色旗、色灯，遇有火情时张挂。

1915年，张謇又在唐闸大生纱厂门口修建了钟楼。钟楼坐西朝东，高22.8米，由裙房和楼体两部分组成。

裙房为中式硬山屋顶形制，下部为一西式拱门，上有西式对称拱券形修饰，左右为对称红色木质开窗，上部有青砖拱券形式。楼体分为三层，第一、二层有窗户，第三层为钟室，四面均有罗马数字标明12小时的钟面。大生纱厂钟楼不使用传统土窑烧制的小青砖，而采用机制红砖砌筑，更增添了西洋现代的时尚气息，成为大生纱厂的标志性建筑，也成为南通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和重要标志之一。

现代时间意识既是现代性的显著标志，也是推动现代性在其他方面生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们发明了把时间计量精确到分钟的机械钟表。明朝后期，钟表开始传入中国，晚清时被大规模使用。机械钟表把时间细分成精确描述计量的时、分和秒，甚至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主导。张謇在南通县署和大生纱厂安装机械时钟，使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缓慢而又安稳生活节奏的居民对时间的感知由原来的粗犷模糊变得细致精确。它不仅为延长生产时间，为管理中明确岗位职责、开展分工合作、进行考勤考绩创造了条件，也培育或增强了人们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和机器大生产要求的精确时间观念，既有助于形成守时的工作习惯、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改变和形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南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五、“罢课实自杀”

“五四”运动后，北京等地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张謇充分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良好初衷，严厉批评北洋政府的媚日外交，坚决反对逮捕游行学生，表示“无论学生举动如何，总出于爱国热情；即使一时愤激，轶出范围，决无死罪”。

６月１１日，他通过南通农会发出通电，认为“京、津学生举动有激而成，其愚诚出于爱国”，要求释放所逮捕学生以安学校而靖民气”。但对学生采取罢课的方式，他表示异议和不值：“诸生爱国之意是而法则非，非即罢课，罢课即误学”，认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国家无穷之希望，兆于学生”，因此青年学生要勇担历史使命，为未来洗雪国耻在知识和能力方面做好储备，“不可妄自菲薄！当思世界虽大，我是其中一分子，只须努力于学业，将来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为健全之国民。雪耻复仇，不足言也。若不此之图，而急于自见，恐未见其有济”，而罢课误学，荒废宝贵之光阴，既消极短视，又得不偿失。他说学生罢课“策同自杀。盖罢课一日，即荒废一日之宝贵光阴，合千百万亿学生计之，损失宁可胜计耶？”“青年正当求学之时，且爱国一道，尤宜于积极方面着想。意气从事，无裨实际。与其废学而号召一般人之觉悟为浅近（此暂时之爱国表示），不如在求学时代，砥砺行学，勉道深就，为将来振兴中国之一办事界强有力之分子……青年学子荒废失学则大可惜”，罢课“以爱国始，以害国终，吾学生也。悲哉！”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是张謇于1912年创办的我国第一所高等纺织院校，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誉为我国纺织工程师的摇篮。在轰轰烈烈的爱国热潮影响下，一些学生也起来罢课，张謇感到十分痛心：“学生至可宝贵之光阴，不当虚掷，人尽能言之……今乃复以山东交涉，靡然从风，相率罢课……夫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爱学当自爱其可宝贵之光阴！綴学弃业，为无济于事之叫嚣，充类至尽，何异自杀？”因此他威胁要将其停办。他对南通另外两所高校，同样为其手创的南通农科和医科学校学生能坚持上课表示欣慰，赞扬其“能明大义，颇堪嘉尚”，并拟“改进扩充，以示褒奖”。

六、“失今不图，后此更无可为之曰”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对华大肆侵略，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张謇坚决反对列强的野蛮侵略，另一方面对清廷的腐败无能、不思振作感到失望。既然政府指望不上，那么作为精英的绅士自然要拾遗补阙，勇挑重担。虽然经济困窘、人才奇缺、民众智能经验不足，“然亦非国家与吾人所可推倭，以为自宽之事”。他认为，当国家处于亡国灭种危险边缘的急要关头，君子当奋起抗争，决不能袖手旁观、坐视其沉沦，留下终身遗憾，“国之存亡，已不忍言，不亡亦必与之争，既亡尤必与之争”。他回顾明末历史，对士人消极坐等、无所作为、错失良机感到惋惜，“天崇之间，天下事尚可为，而人人以为大事已去，群束手以待毙。本朝定鼎后，南方尚或不靖，固已晚矣”，主张应坐起力行，谋求救国之策，千万不能“蹈前明之覆辙”，他对那种“事未及作，即预存一不能成功之念”的思维习惯感到失望，对“徒为大言”，却“言之不能行”的行为十分鄙视。

张謇认识到，当今世界已处于“万国交通”的时代，“我退一步，则他人即进一步。在我则已退之步不能复，在人则务进不已，我将无地可容。天演公例，不进则退”，因此必须精心准备，提前谋划，强调“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希望在“商战激烈时代”，中国能适应残酷国际竞争的要求，避免“天演淘汰”的厄运。？他提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中国之病亟矣，失今不图，后此更无可为之日。”

启蒙运动使西方思想文化走出中世纪的泥沼，科技发展和机器大生产则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侵略、拓展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技术随其坚船利炮涌入中国，越来越多地为国人认识，进而被视为实现富强的不二法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必要手段。张謇认识到“科学为一切事业之母”，“今日为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泰西人精研化学、机械学，而科学益以发明。其主一工厂之事也，则又必科学专家，而富有经验者，故能以工业发挥农产，而大张商战”，因此主张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使用机器，以弥补手工操作之不足，并缩短生产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竞争力，与列强“商战”，“人各以一手一足之力竞于疾，力有限也，则疾可数也。有器焉，可以兼数人之力，则亦可以兼数人之疾，则其供人之需者不止于一身，即其成亦必不止于一艺”

进入２０世纪后，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下，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如蒋观云所说：“二十世纪之大问题，则中国之兴亡是也。”这种严峻形势给矢志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时光飞逝、生命无常，张謇自然不免也有着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张和焦虑。他曾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求教救国之策，后者表示：“中国非真能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究竟有几省能试行否？”张謇“猝无以应，强答之曰：‘或者沿江各省州县有能行者，但一时不易遍及耳’。李云：‘有三两处作模范即善、余日望之，深愧其语，姑为之设计。”与李提摩太的对话进一步坚定了张謇在南通推进区域现代化、先行先试、充当全国模范的决心，强化了其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国势衰微的加速以及生命的无常更增添了他的紧迫感。他后来采取激进务广的发展策略与这种急切心理不无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大生企业集团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最后被银行团接管的厄运。

结语

时间也是伴随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话题。对什么是时间、时间有何价值，中外无数贤哲曾上下求索，给予回答。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李大钊说：“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华夏先祖融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于一炉，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以及甲子纪年的独特历法和生命感知，使时间之流与生命体悟相互缠绕，形成了具有极强循环论意味，颇具东方色彩的生命性、体验性的时间意识。基于农业文明中作物生长的季节性特征和不误农时的要求，中国古圣先贤都强调要爱惜时光，前有孔子对时间流逝性、一维性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后有明代文学家钱福和文嘉先后作《明日歌》和《今日歌》，劝勉人们不要虚度光阴、寄希望于不可把握的未来，而要立足当下，从今天开始进行努力。

进入近代后，西方立足于“未来”的线性的、进化的时间观逐渐传人中国，对中国原有的立足于“过去”的时间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合理而有效地支配时间以期获得最大收益的“经济”时间观也给国门洞开后“开眼看世界”的贤哲以极大启迪和无限遐想，成为实现赶超，以期与西方并驾齐驱，避免亡国灭种厄运的救国方略的内在要求。人们还把时间与规范、文明、效率等联系起来，广泛运用于经济、非经济组织的管理，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型。

对时间人们一般从三个视角来理解：一是物理时间或曰自然时间，二是心理时间，三是社会生活时间。显然，张謇不是从物理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向度，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维度考察时间。他对时间的看重和思考，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惜时爱日思想的精华，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时间意识的合理成分。他崇尚勤勉苦干，对耗费时间、虚度光阴的“赌纸牌”、“作叶子戏”行为感到惋惜、悲哀。虽然在诗赋中他也曾有一般文人墨客常用的悲秋伤春惜芳，在经验感悟的基础上对时间进行评说，但始终未曾止步于对时光飞逝、美好不再的悲伤，并因此沉沦，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也没有逃避现实、消极遁世，而是希望只争朝夕，在有限的时间中建功立业、造福社会，使人生更加充实，层次得到提升。

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张謇实现了由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向现代瞩目于未来、专注于当下、推动社会进步的时间观的转换，并力图通过政治变革、科技革新、管理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改善黎民百姓的境遇。他认识到在环球大通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使用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节约时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而“有能为飞律宾、杜兰斯？哇之一日”。

此外，张謇对在农业社会中养成的慵懒散漫习性以及粗放的时间意识有真切体验，对其与机器大生产和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深刻的认识。为满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他紧扣时代脉搏，在学校、企业通过建造钟楼、制订作息时间表等方式，努力培养学生、职工规范作息的思想以及严谨、精细的时间意识，确立科学的时间观念、守时惜时的习惯。毋庸讳言，由于民族危机深重，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张謇也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焦虑，导致其在企业经营和社会建设中存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以致实施急躁冒进的推进策略，并对学生的罢课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些我们都应予以客观理性、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

注释从略 来源 蒋国宏，《试论张謇的时间意识》，《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