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张謇兴办慈善的五大动因

发表时间:2023-09-04 08:00作者:罗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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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一生热衷慈善,倾心致力于慈善,开创了中国慈善的不朽功业,被称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目前,介绍和论述张謇慈善所作所为的文章十分丰富,但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张謇兴办慈善的经历和业绩,对于张謇兴办慈善的基本动因,却缺少较为系统而集中的探讨。本文试图对此做些尝试,以便深层次理解张謇兴办慈善的思想和动力,以及进一步明确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和发扬这些宝贵遗产。概括起来说,张謇兴办慈善的基本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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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张謇出生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耕世家,张家几代人都讲仁义,做善事。张謇的祖父张朝彦,年少时走过一段弯路,被不良亲友诱赌,输光了家产。后来浪子回头,重振家业,并乐善好施,被乡邻称为“真好人”。他对曾接济过张家一斗米的李老太始终感恩,李老太的儿子离世后,他担负起了赡养的义务,“饷斗米终其身”。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继承了祖父的秉性,作为张家第一个能读书识字的人,对儒家“仁爱济人”的理念认知更为自觉。有一年,家乡海门大旱且有蝗灾,稻米奇缺、奇贵,家人“剥蚕豆和麦屑而食”。家门面临大路,常有人来讨饭。张彭年和妻子只吃半饱,以省下食物救济他人,并表示“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刻是一刻。”他还训导张謇兄弟:你们知道挨饿的滋味吗?我半饱时还要把饭给别人吃,子孙但有饭吃,不可吝啬。当江南各州县被太平军攻陷,来海门避难的人很多,张彭年对有求者“必周恤之”。这些都给童年的张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张謇的母亲临终前的遗言便是“有钱,以偿夙负,振贫乏”。

可以说,家风熏陶和家长的言传身教,洗涤了张謇幼小的心灵,养成了他慈悲为怀的品性,奠定了他兴办慈善的初心宏愿。

张謇自幼便开始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除了家风家教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家风家教的灵魂),是促使张謇终生奔波在慈善之路上的基本动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轴,儒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则是“仁”的精义所在。作为深谙儒学经典大义的一代大儒,张謇必然会对儒家以“仁爱”为根基的慈善思想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张謇的慈善思想和作为,出自他的悲天怜人和宅心仁厚的高尚情怀,最终则来源于儒家的博大精深的仁爱思想。他非常信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他看来,要体现“恻隐之心”的“仁”,就必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必须“爱人”,“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而要“爱人”,必须济人;要济人,则必须付诸慈善。因此,他搞慈善已不是为了一般的做好人、行善事,而是出于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内在追求。做善事,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回报,只图心安理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坦言:“慈善事业,迷信者谓其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中华文化博大深广,丰富多彩,除了儒家以外,佛教和道教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流。张謇的慈善思想,也从佛教、道教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他认为,佛教主张慈悲渡世,布施助人,道家讲究超然物外,修己利世,均可看作是中国慈善思想的源头活水。他明确指出:“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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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传承于传统文化,张謇的慈善动因,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绅士和平民的慈行善举的激励。

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均欠发达的小农村落中,依靠科举功名和知书识礼,获得身份认可和族群尊重,成为地方精英和民间领袖。他们对上可向官方转达民情民意,对下可向民众传达官方的意图和规训,并兴办最基层的治理和建设事宜。他们是在正式的封建行政机构仅设到县一级的情况下,官方非正式在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有学者指出,乡村绅士的职责主要有八类:一为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筹款;二调解纠纷;三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四为公共工程筹款并主持其事;五充当政府与民间的中介;六为官府筹款;七维护儒学道统;八济贫。实际上,这包含了狭义的和广义的各种慈善公益事项。正因如此,绅士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带头人和主导力量。

为了践行儒学理念和赢得民众敬重,绅士们不遗余力的推行慈善事业。他们平时“经营乡里”,力促助益民生,灾荒年则开仓赈灾,恤贫济困。前不久,笔者走访了费孝通、陆定一等名人故里,发现苏南的绅士家庭都具有建“义仓”、办学堂的传统。并在乡规民约和家谱家训中,着重强调仁爱慈善思想。张謇的家乡亦是如此。南通如皋的沙元炳,是张謇的同科进士和事业伙伴,沙家是如皋的首富,“救灾歉,恤贫困,除强暴,扶孤幼,凡有益民生之事,无不力为倡导。”

对绅士们造就的传统慈善之风的耳濡目染,以及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促使张謇坚定不移地跋涉在既艰辛又光荣的慈善道路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兹事具地方慈善事业性质,邦人君子当并不忍听其绝。”

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渗透力特别强。不仅社会精英绅士阶层深受其影响并竭力予以传承,就连普通平民乃至贫贱之民,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奉行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在神州大地时时处处涌现出的“凡人善举”,构成了中华慈善的又一绚丽景观。张謇最为推崇的平民慈善家,就是最终被清政府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的“千古奇丐”武训。

武训因自己不识字受财主的欺辱,发誓要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便以乞讨为生,逐渐积累起钱财,办了多所私塾学堂,使许多穷人家孩子读书识字。用张謇的话说,就是“幕天席地,四大皆空,是真丝毫无所凭藉,然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张謇最佩服武训的就是“以强毅之力行其志”和深广的慈善博爱之心。张謇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激励。


二、西方慈善理念的吸纳

张謇虽是由传统文化哺育的一代儒生,但为了使国家尽早富强繁荣,他对西方文明的各种可取之处都努力学习借鉴。对于为何搞慈善,如何搞慈善,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从西方慈善理念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统观张謇兴办慈善的历程,可以看出,他在1884年结束幕僚生涯,回乡备考和“经营乡里”时,就做了一些收野尸、赈灾民的善事。后来,又在1904年后创办了南通育婴堂等慈善项目,但真正大规模兴办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机构,如养老院、栖流所、戒毒所、济良所、贫民工场、育哑学校等,却是在1912年以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一位西方人的劝导和刺激有关。

这位西方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被清廷赐予头品顶戴)。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在中外均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通”。他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综合融会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处,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专精一学、触类旁通的新学。

1912年4月,李提摩太在与张謇攀谈时,提出了一个鲜明而尖锐的观点:“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能有几省能行否?”这番话使张謇既振聋发聩,又羞愧难当。他当即表示,目前在全国普及尚难,但个别地方可以作些尝试。李则说:“有两三处做模范即善”。于是,张謇暗下决心,要在地方自治(包括慈善事业)方面做“模范”,为中国人争口气。

张謇在与李提摩太攀谈后的第二天,便写下了《感言之设计》,在南通原有基础之上,全面规划设计实业、公共卫生、普及教育、慈善四件大事。关于慈善的设计是:“推广慈善则育婴堂除幼稚园之增设自任外,须增建初等小学五所,平屋二十五间,连具须七千圆。小平工厂七间,连具需须三千圆。改建宿舍楼五十一幢,连具须二万圆。养老院连工厂器具须一万五千圆。残废院年工厂须一万五千圆。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贫民工厂须三万圆。妇女工厂须一万圆。合计十一万五千圆,核银七万七千七百两。”另外,他对已办或将办的慈善机构,都仿效西方模式,改进管理制度和方法,促其转型升级。

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也促使张謇将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与西方近代观念相融合,从而进一步认识慈善的重要意义,并增强自觉推进慈善事业的动力。他认为,“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墨家者流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在这里,张謇将孔孟之道与西方近代理念相比照,说明两者都以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看待慈善,都应予以重视和践行。

其实,早在此之前,张謇就留意于西方的慈善作为。他在1903年出游日本时,便考察了若干具有西方色彩的慈善机构。看了盲哑学校后,感到“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回国后,便向地方政府建议兴办盲哑学堂。1904年,他重建南通育婴堂时,也是受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汇育育婴堂的启发,并相应地移植了他们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复与同人力去普通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会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1912年以后,南通才出现了全面兴办融中外文明为一炉的近代慈善事业的高潮。

1914年12月,张謇为南通医学院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既表达了他对中西医结合培育医学人才的殷切期望,又反映了他融合中西文化理念兴办慈善的基本思路。


三、构建“新新世界”的需求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求者、开拓者、示范者,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新新世界”,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而他所有的事业追求,都是围绕构建“新新世界”的需要而展开。慈善事业亦是如此。

具有世界眼光和进步文明观的张謇,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看作是“文明村落”,他的“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也要把中国建成与先进国家比肩的“文明村落”,“此或不辱我中国之志”。而慈善,在张謇看来,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不行现代慈善,就无法迈进现代国家的门槛。因此,必须大兴文明之风,大办慈善事业,大力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转型。在这里,张謇已经把慈善的地位与作用,提升到促进文明,改良社会,乃至救亡强国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才会对兴办慈善有无比的自觉和执着。

张謇关于构建“新新世界”的设想,首先付诸南通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实业、教育、慈善是地方自治的三根主要支柱,缺一不可。其中,实业是根本基础,教育是积极充实,慈善是必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在张謇看来,慈善虽然仅处于后列的辅助补充地位,但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就社会结构和社会分配而言,如果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不能以慈善的途径予以关照,社会成员就不能共享社会财富,社会就有很多缺憾,就无法构成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动乱,“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正因张謇把慈善看作是地方自治和构建“新新世界”之必需和必然,他才会用毕生的精力和财力兴办慈善事业。

在张謇的心目中,“新新世界”是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世界。但他所处的时代,恰恰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靠慈善。他为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是“安富”、“振穷”、“恤贫”。

所谓“安富”,就是为实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让富人安心赚钱。所谓“振穷”,就是依靠经济发展,振兴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所谓“恤贫”,就是利用民间慈善和国家抚恤,使没有能力工作挣钱的贫民,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张謇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对正常人“广设生计”,“皆有所效以资其生”;对残疾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这样就可以“调剂贫富”,“根除社会上之不平等”。他衷心希望并大声呼吁“将来国家若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

为了实现人人各尽所能、各有所安的和谐社会,从而建成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张謇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他认为传统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而从构建“新新世界”出发,传统慈善应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跨越式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扶助并重,“养”与“教”相结合。因此,张謇后来在创办慈善项目时,竭力践行“教养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对贫弱残缺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并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特别强调“救济之行的目的,即在促其自新,扶其自立,俾由被救而达于自救,故礼义廉耻之诱导,职业技能之训练,较之衣食住所之供给,关系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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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在重建和改造育婴堂时,设立了幼稚园,使“育婴”和“幼教”相结合,并为十岁以上的孩子办了初等小学和平工传习所,帮助他们成人后正常就业。他所开办的贫民工场,既提供劳动场所,又培训工艺技能,让收养留教的学徒工,毕业后就可谋生创业。他所创办的栖流所收养的流浪人员,也要“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逐步养成独立走向社会的生存能力。他注重济良所对失足女子的文化学习和思想教育,开设了国文、算学、手工和伦理道德课程。他在中国首创的育哑学校,除了针对育哑人的特点进行特殊文化教育外,还扬长补短式地进行特定技能培训,学员毕业后,常被商务印书馆及一些图书印刷出版单位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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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着“新新世界”理想的指引和激励,张謇才不遗余力地大办慈善事业,并依据建立“新新世界”的需要,以现代的方法创办现代的慈善项目。


四、卓越人生观的驱动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作为。从根本上说,人生观是一个人干事创业的基本动力。张謇之所以能在多个领域(包括慈善领域)创造一般人难忘其项背的不朽业绩,就是因为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非凡人生观。梳理他与慈善有关的人生观内涵,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脱俗。张謇晚年与曾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谈论过人生的经历和感悟。程德全感叹人忙了一辈子,最终都是空的。他问张謇,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你的?张謇则反问了他一句,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是我的?程是从普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财富观念出发,发出人生意义的疑问。张謇则超越了一般人仅从物质层面看问题的高度,从人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万物灵长”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永恒价值。在他看来,只要人的心灵和精神与世界相契合,特别是心安理得地为世界做事,把自己融入世界之中,无论生老病死,世间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你,因此,人应该“尽人事,以顺天命”,尽量为人类做好事,与主宰“天命”的宇宙相伴相生。这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豁达而务实的人生态度,是张謇兴办慈善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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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鹜功。张謇有一段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张謇人生在世就要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他认为,若要锻造不朽的人生,必须创造不朽的功业。而这种功业要为公利他,对社会、对民众有利。由于张謇执着于为人世建功德,他才能心无旁骛、百折不挠的兴办慈善等利国利民的好事。他特别看重和专注于自己事业的成败得失,当他所创办的养老院因经费紧张而难以为继时,他咬紧牙关勉为其难,甚至登报卖字凑集资金。他对伴随着“新新世界”理想而不断扩充的庞大慈善事业,充满了梦想和期待。他在晚年常感叹:“年日以长,力日以薄,智能日以绌,未知观成之何日也?”

三是悯人。张謇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生而平等,“大德曰生”,上天赋予人以生命,人人都该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他对生活条件艰难、生存能力不足的贫弱人群,具有与生俱来的怜悯心和帮扶心。“良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穷民无告,琐尾流离,或沦入饿乡,或罹蹈法网,匪特有妨社会之秩序,民族之健全,而要亦为人世之极堪怜悯者。”从天良恻隐出发,就会对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的责任担当。正因如此,张謇才由衷的说道:“夫愚兄弟所经营者,天职耳。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不知。知不知在人,非在我也。”他认为,他与三兄张詧所经营的慈善事业,是应尽的天职,不管别人知不知道,都要自觉努力地去做。

四是救世。张謇就是一个以强盛祖国、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政治家、实业家,又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救世为民、“普度众生”情怀的慈善家。为了“救世”,就必须“济世”,他着眼于“救世”,立足于“济世”,在人世间做了无数的好事、善事,被人称之为“活菩萨”和“人间基督”。他非常认同孔子在《易经》中所说的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他认为天地之最大恩德,是为宇宙和人类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环境,让各类生命各得其所,繁衍生长。因此,我们要顺应和珍惜“天地之大德”,“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以上的生活”。他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和慈善家,必须“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这种高尚的人生理念和救世情怀,正是张謇广济人世、乐善好施之动力所在。他尽其所能,耗尽财产,一心想让全体民众、特别是老弱病残者,过上好日子,说到底,还是为了践行他的“救世”和“济世”的抱负。


五、追求完美道德的激励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都奉行读圣贤书、做圣贤事、向圣贤看齐。状元公张謇作为一代儒学最高精英,更是时时处处以孔孟等圣贤为榜样。正如他自己所说:“吾欲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皇皇而不获效,亦犹孔子也。”以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为己任,终生以圣贤为榜样立功、立德、立言。他在“立功”方面,“模范意识”特别强。在推进南通治理和建设的过程中,他总是想当全国的模范(《张謇全集》中关于“模范”的词语和论述特别多)。并以此为动力和导向,全方位地推进南通的现代化建设。在他的努力下,南通后来果然成为了响当当的“模范县”,示范引领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他在“立德”方面,“楷模意识”特别重,总是想成为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楷模。因此,他在道德伦理方面,总是追求完善,总是以圣贤自诩。通观张謇的一生,他有着浓厚的“道德完人”情结,对道德追求有着宗教般的自觉和执着。他要求“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今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趋,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也。”这里所说的“最高等古人”,显然就是指古代圣贤。始终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可能不成为一代道德榜样。他至少在家乡南通成为一方楷模,并开创一代文明道德新风。难怪大教育家蔡元培也要由衷赞叹:“为地方兴教养诸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

张謇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道德楷模要求自己,必然会尽量促使自己十全十美。这不仅要求把事情做到极致,而且个人道德修养也须达到“化境”。张謇一生既能创造不朽的存世功业,又能树立高尚完美的人格形象,追求道德完美是一个基本动因。特别是在兴办慈善方面,更是如此。要想真正办好慈善事业,既需要强烈的事业心,也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怀。

首先,张謇认为,办慈善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自我修行、自我完善的需要,不过是“各尽其力,以行其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他把慈善看作是人道和人格的根本所在,“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办慈善既可以兴“人道”,又可以修“人格”。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和深度,他怎能不自觉自愿、任劳任怨的去兴办慈善?

其次,张謇认识到,用儒家道德伦理观衡量道德水准高低的标准,最关键就是看如何处理公与私、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为公和利他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而慈善最能体现为公和利他精神。因此,要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必须从慈善着手。他认为,道德完美的“天之人”,必然会“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乐,进小公而成大公。”他一生,都在按这样的“天之人”标准行事,都在为成为这样的“天之人”而努力。实际上,他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的道德修养不断修炼完善的过程。

最后,在张謇看来,一个人道德是否完善,既要看他选择什么事做(比如,是否选择利国利民的慈善);又要看他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具有远大的抱负、坚毅的品格、刻苦的精神、高效的作风。因为这些都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外在体现。所以,张謇在竭力倡导和推进慈善事业的同时,特别强调,“人患无志,患无强毅之力行其志”,“勤勉节俭、刻苦耐劳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有了这样品行道德理念,张謇所创办的慈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自然会超过同时代的一般人。

张謇志向不凡,他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高点定位中国的慈善事业,不仅完整构建了一套慈善救济体系,还推进慈善机构变革改良向现代化跨越转型。他做事极为认真细致,他对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机构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无不亲自操劳,并倾注了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他遇到困难,毫不畏惧退缩,而是咬紧牙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正是凭着这种精神,这种品质,这种道德追求,张謇才创造了慈善事业的无比辉煌,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


(本文系根据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9月1日在2023中华慈善论坛上演讲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