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一个日本华裔农民给张謇的刺激

1903年，张謇怀抱着如何使中国繁荣富强的夙愿去日本考察。七十天的考察期间，他对日本的各行各业细心观察，认真研习，并对比中国及自身创业的情况举一反三，深入思考。一些看上去不经意的小事，也往往使他感慨不已，思悟良久。例如，当他偶然接触到一个叫许士泰的山东日照农民在日本北海道开垦有成，便深有感触，引发出许多思考。

一、中日农垦的差距

据张謇日记所载，他在1903年阴历五月十日，到了北海道的札幌。在他的眼中，札幌“濒海皆砂碛，地颇劣。入内山，平原豁然，极望无际，土尽黄壤，形势远在东西京之上。”当时本地居民“不过百万，不足垦此土”，需要再增加三百万人，开垦二十年，方能基本完成建设。这与张謇身处的沿海南通及其正在开展的垦牧事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引起了张謇极大的关注。

张謇在考察札幌农垦业时，了解到了中国山东农民许士泰及其事迹。许于1875年（光绪元年）被日本开拓史招到札幌丘珠村落户开垦。他在那里娶妻生子，雇佣四名福建人，开荒耕种八十多顷土地。“励精农业，十余年如一日，”成果显著，被“奏达天皇，明治三十五年，由兴农产会会长、总裁先后赏银杯及白桃绶名誉章，以旌异之。”显然，他似乎成了一位国家级“劳模”。但据张謇观察，此人并无过人之处，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状朴拙，口讷之，操日本语的山东音。自言山东语不尽能记忆，来时家有父母，有兄弟五人，近十五年不通音问矣。”

这样一个木呐本分的农民，在中国何止“十百千万倍”，但大多勤苦贫困一生，为何在日本却能功成名就，尽享尊荣？许士泰的案例和日本垦区的状况，使张謇看到了中日两国农垦业的差距。仅从当时张謇访日日记所言，日本的领先，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垦区税赋轻，发展快。据陪同张謇考察的当地农学校校长佐藤介绍，当时日本北海道未开垦土地还有百分之九十，仅以已开垦的百分之十统计，当年渔业、农业、林业、矿业等产值已达四千万圆。而国家规定垦熟之地，超过二十年才征税，目前仅征收少量的地方税（即郡税町村税），而且全用于当地的警察、学校等公共服务方面，国家一分不取。张謇对此十分感叹：“合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如北海道者何止百倍，人民之可募而移者何止千倍，使尽如此经营，于富强等何有。”显然，张謇认为，若能借鉴日本的做法，中国一点不会比日本差。

二是畜牧业向欧美看齐。张謇在真驹内种育场看到：该场自明治十年仿美国方法建设，三面环山，引泉水筑渠，“柴落井然，望之如画。牧草种类最蕃，植最盛。马为最良，皆美产。”“观刈牧草刈具，亦美制。”有乳制场，专制新鲜生奶。该校校长专门赴美国选购良种牛马，每头价格最高达二千圆，最便宜的也要五百圆。日本人深知，高成本投入，才能取得高品质产品；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东西，才能进步发达。张謇在农学校及农园试验场，看到了同样的一幕：“果园、牧场，农具、牧具一切维备，农具、牛种、果品用美洲者多。黄牛有大于华产小种一倍者，乳房尤宽，闻有百头。杂黄白色者，每头值一二百圆；黑白色者，每头值四百圆。”

三是与垦牧业相匹配的工业发达。张謇较为细致地观察和记述了札幌两家工场的情况。一家是制麻株式会社工场。该场有六千五百纺锭，五百马力引擎，一千多名工人。日用原料麻八千磅，织精、粗帆布三千尺。每尺精布售价二圆五十钱，粗布售价七分。帆布供全国海陆军及商船用。麻籽供榨油，剩余产品还可做涂料。总资本共八十万圆。这样的规模和效益，对于一个刚开发不久的滨海边陲小城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另一家是重谷木拭工场。其木材切割加工机械均为欧洲进口，所生产的木材加工品标准和质量很高。工场用两台功率为一百马力的引擎，燃料用木材加工剩下的木屑碎片，以节约煤炭和成本。工场建在铁路旁，交通方便，所生产的铁道枕木可从当地发往中国的山东、河北等地。这类工场建立在当地的农垦业基础之上，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垦业的发展。

四是具有垦区特色的学校教育卓有成效。张謇在平岸参观一所公立单级小学校，感到虽然校园不大，校舍不多，但教育有方。“课程有文部颁行之令，教科有地方自编之书（地理、历史皆就札幌言之），报告有式，稽查有法，町村有税，补助有官，其教育之广被宜矣。”第二天，张謇在参观一牧牛场的归途中，随机顺道看了一所寻常小学，看到教员敬业有道，学生勤学有礼，而学校经费来自基层地方税，费用相当节俭，学生每年仅缴学费三百圆，农村子弟可半年上学，半年农耕。这些因地制宜的办学风貌，使张謇赞不绝口。当地的农学校亦很有特点。学校设有博物馆，馆内陈列当地土著器具、服物和丧葬、兵甲等器物，还有北海道的黑熊和大鹏等动物。另外还设有农园试验场。学校左边为理化学教室和农科经济学教室，右边为动植物学教室和农学行政教室，学科齐全，布局合理。除农学校以外，当地还办了官立商业学校等职业性学校。这对农垦业培养优秀实用人才很有帮助。这也很符合张謇办好实业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助推实业的理念。

五是垦区的交通等公共设施建设较为完备。除了铁路和乡村公路众多外，河运亦较为便捷。张謇去距海十八里的石狩川参观，川河较窄，长几百里，有小汽船行驶。归途中，经过创成河侧，看到欧洲式的木闸，呈现出当代先进水平。“闸道两旁植大木为垛，闸为大门二扇，门之下有小门二，有旋螺柱以升降其门，有二大横木以启闭其大门。”对比自己的家乡通州及扬子江流域内河，其自然条件很好，但却未得到有效开发，他甚为感慨：“唯有之而不自殖，殊不可解耳。”

从五月九日至十五日，一周的北海道札幌之行，给张謇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比中日两国各方面，特别是农垦方面的发展情况，张謇感慨颇多。他在离开札幌那一天，挥笔写下一首题为《札幌》的七言诗，表达了自己的万千思绪和复杂情感：

“四远山围札幌皋，荒荒草木万毫毛。

轩眉未觉东邻富，举首还看北斗高。

郑罕榱崩终惧厌，幼安庐在未容逃。

生平倒海倾河意，说向中原换结髦。”

张謇的意思是说，中国未必就不如日本，关键是要积极有为，发奋图强。他由此更坚定了振兴中国与日本一比高低的志愿。

二、差距背后的原因

中日两国在农垦业及相关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对于张謇来说，他把日本不仅看作是参照学习的对象，也看作是对标赶超的对象，因而他不仅要看到差距，更要探究产生差距的原因，从而明确借鉴超越的途径。联系自身从事农垦业的坎坷经历，对比日本的现实情况，张謇看到了中日差距产生的若干原因。

一是在垦荒土地的处置方面。以中国移民许士泰为例，当时日本北海道为鼓励外来者垦荒，由垦荒者自认领土地数量和开垦年限，每年由官府督察，到了年限后，根据开垦成效，将垦民认领的土地全部分给当事人，二十年内，不收取任何税费。而在中国，张謇开垦沿海的荒滩荡地，除了上缴税费外，还要花费大量金钱用于回购兵营、盐场废弃的荒地，以及补偿各类灶户和荡民等。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周旋于官府和本地民众之间。他的通海垦牧公司的土地使用手续，一直费尽八年周折才最终办成。他的朋友孙德全，为了办牧场养马，花了三十万元购买东北锦州土地开垦，还是一事无成。土地是垦牧业的根本性资源，获取土地如此之难，代价如此之高，垦牧业怎能搞好？

孙德全 ，字慎钦，会计学家，银行实务专家，清末汉冶萍公司外部总稽核。1901年，与徐润等合办锦州大凌河天一垦务公司。1903年，受派前往日本，考察政、商、农、工艺。其所著《理财考镜初稿》一书，由张謇题写书名。

二是在经商环境方面。据张謇抵达札幌第一天日记所载：当天下午，在考察官立商业学校之后，张謇与当地海运华侨商人餐叙，他知道海货运到中国运费很高，劝华商合办汽船公司自运货物到中国。华商们心有余悸的谢绝了他的好意，认为中国官员不会允许这样做，即使允许了，也不会给予保护。对比日本政府对航运一直予以补助和保护，张謇大为感慨：“畏虎者谈虎而色变，孰使海外之民变色至于此？”转念一想，自己在家乡创办扬通内河小轮运输，也受到多方阻碍，吃尽千辛万苦，难怪这些在日本的华商心寒胆怯。他在参观博览会农村馆时，对比日本农垦发展环境，也深有感触的说，“宁若我垦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是则伊达邦成、黑田清隆（北海道开垦创始人）之福命为不可及矣。”张謇明显意识到，经营环境的不同，是造成中日两国包括农垦在内的各行各业具有明显落差的重要原因。

三是在各方配套方面。张謇看到，日本政府对垦区的布局规划很科学，发展计划很合理，且教育为垦区培养人才、增添后劲，交通有力服务垦区的生产、生活，秉持明智的开放理念，国内外贸易畅通无阻（在向外销售本地垦牧产品的同时，购用欧美先进产品），从而使垦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百业兴旺的景象。由此张謇得出结论：“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联想到自己在家乡刚起步不久的垦牧事业举步维艰，无人相助，无以配套。张謇感到自己虽然立志要把通海垦区办成“新新世界雏形”，但道路十分漫长而艰难。

四是在政治生态方面。张謇通过考察和思考，认为中日农垦等业的差距，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还是在政治方面。显然，无论是土地和税收政策及整个营商环境，还是垦区的各方配套和规划指导，都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关，说到底还是政治生态的问题。通过许士泰的个案分析，张謇意识到，许士泰这样的本分农民之所以不会在中国有所成就，就是因为民众“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和人民的勤劳智慧，却远远不如客观条件差于中国的日本，张謇尖锐而又痛心地认识到：“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庸者当之矣”。也就是说，中国的病根，在于官员昏庸，政治腐败。张謇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随即开展了变革日本社会的明治维新运动。1871年废藩置县，建立中央统一集权政府。1872年解除土地买卖禁令。1873年实行地税改革。1874年兴起自由民权运动。1881年将官办企业廉价出售给特权商人，并加大对外开放步伐，全力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885年在政治上实行根本性变革，建立内阁制。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确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君主立宪近代天皇制。

《帝国宪法》颁布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29日施行。这部宪法是在伊藤博文外国调查之后，以天皇向首相黑田清隆递交的方式发布，为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变革，使国家迅速繁荣富强起来。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后，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到了二十世纪初，也就是张謇访日前后，日本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与经济基础相匹配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特别是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使一向对日本怀有戒心和愤怨的张謇这一类的中国士大夫，也不得不感佩羡慕。他对日本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成效由衷的发出赞叹：“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木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

而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其国门几乎与日本同时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虽然也施行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救亡图存、革新求强的举措，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自私保守、昏庸无能，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修修补补，也未能坚持下来并取得成效。特别是在政治上，统治者死抱着僵硬的封建体制不放，严重地阻碍了新型经济和新型社会的变革发展。这使得像张謇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君主立宪派，深感不满和痛惜。可以说，张謇访日七十天，表面上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考察学校、工厂、农村等具体单位和行业。实际上，他最为关注、思考最多的是政治问题。包括他了解到与他在同一期间访日的商部尚书载振，在日本花天酒地、丑态百出，也促使他从政治的角度反思中日两国的差距。他在六月初四的日记中说道：就政、学、业三者而言，“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这三者中，政虽然“虚”，却是主因，有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对比日本的情况，他看到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总病根在于政治不行。

三、缩小差距的努力

张謇是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深信“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既然看到了中日之间的差距，以及差距产生的原因，为了实现强国梦，他必然会将对日本考察的思考所得付诸于奋力赶超的实际行动。综观张謇从日本回国后的思想言行，可以看出，他从两个方面加快了追赶的步伐。

第一，在自身事业方面，张謇一回国，便利用在日本所学，取长补短，加快推进两年前启动的垦牧事业。他在1903年6月11日回到南通，21日便“乘小车至公司”，筹划垦牧事宜。当天决定快速修建垦区的第一堤东钝角。以后几天，连续在垦区各堤工地上视察。随后便“试仿日本盐田”，拟定整顿盐业章程，与若干股东订立盐业公司合同。由于垦牧公司开发的荒地过去大部分属于淮南盐场，当地盐运司等传统盐改的守旧势力，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对垦牧公司的发展百般阻挠，刻意刁难。张謇一方面积极向政府呼吁和建议进行盐法改革，一面于1903年秋，与罗振玉等人另行建立同泰盐业公司，接办吕四旺长发等盐场，改革用工和计酬制度，实行修整盐场、浚塘疏港等一系列整顿，并进行“板晒”等生产技术改良。

与此同时，张謇借鉴日本北海道农垦经验，对垦区进行全面规划，一面尝试“大农法”，大力提高垦牧业发展水平，一面完善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建设新型生活区。到了1910年（张謇访日归来七年），北至通州的吕四丁荡，南至海门川洪港，垦区可垦地十一万多亩，可耕地三万多亩，佃农五千多户，垦区棉产品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这时，垦区呈现出可与日本比肩的现代模样，“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随后，张謇乘势而上，以该垦区为样板，与相关合作伙伴一道，一口气开垦了包括大丰等地在内的苏北地区两百多万亩滩涂。

比照日本的经验，张謇更加深信，实业是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础，而工业则是各类实业的中心。因此，他从日本归来，便争分夺秒地加强大生纱厂的经营和拓展。据日记所载，张謇到家的第二天，便与实际主管纱厂事务的三哥张詧深入商讨纱厂管理经营问题。张詧原在外地做官，经张謇请托两江总督等做工作，才使他辞官回乡协助张謇办厂。张詧对张謇谈到办厂体会，“容人易，调人难；受言易，择言难”。张謇对张詧十分认可，“三兄处置木造事极缜密有条理，此亦得力于吏治之历练”。这时，当初的办厂元老沈敬夫等人已“老而衰”，“幸三兄归，能耐心处之。”这兄弟俩都很有才干，又关系融洽，积极谋划、推进了大生纱厂的大发展。1903年，大生纱厂顶住国外洋纱倾销的压力，在国内一般纱厂均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获纯利三十四万两，还扩充纱锭两万多枚。1904年，张謇募集资金60多万两，在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购地165亩，新建大生分厂，1907年建成投产，此时，“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几年后，随着大生关联企业的相继诞生，大生企业集团和资本集团也应运而生。

1903年秋天后，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形成了一大批与之相配套的关联企业。利用大生纱厂轧花的棉籽创办广生油厂，利用油厂的下脚料制皂烛创办大隆皂厂；利用大生纱厂剩余劳力和电力创办大兴面厂。同时，为大生纱厂修理机件而办资生铁厂，为大生纱厂运输原材料和产品而办大达内河小轮等航运公司；为企业职工及部分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而办懋生房地产公司；为储存棉花而办大储堆栈；为与上海连接，而办大达轮步公司并建天生港码头。当时，大生系统的一系列现代企业的兴起，及大生纱厂所在地唐家闸的快速崛起，令国内外瞩目。就连造访的日本人上冢司也惊叹，“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而另一名日本人上鹤见祐辅则说，“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

以日本为对标赶超对象的张謇，不仅要拓展实业，而且要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他在去日本前的1902年，就与如皋籍同科进士沙元炳一起商议，由沙在如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由自己在通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而且，“建师范学校，采日本学校建筑法，自绘图度工为之。”1903年访日归来后，他借鉴日本师范办学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师范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还聘请了三名日本教员。同时，“延日女教员兼保姆森田政子开孰于家，课怡儿及邻童十人”。当年，还开工筹办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04年在海门常乐镇创办国民初等小学。1905年创立通州女子师范学校。1906年创办唐闸实业公立艺徒预教学校，及通州师范附属小学等。1907年筹办农业学校。1909年创办了南通中学的前身——通海五属公立学校。在文化事业方面，张謇还在1903年创办了中国早期出版印刷机构——翰墨林书局。在1905年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博物苑。

本着“大农、大工、大商”的理念，张謇深知，现代大农业必然依托于现代大工业，而工业化必然既促进城市化，又依靠城市化。因此，他从日本回来后，大大加快了南通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步伐。他在完善整个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城市建设。他以通海地区及两淮盐垦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然后，根据产业区域配置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将原有城镇和新兴盐垦区城镇连结整合，共同构成了较为发达的城镇体系。同时，他依据“城乡相间”的“花园城市”模式，以道路交通为线索，构筑了“一城三镇”的空间和功能布局。“一城”为中心城区，延伸了旧城商业和文化的功能，扩展为新型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及现代服务和教育中心。“三镇”即工业镇唐闸，航运港口镇天生港，风光旅游镇狼山。“一城三镇”的格局，显现了当时中国人自我主导的区域规划的最高水平，也忽多忽少地闪现出日本札幌等城市的身影。

城市化的提升，既需要建设，又需要治理。张謇先后成立了水利会、保塌会、测绘局和路工处等机构，代行市政管理的部分职能。同时，以地方自治名义，成立了南通自治会、商会、行会、教育会、农会等一系列模仿日本和西方的社团组织，发挥社会治理的重要“中间组织”作用。最终，南通成了著名的“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

第二，在政治变革方面，张謇素来认为，政治是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的根本性问题。“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而就当时的中国情况看，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非改革改体，不足以系人心而回天命。”而如何改良政治、改革政体？张謇心目中的理想模板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在访日前的1901年，就比照借鉴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帮助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了上奏朝廷的政治改革纲领——《变法平议》。1903年访日回来后，更是看到了政治对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贫穷落后的“病根”则在于政治腐朽。因此，他除了在家乡以地方自治为名，全力推进各项政治社会变革以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宪”运动中。

所谓“立宪”，说到底就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运作，保障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这对于既想国泰民安、又想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新兴士绅（资产阶级）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途径。当时，世界上的立宪，主要是指君主立宪。而同样是君主立宪，又分为两种同中有异的模式。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协定立宪”，偏重于协商、制衡、分权；一种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钦定立宪”，偏重于权力向君主倾斜，而责任向内阁和公民倾斜。张謇等中国主流立宪派，主张重点学日本，兼采各国之长。“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

蔚为壮观的立宪运动，在晚清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张謇则在访日归来后，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和才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说，张謇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介绍、普及立宪的知识和理论。张謇知道，要想推行立宪，必须要让全国上下、特别是当权者，了解立宪的内容和意义。因此，他一回国便组织编辑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稿，并以“序言”等形式，对所译编的书籍进行深入浅出的评介。他在《日本议会史》序言中，一方面精辟阐明立宪的意义及政治权利与政治组织的配套建设问题，一方面详细叙述了日本立宪改革从大定国是政分三部，到设议院、开府县会议，直到召开国会、改行内阁制的整个过程。张謇对这类书籍的编印发行非常看重。他曾致函密友赵凤昌表示：“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同时，他将书送给兵部侍郎铁良等王公大臣，还让赵凤昌设法送入内宫十余本，连慈禧太后也看到了，并表示“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于是，军机大臣翟鸿䘛等纷纷设法选购宪法各书研读。

二是建言献策，鼓动立宪。1904年3月，张謇应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之邀，去江宁专门商讨立宪事宜。经过与汤寿潜、赵凤昌等人半个多月的反复修改，七易其稿，终于为两督写成“请立宪奏稿”。其核心内容是请求“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之誓，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与此同时，他还主动与绝交二十多年的袁世凯恢复联系，建议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袁世凯，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恒等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此举虽然没有得到袁的明确响应，但对袁本人以及其他权臣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05年8月，当“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伤毙送行者十余人”时，张謇著文论革命与立宪问题，认为与其暴力革命，不如温和改良，“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

三是成立宪法会和预备立宪公会。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为了有组织地宣传和推动立宪，张謇先是游说端方、戴鸿慈等重臣，成立“宪法会”，先是从理论学术上鼓吹立宪。随后便与郑孝胥等人谋划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具有政治结社性质的立宪政团——“预备立宪公会”。张謇先是任副会长，后被选为会长。该会会员共有270多人，主要是来自江浙等临海省份的上层绅商、文士名流。公会成立后，主要进行了出版报刊、宣传宪政和开办法政讲习所、训练立宪人才等工作。同时，还编撰商法，完成公司法及总则两部草案。当然，预备立宪公会最具历史开拓意义的工作，还是领导各政团请愿速开国会。

四是成立江苏咨议局，示范引领各省“议会”。1907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朝廷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并同意各省设立咨议局。预备立宪公会随即与11个相关团体在上海集议筹办咨议局事项。1908年6月，张謇开始筹建江苏咨议局，于1909年3月正式成立，由他担任议长。咨议局虽然还只是一个不具立法权的“准议会”机构，仅以“钦遵谕旨，为各省争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但却使社会各界，特别是立宪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政议政机会。正如张謇在江苏首届咨议局闭幕式上所言：“举数千年未有之创局，竟能和平正大，卓然成一届议会，官长与人民毫无龃龉痕迹，上下交尽，谁谓吾国人程度不及，此为各省所略同。”由于张謇的声望和才干，江苏咨议局不仅成立早，而且成效显著，在履行职责、发挥功能方面，特别是在反映民意、维护民权、监督政府方面，对全国各省咨议局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而为整个立宪运动做出了独特贡献。

五是组织国会请愿活动，推进立宪加快步伐。由于国会和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内阁是立宪政体中的基础性架构，因而争取早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就成了立宪运动的主要追求目标。张謇因势利导，以江苏咨议局为龙头，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8月，张謇利用江苏咨议局开会时期，与江苏政要和社会名流商议，决定联合各省督抚及咨议局，共同要求早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经过张謇和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紧张协调运作，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于当年11月齐聚上海，决定以咨议局请愿联合会名义组成代表团赴京请愿。代表出发时，张謇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旨阙上书序》，还连夜改定了请愿活动的纲领性文件《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的意见书》。后来，清廷以“筹备即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统画一”为由，婉拒了代表们早开国会的请愿。对此，张謇有针对性的指出：“夫有国会然后可以举行宪政，无国会则所谓筹备皆空言。”所以，“吾国惟其欲筹备宪政，亦当速开国会也。”针对国民程度不一的借口，张简直言，“中国亟宜择民间之优秀者，许其参政。其多数之国民，一面普及之以教育，一面陶熔之以政治，庶几并行而不悖。若坐待人民程度之划一，而始开国会，是无其时。”

1910年2月，江苏咨议局再次决议呼吁速开国会，各地纷纷响应，共同开展了声势更大的第二次早开国会请愿运动。全国十个团体和一百五十多个入京请愿代表向督察院呈递了请愿书。据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三十多万人。面对这种情况，清廷仍一意孤行，严厉训诫请愿代表：“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

对此，张謇等立宪派不屈不挠，又在当年9月组织了力度更大的第三次早开国会请愿运动。他们利用中央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的机会，一面与资政院内的部分议员里应外合，一面向摄政王载沣上书并四处游说王公大臣。最终，资政院居然一致通过了关于早开国会的议案，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早开国会。清廷十分无奈，不得不在当年10月3日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欠允诺行组织内阁。面对深得民心的立宪派的挤压和孙中山革命派的暴动，清王朝不得不选择了以立宪政改来消弭革命危机的道路。它尽管满肚子不情愿，但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否则就会给执意要推翻它的革命党以可乘之机。

国会请愿运动尽管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无疑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专制统治者竟然破天荒地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收回成命，发布新令，表明其统治权威已根本动摇。像张謇这样的社会精英（包括知名士绅和开明官僚）与社会民间力量联手，成功地组织政治抗争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标志着中国政治正在向现代转型。

在张謇看来，中国若能像日本那样沿着立宪变革的道路走下去，就能以和平改良的方式，消除种种“病根”，使中国变成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强国。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张謇们的意愿运行。辛亥年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彻底轰垮了不可救药的清王朝，也粉碎了张謇们的君主立宪之梦。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立宪运动有意无意为革命创造的思想和社会条件。可以说，清王朝是被革命派和立宪派联手推翻的。因此，张謇一方面在革命发生不久，便由君主立宪转为民主共和，一方面对自己所从事的立宪运动，既感到遗憾，又为之自豪。

正因如此，张謇才在晚年为《自编年谱》作序时动情的说：“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在他看来，立宪运动是近乎扭转乾坤的大事，虽然功败垂成，但却是他一生用力最多、最为辉煌的壮举，也是最有可能实现他强国富民理想及赶超日本目标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