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今天我们为何要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一样，都是近代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自古标榜大一统。“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称之禹域也，谓之天下，而后谓之国也。……未曾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为国也。”

张謇的爱国思想，大体上也经历了梁启超所描述的演变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属于忠君爱国的传统士大夫范畴;甲午战争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他对世界和中国增添了新的认识。

正如他晚年对自己这一重大思想转折所作的回顾:“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事已，盖愤而叹国人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謇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这段话讲的似乎是为何决心从商下海，但字里行间则透露出爱国思想内在蜕变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其内心关切主体的转移。

张謇仍然是爱中国的，而急切企盼救亡图强更增添了这种爱国情感的炽烈，但他所关切的中国主体不再是君而是数以亿计的民众。这也就是他何以在甲午以后经常要强调的几句话：“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

“不民胡国”与过去的“民为邦本”已经萌现明显的差异，因为君主专制主义骨子里的取向是“民愚”或“愚民”，而近代国民则必须经由学(新式教育)而启蒙益智，最终摒弃奴隶根性而获取国民自觉。这是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以后，中国趋新文化精英的新思潮。他们不再把救亡图强的希望，集注于明君贤相的纵天之圣，而是逐渐意识到必须凭借民间的精神与物质的资源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国家。

庚子以后，由于清廷标榜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堂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并非张謇的发明与首创。但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以稳健务实的风格，引导教育改革的潮流。当时各省正兴起一股“大学热”，不顾主客观条件匆忙创办大学或将原有的书院改制升格为大学。

张謇坚持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做法;强调发展新式教育必须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大学之预备在分科高等，高等之预备在中学”;而中学之预备又在小学，必须先办好基础教育才能逐步向高层次教育发展。因此，他比较重视总体设计与数据预测，认为办大学必须考虑实际需要与可能，确定办学规模与招生人数，而这就涉及生源乃至高等和中学的提前准备。即使是发展小学，也必须考虑地区的实际需要与经济承受能力，规划合理的布局，还要准备毕业后继续升学与就业的出路，在普通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方面作相应的发展。

1903年他到日本访问，对日方接待者宣告教育考察的原则:“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

这决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强调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注意从国情乃至省情、县情出发，时时事事都要考虑自身的财力、物力和接受消化能力，正体现出张謇所固有的极为可贵的理性务实精神。昔时论者常过于强调张謇是“教育救国”论者或“实业救国”论者，其实张謇非常关心政治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政治腐败才是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病根”，必须“抉其病根”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

1903年他对日本作认真考察，已经对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萌发浓厚的兴味。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在除夕之夜的日记中明确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引者)则倍之矣。一则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逆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其中批评的似乎是俄国，但实际上已经暗喻清朝政府。此后，张謇从专注于实业、教育，走上立宪运动的不归路。

张謇顺乎时代潮流倡导立宪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务虚名、不讲空话，力求从培育新式国民的基础工作做起，这是他常讲的“不民胡国?不智胡民?”的更为深层的内涵。他与郑孝胥等创立预备立宪公会，出版《预备立宪公会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并且对《时报》施加影响，使之成为鼓吹立宪的舆论中心。同时他们还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公民必读》等宣传立宪与法治的普及读物。

作为首任会长的郑孝胥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词，即公开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家天下”，而民众的弱点则是“苟安偷活”，以“卑贱”自居并屈从于“尊贵”的绝对权威。因此，当务之急是革除“苟安”而提倡“责难”，即人民必须关心、研究、议论“国政”，从而加强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些主张与当时国内民主思潮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更为可贵的是执着的追求与实践。1907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未久，即发起与组织对商业习惯进行调查并由民间拟定商法草案。这一倡议受到热烈响应，有88个地区商务总会与分会(包括新加坡、三宝垅、长畴等海外华商总会，)正式派代表到上海参与讨论，另有30余处商会以通信方式参与讨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

此外，根据清廷的规定，资议局的功能被局限于咨询，但张謇所领导的江苏咨议局从一开始就极力争取成为名副其实的以民意为基础的立法机构，并且在清末政治舞台上表演得颇有声色。

张謇在第一届常会提出并通过的《本省单行章程规则截清已行未行界限分别交存交议案》，要求凡在咨议局开办以后所订的本省单行法，都必须经过该局议决，然后才能呈请公布生效。第二届常会又议决《本局议案公布施行后之实行方法案》，规定地方官必须按期报告咨议局议决案的执行情况，如有故意拖延不办者则据实给以纠劾。

这两个决议案并非一纸空文。在第一届常会期间，江苏巡抚交议改定厘金征收办法一案，即以有损商民利益被咨议局据理驳回。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无视该局权限，擅借外债，该局认定为违法侵权行为，要求资政院核办。次年又因预算案与张人骏激烈冲突，以张謇为首的常驻议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并且发动社会舆论给以声援，使总督在政治上限于孤立。江苏咨议局为各省咨议局树立了榜样，在国内外赢得较高的声誉，因而在全国范围声势颇为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起了先锋与主导作用。

立宪运动终于事与愿违，以失败而告终结。张謇晚年感慨说:“自清光绪之际，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不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迁延而濒于澌尽。”但张謇推动立宪确实是真诚的，而且是异乎寻常的投入，所以他在《年谱自序》中自我总结说:“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是张謇自己，用思想、感情、言行把自己的名字与立宪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切不可以成败论英雄，更不可以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待整个立宪运动。立宪运动不仅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张謇自己。

所谓教育，就是民主政治的启蒙;失败的只是期盼取代革命的君主立宪方案，而立宪诉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趋增强。立宪派本来想以“请愿不已”的真诚来感动清廷，而清廷对请愿运动的冷漠与严惩终于使立宪派绝望，逐步认识到体制内改革的此路不通。革命与君宪的论战曾经持续经年，但其主战场是在海外而主要对手是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辛亥革命的爆发诚然出乎国内立宪派的预料，但其迅猛进展的势头却使后者很快就感悟到时代的潮流无可阻挡，与其逆潮流为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殉葬倒不如顺潮流与革命派共同实现立宪共和。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合力之中也包括许多立宪派的劳绩。独立各省多有立宪派与革命派携手“咸与维新”，也并非人人都是随机应变或抢夺胜利果实，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与必然的结局。

应该指出，张謇并非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吞咽革命的苦果，他曾经劝说地方官员防阻革命，但这无非是借此寻求传统道义上的自我安慰，并非竭尽愚忠以殉故主。其后的迅速转向共和是有思想基础的，而且与其一贯慎于出处的品格相符，也是有过客观冷静的审慎考虑的。

在他的心目中国家已经与爱新觉罗皇室断绝关系，他所忠于并献身的中国已经具有新的时代含义。张謇在历经时事沧桑之后，转而在晚年专注于通海一带的经济、文化建设与地方自治，其实质是谋求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范型，而其范围又并非局限于自己居住的“村落”。

他脚踏实地而又放眼全球，不仅谋求南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超过国内其他1，700多县，而且还雄心勃勃地谋求与外国的先进“村落”作文明之竞争。张謇终生抱持的宏图大愿，是以南通为示范，将这种模式逐步推广到江苏全省，最后推广到整个中国，而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实现全国的现代化。

当然，张謇也有自己的弱点与工作的失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晚年对南通地方自治缺乏正确的务实的宏观指导，不仅没有严格控制各种企业、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反而在没有经过周密论证的情况下匆匆忙忙上了不该上或应缓上的项目，以致战线过长，摊子过大，资金全面短绌，信贷恶性膨胀，远远超过大生集团自身的承受能力。1925年以后的全线溃败，固然与洋纱的强力排挤与垦牧遭到严重灾害有密切关系，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武断与决策错误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而且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千差万别，张謇的南通模式也未必适用于其他许多州、县;然而他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勇于探索，力求闯出一条具有本地特点的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这种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永远是值得尊敬的，而且确实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建设业绩。

我在14年前即曾提出爱国主义必须与理性精神相结合。因为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民族情绪必然会使许多中国人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感情多于理智，特别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感情更容易湮没理智。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理解与尊重，但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可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失。

这层意思，魏源早在《海国图志叙》中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他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欲平外患，必须“先平人心之积患”，而战败所激发的“愤与忧”，正蕴含着“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的消息。因此，他不满足于简单的义愤，提倡“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愤悱”，特别是在“违寐而之觉”以后的“讲画”。他在百余年前所提出的“师夷制夷”的光辉命题，正是经由“愤悱”而缜密“讲画”的结果。

继承这种理性爱国主义优秀传统的有王韬、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严复乃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更把这种理性爱国主义提高到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更高阶段。与魏源、林则徐等发其端绪相对立的，是在朝野都占统治地位的顽固守旧潮流。外来侵略不仅没有促使他们走向省悟、警醒与革新，而狂热的民族情绪反过来淹没了他们有限的理智。这股顽固潮流在19世纪末更发展到极端，变成仇恨一切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笼统排外主义，仇外狂热涵盖一切，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早在20世纪之初，有些先进中国之人已经看出症结之所在:“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点起。故虽讲尊敬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湾为何物，唯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妒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

“两者同意，二聋联盟”的说法虽然过于尖刻，但却一针见血道出丧失理智的笼统排外主义的要害。劳苦群众与统治集团本来是对立的阶级，可是在瓜分惨祸迫在眉睫与仇外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却在一定时期走上同一条道，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从而遭到扭曲的命运，这就是以前两个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民族大悲剧，而又从反面验证了魏源在此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愤悱”二字的深刻意义。

应该看到，作为东南精英的杰出代表，面对这举国如痴如狂而又混乱不堪的险恶局面，张謇再一次表现出可贵的理性精神，他与其他有识之士一起，审时度势，冷静思考，敏锐地看清“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清廷的仓促对外宣战视为“乱命”，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的利益分歧，实现“保卫东南”，亦即所谓“东南互保”。“东南互保”确实是地方实力派与列强之间的妥协，但至少暂时稳定了半壁江山，遏制了笼统排外主义潮流的进一步蔓延，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以东南之“实”保全了西北之“名”，以后才有10年新政的推行。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佩服当年这批杰出绅商的智慧与勇气。当然，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现今的世界与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家与广大民众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面对着全球化的汹涌潮流，面对着霸权主义的挑战与地缘政治的复杂化，更需要冷静审慎地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使世界与中国朝向和谐互利的良好局面持续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爱国主义更需要大智大勇的理性，更需要有全球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需要以大格局的思路与战略来化解各种各样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冲突。而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国民，应当如何珍惜当前的大好局势，如何正确地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如何体现现代国家成员文明风范，应该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着重探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