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张謇与地方治理现代化传统的当代传承

一、张謇精神与改革开放时代

张謇的历史价值，不仅具有研究与借鉴的意义，而且对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来说，更是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精神坐标。历史学家姜义华先生认为，张謇有着世界的视野和宏大的理想，但始终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从一件一件实事做起，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表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个体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相砺相长、戡天役物精神和与自然谐适的精神相砺相长、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的特征。

时代的变革离不开张謇精神，从近代到现代，张謇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张謇不仅是南通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罗一民评论说：“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继承张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扬张謇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和脚踏实地务实风范。”

首先是除旧布新，变革图强。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时候，旧势力错综复杂，张謇能带头转型，精神难能可贵。张孝若说：“父亲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10年，做事必须进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实业要应着世界潮流，没有顽腐的成见”。其次是文明和谐，尊法守信。张謇对股东、对职工都很好，他让股东得到利益、职工得到好处。他对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弱势群体、扶贫对象更好。他号召要以法为本，忠实不欺。他认为，大家都要自觉守法，这是社会的根本和灵魂。再次是坚苦自立，奋发进取。他在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当中都强调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各尽所能，奋发图强，不断进取。

科学与人文主义同样是张謇精神的内核。吴良镛院士认为，张謇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光辉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中重要导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例如：他为公司取名“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就意在《易经》“天地大德之日生”，张謇自己解释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对于南通地区的发展源于《史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思想；他对公园情有独钟，“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等等，都闪现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光芒。因此，南通不仅是聚居的场所、生产的基地，更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场所。这与今天城市所追求的“宜人的人居环境”的创造，在理念、理想、理论上的原则相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精神的现代改革价值，对激进主义盛行的20世纪中国来说，其实是非常弥足珍贵的。从政治思想谱系来说，张謇不是迷恋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更为接近柏克式的现代保守主义。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言，1840年以后，中国更是长期饱受欧陆的激进主义之害至今。在中国，激进主义的狂潮开始衰退之后，保守主义的价值也正在逐渐被发现。保守不仅仅是一个态度上的保守，保守主义是有特定含义的一套观念系统与政治哲学。保守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人类获得自由、守住自由，并使自由不断扩展。保守主义主张保守自由、保守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既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守旧者，也不是目空一切的假自由主义者。作为现代保守主义，则是以一种自觉以审慎的政治态度、理论立场和行动方式抵抗、拒斥与消解激进主张的态度立场，其内涵底色为崇尚自由与渐进式变革，推动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制度文明的融合。

二、城市精神与改革共识的形成

众所周知，城市精神在本质上是一个城市的自我文化认同，对内起到凝聚团结的作用，对外有着形象标识的功能。一方面让市民认同自己所在城市，以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而骄傲，把城市精神作为其“我是谁”的重要规定；另一方面，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之林中，城市精神应该能使城市清晰地获得自我认同，始终知道“我是谁”。任何自我认同都是与“他者”互动获得的，城市也是如此。“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精神枷锁和生活习惯，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极不适应。南通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的所在是要更新观念，要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注重南通人精神重塑，在重视从地方历史的人文资源中吸取养分的同时，进一步焕发南通人的时代精神，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南通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南通人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张謇不仅是南通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张謇孕育了了不起的南通精神，那么南通精神在当代又是如何继承和弘扬的呢？在罗一民看来，当代南通城市精神的提炼产生主要是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传承历史。要看看南通历史上到底有什么，不能凭空想象。看看远古历史，即南通的海洋文化与移民性格；看看近代历史，张謇精神文化的传承。南通很早就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南通除了张謇没别的。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近代出了个张謇。评选出的200多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因为远古时期的历史，唯独南通一个城市是因为近代历史。这也是特别之处。

二是观照现实。在近代南通精神的基础上，南通人在当代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优秀的品格、精神和作风。同时也要关照到南通自身存在的不足。由于南通三面环水、交通不便等方面的限制及其本身的文化特点，南通人有时闭塞、胆小、格局不高，加之移民很多，互相戒备，容易产生“内耗”等问题。

三是引领未来。定了城市精神以后，不仅是现在管用，将来也要管用。要引领未来，推动未来，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发挥城市精神的坐标、导向作用，发挥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精神动力及支撑作用。通过对这种城市精神的弘扬，提升城市品位，塑造一个凝心聚力、政通人和的和谐南通。

从2005年5月开始，南通在宣传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基础上，历时8个月，组织了“南通精神”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参与人数最多、讨论最热烈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最后提炼总结出“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包容会通”是指胸怀宽广、包容万物、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确定了这八个字以后，一切工作的开展都以之为旗帜、为引导。“敢为人先”，就是敢于突破传统、超越自我，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体现了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风骚、善开风气之先、敢于争创一流的进取魄力，这也正是新一轮解放思想所提倡的。以城市精神来衡量做事的成败，做到了就给予表扬和鼓励，没做到的继续鞭策和努力。事实证明，这样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是无穷的。通过对南通精神的弘扬和倡导，南通人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南通精神，也是一种改革共识。城市精神与改革共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规划设计大师、两院院士吴良镛经过研究后，认为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一判断，显著提升了城市的独特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极大激发了民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建设美好城市的愿望。在此基础上，形成“依托江海、崛起苏中、融入苏南、接轨上海、走向世界、全面小康”城市发展大战略，积极构建沪苏通“小金三角”区域一体化。“我们倡导构建沪苏通‘小金三角’，就是要依托沪、苏、通三市区域相连的地缘关系，强化发展上的深度融合之势，把沪苏通区域整体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最发达、城市功能最完备、一体化程度最高、集聚辐射能力最强的新型城市组团。”南通最终建成上海北翼、江苏江海交汇处的现代化港口城市、长三角北翼的经济中心，成为承接上海和苏南、辐射、联动苏中、带动苏北的重要交通节点，为南通构筑走向世界的最便捷的通道。

三、城市精神与地方治理

南通通江达海，早先就是各地迁徙而来、居民多来源的移民城市，由多地不同文化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区域文化格局。新时代是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时代，更是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求共同发展的时代。在近代中国，南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是当时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南通是“近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在当代经济治理领域，南通民营经济的再次腾飞更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通在江苏率先进行大规模国有、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为民营经济高起点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条件，催生了一批新办、领办民营企业。

本世纪初，南通在江苏全省率先确立民营经济主流经济的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出台《关于争创江苏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若干意见》。在当年的主政者看来，着重致力于三个方面：

一是扶持的政策力求最宽。要坚决清除对民营经济的一切歧视性规定，全面放宽民资的经营领域，做到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彻底向民营企业开放，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同时，及时把外地最新的政策变成我们的政策，真正使南通成为民资投入的热土、民营企业家创业的乐因。

二是提供的服务力求最优。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拓展服务领域；对民营企业办理的各种手续，能办的立即办，暂不能办的创造条件加快办，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效率；大力清理部门收费项目，规范行政，公正执法，最大限度地降低服务收费；着力突破生产要素的“瓶颈”，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征地难、引才难的“三难”问题，切实做到想民营所想，急民营所急，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质量。

三是创业的主体力求最多。加快培育一支阵容最为壮观的创业大军，努力形成千军万马闯市场、铺天盖地创大业的生动局面。在培育一批称雄国内外的民营企业集团军上实现新突破，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改制上市、技术创新、开拓市场迅速扩大规模，吸引、鼓励市内外民营企业主在南通上大项目、发展大企业，加快打造一批顶天立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营经济“航空母舰”。

2016年12月，南通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要求，市、县两级设立民营企业服务中心，建设运行“政企通”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办事指引、供需对接、风险预警等综合服务，帮助协调解决企业运行中的困难；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和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市县全覆盖；根据企业申请，新增产业项目类工业用地可缩短出让年限，降低企业首次取得土地成本，到期后按规定续期；“小升规”“个转企”企业办理不动产权更名时免征契税，对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免收不动产登记费；推动“互联网＋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当年投入超过1000万元的智能化先进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投入的10%补助，购置本地企业生产的智能装备产品超过50%的按设备投入的15%补助，以设备到场日为准，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额不超过2000万元。这一系列结合南通民营企业发展情况的具体举措，将为南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这种地方经济治理模式的变革，正是包容会通精神的最佳体现。进入21世纪后, 面对南通民营经济发展与苏南地区的差距,要实现南通发展成为江苏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要求,当时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改革者坚持解放思想, 只有以“第一”的思想认识, 才可能有“第一”的目标定位, 将思想解放与创新, 作为推动南通争创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法宝与动力。

正如罗一民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民本经济，是市场机制调节为主、政府宏规调控为辅、劳动人民自我创业致富、不断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当前南通解放思想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创业致富的积极性，投身到建设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伟大实践之中。我们将想方设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汇聚一切积极的力量，让一切有利于富民强市的新思想充分活跃起来，让一切有志于创新创业的社会成员充分活跃起来，牢固确立民营经济在南通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在实现“两个率先”目标中的主力地位。

敢为人先才能大有作为，张謇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中敢为人先的楷模，在政治建设领域，创造了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特色之路。

当代南通政治建设的“敢为人先”，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高效廉洁的政府是我国最紧缺、最稀有的社会资源。政府管理水平的高低、管理能力的强弱，将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加快向“创新、规范、高效、廉洁”的现代型政府目标迈进。

首先，在本世纪初，南通把适应世贸规则作为解决深层体制、结构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重要机遇，把某些领域的“过渡期”作为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机遇，把履行入世承诺作为对内建设信用关系、对外保持和提高国际形象的重要机遇。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转化社会管理职能，实现从无限权力的政府向有限责任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从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向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政府转变。

其次，南通以目标责任管理为抓手，推进政府法制化建设，将世贸组织的原则、要求转变为政府的自觉行动。根据WTO 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要将法制建设纳入部门工作目标，健全和完善责任、权力、利益相统一，激励约束相结合的工作责任机制，建立健全目标责任的监督考核制度、奖励惩罚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政府行为在世贸组织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

再次，在建设高效型政府方面，一是在职能上合理进退。把地方政府资产管理职能交给资产经营公司，把社会服务职能交给社会中介机构，使政府集中精力搞好经济社会规划和公共服务。二是在办事上简化程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凡是由市场调节、企业自主决定，中介机构能够提供服务的事项，改“审批制”为“登记制”；凡依法保留的涉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重要审批事项，在严格把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简化手续，规范操作，限定时间，提高效率。三是在管理上加强监察。明确各类行政行为的具体效能标准，并做到效能监察的经常化、制度化，进一步完善行政效能举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监督各项行政规范的落实情况，严肃处理各种违规行为，促进政府效能的提高。四是在手段上运用现代科技。建设综合性的政府公众信息网站( 含信息发布、征询意见、社会服务等内容)，加大信息量，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减少政府权力对市场经营活动的干预，从体制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积极创新监督机制，把同级监督、上下级双向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统一起来，拓宽监督的范围和渠道，最大限度地抑制少数人追逐金钱的欲望。要强化惩腐机制，对已出现的腐败行为，加大打击惩治力度，树立政府反腐形象。

结束语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这种看法同时表明政治文化不包括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也不包括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当然政治文化不等于政治心理学，它所指的政治心理层面，是指一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内化的政治制度。

有研究者指出，城市精神不仅是城市文化中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是城市文化的内核和城市的灵魂，而且也是城市政治体系运行的精神动力和政治基础，是城市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追求不同，使得不同城市以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为纽带凝练而成的城市精神不尽相同，也使得不同城市以自己城市精神为重要内容的城市政治文化各具特色。

城市政治文化与城市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非常密切，主要表现在：“其一，城市政治文化能够通过将城市的整体和全局政治利益、政治诉求转化成市民的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评价，从而引导和激励市民参与政治实践活动；其二，城市政治文化作为城市政治体系中的软件要素，能够通过凝聚民心和尊重民意等方式，为城市政治体系的存续和运行提供合法性支撑；其三，城市政治文化可以影响市民对自己政治角色的定位，从而左右其对城市政治体系采取相应的政治态度及政治行动；其四，城市政治文化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等途径，形塑市民的政治人格，丰富市民的政治认知，培育市民的政治品质，调节市民的政治心态，陶冶市民的政治情操，从而影响市民的政治素养与城市政治的社会化进程。”

“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无疑是包含最能反映南通地方政治发展状况的政治文化元素。市民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价值观等城市精神因素，最能反映和体现城市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意识，所以，这些元素通常也是城市政治文化的核心成分，往往在城市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城市文化体系中居于主流或主导地位。城市精神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就是要形成一种治理理念与改革共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路径选择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从张謇精神出发，在近代南通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包容会通，敢为人先”当代南通的城市精神，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作者为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导）